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大师作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巨擘，其成就是多方面的；后来者从各种角度、不同方面对之进行体会和研究，所得到的启示和借鉴也是多方面的。大师本人的事迹、译注典籍和由此而产生的人格魅力、文化精神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藏。本文试就大师事迹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融合精神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从佛教中国化过程的高度来认识玄奘文化融合精神的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道、佛三家的交融互补为基本内容。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大体一直处于主导地位，道(包括道家和道教)、佛两家处于一种辅助的地位。儒、道、佛三家由于相互之间在思想内核、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发生抵牾乃至冲突，相互指责与攻击对方的不足或缺陷，同时又通过吸取对方的相关因素来调整、充实自身的思想内容。三家思想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儒、道、佛三家的冲突与融合，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总体上保持常变常新的态势。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它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面临以儒、道两家为代表的本土思想文化的迎拒。儒、道对佛教的排斥、同化与利用，佛教对儒、道的依附、抗衡与渗透，构成了佛教与儒、道关系的主要内容，贯穿于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之中。汤用彤先生在论及外来思想文化与本土思想文化的交流时，认为大致要经过这样三个阶段，即在交流的开始阶段，由于相互了解的不多，“因为看见表面的相同而调和”；随着交流的进行，各自的特点逐渐表现出来，“因为看见不同而冲突”；在交流的第三个阶段，由于相互间的深入了解，不仅看到不同之处，而且还看到了实质上的相同之处，在更高的层次上，“因再发现真实的相同而调和”(参见汤用彤《文化的冲突与调和》，载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汤用彤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与儒、道的关系也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直到东晋时期，佛教在总体上对儒、道处于依附的状态。在汉代，佛教在宗教观念上依附于神仙方术，在政治伦理方面迎合儒家。魏晋时期，佛教在思想内容和方法上着重依附玄学，在内容上更加充实，并逐渐扩大流传，从而又反过来对玄学产生影响。从东晋开始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对儒、道处于一种抗衡的状态。由于佛教自身的极大发展，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异的特点越来越充分地展露出来，佛教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在范围和程度上也越来越宽广和深入，这使得儒、道对佛教采取一种相对激烈的争斗姿态；佛教自身的发展也使其有实力与之抗衡，同时在这种相对激烈的冲突过程中，佛教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隋唐时期，佛教与儒、道三方都更清楚地认识到各自的特点及其作用，相互吸取对方思想叫中的相关因素以使自身得以充实和完善，三教融合、三教一致日益成为儒、道、佛三教关系的主流。佛教融合儒、道的直接表现就是在摄取儒、道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佛教自身的特点，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及禅宗等。佛教经过长期与儒、道之间冲突与融合的过程，由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最终彻底地融入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给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带来了新的因素，在吸取儒、道两家相关因子的同时，又保持了自身所具有的特点。玄奘所代表的唯识宗形成于唐代，是佛教中国化的逻辑发展和重要环节，其佛学思想和所反映出来的精神同样具有与这一发展趋势和规律相符合的特征。
二 玄奘文化融合精神的基本内涵
玄奘一生致力于翻译，完整的著述不多。根据内学院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道宣《续高僧传·玄奘传》等文献所载，从玄奘为学过程、西行动机和在印度修习事迹中可以大致了解其文化融合精神的基本内涵。
1.广纳百川，真实不妄。玄奘少时从其兄习佛经，后遍访名师，熟悉深研汉译大小两乘、空有二宗经论，这是其成为一代大师的基础，也是其西行的动因。玄奘正是通过这种广博的研习，觉得多年来在各地讲筵所闻，异说不一，尤其是当时流行的《摄论》、《地论》两家有关法相之说不能统一，很想得到总赅三乘学说的《瑜伽师地论》，以求会通一切，于是决心西行印度求法。这种思想在其传记中有多处体现，如：“遗教东流六百余祀，腾会振辉于吴洛，谶什钟美于秦凉。不坠玄风，咸匡胜业。但远人来译，音训不同。去圣时遥，义类差舛。遂使双林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两道，纷纭争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玄奘……负笈从师将近二纪，名贤胜友备悉咨询，大小乘宗略得披览，未尝不执卷踌躇，捧经挓傺。望给园而翘足，想鹫岭而载怀，愿一拜临，启伸宿惑。”(《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启谢高昌王表》，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2卷第3册第6页，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往以佛兴四域遗教东传，然则胜典虽来而圆宗尚阙。常思访学，无顾身命。”(《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陈还国表》，同上书第7页)“信夫汉梦西感正教东传，道阻且长未能委悉，故有专门竞执多滞二常之宗，党同嫉异致乖一味之旨，遂令后学相顾靡识所归。……决志出一生之域，投身入万死之地，……遍寻正说。”(《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基塔之日自述诚愿》，同上书第11页)玄奘从大小乘各宗派思想中体会出佛学宗旨的统一，而体现这种统一宗旨的佛学应该具有包罗各派、圆融完满的特征，这既是其西行求法的动机，也是其佛学思想和文化融合精神的核心。玄奘在印度的事迹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精神，即致力于修习真实圆融的佛学，而修习佛学的目的在于融汇空有、统一二乘。在印度的著作《会宗论》三千颂在于沟通大乘学说中瑜伽、中观两家的论争，《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用以折服正量部论师般若毱多《破大乘论》的异说。事实上两论得到印度大小乘教徒的一致推崇，可见玄奘的融合精神是符合佛教发展的规律的，其思想也正是这种规律的体现。
