营造田园风光的超凡脱俗氛围，植物是必不可少图像。

    其中著名的是杨廷光为兴唐寺般若院所绘制的山水图；张璪为宝应寺西南院小堂北壁绘制的山水图；边鸾为宝应寺绘制的牡丹图；阎立德为赵景公寺院门上绘制的白画树石图。

    此类题材的出现，说明佛寺在这个时期不仅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而且也成为人们游览、休憩的地方，从而才有了“雁塔题名”为莘莘学子们带来的荣耀，才有了李商隐驱车前往青龙寺，抒发感叹而咏出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佳句。

    毫不夸张地说，唐代的长安佛寺完全是一座天然的美术馆，永久的展品就是那些名画家的壁画作品。一座寺院中可以集中诸多名家不同题材的作品，如慈恩寺、赵景公寺、安国寺等，而诸多的名家也和寺院结下了不解的缘分，他们的许多作画传奇都被记录在寺院的历史上。

    从史籍对于寺院壁画风格的记载中可以看出，随着佛教的中国化，寺院壁画也反映出了强烈的世俗气息，如韩幹为道政坊宝应寺中所绘制的“释梵天女，悉齐公妓小小等写真也”[1]。这正是唐代佛教的一大特色，所谓“菩萨如宫娃”，宫中女子的形象成了艺术家创作菩萨造型的模本。如果将唐代留存下来的美女俑与菩萨放在一起来看，除了衣饰的差异外，那身段与丰满的脸庞哪里还有距离可言。

    寺院中的作品备受珍视，通过一些零星的记载可以见到，它们中还有的被临摹为卷轴画，作为宫廷藏品。如吴道子为平康坊菩提寺佛殿所绘制的有关消灾内容的壁画，“树石古崄。元和中，上(指唐宪宗)欲令移之，虑其摧毁，乃下诏择画手写进。”[2]虽然绘制佛寺壁画的绝大多数都是当时一些著名的画家，但是由于城中的一些寺院是从前代承继而来的，所以自然保留有前人的作品。如定水寺大殿西壁仍保留有南朝梁张僧繇绘制的三帝释天图，以及在大殿内东壁北绘制的神像等。唐以后，仍然有一些画家在寺院从事着这种绘制工作，但远不如从前了。

    唐代寺院壁画只是中国寺院壁画长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它却肩负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名寺、名家、名画成了唐代寺院壁画的特色，一方面是为了显示当时各个佛寺的实力与地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信众。对于画家来说，为佛寺绘制壁画不仅是对自己才华的肯定，更是自己虔诚奉佛的体现，这毕竟是当时人们思想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信仰。寺院与画家之间凭借着壁画作品的影响而声播四方。

    唐代寺院精美的壁画虽然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值得庆幸的是，1985年5月，在对陕西临潼唐代庆山寺地宫遗址的清理中，发现了绘制在其甬道和主室中的五幅较为完整的壁画，多少弥补了唐代长安寺院壁画缺损的遗憾。主室北壁(正壁)及东、西壁上均绘制着壁画，画面充满了欢快的气氛，俨然是佛经中所描绘的极乐世界。北壁画面上群山高耸，香花飘坠，山两侧分别侍立着两组褒衣博带的人像，主像均是高髻，垂宝缯，双手舒展地伸向前方，右侧像中人物右手执有麈尾。主像身后是分立左右的两弟子。东西两壁均为坐部伎乐图和观赏伎乐的中外僧侣图。演奏者和观赏者之间是以影作木构的形式来分隔开的。演奏者们盘膝端坐，发髻高耸，项配珠饰，或吹箫，或击鼓，或弹琵琶，或拍板，或吹笙，或吹笛。更有一人正和着美妙的音乐和空中散落下的鲜花翩翩起舞。这种欢歌乐舞的场面令盘膝而坐在廊房中的听众着迷，他们正静心聆听。借着僧侣们身后各个廊柱的空隙，院中的假山与树木清晰可见。两幅壁画所勾勒出的这幅令人陶醉的悠然生活，巧妙地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这种欢歌乐舞的场面，在保留至今的敦煌壁画同一时期的作品以及近年来出土的唐墓壁画中仍可以见到。

    由于统治者对佛教的支持和倡导，佛寺才得以兴盛和发展。许多著名的高僧，甚至那些远渡重洋而来的高僧都将佛寺作为自己讲经和传法的基地，唐朝官方也将一些著名的大寺院作为译经中心，组织僧人们翻译佛经，或将前代经典翻译中的不妥之处做以校正。与此同时，规模宏大的辩经法会也在这些大的寺院中进行。佛教在此时的长安城中形成了宗派林立的繁荣景象。从这个角度来说，善导创立净土宗，或者净土宗在长安城中建造多达数百座的净土院，并在寺院中绘制众多的净土变相图等等活动，都是顺应了当时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发展的大潮流的。
   
    [1]《寺塔记》卷上，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