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法师(600—664年)是世所共仰的佛学家、翻译家、逻辑学家、旅行家和中外文化交流使者、中国佛教慈恩宗的创始人，他对佛教所作的贡献及其影响，以及作为中国“民族脊梁”的代表者之一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自不待多言。然而使他获得世界性声誉的，还更在于他的《大唐西域记》(以下简称《西域记》)的价值及其影响，本文拟从这一角度的论述来进一步认识玄奘法师所作的多方面的伟大贡献。
一、玄奘法师西行的动机(目的)
玄奘法师出家后，在其未西行求法前，就已尽习中国之佛学。但他对于佛教经论的学习，仍有许多问题不能彻底得到解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由印度传来的佛教经籍不够齐全，许多疑难之处未能得到解决。如《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慈恩传》)卷一载言：“奘桑梓洛阳，少而慕道，两京知法之匠，吴蜀一艺之僧，无不负笈从之，穷其所解。……然恨佛化经有不周，义有所阙，故无贪性命，不惮艰危，誓往西方，遵求遗法。”二是佛教里本来就有派别之分，而当时我国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之后，各地佛教各自分头研习佛学，往往产生不同的一些佛法见解，如《慈恩传》卷一言：“法师既遍众师，备参其说，详考其文，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又如其在西行中予高昌王书信中所言：“……但远人来译，音训不同，去圣时遥，义类差舛，遂使双林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两道。纷纭争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从这些方面来看，玄奘法师是为法而西行的。
二、《大唐西域记》产生的因缘
玄奘法师于贞观二年(628年)初离开高昌，绕经中亚南下进印巴次大陆的西北角，其后一面学习，一面巡游，曾环绕五印度一周，后又经中亚南部转今新疆南部东归，直到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才回到长安。唐太宗下敕迎归，正月底又在洛阳召见玄奘法师。太宗对玄奘法师特别优礼、尊重，广泛询问了印度、中亚等西域各地的情况，并督促玄奘法师写出一部这方面的专书，唐太宗说：“佛国遐远，灵迹教法，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专，以示未闻。”其实唐太宗要玄奘法师把西行的见闻写下来，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便是：唐初的中原政权方勤远略，贞观四年击灭蒙古高原的东突厥，贞观十四年又征服了高昌，并正在积极筹划消灭活动在中亚的西突厥，因此，急需了解“西域”，尤其是作为西突厥势力范围的中亚地理、民俗等实际情况。玄奘即受命撰写专书，百忙中很快便于第二年(646年)完成此书，进呈太宗，太宗立即亲笔答书“当自披览”。显然《西域记》的成书是玄奘法师受唐太宗之敕而写的，直接原因便是唐王朝向外发展的需要。
三、《西域记》的价值
《西域记》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古典名著之一，共十二卷，所记共计138个国家，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本文试对其价值分析论述如下：
(一)《西域记》是一部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特别是有关印度的历史资料。