2.佛教主体，特色融汇。玄奘文化融和精神又是在坚持学派特色和佛教宗旨的前提下展开的。在佛教内部，就其学说总的特征来看，是以大乘统一小乘，以有宗统一空宗；对中国传统文化，则表现为极力坚持佛教自身的特色，以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具有差异性的融汇和统一才是有价值的，才是真正的综合与创新。玄奘在翻译《老子》为梵文时与道士蔡晃、成英的对话中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态度。“佛道两教，其致无殊，安用佛言用通道义?穷核言迹，本无所从。……佛教初开，深文尚拥，《老》谈玄理，微附佛言，《肇论》所传，引为联类，岂以异词而成通极。今经论繁富各有司南，《老》但五千论无文解，自余千卷多是医方，至如此土贤明何晏、王弼、周顒、萧绎、顾欢之徒，动数十家，注解《老子》，何不引用?乃复旁通释氏，不乃推步逸踪乎?”(《续高僧传·玄奘传》，同上书第40页)表面上看似乎玄奘完全排斥传统文化，其实从中可以体会到他对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以道家思想解释佛教典籍具有同情的理解，但在佛教典籍大量译出的当时，他认为就不应该再以比附联类的方法来理解佛教教义了，而应在坚持佛教独立性的前提下，以佛教独特的理论来进行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融汇。在当时三教合一、三教趋同的形势下，玄奘既认同和促进这种趋势，又以佛教为主体、坚持佛教自身的理论特色，这种精神是很突出和有价值的。一般多认为以玄奘为代表的唯识宗更多地具备了印度佛教的特质而未能顾及到中国文化环境的特点，以至仅两代而息，此论有待进一步商榷。其实唯识宗所传印度佛教教义的内容，或多或少为中国其他宗派所吸收，如玄奘在讲学中阐扬的“理佛性”和“五种姓”之说，不仅为后来创立慈恩一派的根本典据，其他宗派也加以引用，在中国佛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代佛学复兴唯识独盛，也表明其思想和精神的价值。可以这样认为，就具体宗派而言，唯识宗传两代而息；就佛学内涵和文化精神而言，唯识宗已沉淀在中国化佛教之中。玄奘所表现出的思想特征是佛教中国化过程“完全依附——相互抗衡——独立融汇”的重要环节和典型代表。
三 玄奘文化融合精神对西部开发的启示
作为世界文化名人的玄奘，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鼎盛时期的唐朝这样的客观环境之中；而唐朝之所以成为唐朝，无疑是包括了文化意蕴在内的，所谓“盛唐气象”正是由玄奘这样的大师级文化人物及其精神所构成。因此，玄奘文化融合精神对西部开发至少有两点启示：第一，应重视文化建设；第二，进行有特色的文化建设。
概略而言，文化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文化意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成果或积淀；狭义的文化仅指精神方而。经济建设作为人的物质活动的一个方面，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作用相当重要，尤其在经济发达程度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把经济建设列为西部开发的首要目的是必须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将文化建设定格为仅仅是经济建设的附属物，甚至是累赘，认为只有在经济建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才能谈文化建设，那么，不仅与发展经济的初衷相违背，事实上也不能有效地进行经济建设。不容置疑的是，在西部开发的初始阶段，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忽略文化建设的现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在一次发言中指出目前西部开发中的几个缺点之一就是忽略文化建设，忽略西部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进步。以笔者所在的重庆为例，对文化建设的重视是相当不够的。如《重庆晚报》进行的一次读者调查显示，大部分市民对市图书馆的现状不满意，认为与现实的直辖市地位和规划的国际大都市目标不相符。又如对重庆形象的宣传，突出“红岩精神”是必要的，但仅限于此是否显得单薄?抗战时期重庆作为陪都，聚集了大批文化名人，成为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大量的历史文化资源均有待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发掘和整理。另外，重庆大量的宗教文化遗迹、资料也亟待整理和研究，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足石刻。其研究水平与其地位也不相称。这些对树立重庆在全国乃至国际上的形象都是十分重要的，而形象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已为人所共知。所以，即使从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角度而言，文化建设也是不容忽视的，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比单纯就经济论经济的实效大得多。盛唐气象无疑是包含了文化意蕴在内的，西部开发也应该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并重。同时，在进行文化交流、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把握各自的特色、坚持文化的主体性也是交流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则和真正的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西南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