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恩寺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南郊雁塔村，始建于隋开皇九年(589年)，初名无漏寺，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东宫太子李治重建，改称大慈恩寺。佛塔系唐永徽三年(625年)高僧玄奘表请创建，以贮存由印度带回的佛教经籍，并安置太宗、高宗亲撰的《圣教序》碑刻。塔初建为五层，砖表土心，仿印度佛塔样式。长安年间(701—704年)又改为十层。后经兵火，仅存七层。明代曾在塔身外包砌面砖。现塔基高4.2米，边长48米；塔身高59，9米，底边长25米，通高64．1米，呈方形角锥状。造型简洁沉雄，古朴庄重。各层壁面均砖砌扁柱和阑额，四面正中辟券门，塔室也呈方形。登临顶层，凭栏远眺，古城内外尽在指顾之间。纵观大慈恩寺历史的变迁，无论是慈恩寺的竣工，还是大雁塔的创建，都和玄奘主持慈恩寺的佛事和佛学研究、经籍的翻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西天取经寻源究理 精研理论宏愿求真
玄奘十三岁时对大理寺卿郑善果说：“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即是他终生的宏图大志。从这时起他便“遍历天下诸州，亲近十四位名宿，学习摄论、地论等大乘经论，刻苦研究，备餐其说，详考其理。”参访各种不同学派的名师，无疑已掌握了当时佛教义理、语言文化知识，他发现不少佛教典籍年久学殊而繁，常常发现理论之异。“先贤之所不决，今哲之所共疑”的问题，就有一百多条。因此，佛教界分为南北两派，纷纭争论，莫衷一是。为了解决这些疑难，求得真知，他决意寻根问底，去印度“求取真经”，“然后展竭众师禀承正法归还翻译，广布未闻，剪邪见之稠林，绝异端之穿凿，补象化之遗阙，定玄门之指南”。
于是他单人独骑，杖策孤征，翻越“悬釜而炊，席冰而卧”的大雪山，横穿“天空鸟飞绝”的戈壁沙漠，“影百重寒暑，蹑霜雨而前”。“在印度境内还遇到了难近母(嗜血女神)教派的掠劫”。玄奘经过了自然和人为的九九八十一难，“历经五十余国，向各国佛教学者学习大小乘经典，还有因明、声明、梵文乃至婆罗门教典籍。在那烂陀寺依止戒贤法师学习瑜伽唯识，中论、百论等，被选为深通三藏的十德之一。”他为了“破斥外道邪说，捍卫真理，写出《制恶见论》；为融合般若瑜伽，建立中道观，息灭空有之争，写出《全中论》”。“在戒日王召开的曲女城佛学辩论大会上，立‘真唯识量’，无人能破，一时名震五印，万人景仰，被大乘人尊为‘大乘天’，小乘人尊其为‘解脱天’”，成为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四大名师之一。戒日王、鸠摩罗王馈赠金银珍宝谢而不受，受高昌王、跋吒王、迦毕试王、乌地王等七国国王尊礼而不骄，戒日王赏其才学，给予丰厚的供养，欲强留印度而不肯，不忘“弘法利民”之志，执意返回东土大唐，翻译经书，广播未闻。
回国以后，受唐王旨意撰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备载唐代西北边境至印度的疆域、山川、物产、风俗、政事和大量佛教故事和史迹。唐太宗曾两次希望他能“还俗从政，辅佐朝廷”，但他矢志译经事业，婉言加以拒绝。从此，他“昼则帝留谈说，夜乃还院翻经”。由于他的刻苦勤奋，毕生翻译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约一千三百余万字，占全唐史上六位高僧所译四百三十五部二千四百七十六卷的一半以上。平均每年译经七十五卷，五日一卷。译经数量之惊人，译笔之精湛，言词之明达，态度之严谨，均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梁启超称赞玄奘的翻译为“意译直译，圆满调合，斯道之极轨矣”，称他为“天下第一人”。鲁迅赞其为“民族的脊梁”。他不仅虔虔不懈，寻求真理，而且非常重视将理论付诸实践，造福国人。
高宗为母立寺慈恩 玄奘受宣被请上座