印度人由于没有写史的传统，古代留下的历史资料极少，《西域记》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印度史上有关戒日王时期以及7世纪前的历史。今天学者以及各国学者研究这段时期的历史，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方面，没有一个人不引用《西域记》的资料。《西域记》主要记载的是佛教兴衰、圣迹巡礼及有关佛教历史和传说，同时也对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情况作了许多记述，记述范围广泛，内容丰富而翔实，这里将《西域记》对印度历史学的贡献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7世纪上半叶印度的政治形势。笈多帝国瓦解后，出现诸侯割据局面，这是许多史料都有所记的，但分裂的具体情况如何，别的史料没有记载。《西域记》记载，在玄奘法师访问印度期间，印度分裂成为七十多个小国家，不但西北印度、北印度和东印度小国林立，南、西、中印度也分裂得很细碎。关于戒日王国由一个小国兴盛为北印度广大地区的统治者，《西域记》中的《羯若鞠奢国》作了较多的叙述：曷利沙即王位，“遂总率国兵，讲习战事，象军五千，马军二万，步兵五万，自西征东，征伐不臣，象不解鞍，人不释甲，于六年中，臣五印度”。可见戒日王在北印度建立了霸权，征服了许多国家，使之臣服于己。而在西印度最强的国家是摩腊婆，对许多小国行使控制权。书中又记载了信度国以及其东边诸国的情况，还有卡提阿瓦半岛的情况。这《西域记》就清楚地为我们展现了7世纪上半叶印度的政治形势图。
(2)关于戒日王的政绩。《西域记》记载戒日王对北印度实现控制后，“座三十年，兵戈不起，政教和平，务修节俭，营福树善，忘寝与食”。还说他“巡方省俗不常其居”，“每一日分作三时，一时理务治政，二时营福修善，孜孜不卷，竭日不足矣。”对他轻徭薄赋、施赈济贫、褒奖学术和保护宗教等方面也作了记述。印度史学家就正是根据这些基本材料，参考其他资料来评定戒日王的功过的。
(3)关于7世纪上半叶印度的社会经济情况。由于史料的缺乏，印度古代土地制度的演变一直是学者们搞不清楚且有争议的问题。比如对戒日王时期分封邑代替俸禄制度的问题，《西域记》作了如此记载：“王田之内，大分方四，一充国用祭粢盛；二以封建辅佐宰臣；三赏聪睿硕学高才；四树福田，给诸异道。”又说：“宰牧、辅臣、庶官、僚佐，各有分地，自食封邑。”这就告诉人们，赐地制和食邑制都发展为普通的制度。关于农民的处境，《西域记》记载道：“户不籍书，人无徭课。”“赋敛轻薄，徭税俭省。各安世业，俱佃口分，假种王田，六税其一。”关于7世纪上半叶印度商业的记载：“商贸逐利，来往贸迁，津路关防，轻税后过，国家营建，不虚劳役，据其成功，酬其价值……”这些材料对分析当时的农村经济状况和商业及税收状况具有宝贵价值。
(4)关于当时印度各地山川地形、风土习俗、岁时物产等的记载。《西域记》系作者亲身游记，故其描述的翔实、生动和细致具体是一般写史者做不到的。如卷二《邑居》、《衣饰》部分关于居宅、垣廓之制，关于社会各阶层服饰的描述，是研究古代建筑、城市结构、居民服饰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当代社会发展、了解穷富分野的重要依据。如《邑居》部分讲到：“关于宅居之制，垣廓之作，地势湿，城多垒砖，暨诸墙壁，或编竹木。”《衣饰》部分讲到：“国王、大臣，服玩良异，花曼宝冠，以为首饰，环钏璎珞，而作身佩，其有官商大贾，唯钏而已。”《西域记》关于当时印度稼穑、物产的详细记载，也是印度史学家很感兴趣的部分。从《西域记》的记载中还可以了解到当时贸易中除使用金银货币外，贝珠小珠仍充货币使用。
除上述几条外，还有其他许多方面的历史价值，比如种姓制及其演变等，由于本文篇幅所限，不能一一罗列。总而言之，《西域记》已因其内容的丰富翔实，被印度史学家视作史籍珍品，成了治古代印度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史者的必读书，影响深远。
(二)《西域记》是一部重要的宗教史资料(尤其是有关佛教方面的)。
正如前文所述，玄奘法师西行的动机和目的是为法而行的，所以关于当时(公元7世纪上半叶)印度佛教的状况就成了玄奘法师最关心的重点。在这方面《西域记》记载的权威性以及其材料的丰富、论述的具体程度，都是其他史料所难相比的。因为几乎所有最重要的佛教圣地玄奘法师都去朝礼过了，而且对所参访的每个国家的佛教发展状况都作了记录。他以耳闻目睹的第一手材料，为人们提供了一幅佛教在印度各地区的兴衰图，揭示了佛教发展的总趋势。
