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入华后在隋唐阶段达到高峰，开宗立派，义学发达，大师迭出。但初唐佛教发展的形势极为复杂。因隋文帝复兴佛法，佛教得以在大一统的环境下顺利发展，因而也带来一些副作用，所以初唐有极力排佛的傅奕，也有佛道激烈斗争，还有李唐帝主攀附老子为祖先等种种复杂情况。开国皇帝李渊与世民，皆以儒家治国思想为中心，对佛教虽有宽容，亦有限制。初唐佛教的发展，与玄奘法师的个人魅力实有极大关系。汤用彤先生《隋唐佛教史稿》对初唐佛教有精辟分析，指出：太宗接受佛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玄奘法师的崇敬，奘师对佛教之展拓，功莫大焉。〔1〕

    一

    初唐佛教的发展确有曲折变幻。我们以贞观初年从上层皇室到下层民众的一些佛教因缘具体情形，可以探知当时佛教在社会与个人生活中的深融程度。李唐皇家与佛教早有渊源，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又采纳或接受了压制佛教的一些措施。而帝王家族生活之中，仍有信仰佛教的种种事迹。

    隋末李渊起兵时，曾经在华阴祈祀佛而求福佑。“义旗初指，经途华阴，望祀灵坛，以求多祉。……构伽蓝实曰灵仙，妙同神制。”李渊在长安即帝位后，又立寺造像，设斋行道。〔2〕“又於京内造会昌、胜业、慈悲、证果四寺及集仙尼寺，又舍旧第为兴圣寺，并州造义兴寺，并堂宇轮奂，像设雕华。武德元年於朱雀门南通衢之上，普建道埸。……又为太祖元皇帝元贞皇后造丹檀像。”〔3〕武德初年还遵佛道意旨于每月的十斋日及正、五、九三长斋月内不得屠钓行刑，永为国式。其实在更早之时，李渊父子的个人生活中，已有佛事活动之迹。如世民九岁时得跟疾，李渊专门为他造佛像，祈去病疾希得痊愈。《全唐文》卷二存《草堂寺为子祈疾疏》文说：“郑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因患，先於此寺求佛。蒙佛恩力其患得捐。今为男敬造石碑像一铺，愿此功德资益弟子男及合家大小……弟子李渊一心供养。”

    李渊职郑州刺史，后改为荥阳太守，但草堂寺在陕西户县，是鸠摩罗什曾居之处。现河南荥阳大海寺遗址，〔4〕近年曾出土大批佛造像，以唐朝代、穆宗时作品为多，也有北魏孝昌元年(525年)造像碑与北宋元丰四年(1081年)的作品。据《荥阳县志》载，李渊为郡守时，因太宗患目疾而对此寺重为修整。《金石萃编》卷四十录出两块碑文，均是李渊为世民之疾所制造像碑，大业元年造于大海寺，大业二年造于草堂寺。大海寺像记云：“……闻大海寺有双王(疑为双玉)像，治病有验，故就寺礼拜，其患乃除。□於此寺愿造石弥勒像一铺……诸佛开心，二教之中。□又愿观音引导……弥勒慈忧，贵昌兴於万代，家门大小，永宝长春。蠢动含生，咸登正觉。”由大业初年此二寺碑像，遂断李渊父子祈佛去病，造像雕碑，确有其事，且造像不止一铺，祈佛不止一寺。其间信向状况，分明不爽。大海寺碑铭之中，所造为弥勒像并愿观音菩萨引导也很明确，并与当时信仰演变状况相符。世民为秦王时平王世充之军，又借助少林寺武僧之力，也是历史上极为著名之事。少林寺存有武德四年《秦王告少林寺主教》碑，就是对此一事件之记载。又有陆元朗武德五年撰《新建观音寺碣》，述秦王破窦建德后，班师凯旋，驻跸广武城(荥阳境内)时，值夜雨作，东南云际光焰射天，烛见观音菩萨全身毕露，秦王顿首拜瞻，因在此处建观音寺。〔5〕这些金石碑铭记载了李渊世民父子在私生活与公务之中与佛教之因缘。

