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是举世闻名的佛学家、思想家、翻译家、旅行家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今天我们集合在这里，共庆玄奘三藏院的落成、玄奘顶骨舍利安奉、增勤法师方丈升座仪式暨“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感到无比的兴奋，祝贺大会成功，向到会的高僧大德、专家教授致以衷心的敬礼!

    玄奘毕生追求的事业及其奉献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为我国各族人民和亚洲各地的民众所珍视，显现出万丈的光芒。近年来很多国家的学术界、出版界和电视界都发表了不少有关玄奘历史和事迹的著作、影视作品。印度和中国召开了一系列纪念玄奘的学术讨论会，日本电视界还开展了对玄奘西行路线的热烈的讨论，种种现象说明玄奘还活在我们的心中，他的精神正在激励着我们前进。

    玄奘及其业绩无疑是初唐时期国内外社会环境的产物。他是时代的弄潮儿，也是历史的推动者。玄奘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被历史学家称之为“贞观之治”的黄金时代，唐太宗在平定隋末群雄割据的局面后，很注意社会的改革，改善了农民的处境，在很多地区把小块农耕地分配给农民，从而使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随着农业的发展，商业、手工业也都活跃起来，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因而为著名的租、庸、调的税收制度奠下了基础，这是初唐时期繁荣的主要原因，也为佛教及其文化事业的大规模建设提供了物质的保证。

    “贞观之治”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另一个原因，是唐初的统治者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和鼓励多民族宽容、平等相处的精神。9世纪是我国外交和疆域扩展的时期，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高丽、百济和日本，东部地区的渤海国，西北蒙古高原上的突厥诸族和四域三十六国乃至波斯、大食等国都和唐朝有着政治、外交、商业和文化的关系。当时来华的外国人主要是外交使节、僧侣和商人，他们都集中居住在广州、洛阳和长安等地，外国人不仅带来了异国的精神文明，也带来了外国的奇珍异宝，因而激励了中国某些居民崇尚和学习外国的风气和心理。在向外国交流中值得注意的是，9世纪是印度文化大量涌进汉土的时期，伴随着印度天文学、数学、医学、语言文字和手工艺等知识的传入，印度的佛教哲学及其相关的文化也渗透到了唐朝的上流社会之中。

    唐代佛教也是我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佛教自汉初传入中国后，最初只是翻译了一些经典，在宫廷贵族之间流传；在南北朝时代逐渐在民众中间扎根，开始繁荣起来。隋唐时期由于受到唐代帝室和贵族的尊重，另外玄奘、义净等人从印度传来很多新的佛教经典和内容，使原有的佛教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时佛教的义理或经学南北之分日益明显，南学不带文字，但取玄理，消通简要；北学则蕴含深芜，穷其枝叶。当时不少佛学家都著书立说，以述为作，用注释、疏解、复注、文句等等方式解释大乘经典，创立或发挥印度经典的意蕴，因而分成许多学派和宗派，宗派之中又分成若干小宗派。他们还借鉴儒学重师承和家法的传统，在佛教中形成了若干新的宗派。各派之间在义理和实践上开展了喋喋不休的争论，因而形成了唐代佛教的新局面。玄奘在没有去印度以前，虽然向中国和印度来华的僧们学习了不少佛教经典，但由于佛教典籍较多，译本乖异，流传时间较长。另外，年久学殊而繁，常常发现理论之异。据《慈恩传》说，他所遇到的“先贤之所不决，今哲之所共疑”的问题，就有一百多条。这也是玄奘之所以要去印度“求取真经”的原因。另外，在这个时期中，佛教信仰和佛教文化已深深渗透到人民大众之间，终于达到了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休戚与共的地步。另外，佛教已传播到了与我国毗邻的亚洲各国，形成了“东亚佛教文化圈”，当然，“佛教文化圈”的形成也是与玄奘等先彦的译经、注经，带领外国弟子，建立学派、宗派等等活动分不开的。

