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澂(1896—1989年)是我国著名的佛学大师。他精通英、日、梵、巴(巴利文)、藏等多种文字，对印度佛学、中国汉地佛学和西藏佛学都有深刻的研究。他毕生以佛学为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勇于探索和创新，终于闯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在整理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攀登了近现代佛学研究的高峰。
吕澂的佛学研究及其思想，基本上继承了其师欧阳竞无的传统，但有所发展，有所创新。他善于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佛学研究的成果，既不盲目崇信外国的一套，也不墨守中国学者的陈规。他有目的有选择地利用国内外一切成果，作为思想资料，建立起自己的新的佛学体系。
吕澂在佛学研究方法上努力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通过长期的研究实践，认识到佛学思想本身就带有非常复杂的性质。一方面佛学思想在古印度向各地流传过程中，就不断有所发展和变化。另一方面佛学传到中国来，其经典由梵文、巴利文而译为汉文、藏文，错讹和疏漏在所难免；其思想也因时因地而不断有所演变和发展，不弄清这些情况和变化，不掌握佛学思想发展的规律，就很难搞清楚佛学思想的本来面目。因此，他感到研究佛学，必须立足于世界范围，应该把世界各国的佛教，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都应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加以考察、比较，从中找出其异同之点，纠正其错讹之处，寻求其发展和演变的规律。由于他精通英、日、梵、巴(巴利文)、藏等各种文字，所以就利用梵文、巴利文和藏文等资料，对勘汉译佛典，从中鉴别真伪，考订异乱，纠正错讹，补正缺失，做到了“冶梵、巴、汉、藏于一炉”，从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疑难问题。他在支那内学院期间，除了利用梵、藏资料，对勘汉译佛典整理、编印出三辑《藏要》外，还在佛典和教义的考订、辨伪方面，作出了优异的成绩。一些考订辨伪，后来逐渐为一些佛教学者所信用。
吕澂一生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这些辉煌的成就中，最引入注目的，就是对玄奘翻译及其佛学思想的评价，可谓古往今来，别出心裁，独树—帜。因为长期以来，大凡研究玄奘翻译及其佛学思想的都一致认为玄奘的翻译最忠实于印度原本，历来被看作是惟一精确直译之文。因而玄奘的佛学思想，最忠实于印度佛学思想，玄奘所传的唯识学，基本上照搬了印度的唯识思想。但吕澂在研究玄奘的翻译及其佛学思想时，却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
吕澂研究佛学，喜欢利用各种文字的资料，对勘各种佛典，以鉴别真伪，考订异乱，纠正错讹，补正缺失。他在研究玄奘翻译的《观所缘释论》时，对勘了陈真谛的译本、唐义净的译本和西藏译本，发现玄奘和义净的两个译本，所以有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一者，奘净两家所用原本未尝有异也，而奘译翻译修辞改之。”意思是说，玄奘和义净两家翻译所用之原本，并没有两样，只是玄奘在翻译时，在文辞上作了修饰、改定。由此他认为，义净的翻译“近于直译”，玄奘的翻译则“近于意译”。所以“两家虽有文质繁简之殊”，实际上“其原本犹无害为一类”。他接着又说：“奘译力求整齐，每释皆先引全颂，于是文句未能分段落者必改组而断句，意有未尽者亦必引而足之，错综其词，庐面遂非。”这是意译的一种格式。同时，“奘译据文敷演，不觉其词之酣畅”，这又是意译的一种格式。所以他认为，“奘译原本不必与净译异，特译文敷畅见其文彩有殊而已”。
“二者，奘译之润文非但畅意而已，亦取注释家言以改论”。意思是说，玄奘的翻译还不仅仅是在文辞上加以修饰，使之词意畅通而已，而且还常常采用注释家的言论来改变论文的原意。在他看来，玄奘的翻译，有许多地方都是采用了护法所作注疏中的言论和观点。
“三者，奘译改论非直宗护法之解也，乃别取诸后起之说”。意思是说，玄奘的翻译也并非都是直接依据护法的注疏以改变论中之文，有些地方还另外采取了护法以后的一些佛教学者的理论。所谓“奘译文义大同护法而不尽同，其所依据殆在继承护法而变其说者”。他认为护法以后的学者，大概就是护法的门下弟子胜军等三家，或者就是戒贤其人。