从玄奘法师的传记可以得知，迦湿弥罗国、羯若鞠奢国、阿窬陀国、摩揭陀国、乌荼国、达罗毗茶国、恭建那补罗国、摩腊婆国、伐腊毗国、信度国等，是当时最主要的佛教中心。羯若鞠奢国有伽蓝百余所，僧徒万余人；摩揭陀国伽蓝五十余所，僧徒万余人；乌荼国伽蓝百余所，僧徒万余人；摩腊婆国的伽蓝数百所，僧徒二万余人。那烂陀寺院是全印度最大的佛教寺院，有僧三千多人，且是最重要的佛教学术中心，与西印度的伐腊毗、南印度的建志并为三大佛教学术中心。
从玄奘法师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在全印度，和印度教相比，佛教已走向衰落之路，许多昔日佛教寺院圣地都已衰败。伽蓝毁倾，寺宇荒凉，僧众稀少。相反，印度教、耆那教兴盛，信徒日众。如羯若鞠奢国伽蓝百余所，天祠二百余所；伐腊毗国伽蓝百余所，天祠数百所；羯若鞠奢国其他宗教与佛教信徒的人数对比为“邪正二道，信者参半”，甚至佛陀圣迹地的婆罗斯国，僧徒有三千余人，其他宗教信徒却有万余人，所谓“伽蓝虽多，僧侣寡少”。其他宗教中除印度教外，耆那教是主要的。玄奘法师在记述恒河下游、东印度和南印度国家时，多次讲到耆那教的信徒很多，如三摩咀吒国“露形尼乾，其徒甚盛”，羯陵伽国“异道甚众，多是尼乾之徒”，珠利耶国“天祠数十所，多露形外道也”。这些记载为研究印度耆那教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
从《西域记》我们可以得知，当时(公元7世纪上半叶)印度佛教内部是大小乘并存的，又各分为许多部派。《西域记》中记载道：“部执峰峙，诤论波腾，异学专门，殊途问致，十有八部，各擅锋锐，大小二乘，居止各别。”这样，部派分裂引起了争论，一方面丰富、活跃了佛教的理论、思想，另一方面，也使佛教失去了一定的内聚力，成为佛教趋向衰落的原因之一。
玄奘法师在《西域记》中，除了记载当时他所看到的印度佛教现实状况以外，还根据当时他所能得到的资料，对历史上有关佛教的一些重要活动以及重要人物都作了相关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记载：
(1)有关佛教的几次结集的记载。王舍城千人结集、吠舍厘七百圣贤结集、迦湿弥罗国五百圣贤结集等，对每一次结集的原因、参加者以及主持的人员、结集产生的意义，玄奘法师在《西域记》中都作了详细的记载，对于研究佛教的历史演变、教理发展变化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2)有关大乘诸大师的记载。“幼传雅量，长擅高名，舍离俗爱，出家修学，深究妙理，位登初地”的龙树(《西域记》卷十)；“旷动修行，贤劫之中，当绍佛位”的提婆(《西域记》卷十)；“佛去世后，一千年中，诞灵利见”的无著(《西域记》卷五)；以及“研精覃思，制大乘论，凡百余部，并盛宣行”的世亲(《西域记》卷五)；以及重要的唯识十大论师；护法、德慧、安慧、亲胜、难陀、净月、火辩、胜友、胜子、智月。十大论师外，《西域记》中还记载了戒贤、陈那、胜军等大乘论师。
(3)对于不同部派、不同学派的演变、发展情况的记载。特别是对经部、正量部、说一切有部的发展情况的记载，以及对大乘瑜伽行派(唯识)、中观学派的思想、人物、影响等方面的记载。
(4)对于有关佛陀、佛教与政治、佛教与经济、佛教与外道的对比、佛教地域学、佛教年代学等方面的记载等等。
这里只是简单地叙述了《西域记》对佛教史的贡献。总之《西域记》在佛教史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多方面的财富。
(三)《西域记》是一部重要的地理文献。
《西域记》对中亚、南亚山川地形、城邑关防、交通道路、风土习俗、物产气候、文化政治的记载极为丰富具体。玄奘法师在《西域记》中记载了亲身到过的约一百零五个国家，以及传闻中的约三十三个国家和附带记载的十二个国家，包括的地域非常广阔，从新疆开始，西抵伊朗和地中海东岸，东到今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一带。这些记载，使得7世纪时中亚、南亚等地的概况跃然纸上，因为有关这一地区的古代历史和地理文字资料极少，所以《西域记》中的记载显得格外珍贵。而且《西域记》中有许多记载是绝无仅有的。比如，卷十二中有波谜罗川的记载，指出它是葱岭的一部分，“其地最高也”。这是我国古籍中首次对帕米尔(波谜罗)这一地理概念的认识。然而从汉代以来，人们一直只把昆仑山脉以西的高山地区总称葱岭。
