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根据历史载籍所提供的史料，对于玄奘生平中的故里家世、出国年月以及生卒年寿中聚讼久年的诸多疑惑，进行了考据和辨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由于杨廷福的《玄奘年谱》和马佩等人的《玄奘研究》，在玄奘研究领域影响很大，本文对于二书的一些论点、论据及结论，提出了质疑和商榷。
关键词：玄奘 故里 家世 出国 年寿 生卒 《玄奘论集》 《玄奘年谱》 《玄奘研究》
在中国，玄奘和他西行取经的事迹，不但登上了庄严肃穆的殿堂，也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佛教自传入东土二千年，没有一位僧人的声誉能够逾越他。早在唐代，时人就赞称他“一生激节，万代留名”〔1〕；迄于后世，更是妇孺皆知了。这不完全是由于小说家言的原故，玄奘不避艰险、舍身求法的崇高精神，和在佛经翻译史上的卓著贡献，奠定了他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同时，他那可歌可泣的人生，颇带传奇的经历，也给了文学家以丰富的创作灵感和源泉。反过来，小说《西游记》〔2〕等文学作品的巨大成功，更使他的声名与事迹相得而益彰。
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位佛教历史名人的生平，身后却留下一串不得索解的疑问。有的结论看似权威，却未见得能够经得起严格的检验。有的史实虽被人道起，却失之浮泛，缺乏深入的探讨和考证。笔者在研读文献的过程中，对于某些聚讼的疑惑，以及为人忽略的地方，间获一孔之见，藉此贡献出来，或许可以引起人们的深一层思考，揭破历史的迷雾。
故里家世考
关于玄奘的故里，《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3〕云：“法师讳祎，字玄奘，俗姓陈，汉太丘长仲弓之后。本居颍川，后徙河南，子孙因之为缑氏人焉。”《续高僧传》〔4〕卷第四《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云：“释玄奘，本名祎，姓陈氏，汉太丘仲弓之后也，子孙徙于河南，故今为洛州缑氏人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5〕卷一云：“法师讳玄奘，俗姓陈，陈留人也。汉太丘长仲弓之后，曾祖钦后魏上党太守，祖康以学优仕齐，任国子博士，食邑周南，子孙因家，又为缑氏人也。”《旧唐书》卷一九一《方技传》玄奘本传云：“玄奘，洛州偃师人。”〔6〕这是记载玄奘最权威的四种传记，有关故里为缑氏、偃师和陈留之说，从传统而言，都不为错，不过出发的方面不同而已。
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注重门阀，所谓“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直至唐代，这种流风犹尚未尽，所以才出现《唐书》宰相世系的叙述，和《元和姓纂》专门姓氏的编纂。史家撰写传记时，不仅是簪缨世族，就如玄奘一般的人，也都追寻其门阀世系。据《后汉书》卷六十二《陈寔传》，陈寔，字仲弓，东汉颍川许人。曾入太学受业，遭党锢之祸，名声由此大著。以后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屡屡征辟，皆不就。及死，赴吊者三万余人。陈寔曾除太丘长，故称“太丘仲弓”。颖川许后来归属陈留，当今许昌东。以祖籍故，玄奘亦称陈留人。因其近祖迁居到了洛州的缑氏县，这里位当黄河之南(河南，唐亦立县，属洛州)，亦即古周南(成周之南，亦即洛阳之南)地，所以称为缑氏人。《续高僧传》在述及改葬其父母时亦云：“施茔改葬其少室山西北，缑氏故县东北，游仙乡控鹤里凤凰谷，即奘之生地也。”又《慈恩传》卷第九云：“(少林)寺西北岭下缑氏县之东南凤凰谷陈村，亦名陈堡，即法师之生地也。”亦是为缑氏人的确证。据考，玄奘故里即今河南省偃师县缑氏镇陈河村〔7〕。缑氏县后来时立时废(8)，废时改属于偃师，所以《旧唐书》说他是偃师人。《续高僧传》“缑氏故县”之说，就是因其时县制已废。
玄奘父亲的名字，《续高僧传》作“惠”，《慈恩传》作“慧”。按照传统“名从主人”的原则，应该确定其中一字为是。但是，现在已经无从确定，或许其人在世时就已经互用了，因为“惠”、“慧”二字义本通，亦如“惠能”一作“慧能”一样。因此，无从也无须论说孰是孰非了。
马佩先生主编的《玄奘研究》〔9〕云：“父亲陈惠(一作慧)，早通经术，曾举孝廉，历任陈留、江陵等县令，因不满隋末腐败政治，挂冠而返回故里，隐居一生。”此段文字不可细究。陈惠是否举过孝廉、作过地方官，文献并无定论。《行状》云：“郡举孝廉，拜陈留令，又迁江陵。后随〔10〕运将衰，遂息缨冤〔11〕之心，结薜萝之志，识者高之。”《续高僧传》云：“拜江陵令，解缨而返，即大业末年〔12〕。识者以为剋终，隐沦之候故也。”而《慈恩传》则对此说持否定态度，云：“性恬简，无务荣进，加属隋政衰微，遂潜心坟典，州郡频贡孝廉及司隶辟命，并辞疾不就，识者嘉焉。”若照《慈恩传》说，他对于地方的贡举以及司隶的辟命，均是辞疾不就，可以说是“隐居一生”。若照《行状》和《续高僧传》说，他退归林下的时间则实在有限得很。大业（605—618)总共才十四个年头，依《续高僧传》玄奘“春秋六十五”说，则生于开皇二十年(600)。大业六年(610)“年十一，诵《维摩》、《法华》”，玄奘已因其父不在人世，依兄入于寺院。即使《行状》和《续高僧传》所载，玄奘的父亲陈惠曾在隋朝作过地方官，后来方退处林野的史实不误，自大业初始至六年，满打满算也仅六个年头。何况炀帝初登九五，难说就立刻有了将衰之候；玄奘诵《维摩》、《法华》之时，也不一定就是陈惠逝世之年。《玄奘研究》谓其“隐居一生”，这个“一生”岂不是过短了一点吗?