通过分析、研究，将《观所缘释论》的四种翻译互相对勘，终于对玄奘的翻译提出了三点看法：“一、奘师译文与其谓为忠实之直译，无宁谓为畅达之意译”。“二、奘师意译与其谓为信于原本，无宁谓为信于所学”。“三、奘译所宗与其谓为护法之学，无宁谓为晚起变本之说”。(以上引文均见《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一《论奘译观所缘释论之特征》一文)后来，他进一步对玄奘的译籍作了全面考订，更加肯定地认为，玄奘的翻译是不忠实于原本的意译。他在与熊十力论学的书信交往中说：“奘译喜以晚说改译旧文，谨严实有不足。如以《瑜伽》说改《般若》，时见唯心所现与无性为自性之义。又以《毗昙经》改《本地分》，而有言说性与离言性平等之义。又以慧护遍计执余之说改《摄论》，以清辨和集说改《二十颂》，以护法五识说改《观所缘》，几乎逐步移观，终不以完全面目示人。”最后，他“断定奘译为不忠于原本之意译”。(见《复熊十力书七》)
从以上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吕澂在研究玄奘的翻译及其思想时，并没有盲目相信唐代以来一些佛教学者共同认为的玄奘翻译是唯一精确的直译之文的论断，而是实事求是进行研究和分析，从而得出了玄奘翻译是不忠实于原本的意译的结论。这是对玄奘翻译作出的比较客观的评价。
由于吕澂的这些看法，与历来论述玄奘翻译的见解完全不同，因而引起了近代研究玄奘翻译及其思想的一些佛教学者的注意，反响极为强烈。甚至有人认为，吕澂强调玄奘翻译不忠实于原本，是对玄奘翻译的否定。但是，吕澂的这些研究，由于不是凭空推论，而是通过各种译本互相对勘，深入研究，最后才得出的结论，所以后来逐渐为一些佛教学名者所接受和信用。他的这些研究成果，给后来研究玄奘一系的译著和思想以极大的帮助。
此外，吕澂还撰文批评了玄奘门下对唯识古学的非难。
在印度佛教历史上，有所谓唯识古学和唯识今学两个系统。这是印度世亲一系以唯识学为中心的瑜伽行派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其中比较偏于保守，在学说和文字上都保持世亲学说原来精神面貌的，一般称之为唯识古学；另外，态度比较自由进取，在不丧失世亲学术基本精神的范围内，对其学说大加发挥，甚至对其著作在文字上也有某些改动的，一般称之为唯识今学。吕澂通过研究，认为唯识古今学不能单从时间上来分。他说：“此言古今，非以无著、世亲或陈那相望之先后而判也。如以先后判，则应无著古学而世亲今学，又应世亲古学而陈那今学，此将淆乱不得定称。实则无著世亲唯识之学前后一贯，后人有祖述二家学说而推阐之者，足为古学；有演变二家学说而推阐之者，是为今学。古谓顺从旧说，今谓推衍新说，此其大校也。”根据这一判断，他举出唯识古今学的代表人物是：“于印度十大论师”中，“新胜、火辨、难陀三家，古学也；护法，今学也(安慧则折衷二者之间)”。(在后来的著述中，说法有所改变，认为唯识古学的代表人物是难陀、安慧，唯识今学的代表人物是陈那、护法)中国的唯识翻译家，“则真谛，古学也；玄奘，今学也”。他还进一步指出：“唯识古今学根本不同之点，在其俱言唯识而所以解之者各殊”。他认为，把能取、所取、心及心所，一切能看成是以识为性，这是唯识古学对唯识的解释；认为一切都不离识，故名唯识，并不是一切都以识为性，这是唯识今学对唯识的见解。因此，“解唯识不同，实古今学一切异义之根源”。他通过研究，很不满意玄奘门下把唯识古学对唯识所作的解释一概斥之为“非正义”的说法，始终认为“唯识之有古今学，实行解之差别致之，其间先后精粗，容可作比较，然而是非未易言也。奘门盛传今学，遂将古学概为诸归译而非之。是因其为古学而非之欤?抑因译家纰缪而非之欤?若谓旧译纰缪，梵本不必同，果可执一衡余以定其是非欤?今谓无著世亲之学，存于难陀等及真谛所传者更多，寻绎真谛等译籍更易得其实在。此不关译文之精当与否，彼此各有学识渊源，实不容轻相是非也。”(以上引文均见《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一《论庄严经论与唯识古学》)从学识渊源上判明唯识古今学分支的实质，批评玄奘门下对唯识古学的非难，这是吕澂对玄奘所传唯识思想研究中又一独到之处。
吕澂对玄奘翻译及其思想提出不同的看法，表现出他对佛学研究所采取的严肃认真态度和所运用的科学方法。
吕澂在研究玄奘翻译及其佛学思想的过程中，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特别是对玄奘的翻译，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认为玄奘的翻译是不忠实于原本的意译，所以在翻译的态度上是“谨严实有不足”。这是一种带有批评口吻的评价。但是，从吕澂研究玄奘思想的整体来看，他对玄奘及其翻译和佛学思想的评价是相当高的，这从他所撰著的有关著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吕澂在建国后，曾在《现代佛学》刊物上发表有题为《慈恩宗——唐代佛家六宗学说略述之一》的佛学论文一篇，文中对玄奘游学印度及其翻译事业作了高度评价。
首先，他对玄奘在印度游学所取得的成就赞颂备至。他认为玄奘“在那烂陀寺戒贤门下的五年，同最后在杖林山胜军处的两年”，对他们的瑜伽学说，可说是“兼收并蓄”。“此外，当时大乘佛学中俨然和瑜伽对峙的中百论学说，玄奘也先后在北印度及那烂陀寺反复学习了好多遍。还有关于小乘的学说，像有部的《杂心》、《婆沙》、《俱舍》各论”，玄奘也是“所得更罄无余蕴”。有部以外的大众、正量、经部等派的学说，他也“旁搜博探，备闻无遗”。吕澂的最后结论是：“玄奘在印度之所学不仅仅是包罗万象而已，他还加以融会、剪裁而自成一家之言。”