    由于玄奘在智解和修行上是一个完美无瑕的独特形象，具备着常人所不具备的特质，因此不少评论家在评论他时常是从“超凡”的角度去赞誉他的。玄奘是一个什么样的伟人?玄奘精神究竟是什么?迄今还莫衷一是。佛教徒常常是从他的修行证果上去赞美他的，印度大乘佛教徒称他为“大乘天”，小乘佛教徒称他为“解脱天”；有的是从他的佛教学术成果上赞美他的，如称他为“千部论主”或“三藏法师”(即精通经律论的三藏大师)等。印度的僧人和学者不仅赞美他的修持而且也赞美他对印度佛教和印度历史所作的贡献。如印度孟加拉僧伽大会秘书长(印度僧王)达摩帕尔说：“玄奘依然活在每—个印度人的心灵深处，倘若没有他珠玑般的著作，我们印度的历史就不会完整。”我国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称他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梁启超说他是“千古之一人”。我认为，在我国历史上对玄奘的评论莫过于他的同时代弟子道宣律师所作的概括：“余暗昧，滥占斯席，与之对晤，屡展炎凉。听言观行，名实相符，精厉晨昏，计时分业。虔虔不懈，专思法务，立无名利，行施虚浮。曲识机缘，善通物性，不倨不谄，行藏适时。吐味幽深。辩用疑义，实季代之英豪，万佛宗之法将矣。”寥寥数语已使玄奘高尚的人格、学业的成就和务实的精神跃然纸上。

    目前我国正在大规模地进行西部开发，这不仅是一项带有战略性的、伟大的技术经济措施，也是一场精神文化的建设活动。在这场建设中，玄奘的精神将照耀着和激励着人民前进。我认为玄奘精神大致可以概括为下列七个方面：

    首先，是他真诚向外国学习、勇于开拓的精神。我在上面已谈到玄奘所处的时代特点及这些特点给玄奘的影响。在玄奘活动的年代，印度的佛教、文化科技知识已大量涌人中国，玄奘是把它们作为先进的知识加以热忱地学习的。玄奘早年曾流转各地，参访各种不同学派的名师，向他们请益受教，从他学习的经典情况看，无疑他已掌握了当时佛教义理、语言文化各个方面的知识。但他从不满足于他所取得的成就，常常对“先贤之所不决，今哲之所共疑”的问题进行寻根问底，渴望了解佛教的全部的正确的知识，因之，当他从印度来华学者波颇密多罗那里知道了戒贤法师讲《瑜伽师地论》的消息后，便“杖策孤征，乘危远迈”，去印度寻求新的知识，开辟佛学研究的新途径。他到达印度后不辞艰难地几乎访问了当时五印度所有的著名佛教学者和婆罗门教有识之士，虚心向他们请教，即使是佛教的论敌或者外道学者，也如实地把他们的论点介绍给中国知识界。另外，他在学习和研究瑜伽行宗的过程中，糅合了印度当时流传的唯识十家之说，借以贯通新旧唯识的鸿沟，独辟蹊径，奠定了新唯识学的理论基础，从而建立了中国的法相宗。我觉得玄奘这种虚心向外国学习、富于创造的精神，对于我国当前西部的精神文化建设也有着借鉴意义。

    其次，是历尽千难万险、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玄奘在去印度的路途中历尽了人类所遇到的种种自然和人为的灾难，他涉历了世界上最荒凉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塔里木)，在途经流沙八百里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粼火飘忽，烂若繁星，但他孑然一身，望着聚骨马粪前进；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帕米尔高原、白雪坚冰的喀喇昆仑山脉(凌山)和热海(今吉尔吉斯伊塞克湖)。在印度境内还遇到了难近母(嗜血女神)教派的掠劫。此外他还克服了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的“三难”，即学梵文难、得经本难和文化交流难，如果没有坚韧不拔的精神，玄奘是无法闯过这些难关的。