    在初唐武德至贞观间，太史令傅奕反佛极激烈，主张除去佛教，力陈佛教不合国俗，其发达对国家之不利，言论轰动一时，初唐帝王实颇许之。傅奕是相州邺城(北齐国都，今河北省临漳县西)人，隋末李渊任扶风(今陕西省凤翔县)太守时即与其相识，称帝后先后任太史丞、太史令。武德七年傅奕上书十一条，说佛教宣扬“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他认为佛的作用与君主的权力是对立的，“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用谓贫富贵岽，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有佛。”这是“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傅奕主张以忠孝手段来巩固唐朝政权，从政治角度论儒佛思想斗争，易于打动王者。李渊已是唐朝开国皇帝，自然虑事角度不同，从利于统治出发，唐高祖接受了此议。武德九年春，下诏垂询太子，意欲从傅奕之议，全灭佛法，但恐行事太过，又因起义之初，曾凭依佛法。其时裴寂谏曰：“陛下昔创义师，志凭三宝，云安九五，誓启玄门，今陛下……欲……毁废佛法僧，……理不可也。”当时太宗也以为不可。因而高祖于武德九年五月下《沙汰僧尼道士诏》，令：“僧尼精勤练行者，就大寺观居住。不能精进，戒行有阙者，并令罢道，各还桑梓。其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皆一所，余悉罢之。”〔6〕但随即又下诏：“其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依旧。国家庶事，皆取秦王处分。”原来六月间适逢玄武门事变发生，所诏沙汰之事竟未实行。

    高祖沙汰令虽未行，傅奕仍上疏太宗，其说仍得太宗赞同。贞观初年对僧尼迭有检校，佛道斗争又趋激烈。武德九年清虚观道士李仲卿、刘进喜分别著出《十异九迷论》、《显正论》，对佛法多有毁谤。当时护法大师为法琳，还有智实、普应、慧乘等。智实不满道先释后之诏，约数高僧上表力争，太宗宣敕严诫，众僧皆负气而归，唯智实不屈，遭杖责，次年病逝。法琳则作出了《破邪》、《辨正》论，以辩驳李、刘之说。此种佛道斗争与李家帝王攀附纠合在一起，因而对佛教颇为不利。唐帝自谓老子之后，道士因而作论猜忌。贞观十三年道士秦世英指《辨正论》谤皇室，说法琳之论直破李唐皇室自谓老子之后的说法。太宗大怒，不仅下诏沙汰僧尼，更将法琳下狱按问。法琳对此答辩回复，用词遣句，极为质直。法琳认为李唐王室本来就是出身于阴山贵种，如拓跋元魏是北代神君，本有少数民族的高贵血统，并不应以出自胡族而妄自菲薄，不必附会老子。因而喻唐帝以阴山贵种而附李聃：“似以金易俞石，以绢易缕褐。如舍宝女与俾交通，陛下即其人也。”太宗闻此之后，竟然降敕，令法琳念观音，七日后来刑杀。太宗道：“汝所著沦，言念观音者，临刀不伤。朕赦汝七日，尔其念哉。”