据《行状》及《续高僧传》所载，陈惠因为不满于炀帝的统治，遂结薜萝之志。至于解缨于何年，《续高僧传》称“即大业末年”，《行状》云是“随运将衰”，均未述及具体年月。杨延福先生《玄奘年谱》〔13〕谓：炀帝大业元年(605)，“玄奘六岁。父陈惠自江陵令解职归里，从此杜门不出，隐居以终”。所据也只是《续高僧传》“大业年”的字样〔14〕。以上三种权威唐人著作中，惟《慈恩传》有着“年八岁，父坐于几侧口授《孝经》”的记载。若是陈惠未曾携眷赴任，可以理解为解缨在此之前。即使如此，陈惠去职也可在大业元年至三年(607)之间，大业元年说尚乏确证。况且“隋政衰微”、“随运将衰”，也不似元年就当有之候。若是陈惠乃携眷赴任，陈祎(玄奘)又为最少，必无弃置家乡的道理。那么自大业元年至其父逝世前不远都有可能，更不必在元年了。
杨廷福先生《玄奘年谱》又云：“母宋氏，生有三子一女，次子名素，出家为僧，法名长捷。玄奘最小。一女适瀛州张氏。”马佩先生《玄奘研究》亦承其说。玄奘最小不误，有姊嫁瀛州张氏亦不误〔15〕，但是，陈惠乃是有子四人，并非三子一女。在上古，虽说女亦可以称“子”，如《论语·公冶长》：“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但在唐代称某某“有子几人”，都是指的男性，女性摒除在外，没有子、女共称为“子”的说法，这只须读读《新唐书》的《宗室世系表》和《宰相世系表》就会知道。又《行状》云：“法师即第四子也。”《慈恩传》云：“有四男，法师即第四子也。”不说旁究其他的历史文献，单是细读过了《行状》和《慈恩传》，也不至于产生“三子一女”的结论。又谓陈惠“次子名素”〔16〕，并是对玄奘诸传文字理解的失误。《续高僧传》云：“兄素出家，即长捷法师也。”素者，早先也，久故也。陈惠是个有着家学渊源而又潜心坟典的读书人，也似乎不可能为弟取名祎，而为兄取名素，二者文字部居不同，意义也风马牛不相及。而其他各传又均只称二兄名“长捷”，或不作任何称呼，也证明“素”是“出家”的修饰语，而非长捷法师的俗名。
玄奘幼年的幸福时光非常短暂，据《慈恩传》卷九载，显庆二年(657)上表，请求重葬其父母云：“玄奘不天，夙钟荼蓼，兼复时逢隋乱，殡掩仓卒，日月不居，已经四十余载。”“不天”谓不为天所护佑。荼、蓼均水草名，荼味苦，蓼味辛，“夙钟荼蓼”比喻其遭际之屯蹇困顿。如颜之推《颜氏家训·序致》：“年始九岁，便丁荼蓼，家涂离散，百口索然。”《续高僧传》玄奘本传云：长捷法师住东都净土寺，“奘少罹酷穷，携以将之”。意思与表文相近，可以互为证明。大业十三年(617)，李密立国，隋炀帝被宇文化及缢杀于扬州。明年，唐高祖即位，改元武德。显庆二年(657)前四十年为618年，玄奘父母之葬去今“四十余载”，则当在609—617年之间，正是隋氏失政、群雄逐鹿的乱世。
杨先生《玄奘年谱》定玄奘五岁亡母，十岁父卒。其理由是：“《图记》〔17〕‘鸠车之龄落彩。’〔18〕《幽求子》‘儿五岁有鸠车之乐’，《曲礼》‘为人子者，父母存衣冠不纯素，孤子当室冠衣不落彩’〔19〕〕，《续传》、《开元录》均谓“奘少罹穷酷’，可知其早丧父母。但《慈恩传》亦有八岁父口授《孝经》的记载，以知《图记》所云系指其母。《陈谱》于玄奘五岁云：‘母宋氏亡故也。’”又据上引玄奘重葬父母表文〔20〕，及诸传有八岁授《孝经和十一岁诵《维摩》、《法华》的记载，认为：“则父卒当在他八岁之后，十一岁以前。”又谓：“玄奘七岁，聪颖异常。”其根据亦即《图纪》“竹马之龄通玄”和《幽求子》“七岁有竹马之欢”两句。案，杨氏所引“鸠车”句，靖迈《古今译经图纪》卷第四“玄奘”条下两句相联，作“鸠车之龄落彩，竹马之齿通玄〔21〕。”据《锦绣万花谷》卷十六引张华《博物志》“小儿五岁曰鸠车之戏，七岁曰竹马之戏”，后世所谓鸠车竹马，都仅借指童稚，并非实指年岁。《古今译经图记》“落采”谓其父丧，“通玄”谓知佛理(不可能谓指六朝玄学)，全文乃是哀其幼年丧父、幸其早入佛门之意，根本与其母之存亡与否无涉。若说“鸠车”、“竹马”实指五岁、七岁，而“落彩”句系指其母，那么，“通玄”句乃意谓父丧，玄奘就应该是五岁亡母、七岁丧父了，又何以定五岁亡母、十岁丧父呢?在长期的封建宗法社会中，父与母在家庭的地位悬殊，丧后的服制也有所不同。礼制规定，人而无父，方称孤子，冠衣不纯彩而缘素。孔颖达疏《礼记·曲礼》“孤子当室，冠衣不纯采”云：“孤子，谓二十九以下无父者。”又《管子·轻重己》谓：“民生而无父母，谓之孤子。”乃指母与父俱丧而称孤子，实际上仍是丧父的原故，并无惟失母而称孤子之说。杨先生谓“《图记》所云，系指其母”，不知其典出于何处。杨先生据《慈恩传》和《续高僧传》所载，也自承“父卒当在他八岁以后，十一岁以前”，若说必在十岁，除开以上不能成立的理由外，又还有什么确然的证据呢?