    再次，是不慕荣利、造福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玄奘西行后由于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在印度学术界获得了至高的荣誉，成为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四大名师之一。戒日王优渥礼待，给予丰厚的供养，但他一直未忘出国的素志——“弘法利民”。当鸠摩罗王——戒日王上号“大乘天”和“解脱天”并坚留他在印度时，他答称：“今果愿者皆由本土渚贤思渴诚深之所致也，以是不敢须臾而忘。”(《大慈恩寺法师传》卷五)在他回国后，唐太宗曾两次希望他能“还俗从政，辅佐朝廷”，但他矢志译经事业，婉言加以拒绝。玄奘这种精神正如汤用彤教授评说的：“襟抱平恕，器量虚融，……耽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衔……玄奘人格极高，为人所敬顺。”

    第四，是虔虔不懈、寻求真理、攀登学术高峰的精神。玄奘毕生翻译了印度佛教经律论75部1335卷，约1300余万字，占唐代译经的一半以上。另外，写出了不朽的《大唐西域记》—书。他在佛教哲学、因明学、梵文翻译、历史、地理、民俗和中外交通等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他将印度的佛教知识介绍给中国，并在中国发展了唯识学的理论和因明的理论，创立了法相宗。与此同时还把中国的文化知识介绍给印度，他翻译《道德经》、《大乘起信论》为梵本，就当时的学术情况看，的确是攀登了学术高峰，表现了一个知识中人敢于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待学术研究毫不含糊的科学态度。

    第五，是融汇教内外各派的认同、宽容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他的译经和与外道交流之中。众所周知，玄奘是一个大乘瑜伽派，但他选译的佛经中，大小乘并举，对佛教空、有、中的基本经典《大毗婆沙论》、《阿毗达磨》五个足论，他都没有从他所持的大乘立场加以排斥。玄奘并不专门弘传中观理论，但他翻译了中观派般若的根本经典《大般若经》、《广百论》等等。大乘中观派的清辨论师是瑜伽行派护法论师(玄奘宗护法)的论敌，但他将清辨的《掌珍论》译出了。另外，他对教外的一些经典，如婆罗门教正统派哲学——胜论的根本经典《胜宗十句义论》也如实地译出了。我国道教的根本经典——《道德经》，玄奘应印度童子王之请把它译成了梵文。据《集古今佛道论衡》记载：在翻译《道德经》时，道士蔡晁、成英等出于宗派的偏见，力图把《道德经》的思想融会佛教的《中论》、《百论》的思想，但遭到了玄奘的拒绝，玄奘说：“佛道两教其致无殊，安用佛言，用通道经。”又说：“观老治国治身之父，文词其真。”他在印度戒日王主持的与外道辩论大会上取得胜利后，马上取消和宽恕了外道顺世论者在辩论前所作的卖身等种种誓言。在玄奘生活的唐初和印度戒日王统治的时期，正是儒释道三教斗争和印度婆罗门教与佛教等沙门思潮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玄奘在激烈的斗争中能够保持不偏不倚、宽容的认同精神，这是难得可贵的。

    最后，是工作作风踏实、计时分业的精神。玄奘一生始终把他的精神全力贯注到工作中去。《慈恩传》对他回国后每天译经的情况有所描述。他每天对当天需要完成的任务都有详细的安排，做到“计时分业”。如果白天不能完成时，晚上也要补足。由于他的这种勤奋，使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椐奘传资料统计，玄奘从贞观十九年(645年)五月至龙朔三年(663年)十月，在17年6个月中共译出佛经1335卷，每年平均为75卷，每月约6.25卷，即5日1卷。玄奘晚年留驻玉华宫时(659-663年)，5年中共完成14部680卷，平均每年完成136卷，每月完成10卷，这较过去增加了将近一倍。玄奘所译的最重要的经典如《大般若经》、《成唯识论》、《唯识二十论》都是在这时完成的。玄奘这种精厉晨昏、专思法务、虔虔不懈、死而后已的精神真使我们感动。

    玄奘一生大半是在祖国西部度过的，他对西部地区的人民和土地有着无限眷恋，即使身处异国时，也“本土思渴，不敢留须臾”。在当前全党全国人民大力开发西部地区的热潮中，我们要学习和发扬玄奘的精神，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玄奘精神照耀着千秋万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