    唐太宗为什么要用此说来胁迫法琳呢?此典据所出实与《高王观世音经》有关，从南北朝到隋唐，朝野四众，莫不熟悉此事情节。原来自六朝以来，观音信仰遍布大江南北，深入民间贵族。南朝有二高士，即张演、傅亮，与宋收集整理并述作《观音灵验记》，而北朝则流行《高王观世音经》。所谓“高王”，即是时任东魏大丞相的高欢。因其宣敕使一个简短的观音经流行，此经就被称为《高王经》。此经内容却与高欢无有关系，只是一个名叫孙敬德之人，因误判入死牢。孙敬德原来就敬奉观音像，此时更急急地念观音名。但这时来了一异僧，为他传授一个短小的经本，劝他速念达千遍，才能获救。孙敬德速速念来，刑杀之时，恰正千遍，受刑时果然不伤肤颈。众官民将此事上报，高欢不但免其死罪，而且敕念此经流行。此《高王经》实为灵验故事与中土撰述佛典相结合而成，所以后世刊印的《高王经》常在序言中叙明此事，因而观音灵验事多有流传，而孙敬德念观音而临刃不伤，世人尤为熟稔，虽然此灵验故事最初的记载也有王祖谟等，与其寥极相近。〔7〕七日以后的早晨，太宗复敕问。法琳复答，说七日来，未念观音，唯念陛下。又说：琳所著《辩正》爰与书史符同。一句参差，甘从斧钺。陛下若顺忠顺正，琳则不损一毛。陛下若刑滥无辜。琳有伏习之痛。太宗果免其死，流放四川。但法琳年事已近古稀，因而终逝于道中。观音信仰在中国社会一直盛行不衰。六朝时因社会基础情况，观音救刑杀等难灵验是时最为盛行。房山石经最早的雷音洞等隋、唐刻经之中，仍有《高王经》铭出。即李渊父子，也有造像铭中“观音引导”与见“观音显身”而造寺庙之事迹。但是约自太宗与法琳敕问答之事为转折点，观音信仰的内含与角度有所变化，由此也可见佛教信仰自六朝而隋唐的演变过程之一斑。

    二

    笔者曾调查贞观十三年(639年)的齐士虽献陵造像。齐士员是高祖献陵的守陵官，早年随李渊起兵，征战多年，立有军功，做过军头，即相当于鹰扬郎将类的武官。唐朝开国之后，他因功受到封赏，曾官至禁军首领的高官，即左监门中郎将。贞观九年高祖去世后，葬献陵，他又被封为守陵官员，并在陵后得到陪葬地，可谓是生死供奉，忠心耿耿。是年初，他为高祖太武皇帝与太穆皇后造了阿弥陀像并刻佛经与供养碑文等，立在陵墓旁，像成时参与的官员与四周村落百姓为数不少，所幸此石佛殿像虽有残伤，但完整地存在于献陵东北一公里处。此石佛殿像为仿建筑形制，庑殿顶，正面开龛造出了一佛二菩萨形，石殿一侧刻出了《金刚经》与《观音经》，即《普门品》的全部与部分《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又石座上镂出香炉菩萨图，刻《齐士员造像记》与《太武皇帝穆皇后供养佛像》之碑文。石座部分的侧面还以线刻一幅《阎罗王审断图》，有罪囚、动物、憎人等立阎罗王前，图上并铭四条冥律，说明何人何事应受罪惩。从齐士员造像之记，可知石佛殿像造像之后，深恐以后有人不尊不敬，毁破佛像经字，因而造此阎罗王图，以明惩戒。〔8〕