玄奘兄弟四人，父母亡故后，除开长捷出家，在家尚有大兄、三兄二人。若非全家已如颜之推“百口索然”，就不一定非被携归寺院不可。从《续高僧传》本传“奘少罹酷穷，携以将之”句，我们依据情理推测，此际玄奘不但父母双亡，而且世间可能仅存二兄惟一一位可以依托的亲人了。否则，“酷穷”二字就有夸张之嫌，而且长捷“携以将之”至于净土寺，也难用亲情一一解释了。后来，玄奘在显庆二年为重葬父母的表文中，“问访亲故，沦丧将尽，惟有姊一人，适瀛州张氏”(《慈恩传》卷九)的话语，也可以作为这一推断间接的证明。
关于玄奘出家的经过，颇有些传奇的意味，《慈恩传》于此叙述最详。《慈恩传》卷一云：“俄而有敕，於洛阳度二七僧。时业优者数百，法师以幼少，不预取限，立於公门之侧。时使人大理卿郑善果，有知士之鉴，见而奇之，问曰：‘子为谁家?’答以氏族。又问：‘求度耶?’答日：‘然。但以习近业微，不蒙比预。’又问：‘出家意何所为?’答：‘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果深嘉其志，又贤其器貌，故特而取之。因谓官僚曰：‘诵业易成，风骨难得。若度此子，必为释门伟器，但恐果与诸公不见其翔翥云霄、洒演甘露耳。又名家不可失。’以今观之，则郑卿之言为不虚也。既得出家，与兄同止。时寺有景法师讲：《涅槃经》，执卷伏膺，遂忘寝食。又学严法师《摄大乘论》，爱好逾剧，一闻将尽；再览之后，无复所遗。众咸惊异，乃令升座复述，抑扬剖畅，备尽师宗，美问〔22〕芳声，从兹发矣。时年十三也。”杨廷福先生《玄奘年谱》据此为说，定玄奘不次引度为十三岁。
古书没有标点，不分段落，对于时间的划分往往凭一己的领会，结论难免互有参差。据《隋书·樊子盖传》，大业五年，炀帝有“赐缣千匹，粟二千斛”之举，或即与《旧唐书·郑善果传》所言“与武威太守樊子盖者考为天下第一，各赏物千段，黄金百两”为一事。《樊子盖传》又于六年下云：“是岁，朝於江都宫。”并赐富贵还乡，“还，除民部尚书。”杨先生《玄奘年寿考论》据此论云：“是可知郑善果再迁大理卿在大业五、六年间。”我们不禁要问：郑、樊二人同考为第一，谁又规定他们必须同进退，樊升官，郑也得同迁?子盖自乡“还，除民部尚书”，又何知必在同年，而不可以为明年?再，《隋书·炀帝本纪》明白地记载：“七年五月戊子，以武威太守樊子盖为民部尚书。”并不如杨先生所言，在五六年间。岑仲勉先生《隋书求是·隋书州郡牧守编年表》也清楚地指出：“子盖以七年五月入为民部”。而杨先生在未检《隋书》情况下，竟然武断地纠正岑说道：“案《隋书》本传系六年，此或误记。”郑善果之任大理卿于何时，史书无有明载。两《唐书》的《郑善果传》，都作“与武威太守樊子盖者考为天下第一，各赏物千段，黄金百两，再迁大理卿”。中华书局版《旧唐书》在“再迁”句前作逗号，而《新唐书》作句号〔23〕。说明他的再迁，既可以理解为与赏赐同年，也可以理解为在其以后。又《新唐书》郑传载：“突厥围炀帝於雁门，以守御功，拜右光禄大夫。”突厥围城，在大业十一年八月。郑之任大理卿，当悉至此方止。《续高僧传》玄奘传谓：“年十一，诵《维摩》、《法华》。东都恒度，便预其次。”同上理由，“东都恒度”，可以理解为十一岁时，也可以视为在其后来。《玄奘年谱》在引述《慈恩传》时，将郑善果下次引度后的一大段省略，而径接“时年十三也”，这就难免有瞒天过海之嫌了。试想，《涅槃经》四十卷，《摄大乘论》玄奘译十卷，兼之听、看、讲、评，岂是一段短时间可以完成得了的?那么，“年十三”是否能够笼罩得住郑善果慧眼识人、特度出家之事的时间，就得打个大大的疑问号了。若照年寿六十五岁计，《续高僧传》谓年十一，为大业六年(610)；《慈恩传》谓年十三，为大业八年(612)。杨先生《玄奘年谱》主十三说，并在《玄奘年寿考论》里论证道：“大业八年，郑善果适在大理卿任上。”我们不禁又得反诘一句：郑任大理卿并非一年，其他年份一样可以出使东都，又何必一定为八年?因此，“八年适在任”说并不能成为玄奘必在是年受度的证据。可以说，在没有年月确证的前提下，自十一岁至十三或十五岁之间〔24〕，都有可能是玄奘正式步入佛门的开端。
出国年月考
玄奘“乘危远迈，杖策孤征”〔25〕，是其人生的一桩大事。但是，西行首途的年月却扑朔迷离，以至聚讼纷纭，迄无定论。他归国还抵长安，是贞观十九年(645)春正月，文献载录甚详：
“以贞观十九年春正月，到长安。”(《行状》)
“贞观十九年春正月景子，京城留守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等，承法师赍经像至。乃遣右武侯大将军侯莫、陈寔，雍州司马李叔慎，长安县令李乾祜等奉迎。自漕而入，舍於都亭驿。”(《慈恩传》卷六)
“以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二十四日，届於京郊之西。”(《续高僧传》)
其他诸如靖迈《古今译经图纪》、道宣《大唐内典录》、智升《开元释教录》、道世《法苑珠林》、刘轲《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圆照《贞元释教录》等唐人记载，无不谓是贞观十九年回归长安。
玄奘归国，都城万人空巷前往观瞻，乃是大唐的一件盛事。文献档案的记载应当不会有问题。《行状》在麟德元年(664)的记载中说，还国已来，“于今二十载”，与之相合，也可算得一条有力的旁证。
有关首途时日的记载，虽不若归国的详尽，但是也非文献不足徵。《慈恩传》卷六有唐太宗初见他时的一段对话：“帝曰：‘师去何不相报?’法师谢曰：‘玄奘当去之时，以再三表奏，但诚愿微浅，不蒙允许。无任慕道之至，乃辄私行。专擅之罪，惟深惭惧。’”这么一种未得批准的偷渡行为，起始当然不无曲折，日期或无从确认，应为情理所属；年代当不至记错，载籍也言之凿凿。玄奘在抵达于阗后，即曾上表唐王朝云：“常思往学，无顾身命，遂以贞观三年(629)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历览周游一十七载。”(《慈恩传》卷五)其他史书也有同样记载：
“贞观三年，将欲首途。又求祥应，乃夜梦见大海中，有苏迷卢山，极为丽严。意欲登山，而洪涛汹涌，不以为惧，乃决意而入。忽见莲花，踊乎波外，应足而生。须臾至山，又峻峭不可上，踊身自腾，有搏飙扶而上升。至顶，四望廓然，无复拥碍。喜而寤焉，遂即行矣。时年二十九也。”(《行状》)
“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幸因斯际，戏往姑臧。”(《续高僧传》)