另外，《西域记》对印度全境地理认识作了科学的总结，概括指出各地区最典型的地理特征，认为古印度“北乃山阜隐轸，丘陵舄卤；东则川野沃润，畴陇膏腴；南方草木荣茂；西方土地硗确”。这一论断标志着对印度地理的认识，已经彻底走出了混沌笼统的蒙昧阶段，堪称域外地理学上的里程碑。
(四)《西域记》中有关中外交通方面的记载资料也颇为珍贵。
古代中国和外界(尤其是中亚、西亚和南亚)的交往，对于我国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西域记》对于这一方面的论述，与其他史籍一起构成了当时繁荣的东西交通画卷。《西域记》卷一讲到了呾啰私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南十余里处，有一座由三百多户移居的中国人建立的城邑，表明了当时内地汉人对这些地区的开发。至于玄奘在印度从师受学，在著名的那烂陀寺为众讲学，从事著作，以及与拘摩罗王和戒日王的会见等，更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美谈，这些都是中外交流史研究者的重要基础资料。
(五)《西域记》在文学方面也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语言文字方面。《西域记》中所用的语言文字十分简约而优美，读起来声韵和谐，节奏感强，并且造句齐整，选词典丽，显然是继承了六朝以来的传统。但是综观全书，却并不完全拘泥于旧有的格调，而且与散文融合在一起，便于叙述又宜于读诵。
(2)文学故事的记录方面。初步统计，《西域记》中记录了约有一百七八十则传说的故事，其中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佛教传说、历史传说、当地风物传说等等，详略不一。其中本生故事为数不少，约为二十则，在汉译佛经中虽然能够找到这些故事，但与《西域记》的记载不尽相同。比如《西域记》卷七“舍厘国”条中记有一个“千佛本生”，与《杂宝藏经》卷一《莲花夫人缘》和《鹿女夫人缘》均为同一故事，但却颇有差异，无疑《西域记》为我们研究同类故事的流变提供了一重要的参考资料。佛传故事较多，约五十则。历史传说故事约二十余则，其中有的与佛教有关，有的无关，但都十分有价值，常为史学家所引。风物传说故事也有二十余则。佛教传说故事达六十余则，其他还有有关印度教的传说故事等。
四、《西域记》产生的影响
《西域记》产生的影响在于它的多方面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影响无疑是既深且广的。自从1857——1858年《西域记》被儒莲(Julien)翻译为法文以来，先后有瓦特斯(Watters)的英译本、日本学者的日文译本以及德、俄等多种文字的译本出现，加上有关西域的研究专著、介绍性书籍的出现，使《西域记》成为研究印度历史、佛教史、文学史以及中亚南亚地理、民俗等方面的重要依据，从而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从印度本身到中国乃至整个国际上，玄奘法师的《西域记》是惟一的关于古印度最详尽、最可靠的著作。不仅超过了他以前的著作，而且以后的著作也无法取代其地位。
如果我们把玄奘法师《西域记》的价值及其影响与他当初西行求法的目的以及《西域记》产生的因缘作一个比较，我们不难看出，《西域记》仅是它的一个副产品而已。求法西行、弘扬唯识、传授因明、翻译佛经才是他倾注全部心血、念兹在兹的事业。但从整个社会角度来看，这方面的影响只限于佛教界。而尽管我们从某种角度来说《西域记》是玄奘法师的一个副产品，但同时它又是一部创造性的巨著，其内容不仅适合中国，而且也极大地适应了印度乃至整个世界的多方面的广泛需求，使得玄奘法师更加声播海内外，名传千古。这点应该是超出了玄奘法师的初衷的。这不由使笔者想起古代一位惮师的诗句，用来形容《西域记》与玄奘法师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那就是：“大抵是他风骨好，不风流处也风流。”
(作者单位：西安兴教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