    从《太武皇帝穆皇后供养石像》之碑文，可知此石佛殿像虽是齐士员所造，却标以唐高祖与穆皇后供养之名义，是为李渊与窦后资冥福而造作，帝后供养像碑文后铭为：“帝膺紫宸，后归真净。祚与天连，亚同主圣。臣悟三空，为修八正。万善修缉，十力雕莹。无去无来，湛然常定。永安天阙，长归法性。”碑铭所言正符合齐士员守陵官的身份，又说明齐士员这样的军功官员等人的佛教信仰。确实，齐士员在碑文中还追溯了自己的家世及随李渊起兵征战等情形，其中多有佛教色彩。如：“宿殖善根，家传妙胜，早悟正觉，共敬育王。义旗同盟，即沾佐命。心如白水，节等秋霜。悟大品而识大乘，辨大悲而归大智。”更值得注意的是石像雕造，不仅在主尊阿弥陀佛与观音势至二菩萨龛壁刻出了精美的线刻画像，有背光火焰纹，佛弟子并二飞天与护法及莲瓣花座等等，佛像侧前还雕出了两身特别突出的供养人。其一为男供养人，在佛像身的左前侧，惜上半身已毁残。又一为女供养人，位于佛像身的右前侧。两身供养人均为跪姿，亦在高莲台上，而且各有一随侍在前。女供养人头上有很高的发髻，面部残损，其随从女像与唐墓壁画中的宫女形象很是相似。此二供养人或为齐士员夫妇，但从碑铭与造像情况综合来看，此阿弥陀碑像前二供养人更可能就是唐高祖与窦皇后的供养像。虽然李渊父子有沙汰僧尼或奉道为先之举，如贞观十一年诏令“道士在僧尼之前”，但此处陵园情况仍有较为特别之处，皇帝的供养像在施造冥福的石佛殿龛中出现亦很自然。敦煌石窟存有系统的佛教艺术作品，供养人形象也有延续不断的表现。其初唐供养人位于窟室四壁下面，体型较小。如存贞观十六年(642年)题记的第220窟有翟家窟之称，其中画有道公翟思远等等之像，虽然此窟并无帝王供养，但巧的是窟中《维摩经变》却表现了帝王形象，其初唐帝王图像皆冕衮，与阎立本所作《历代帝王图》中光武帝、孙权，刘备、司马炎基本一致，说明初唐帝王服制特点。但齐士员造像供养像为唐高祖帝后的推测不误，其帝王亲身的供养像，确是非常难得，只可惜像已残坏而面目不全了。其皇后之像面部虽损，但头上发髻却特别高耸。当时皇甫德曾参谏太宗说：“俗好高髻宫中所化”，〔9〕足见当时高髻已成风气，而且源自皇宫之中。石窟造像之中的帝王供养，北魏开云冈石窟时昙曜五窟就比附为太武帝以下五帝，而龙门石窟之宾阳洞中著名的浮雕帝后礼佛图，洛阳永宁寺塔泥塑也可能有相似的帝后礼佛之图塑，但北魏其时为佛法复兴炽烈之时，初唐则在排佛沙汰之议事的背景下出现如此的造像，因而此齐士员像碑，反映了一般官员与民众间佛教信仰的真实状况，亦呈现出李渊父子私生活中佛教色彩之浓。确实，世民为太武与穆后一再造寺，如贞观二年为太武皇帝造龙田寺，贞观五年为穆后造有慈德寺，为太子承乾造普光寺，贞观八年为穆后再建弘福寺。世民为阵亡将士立寺更有多处。如战胜薛举后在彬州立昭仁寺，破宋老生后在吕州立普济寺，击败宋金刚于晋州后立慈云寺，破刘武周于汾州后立弘济寺，破王世充于邙山后立昭觉寺，打垮窦建德后于郑州立等慈寺，战胜刘黑闼后于洛州立招福寺，征高丽后于幽州立悯忠寺。当然，这些立寺建斋多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太宗内心并不怎么敬信佛法，实为祟尚儒宗文治。如借少林武僧力助战，破洛阳后反而堕隋朝寺院。对梁武帝崇佛好释老而破家国，深以为戒，申言：至於佛教，非意所遵。还说：朕今所好者，惟在攻舜之遭、周孔之教。

    三

    在唐初复杂扑朔的情况下，玄奘出家学佛，力求在诸学中求真知，决心西行求法，违反当时国家法令而出，却备极荣耀而归。因为玄奘自幼出家，参学极多，深感异说纷歧，尤其摄论、地论于法相阐说不一，遂决心赴印求《瑜伽师地论》以会通诸说。当时出国之禁很严，他贞观元年结侣并上表，请西出求法，却未获太宗批准。玄奘再作准备，暗行得成。在印度多年，成就极为突出，境界极高，得到印度小乘论师“解脱天”、大乘论师“大乘天”的尊称。从印度归来的奘师，其学问、事功、令誉、风仪，足以欣动人君。太宗与玄奘交往，始为佩其学识，奖励行为，但渐渐受浸，特别是在老年后，曾言：“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其制《圣教序》，度僧尼，共奘师听瑜伽大意，论金刚般若，皆玄奘大师之功劳。    