“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旧唐书》本传)
唐人道宣《大唐内典录》、辩机《大唐西域记·记赞》、靖迈《古今译经图纪》、智升《开元释教录》、刘轲《大遍觉法师塔铭》、道世《法苑珠林》、圆照《贞元释教录》、刘肃《大唐新语》，以及宋后的一些僧传，都一律作贞观三年〔26〕，或说中经十七载。自贞观三年算起，至贞观十九年，其间恰为一十七年。以上均是唐人而叙唐事，而不及五代以后人著作，其说应该是毋容置疑了。于是，贞观三年首途西行说，便一直为治玄奘史的学者所认同。
梁任公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提出了“玄奘元年首途留学”的命题，挑战“贞观三年”说〔27〕。其怀疑的理由是：“上表年月传虽失载，然循案上下文，确知其在贞观十八年春夏之交。”从三年八月至十八年三四月，从何得十七年呢?其次，玄奘是因“时遭霜俭”，方得杂饥民而出，查《唐书》三年并无霜俭的记载。再次，玄奘曾在西域途中晤见过西突厥可汗叶护，而叶护贞观初已被其叔所弑。据此，“玄奘贞观元年首途留学”说，已成铁案。至于何以诸书都同出一辙，竟无歧异呢?他说：“诸书所采同一蓝本，蓝本误则悉随之而误。再问蓝本何故误?则或因逆溯十七个年头，偶未细想，致有此失；甚或为传写之讹，亦未可知也。”〔28〕
任公的观点影响很大，但是不无扦格之处。我们上文所引诸书的作者道宜、慧立、彦悰、靖迈等人，无一不是玄奘门下的弟子或译经僧，而智升、圆照也与法师大有渊缘〔29〕。据《慈恩传》卷七载，玄奘每日于各事处置毕后，“犹与诸大德说西方圣贤立义诸部异端，及少年在此周游、讲肆之事。高论剧谈，竟无疲怠”。而出国与归国是其平生一大关节，座下众人都应耳熟能详。他们在撰写作品时，互有切磋，或不无可能。但是如任公所言，惟有一个祖本，则令人难以认同。若说各人之作都会一误而再误，更属不可思议之事。我们揣测，玄奘之表奏写于于阗，而亦作“十七年”，存有这种可能：后人或见其原文为“十六年”，不符贞观三年到十九年的“十七”之数，而各书又众口一词，于是也将年时更易为“十七年”了。再说，于阗当时属于西域，并非中国之疆域，或者预计表奏和行程的时日，抵国当属明年，从而在时间上预留了地步，也未可知。对于任公“元年”说的一些其他论据，陈援庵先生等人已经进行过探讨和商榷。当然，不能说他们的结论已是尽善尽美，毫无隙罅，没有再深入讨论的余地和必要了。限于篇幅，这里不予赘述和探究。
杨廷福先生《玄奘年谱》也步梁任公“贞观元年”说的后尘，定本年“秋八月”首途西行。其《玄奘西行首途年月考》又据《广弘明集》卷二十二玄奘《请御制三藏圣教序表》中，有“奘以贞观元年，往游西域，求如来之秘藏，寻释伽之遗旨，总获六百五十一部”的文字记载，认为：“案此表文是玄奘译竣《菩萨藏经》后与《西域记》同时奏上的，然则何以《西域记》辩机的《记赞》作‘贞观三年’，而此表作‘元年’?很可能在当时传抄《西域记》时‘三’系‘元’的字形相似之讹，‘贞观元年’误为‘贞观三年’。祖本一讹，而各本也就相沿承误了。”〔30〕这条论据乃是杨先生立论的新发现和主证据，现在我们来考证一下它的可信程度。首先，这篇《请御制三藏圣教序表》惟见于《广弘明集》，是书虽屈道宣所编，但是本篇却至为可疑。据《慈恩传》载，此表是玄奘归国后所上第一表，从内容到形式，必会全面地考虑，斟酌再三。《慈恩传》卷第六收有玄奘贞观二十年“秋七月”进新译《大菩萨藏经》和《西域记》表，骈四偶六，洋洋洒洒，千有余言。其后即是太宗“神笔自答书”，《行状》及《广弘明集》也载有此自答书，证明《慈恩传》此表之真确有据。而《广弘明集》所载之表，据《玄奘年谱》云：“系贞观二十年玄奘译竣《菩萨戒经》后与《西域记》同时奏上”，主旨和时间与《慈恩传》所载表完全相同，可是文字却相去甚远，不仅只有百二十余字，如同率意之草稿，而且毫无章法与文彩，与《慈恩传》及佐伯定胤、中野达慧编《大唐三藏玄奘法师表启》〔31〕所载表启格式、文字风格都大相径庭。而《广弘明集》紧接此文之后，也收有唐太宗《答玄奘法师前表敕》，与《慈恩传》所录又丝毫不爽。我们认为，玄奘于同一时间、为同一事件，只有可能进一封表，二者当中必有一篇为西贝货。而两两相比，《广弘明集》所录就显得不伦不类了〔32〕。其次，道宣又著有《续高僧传》，其卷四所载《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即主贞观三年西迈、十九年返京，与所谓《请御制三藏圣教序表》意见全然不同，其所著文章与所据史料，绝不会自相矛盾若此。复次，据《广弘明集》，杨廷福先生所引所谓《请御制三藏圣教序表》的文字之后，尚紧接有下面两句：“并以载於白马，以贞观十八年方还京邑。”“贞观十八年方还京邑”说，还能从何处可以得到旁证?其后文谬误如此，其前文“贞观元年”说以及整个所谓《请御制三藏圣教序表》，又安能自立，令人信服?杨先生征引史料，常常不太客观与全面，这就不能不常使读者引以为憾了。
我们以为，西行首途“贞观元年”说，尚有一个致命的要害，那就是自元年到十九年是整整十九个年头，又有哪一种权威文献曾经有过如此的记载?按照杨廷福先生在《玄奘西行首途年月考》所说，“堂皇矞丽刊石的《圣教序》与《述圣记》的‘十有七年’‘十有七载’的‘七’字，也必不误〔33〕”。而其《玄奘年谱》也在贞观十九年下云：“正月，倍途而进，二十四日行抵长安。”既然玄奘元年首途，经行西域十七载，均属证据确凿，那么，他抵达长安应该是贞观十七年之事了。即使是以于阗上表的时间起算，也只能推迟一年抵达长安，决不会延至十九年春间去。
生卒年寿考
《续高僧传》玄奘本传云：“麟德元年，告翻经僧及门人曰：‘有为之法，必归磨灭；泡幻形质，何得久停?行年六十矣，必卒玉华。’”“至(二月)五日中夜，弟子问曰：‘和尚定生弥勒前不?’不答，曰：‘决定得生。’言已气绝神逝。”除开《旧唐书》本传说他是高宗“六年卒”以外，其余《慈恩传》、冥详《行状》、刘轲《塔铭》等一切玄奘史传，凡有记载其逝世情事者，都作麟德元年二月五日中夜卒。