大慈恩寺原为隋代的无漏寺，唐武德初(618年)废弃。唐高宗李治在东宫当太子时，下令重建此寺，其原因有二。一、据《唐会要》卷四十八“寺”条记载：“慈恩与含光殿相直，高宗阴天则两手心痛，因缄而差。遂造寺建塔，欲朝座相向耳。”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记载：“庚辰，皇太子以文德皇后早弃万方，思报昊天，追祟福业，使中大夫守右庶子臣高季辅宣令曰：‘寡人不造，咎遗所钟，年在未识，慈颜弃背，终身之忧，贯心滋甚，风树之切，刻骨冥深。每以龙忌之辰，岁时兴感，空怀陟屺之望，益疚寒泉之心。既而笙歌逐远，瞻奉无逮，徒思昊天之报，罔寄乌鸟之情。窃以觉道洪慈，实资冥福，冀申孺慕，是用归依。宜令所司于京城内旧废寺妙选一所，奉为文德圣皇后即营僧寺。寺成之日，当别度僧。仍令挟带林泉，务尽形胜。仰规忉利之果，副此罔极之怀。’于是有司详择胜地，遂于宫城南晋昌里，面曲江，依净觉故伽篮而营建焉。”以此可知，高宗为了给他早已去世的母亲文德皇后(即庸太宗李世民的皇后)追荐冥福而建此寺，故称慈恩寺。这当是大慈恩寺的渊源和由来。
寺院建成之后，唐高宗宣请玄奘任上座，主持慈恩寺的佛事，又请五十名高僧为玄奘助理。宣令度僧三百，做为慈恩寺的住寺僧人。玄奘入寺时，还举行了隆重仪式，玄奘与五十名高僧由弘福寺乘宝车，京城的僧众列队随后，文武百官侍卫陪从，乐队奏乐，长安各界人士夹道欢呼，观看热闹。太宗皇帝、皇太子及后宫嫔妃亲临安福门楼，手持香炉目而送之，盛况非凡。
慈恩为基锐意创新 付诸实践苦修求实
自从玄奘主持大慈恩寺佛事之后，依靠朝廷的支持和他在佛教的教义教理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及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借用慈恩寺这个支点，使他将理论付诸实践的宏愿得到充分的发挥。在当时佛教的发展、佛学的研究、文化艺术诸方面都创造了唐都长安“六大之最”。
一、唐都长安寺院众多，大慈恩寺规模最大。
慈恩寺不仅是京都名寺，而且也是唐代长安城内规模最大的一个寺院。《慈恩传》卷七有一段记载：“穷班缍巧艺，尽衡霍良木、文石梓桂樾樟拼榈充其林，珠玉丹青赭垩金翠备其饰，而重楼复殿，云阁洞房，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床褥器物，备皆盈满。”占当时晋昌坊的一半，总面积三百九十八亩五分。(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1979年8月8日钻探报告的结论)
二、大慈恩寺环境风景最幽。
慈恩寺面对终南山，背靠长安城，东临曲江水，西依杏花园，寺前黄渠水缓缓流过。林竹丛萃，莲沼盘游，在唐代慈恩寺已是游览的名胜之地。宋代宋敏求在《长安志》卷八“晋昌坊”条中赞之曰：“仍选林泉形胜之地。……寺南临黄渠，水竹深邃，为京都之最。”寺内所植从印度带回的奇异花种，“元果院牡丹，先于诸牡丹半月早开；而太真院牡丹，却晚诸牡丹半月迟开”。(宋钱易《南部新书》记载)悲士淹《白牡丹》诗：“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先开紫牡丹。别有玉杯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由此可知慈恩寺内，元果和太真两院，牡丹称奇长安，为人争先观赏。另外慈恩寺主要殿堂前的南池中，由慈恩寺僧人精心培育的荷花，也誉满京城。
三、佛教学术气氛最浓。
慈恩寺内的翻经院，是玄奘译经的地方，此院极为庄严，《慈恩传》卷七记载：“虹梁藻井，丹青云气，琼础铜樯，金杯华铺，并加殊丽。”玄奘在此翻译佛经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在译经的同时，还培养了大批学者。门人号称千人，达者七十，不传名者无数。创立了中国佛教宗派中的法相唯识宗，因而大慈恩寺也被奉为法相唯识宗的祖庭。以后，玄奘的高徒窥基住慈恩寺，著疏释义，宏扬唯识学说，遂使慈恩寺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的高等学府和佛教文化的研究中心。