    玄奘因出国时犯禁而出，贞观十八年归国至于阗时即先上表陈请归国。太宗闻知后非常高兴，下敕欢迎他归来。贞观十九年正月太宗在洛阳召见，极为尊重优礼，并广询天竺西域情况，且对法师说：“佛国遐远，灵迹教法，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专，以示未闻。”其实唐朝正有经营西域之意，所以请法师撰写所见所闻。玄奘与辨机撰著的《大唐西域记》，虽然只是附属产品，却也极成功。不仅有各国地理及风土人情等等，更有各国宗教、特别是佛教情况，自然也述出其时印度各国佛教盛繁与败落状况等，至今已是极为珍贵的史料。因奘师才华之显露，太宗屡劝玄奘还俗，助理朝政，“意欲法师脱须菩提之染服，挂维摩诘之素衣”，但奘师决意不从，婉词谢绝。其实早在奘师出行至高昌之时，高昌王就要久留法师，但玄奘冒死求法，无论行前去后，决不会脱离佛门的。    

    玄奘归来后主要从事译经事业，讲经论道都融会在释经之中。他恳请太宗准他立译场，搜擢贤明以助翻经之事。太宗始未应允，推脱道：“法师唐梵俱瞻，词理通敏，将恐徒扬奉陋，终亏圣典。”玄奘一再请求，才得准许。唐朝译经事业，开始很不顺利。印度波颇法师于贞观初自西突厥来华，朝廷为其立译场，其内在原因即波颇在西突厥很得叶护信服，太宗想联西突厥实行远交近攻，僧灵佳述其事实际状况：“昔苻、姚两代，翻经学士仍有二千，今大唐译人不过二十。”波颇终因译经之志未达而构疾去世。玄奘法师最初译经就在弘福寺，即太宗为穆皇后所建弘福寺之中，其地约在今西安市东关外。玄奘译场其实人数也不多，证义、缀文、正字、正梵等也不过廿余人，但随着《大唐西域记》的完成，高水准精心译经《菩萨藏》、《瑜伽师地论》等的译出，其事业渐入中天之境。奘师翻译《瑜伽师地论》时，还专门译出帝王规范，加以别行。贞观二十二年经成献上，太家以整月阅百卷经，题《大唐三藏圣教序》，赞奘师译事如日月乾坤而永垂。太子李治亦撰《述圣记》。太宗问其功德利益，他建议度僧，因诏各州寺度僧五人。并于北阙建弘法院供译经用。十月太子李治为文德皇后所建大慈恩寺成，其中译经院亦请奘师及高足弟子入住。永徽三年法师请就大慈恩寺建西域式石塔，安置带回的经像，后以砖建成即大雁塔。永徽四年褚遂良写《圣教序》与《述圣记》，刻碑石后镶大雁塔壁。僧怀仁又集王献之的字成《圣教序》碑。    

    唐太宗自征辽东失败后，亦觉气力不若以前，开始考虑生死问题，对于佛法多所留意。贞观二十三年四月，太宗至翠微宫与玄奘同住，与法师共听讲《瑜伽》大意，并谈论《金刚般若》，并且对玄奘法师说：“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随即太宗去世。

    高宗时期，玄奘又综合多家论疏译成《成唯识论》，在玉华宫专事译成六百卷巨制的《大般若经》。显庆元年高宗应玄奘请，撰《慈恩寺碑》，四月高宗在安福门观玄奘迎慈恩寺碑文，导以天竺法仪幡幢，陈列三十里，车千余乘，士女观者百余万人，设三千僧斋，场面十分宏大。玄奘法师一生参遍中国与印度名僧大德，精通佛教学识，创法相唯识宗，译经达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其中还应印度童子王请，将中国《道德经》译为梵文，又将中国流传的《大乘起信论》译为梵文，传至天竺。在李唐王朝初期重儒尊道、对佛教有所贬抑的情况下，玄奘法师惊人的个人事业魅力，学识风范，善于处事，对帝王影响甚大，使佛教得以顺利发展，渐成诸宗并立的鼎盛期，而且对文化事业贡献极大。