《旧唐书》本传说高宗“六年卒，时年五十六”，不及年号。查唐高宗年号，惟有伊始的永徽(650—655)、显庆(656—661)才有六年，其他均不及此数。杨廷福先生《玄奘年寿考论》将高宗六年定为显庆，当是据时年五十六而推测；且驳《旧唐书》说云：“案两《唐书》及《通鉴》卷二百《唐纪》十六，高宗于六六一年二月乙未晦改朔，故显庆只有五年，并无六年。”此说当是杨先生误读历史文献了。既然二月(一说三月)方改朔，则说显庆六年亦不误，显庆六年(指改朔前时间)与龙朔元年(指改朔后时间)同为一年，这是史书纪年的基本常识。杨先生既案及两《唐书》的《高宗本纪》，不知何故竟未能注意《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下》的文字。原文云：“显庆……六年春正月乙卯，於河南、淮北、淮南六十七州募得四万四千六百四十六人，往平壤带方道行营。二月乙未，以益、绵等州皆言龙现，改元。曲赦洛州。龙朔元年三月丙辰朔，改元。”这里明明白白地说，三月朔日方称龙朔元年，其正、二月仍为显庆六年。但是，《旧唐书》说玄奘卒于高宗六年，无论是永徽还是显庆，都是错误的。最充足的理由是，《续高僧传》说他创翻《大般若经》，凡一百卷，自显庆五年正月始，龙朔三年十月结束。《慈恩传》卷十对于时日的记载更详：(显庆)五年春正月一日起首翻《大般若经》，至龙朔三年冬十月二十三日功毕。并且还说到：“经梵本总有二十万颂，文既广大，学徒每请删略。法师将顺众意，如罗什所翻，除繁去重。作此念已，于夜梦中即有极怖畏事以相警诫，或见乘危履崄，或见猛兽搏人，流汗战栗，方得免脱。觉已惊惧，向诸众说，还依广翻。”既然翻译《大般若经》是在龙朔年间方得成功之事，又怎能说他已在显庆之末逝世了呢〔34〕？
玄奘逝世于麟德元年二月，众口一词，无可置疑。但是，他到底活了多少年纪，说法就大不一致了：除开《旧唐书》五十六岁说〔35〕，和《续高僧传》六十五岁说外，尚有冥详《行状》六十三岁说〔36〕，刘轲《塔铭》六十九岁说〔37〕以及六十一岁说〔38〕等等意见。现在一般认同《续高僧传》的六十五岁说，麟德元年(664)逝世于玉华寺，由此上行六十四年(中国习惯虚岁计年)，即为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也就是说，玄奘诞生于公元600年，逝世于664年，春秋六十五。现在，我们排查一下有关诸书的历史纪年，检验各说赖以立足的基础：
《续高僧传》(言终年六十五岁)
“年十一，颂《雏摩》、《法华》。东都恒度，便预其次。”
案，若据六十五岁说，本年为大业六年(610)。若据六十三岁说，本年为大业九年(612)。若据六十九岁说，本年为大业二年(606)。
“年十五，与兄住净土寺。由是专门受业，声望逾远。”
案，若据六十五岁说，本年为大业十年(614)。若据六十三岁说，本年为大业十二年(616)。若据六十九岁说，本年为大业六年(610)。
“大业(605—617)余历，兵饥交贸，法食两缘，投庇无所。承沙门道基，化开井络，法俗钦仰。乃与兄从之，行达长安。”
案，《慈恩传》卷一云：“法师虽居童幼，而情达变通。乃启兄曰：‘此父母之邑，而丧乱若兹，岂可守而死也?余闻唐帝驱晋阳之众，已据有长安。天下依归，如适父母，愿与兄投也。’兄从之，即共俱来。时武德元年矣。”若依六十五岁说，武德元年(618)为十九岁。若依六十三岁说，本年为十七岁。若依六十九岁说，本年为二十三岁。
“武德五年(622)，年二十有一。”
案，若据六十五岁说，本年为武德五年(622)应是二十三岁；若是二十有一，则当生于仁寿二年<602)，与冥详《行状》六十三岁说合。
“年二十九也，遂厉独举，诣阙陈表，有司不为通。”
案，若据六十五岁说，本年为贞观二年(628)。若据六十三岁说，本年为武德五年(622)。若据六十九岁说，本年为武德七年(624)。
“贞观三年(629)，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幸因斯际，戏往姑臧。”
案，若据六十五岁说，时年三十岁。若据六十三岁说，时年二十八岁。若据六十九岁说，时年三十四岁。
“以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二十四日，届于京郊之西。”
案，若据六十五岁说，时年四十六岁。若据六十三岁说，时年四十四岁。若据六十九岁说，时年四十九岁。
“以贞观十九年二月六日，奉敕於弘福寺翻译经教。”
案，同上。
“贞观二十二年(648)幸玉华宫，追奘至，问：‘翻何经论?’答：‘正翻《瑜伽》。’”
案，若据六十五岁说，时年四十九岁。若据六十三岁说，时年四十七岁。若据六十九岁说，时年五十三岁。
“显庆二年(657)，驾幸洛阳，预从安置东都积翠。”
案，若据六十五岁说，时年五十八岁。若据六十三岁说，时年五十六岁。若据六十九岁说，时年六十二岁。
“麟德元年(664)，告翻经僧及门人曰：有为之法，必归磨灭；泡幻形质，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矣，必卒玉华。”
案，终年六十五岁。
《大唐慈恩三藏法师传》(终年不详，似在六十五岁或之后)
“法师虽居童幼，而情达变通。乃启兄曰：‘此父母之邑，而丧乱若兹，岂可守而死也?余闻唐帝驱晋阳之众，已据有长安。天下依归，如适父母，愿与兄投也。’兄从之，即共俱来。时武德元年矣。”(见上)
“法师年满二十，即以武德五年(622)，於成都受具、坐夏、学律。”(卷第一)
案，依其语气，武德五年可能正满二十岁，也可理解为已过二十岁。若据六十五岁说，时年二十三岁。若据六十三岁说，时年二十一岁。若据六十九岁说，时年二十七岁。若谓是年二十岁，则当生于隋文帝仁寿三年(603)。
“贞观三年(629)秋八月，将欲首途。又求祥瑞，乃夜梦见大海中有苏迷卢山，四宝所成，极为严丽。意欲登山，而洪涛汹涌，又无船筏，不以为惧，乃决意而入。忽见石莲华涌乎波外，应足而生。却而观之，随足而灭。须臾至山下，又峻峭不可上。踊身自腾，有搏飙飒至，扶而上升到山顶，四望廓然，无复拥碍。喜而寤焉，遂即行矣。时年二十六也。”(卷第一)
案，若据六十五岁说，时年三十岁。若据六十三岁说，时年二十八岁。若据六十九岁说，时年三十四岁。若谓二十六岁，则当生于大业元年(604)。
“贞观十九年(645)春正月景子，京城留守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等，承法师赍经像至，乃遣右武侯大将军侯莫、陈寔、雍州司马李叔慎、长安县令李乾祐等奉迎，自漕而入，舍於都亭驿。”(卷第六)
“二十年春(646)正月甲子，又译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至二月讫，又译《瑜伽师地论》。秋七月辛卯，法师进新译经论现了者。”(卷第六)
“二十二年(646)春，驾幸玉华宫。夏五月甲午，翻《瑜伽师地论》讫，凡一百卷。六月庚辰，敕追法师赴宫。
比发在途，屡有使至，令缓进无得劳损。既至，见於玉华殿甚欢。”(卷第六)
“二十二年(646)驾幸洛阳宫。”(卷第七)
“二十三年(647)夏四月，驾幸翠微宫，皇太子及法师并陪从。”(卷第七)