四、玄奘亲自创建的大雁塔为唐代佛塔之冠。
西天取经两次散失经书，玄奘一心表请建塔。关于玄奘回国途中散失经本的情况，《慈恩传》卷五中有两段记载：“行至旦叉尸罗国(今印度河与鲁姆河之间)……又西北行三日至信度大河。河广五六里，经像及同侣人并坐船而进，法师乘象涉渡，时遣一人在船看守经书及印度诸异花种，将至中流，忽然风波乱起，摇动船舫，数将覆没，守经者惶惧坠水，众人去救得出，遂失五十夹经本及花果种等，自余仅得保全。”此为渡印度河散失经本的概况。同书又载：“法师在其国(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忽遇群贼，商侣惊怖登山，象被溺水死。”大象负载经卷，象溺水而死，失经不少。玄奘经过回归途中两次意外的失经后，对带回长安的经卷，自然备加爱护。为了保存好由印度带回的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梵本、佛经、佛像、舍利、奇异花种等，防止火灾和人为的意外，他表请朝廷修建佛塔。得到恩准后，他又亲自主持、设计、督造，甚至背砖运石，建起了大雁塔。对此，《慈恩传》卷七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三年春三月，法师欲于寺端门之阳造石浮图，安置西域所得经像，其意恐人代不常，经本散失，兼防火难。浮图量高三十丈，拟显大国之崇基，为释迦之故迹。将欲营建，附表闻奏。敕使中书舍人李义府报法师云：‘所营塔功大，恐难卒成，宜用砖造。亦不愿师辛苦，今已敕大内东宫、掖庭等七宫亡人衣物助师，足得成办。”于是用砖，仍改就西院。其塔基面各一百四十尺，仿西域制度，不循此旧式也。塔有五级，并相轮、露盘凡高一百八十尺。层层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一万余粒。上层以石为室。……初基塔之日，三藏自述诚愿。……时三藏亲负篑畚，担运砖石，首尾两周，功业斯毕。”可以说没有玄奘就没有大雁塔。唐太宗在该塔碑文《大唐三藏圣教序》中，以“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盛赞他。还称他为“法门领袖”。
五、佛教壁画水平最高。
唐代首都长安全城有寺观一百五十多所，一批绘画名手活跃其中。慈恩寺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著名寺院，寺内集中了一批名手的壁画。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慈恩寺两廊壁间有右相阎立本的壁画；寺内塔东南中门外偏张孝师画地狱变；塔门东西间尹琳画骑象普贤和骑狮文殊；塔下南门有尉迟乙僧画，西壁的千钵文殊也是乙僧的手笔。其后在这里绘制壁画的还有吴道子、杨庭光、李果奴、郑虔、毕央、王维、韦銮等人。不仅壁画出自唐代画坛名家高手，其水平也是中国壁画艺术史上的极佳。唐代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神品上一人”条载：“吴道玄字道子，……慈恩寺塔前文殊、普贤，西面庑下降魔、盘龙等壁，……皆妙绝一时。”又“神晶下七人”条载：“阎立本，太宗朝官至刑部侍郎，位居宰相。……慈恩寺画功德，亲手设色……。”
六、“雁塔题名”和“慈恩戏场”，文人与臣民百姓乐于前往的人数最多。
唐代的知识分子一般热衷于功名利禄，故考取进士后，要到曲江泛舟，杏园宴饮，然后在雁塔题名以资纪念，此为封建文人一生中最荣耀的事，相沿不衰。题名风中晚唐极为盛行，直到明清还在仿效，人数甚众。另外，慈恩寺戏场也是唐都长安有名的大戏场，由于它地处皇宫之外，不仅达官贵人常往，更是封建文人和臣民百姓乐于前往之地。
综上所述，玄奘和大慈恩寺的功德已经连为一体，大慈恩寺得玄奘才有大雁塔名扬中外，而成为法相宗的祖庭，中国佛教文化的中心，成为京城皇家寺院中规模最大、佛学水平最高的名寺。玄奘借慈恩寺这块宝地以展宏愿，翻译经典，创宗立派，誉满华夏。他培养的外国弟子将其译经、注经和创立的法相宗，远播韩国、日本和东南亚地区。唐代的长安被世人誉为佛教的第二故乡。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