其次，他对玄奘回国后的翻译也作了高度评价。他认为，玄奘回国后“仅仅准备了一百天工夫，就从事他毕生的翻译事业(玄奘于贞观十九年正月抵达长安，到五月间就开始翻译了)。先后十九年中，他虽然迁居了好几次(先在弘福寺，又迁慈恩寺、西明寺，最后在玉华宫)，但这一场译事始终无间地进行着。拿它的总成绩看，共译书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余卷。这数量的巨大，比较新旧译家和玄奘齐名的罗什、真谛、不空(这三人和玄奘一向被称为中国译经四大家的)所译的全部，还要多出六百余卷，就可了然。”他还指出：“玄奘的翻译不单以量胜，又还以质胜。”他接着说：“近年有人注意到佛家的翻译，特别推崇玄奘，称赞他译文形式上的种种优点，但是这并不足以尽其实在。他的翻译最擅胜的地方，在由于学力的深厚，和对于华梵语文的通彻，所以能够自在运用文字来融化了原本所说的义理，借以发挥他自己信奉的一家之言。换句话说，就是玄奘能很熟练而巧妙地拿一家之言来贯通原本，甚至于改动原本。”他称赞玄奘的翻译是“运用了六代以来那种偶正奇变的文体，参酌梵文钩锁连环的方式，创成一种精严凝重的风格，用来表达特别着重结构的瑜伽学说，恰恰调和”。所以他又进一步说：玄奘“回国来所组织的译场里，虽然有二十人左右的证文、缀文大德，但以玄奘的文学天才表现为出口成章落笔即是的那样翻译，实际参与其事的人能改动的地方是很少的”。(以上引文均见《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五《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附录《慈恩宗》)于此可见吕澂对玄奘翻译评价之高。
吕澂晚年所出版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系根据1961—1965年在佛学班讲课的讲稿整理而成)一书，也对玄奘游学印度及其回国后的翻译事业作了评价。他说，玄奘“到了印度，得入戒贤之门。他除了学习瑜伽行的学说而外，还对其他的学说，例如唯识、中观以及小乘各部的毗昙，因明、声明等等，也勤加学习”。“他所参访的名师，有名字可靠的就达十四人之多。因此，他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当时印度的一般学者的水平”。在谈到玄奘的翻译时，吕澂说，玄奘“在回国以后安排翻译时，一方面注意‘纠正旧失’，一方面又努力‘补充疏漏’，同时还在译场上随译随讲，听的人做有笔记并根据所讲做了注疏”，这都是其他翻译家所没有的。他还指出：“玄奘从贞观十九年(645年)开始翻译，到他临死(664年)的前一个月为止，前后近二十年，翻译工作从来未中断。”又说：“玄奘的翻译不管属于哪个阶段，他都注意学说的源流变化，尽可能地作出完整的介绍。这也可以看出，玄奘的学问，不但规模广阔，而且根柢也是极其深厚的。”他还认为，“就翻译的文体说，玄奘也超过了各家，一般称之新译。由于他对汉文和梵文的造诣很深，所以译文做到了既信且达。他又了解过去译家的缺点，注意改进、提高，因而译本的质量超过了各译家的水平。现在拿梵、藏文本对照看，他的译本基本上都正确。”他最后指出：“公正地说，印度的佛学从汉末传来中国，直到唐初的几百年间，真正能够传译印度学说的本来面目的，还要算玄奘这一家。”(以上引文均见《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五《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八讲《宗派的兴起及其发展》)对玄奘的翻译，可说是作了极高的评价。
总体来说，吕澈对玄奘的翻译，虽然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认为在翻译中不忠实于原本，“谨严实有不足”，带有批评的意味。但是从总体上看，吕澂对玄奘翻译的评价还是非常高的。这从他认为“印度的佛学从汉末传来中国，直到唐初的几百年间，真正能够传译印度学说的本来面目的，还要算玄奘这一家。”而“就翻译的文体说，玄奘也超过了各家”等等言论来说，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实际上，吕澂继承其师欧阳竟无的传统，对玄奘及其所创的慈恩宗的法相唯识之学，始终十分重视。他们所办的支那内学院，即以学习和研究玄奘所传的法相唯识之学为重点。而后来所办的法相大学，更是以学习玄奘所传的法相之学为中心。因此，在一些佛教学者的眼里，支那内学院就是近代学习和研究玄奘所传的法相唯识之学的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而吕澂本人，更是毕生以整理、研究玄奘所译的法相唯识典籍为重点。由此可见吕澂对慈恩宗及其创始者玄奘的翻译及佛学思想的尊重和推崇。
（作者单位：上海佛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