永徽“二年(651)春正月壬寅，瀛州刺史贾敦赜、蒲州刺史李道裕、榖州刺史杜正伦、恒州刺史萧锐因，朝集在京。公事之暇，相命参法师，请受菩萨戒，法师即授之。”(卷第七)
“六年(655)夏五月庚午，法师以正译之余，又译《理门论》，又先於弘福寺译《因明论》，此二论各一卷。”(卷第八)
“显庆元年(656)春正月景寅，皇太子忠自以非嫡，不敢久处元良，乃慕太伯之规，陈表累让，大帝从之，封忠为梁王。”(卷第八)
“显庆元年(656)春三月癸亥，御制大慈恩寺碑文讫。”(卷第九)
“二年(657)春二月，驾幸洛阳宫，法师亦陪从。”(卷第九)
“显庆二年(657)秋九月二十日，法师请入少林寺翻译表曰：……玄奘每惟此身众缘假合，念念无常。虽岸树井藤，不足以俦危脆；乾城水沫，无以譬其不坚。所以朝夕是期，无望长久。而风月如流，六十之年，飒焉已至。”(卷第九)
案，若据六十五岁说，时年五十八岁；若据六十三岁说，时年五十六岁，“已至”二字均不妥。若据六十九岁说，时年六十二岁。梁任公主《行状》六十九岁说，据此二句，认为本年必在六十外“无疑”〔39〕。而杨廷福先生《玄奘年寿考论》驳之云：“梁任公主张玄奘卒年六十九岁，认为这年六十二岁，故云‘已至’，实无视‘飒然’和‘已至’的训释，以致舛讹。案玄奘‘岁月如流’句，脱胎于孔融《论盛孝章书》的‘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为始满，融又过二’。‘飒’，风声，《文选》宋玉《风赋》：‘有风飒然而至。’玄奘用以形容六十年倏然而至。‘已’，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一曰：‘苢’或作‘已’，郑注《礼记·檀弓》曰：‘以与已字本同。’故‘已’古与‘以’通，《全唐文》中多‘已’‘以’通用，玄奘《大唐西域记》与其所作表、启，凡‘已’大都作‘以’解，其例不胜枚举。而‘飒然已至’的‘已’，略同于《经传释词》的‘犹而也’、‘犹及也’，作者举其成数，说明六十之年将临，也正是五十八岁人的口吻。如果玄奘当年已六十二岁，是年逾六旬，怎么能谓‘飒然已至’。如果玄奘卒年六十三，这年正五十六岁，介于五十、六十之间，也不能用‘飒然已至’。”杨先生文章的最后二问也正是我们的疑惑，其余所谓则非我辈之所闻。“以”、“已”本为一字，只是隶化后字形才有变化，而在用法上并无大异，这是小学的常识。《正字通，已部》云：“已，与佀古共一字。隶作已、佀。”“飒然”之“飒”从风，原为风声也不错；“六十之年，飒焉已至”之“飒”已经非指风声，而为突然、疾速之意。这种词义的引申与转移，也为训诂所常见。不论‘已’是理解为副词之‘已经’，还是理解为连词的‘犹而也’，都并不如杨先生所云，“飒焉已至”是“将临”的意思。“将”义是杨先生所臆加，并非文义所固有。这只要读明白了宋玉《风赋》“有风飒然而至”，与孔融《论盛孝章书》“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为始满，融又过二”，无论“而至”还是“已至”，并没有时态的不同，都是已成事实，就可以得悉文章的原意了。梁任公是公认的学术大家，对此类简单句子的理解，似乎还不烦后人为之指正。
“三年春正月，驾还西京，法师亦随归。”(卷第九)
“然法师翻此经，进汲汲然，恒虑无常。谓诸僧曰：‘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当卒命於此伽蓝。经部甚大，每惧不终。努力，人加勤恳，勿辞劳苦。’至龙朔三年(663)冬十月二十三日功毕绝笔，合成六百卷，称为《大般若经》焉。”(卷第十)
案，此话所系年月不详，然至早不会早于显庆五年(660)，最晚也不晚于龙朔三年(663)。若据六十三岁或六十五岁说，不当曰“今年六十有五”。若据六十九岁说，显庆五年(660)为六十五岁。“今年六十有五”字样，或系原载于麟德元年，因为文字错简而误移置此，所以最后神逝时不曾道及年寿若干，有违僧传的常例。
“麟德元年(664)春正月朔一日，翻经大德及玉华寺众，殷勤启请翻《大宝积经》。法师见众情专至，俯仰翻数行讫，便摄梵本停住告众曰：‘此经部轴与《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气力，不复办此，死期已至，势非赊远。今欲往兰芝等谷礼拜，辞俱胝佛像。’於是与门人同出。僧众相顾，莫不潸然。……至(二月)五日夜半，弟子光等问：‘和上决定得生弥勒内院不?’法师报云：‘得生。’言讫，喘息渐微，少间神逝。”(卷第十)
案，年岁不详，或为六十五岁也未可知。若谓为六十九岁，则当注明“春秋六十九”字样，方合僧传体例。《慈恩传》文字原有错讹。
“总章二年四月八日，有敕徙葬法师於樊川北原，营建塔宇。盖以旧所密迩京郊，禁中多见，时伤圣虑，故改卜焉。”(卷第十)
《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言终年六十三岁)
“大业(605—617)之际，诏度僧尼。时使人大理卿郑善果，有许、郭之鉴。一见法师，而谓人：‘此子年齿虽幼，风骨甚奇。若住释门，必为梁栋。’因听落饰，止於东都净土道场。时寺有景法师，讲《涅槃经》。执卷伏膺，遂忘寝食。又学严法师《摄论》，爱好逾剧。并一闻将尽，再览之后，无复所遗。众咸惊异。乃令升座，覆述抑扬，剖畅备尽。师宗美问，芳声从兹发爽。时年十五也。”
案，若据六十三岁说，时为大业十二年(616)。若据六十五岁说，时为大业十年(614)。若据六十九岁说，时为大业六年(610)。
“其后隋氏失驭，天下沸腾。启兄：‘此虽父母之邑，而丧乱若兹，岂可守而死。今闻唐主驱晋阳之众，已据有长安，天下依归，如适父母，愿与兄投也。’兄从之，即与俱来。时武德元年（618)矣。”
案，若据六十三岁说，时年十七岁。若据六十五岁说，时年十九岁。若据六十九岁说，时年二十三岁。
“法师年二十有一，以武德五年(622)，於成都受具，坐夏，学律。”
案，若据六十三岁说，时年二十一岁。若据六十五岁说，时年二十三岁。若据六十九岁说，时年二十七岁。
“贞观三年(629)，将欲首途。又求祥应，乃夜梦见大海中，有苏迷卢山，极为丽严。意欲登山，而洪涛汹涌，不以为惧，乃决意而入。忽见莲花，踊乎波外，应足而生。须臾至山，又峻峭不可上，踊身自腾，有搏飙扶而上升。至顶，四望廓然，无复拥碍。喜而寤焉，遂即行矣。时年二十九也。”
案，若据六十三岁说，时年二十八岁。若据六十五岁说，时年三十岁。若据六十九岁说，时年三十四岁。
“到二十年(646)秋七月十三日，进新翻经，并请仰制经序及进《西域记》，蒙神笔报书。”