    四

    玄奘法师作为世界文化史上有重要贡献的人物，其身后之事却令人深思。一方面，玄奘大师开创的法相唯识宗是隋唐八大宗派之中衰败最早的一宗，另一方面，玄奘法师的壮伟业绩又被神化，渐渐演变，成为神魔小说《西游记》的重要素材。〔10〕这两方面形成的鲜明对比确使人对唐三藏法师玄奘有曲高和寡、万古云霄一羽毛之感。

    敦煌莫高窟有以玄奘法师为主尊的塑像，还有一种玄奘法师礼佛十斋日的文书，在安西县榆林窟与东千佛洞的水月观音像壁画之中，也出现了唐玄奘与猴行者的图绘。实际上这都是将玄奘法师一步步神化过程中的种种演变史迹。细细观来，也颇有趣。据斯坦因的描述，敦煌石窟张大千编号的第14窟主室之中有后人所塑的唐僧之像，龛侧有随侍的罗汉，其身前还有动物状的随侍，还有壁画表现取经的场面。虽然像为后塑，但供奉玄奘应较早。〔11〕敦煌遗书之中有种写本题为《玄奘法师礼拜每月有十斋日》，伯3809号、斯2565号均有此内容，其中主要是讲十斋日诸天神下界，念诸佛、菩萨之名以避灾邪。伯3809号同时抄出的还有《十二月礼佛名》，意谓玄奘是西京龙兴寺法师，于西国带《十二月礼佛名》来大唐国，每月有一日，礼拜某佛可除罪多少劫。而也有些礼文说玄奘为救众生从十二部经中略出此《礼佛文》，有人能满三年依时礼拜持斋，可有求必应，除罪万劫。还有些礼文与《开元皇帝劝十斋赞》抄在一起，大致说明这些礼文实际产生于唐代玄宗皇帝开元年间以后。此十斋日最后形成为《地藏菩萨十斋日》的形态，是信佛俗众在斋日必持的规范，其源起也与玄奘法师联系了起来。安西榆林窟第2窟的水月观音像十分著名，是水月观音像座的代表之一。东千佛洞的情况也相似。水月观音像背后竹叶缤纷，身前身后流水波涛汹涌。水中涌出了一组朝圣者，为首一女奉财宝，男相如一文职官员，手亦持笏。还有一个鬼卒一神将守护。最突出的是岸上还有一僧人肃立，身旁有猴行者与马相伴，显然是唐僧取经的故事已成立，《西游记》之雏型已经具备。《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其相应的文学脚本。

    玄奘法师开创的法相唯识宗，因学义奥深难通，不易流行，因而在唐代就很少流传了，一般认为奘师之学三传至智周后就趋衰，会昌法难后，经籍散失，因而近于绝迹了。直至清末民初，因杨仁山居士从日本寻回中国佛教珍稀典籍，同时的志士仁人图强钻研而弘传，因而有一段复兴。但从历史上蛛丝马迹可知，唯识之学并未断绝，而且一直有传有承，只是规模及范围皆小而已。现在文物考古事迹之有些重要线索，说明北宋时唯识学派流传情况，其重要性尚未得到珍视，因而笔者再次续绍，略述有关事迹而已。