“至二十二年(648)，驾幸玉华宫。六月，敕追法师，既至，接以殊礼。敕问师：‘比更翻何经论?’答：‘近翻《瑜伽师地论》一百卷。”
“至其年八月四日，制序讫，凡七百八十言，题云《大唐三藏圣教序》，通冠新经之首。”
“(显庆)二年(657)，驾幸洛阳宫，法师预往。”
“显庆三年(658)中，敕为皇太子於汉王故宅造西明寺。”
“以显庆五年(660)正月一日，翻《大般若》，至龙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终讫，凡四处十六会说，总六百卷。”
“至麟德元年(664)正月一日，玉花寺众及僧等请翻《大宝积经》。法师辞曰：知此经於汉土未有缘，纵翻亦不了。固请不免，法师曰：翻必不满五行。遂译四行止。谓弟子及翻经僧等：有为之法，必归磨灭。泡幻之质，何得久停?今麟德元年，吾行年六十有三，必卒於玉花。”
案，若言六十有三，则生于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古书“三”字与“五”字易互误，亦有可能为“六十有五”，则与《续高僧传》说一致。
《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言终年六十九岁)
刘轲《塔铭》作于“岁丁巳，开成纪元之明年，”即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时日较晚，已非第一手资料。中又云：“三藏事迹载国史及《慈恩传》”，证明曾经参考过史传和《慈恩传》，其价值与之相同。但是它是六十九岁说的首倡者，故亦录载于下。
“年十三，依兄捷出家於洛属。”
案，若据六十九岁说，当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若据六十五岁说，时为大业八年(612)。若据六十九岁说，时为大业四年(608)。
“武德五年(622)，受具於成都。”
案，若据六十九岁说，时年二十七岁。若拥六十三岁说，时年二十一岁。若据六十五岁说，时午二十三岁。
“贞观三年(629)，忽梦海中苏迷卢。”
案，若据六十九岁说，时年三十四岁。若据六十三岁说，时年二十八岁。若据六十五岁说，时年三十岁。
“十九年(645)春二月景子，留守自漕迎於都亭。”
案，若据六十九岁说，时年五十岁。若据六十三岁说，时年四十四岁。若据六十五岁说，时年四十六岁。
“麟德元年(664)……至二月五日夜，弟子光□问云：‘和尚决定得生弥勒内众否?’云：‘得生。’俄而去，春秋六十九矣。”
案，若据六十九岁说，则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
《旧唐书》(言终年五十六岁)
“六年卒，年五十六。”
案，若定为高宗永徽六年(655)，则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若定为显庆六年(661)，则生于炀帝大业二年(606)。怀疑是先有年龄的颠倒，后才产生计算的错误。
从以上所录可以看出，无论哪一种说法，不但相互矛盾，甚至也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何以会出现此类现象，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是因为玄奘在有唐之后，其事迹载于国史，而其前的图史文书，则由于世乱而荡然无存，而僧人对于世寿不甚措意，师弟之间也不曾郑重道起，道宣诸人也未悉其详?抑是各传的作者推算失误，或者后人囿于己见，率意篡改?我们不能起古人于地下，无从得悉其原故了。玄奘的年寿疑问丛生，得不出足以服众的结论，于是学者触及此事时，大都谨慎从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在“玄奘”条下，暂定“约600—664”；而任继愈主编的《宗教大辞典》，则只确定卒年为664，而生年以“?”表示。这种不定或阙如的处理方式，体现了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在未能获得新的文献证据之前，仍不失为一种稳妥和恰当的办法。也许新的证据再也寻觅不到了，因为人文科学不像自然科学，历史已如白驹过隙，不可能再现或克隆，玄奘的某些生平之谜，或许是永远地沉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了。
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于苏州西园寺戒幢佛学研究所
〔1〕《大唐三藏赞》，见敦煌遗书第2680页。
〔2〕《西游记》自明代问世后，作者为谁，久未能明。二十年代，胡适与鲁迅等人考证为吴承恩作。这一结论，已经得到学术界认可，但也有人不以为然。
〔3〕《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以下简称《行状》)，冥详撰。冥详，僧传无传，生平不详。从文章的内容和体制可以得悉，作者与传主亦属同时。《行状》辑人《大正藏》第五十卷。
〔4〕《续高僧传》，唐代道宜撰。按，赞宁，智轮《大宋高僧传》卷第十四《唐京兆西明寺道宜传》，道宜坐化于乾封二年(667)，春秋七十二，几与玄奘同时。传并云：“及西明寺初就，诏宣充上座。三藏奘法师至止，诏与翻泽。”又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道宣为其门下“缀文大德”九人之一。《续高僧传》辑入《大正藏》第五十卷。本文引文据上海古籍出版社《高僧传合集》影印本。
〔5〕《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慈恩传》)，唐代慧立撰五卷，其后彦悰补为十卷。案《宋高僧传》卷第四《唐京兆大慈恩寺彦悰传》：“释彦悰，未知何许人也。贞观之末观光上京，求法于三藏法师之门。然其才不迨光宝，遍长缀习学耳。于玄儒之业颇见精微，辞笔之能殊超流辈。有魏国西寺沙门慧立，性气炰烋，以护法为己任。着传五卷，专记三藏自贞观中一行盛化及西域所历夷险等，号《慈恩传》，盖取寺题也。及削稿云毕，虑遗诸美，遂藏于地穴。至疾亟，命门徒掘土出之而卒。其本数年流散他所，搜购乃获。弟子等命悰排次之，序引之，或文未允，或事稍亏，重更伸明，曰笺述是也，乃象郑司农笺毛之诂训也。”彦悰垂拱四年(688)序《慈恩传》云：”传本五卷，魏国西寺前沙门慧立所述。立俗姓赵，豳国公刘人，隋起居郎司隶从事毅之子。博考儒释，雅善篇章，妙辩云飞，溢思泉涌。加以直词正色，不惮威严，赴水蹈火，无所屈挠。睹三藏之学行，瞩三藏之形仪，钻之仰之，弥坚弥远，因修撰其事，以贻终古。乃削稿云毕，虑遗诸美，遂藏之地府，代莫得闻。尔后役思缠痾，气悬钟漏，乃顾命门徒掘以启之。将出而卒，门人等哀恸荒鲠，悲不自胜。而此传流离分散他所，累载搜购，近乃获全，因命余以序之，追余以次之。余抚己缺然，拒而不应。因又谓余曰：佛法之事，岂预俗徒。况乃当仁，苦为辞让(文案，“苦”字疑为“若”字之讹)?余再怀惭退，沉吟久之。执纸操翰，汍澜腷臆，方乃参犬羊以虎豹，糅瓦石以琳缪，错综本文，笺为十卷，庶后之览者无或嗤焉。”说明二人均系玄奘共生于世的人物。《慈恩传》辑入《大正藏》第五十卷。
〔6〕《新唐书》囿于历史偏见，未为玄奘立传。
〔7〕赵宝俊《开展玄奘研究修复玄奘故里是中原人民的大事》。
〔8〕《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一》。
〔9〕马佩《玄奘研究》，1997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10〕“随”与“隋”通。
〔11〕“冤”疑“冠”字之误。
〔12〕《大正藏》本“大业年”间有”末”字，《高僧传合集》影印本无此字。
〔13〕杨廷福先生著《玄奘年谱》，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其后又被译为英文出版)。其前言谓：“本书之作，主要是对前人成果的增补订讹。”杨氏又有《玄奘论集》，收《玄奘生平简谱》、《玄奘年寿考论》、《玄奘西行首途年月考变》等作者考据论文，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其时作者已经去世)，苏渊雷为作《小引》，颇加赞辞。据马佩等《玄奘研究》第三章《玄奘传略》(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云：“1988年，杨廷福先生出版《玄奘年谱》(指中华书局版)，杂糅诸传素材，综理众家之说，对玄奘的生平进行了一次大回顾和大总结。不久，陈垣先生发文盛赞杨说，杨廷福有关玄奘生平的论断几成定论。”所以《玄奘研究》也“在主要时间断限上采用杨《谱》论说”。因此，本文也就多以杨延福先生《玄奘年谱》以及《玄奘论集》中的论断进行讨论，而不再涉及刘汝霖氏《唐玄奘法师年谱》、曾了若《玄奘法师年谱》、陈思复《唐玄奘法师年谱》诸书。
〔14〕《大正藏》本《续高僧传》在“大业”后有“末”字，《高僧传合集》影印《续商僧传》本无此字，杨先生所引当系影印本。
〔15〕《慈恩传》卷九，载有显庆二年重葬父母表，中云；“问访亲故，沦丧将尽，惟有姊一人适瀛州张氏，遣迎相见悲喜。”
〔16〕赵宝俊《开展玄奘研究修复玄奘故里是中原人民的大事》亦主此说：“其兄陈素为洛阳净土寺名僧。”
〔17〕靖迈《古今译经图记》，《大正藏》作《古今译经图纪)。《古今译经图纪》辑入《大正藏》第五十五卷。
〔18〕“落彩”，靖迈《古今译经图记》原文如此，当即“不纯采”之义。
〔19〕文案，据《礼记·曲礼》，“衣冠”当作“冠衣”，“落彩”当作“纯采”，“当室”后又脱“冠衣”二字，杨先生引文均误。郑玄注《曲礼》云：“纯，缘也。”纯读zhǔn，饰边。引《深衣》曰：“具父母，衣纯以青。”
〔20〕杨氏引玄奘重葬父母表文“夙钟荼蓼”，误作“夙种荼蓼”。
〔21〕“通玄”，玄指佛理，非谓道家或儒家之玄学。唐戴叔伦《晖上人独坐亭》：“性空长入定，心悟自通玄，”
〔22〕“问”通“闻”。美闻，令名。
〔23〕两《唐书》文字略有不同，意义无异。
〔24〕《行状》作“大业之际，诏度僧尼。”亦未及具体年代。而“芳声从兹发爽，时年十五也。”与《慈恩传}卷十三又不同。
〔25〕《续高僧传)本传。
〔26〕惟有志磐《佛祖统纪》卷第二十九作：“正观二年上表游西竺，上允之。”
〔27〕《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第一《搜集史料之法》。
〔28〕杨廷福先生《玄奘西行首途年月考》亦主梁任公说，但是没有提供新的证据。
〔29〕《慈恩传》卷六：“又有缀文大德九人至，即京师普光寺沙门栖玄，弘福寺沙门明浚，会昌寺沙门辩机，终南山丰德寺沙门道宣，简州福聚寺沙门静迈，蒲州普救寺沙门行友，栖岩寺沙门道卓，豳州昭仁寺沙门慧立，洛州天宫寺沙门玄则等。”智升、圆照均开元年间人，距玄奘年代不远，且二人均出家长安。而圆照出家于西明寺，更属当年译经场所。他们对玄奘的事迹，亦当不陌生。
〔30〕杨文同上，见其《玄奘论集》。
〔31〕辑入《卐续藏经》第一五0册。
〔3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广弘明集”条下，亦言文字存有抵牾，怀疑为“后人追改”。
〔33〕杨先生这里所言是《圣教序》、《述圣记)，而非于阗所上表文，“十七年”必指自出国迄于归国的时间。其(玄奘生平简谱)及(玄奘西行首途年月考)，与此自相矛盾。
〔34〕新旧《唐书》关于人物生平失误较多，比如大诗人杜甫的生平，失误屡屡，即是其著者。
〔35〕《旧唐书》本传称：“六年卒，时年五十六。”
〔36〕冥详《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云：“今麟德元年，吾行年六十有三，必当卒命于此伽蓝。”
〔37〕刘轲《大庸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于麟德元年二月五日夜卒后云：“春秋六十有九矣。”《大遍觉法师铭》见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十三，《卍续藏经》第五十册亦有辑录。
〔38〕《慈恩传》卷—“法师年满二十，即以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坐夏、学律。”案《百一羯磨法》，年满二十方得受真足戒。若本年恰满二十，则生于隋文帝仁寿四年(604)，至麟德元年(664)为六十一岁。贞观三年，年二十六岁条亦与此同。
〔39〕《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第二《鉴别史料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