    河南巩县石窟寺，1973年10月修葺清理时，在第一窟的中心柱东龛南侧的泥塑阿难像腹部，发现竖放一卷灰黑色的纸卷，这是北宋时期一批佛教经论等方面的珍贵材料。据当地文物部门初步整理，可知其中有佛经论文一篇，僧传一篇，还有佛经讲授列表提纲十六卷，十方净土寺(即巩县石窟寺北宋时之寺名)僧给东京(开封)僧人的信函一件，纸卷之中包有佛骨。抄本多有年代题记，如“雍熙四年”、“景德元年”、“辛卯十一月十六日”等等，说明这批经论提纲属北宋初期。其中内容为“法相宗”之“不相应行法”的第二十四法，还有因明等内容。〔12〕卷中僧传说到有“东西二京听习经论”、“河阳、洛水讲经及论”，卷未还有“文广书记”题记，可以推知是龙兴寺僧文广在当时东西两京即开封、洛阳，还有在河阳即今孟县诸寺院内讲经与听经的心得体会记录而成的提纲与论文。这些佛经是用藏经纸抄写，土黄色，纸质细薄，书法有隶、正、行三种，这样成批的北宋佛经讲课提纲在中原地区很少发现，〔13〕更珍贵的是其内容确是了解查知法相宗学延脉之不可多得的材料。

    约略同时，在山东省临朐县存有刻于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的《沂山明道寺舍利塔壁记》，其舍利塔主要是塔主僧守宗与同修僧觉融造成，落成时参加典礼的有青州皇华寺讲唯识论僧咸肇、青州龙兴寺志公院主僧义永、惟仪寺比丘尼法明等，皇化寺僧人咸肇明确为讲唯识论之僧人。〔14〕河南安阳宝山寺存《灵裕法师传并序》，也题写出“习唯识论小童师庆书”的情形。〔15〕综合以上情况，使我们对法相唯识学的流传如地火暗涌的情形确有新识。至于明代中晚期唯识学的兴起，周齐的论文专有析解〔16〕，吕建福论文也讲了近代唯识兴盛的因缘由来及背景〔17〕，如此可知玄奘大师所传，虽不广被人知，却不啻地火山溪之流传不断，并在近今开花流瀑。

    以上粗略归纳了玄奘法师成为神话故事、唐僧取经之事的主角之过程中数处重要细节线索，亦注意了法相唯识宗在北宋以来的传承踪迹。希望在今天，站在时代高度来理解玄奘，对其伟大的人格与深湛的佛学识养都能正确认识，从而为开发大西北，建设国家，做出无愧古人的宏大业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1〕汤用彤《隋庸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

    〔2〕《法苑珠林》卷一百。

    〔3〕《法苑珠林》卷一百。

    〔4〕河南郑州博物馆《河南荥阳大海寺出土佛教造像》，《文物》1980年第3期，第57—62页。

    〔5〕《金石萃编》卷四十一，北京中国书店版，第二册。   

    〔6〕参见牛致功《唐高祖传》，人民出版社。 

    〔7〕《南史·王玄谟)等记载。

    〔8〕拙文《初唐阎罗图像及刻经——以齐士员献陵造像碑拓本为中心》，《唐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7页。

    〔9〕段定杰：《敦煌莫高窟唐代艺术中的服饰资料》，载《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

    〔10〕以至于今日，一提到唐僧玄奘，一般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西游记》中的唐僧。即以我们自身来说，自孩童时代先入为主的印象也是唐僧，真正的玄奘，具有民族脊梁象征的玄奘是随着学识年纪的增长才渐知的。

    〔11〕姜波、秦立彦译、〔英〕斯坦因著《发现藏经洞》，第28图，312页描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但敦煌研究院所编《敦煌石窟总录》中未录出此内容，或许像早毁，或另有原因待查考。

    〔12〕河南巩县文管会傅永魁《河南省巩县石窟寺发现北宋写本佛教文稿和经卷》，《文物》1975年第5期。《巩义史话》中也有。

    〔13〕河南巩义市钱币学会《巩义史话》54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

    〔14〕《续修临朐县志》载，并承临朐县博物馆孙博、宫德杰同志见告，特此致谢。

    〔15〕河南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宝山灵泉寺》375页图186，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

    〔16〕参见本次会议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周齐论文。

    〔17〕参见本次会议金陵刻经处吕建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