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佛教的传入

    佛教首先传入陕西地区有一系列主观和客观的原因。陕西地区处于中原文化的边缘地带，直接面对着沿丝绸之路东传的佛教，本地的文化态度既宽容又活跃。西汉建元二年(前139)，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以此为契机，印度、西域的佛教文化和中土文化开始了正面接触。

    但是，佛教的传播是一种文化形态的移植，在古代中国西部地区民族文化复杂多变的情况下，需要长时间的渗透、融合。迄今为止，关于佛教什么时间传入陕西，并没有一个十分准确的说法。事实上，由于对“传入”概念认识的不同，也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的说法。从下面这些历史典籍的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一些基本的情况。

    大略而言，关于佛教的传入分为汉代以前传入和汉代传入两种意见：

    认为汉代以前佛教已经传入的有多种说法，其中如秦始皇时期佛教传入之说。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有西域的僧人室利房等十八人，携带着佛经来到咸阳。秦始皇将这些异人投入监狱，但被金刚天神打碎狱门救出。秦始皇大为恐惧，就厚礼遣之。因为当时国事较忙，不克敬奉。持这一类说法的多是佛教典籍，如《历代三宝纪》、《法苑珠林》、《佛祖统纪》的记载。还有，认为《史记》秦始皇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的“不得”两字，是“佛”的梵语音译，“不得祠”，即佛寺，意为秦代已经有佛教流传。而为什么没有秦代所传的佛教经典?可能是秦代“焚书”时一并焚毁了，如《隋书》所云：“推寻(佛教)典籍，自汉以上，中国未传。或云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灭。”认为汉代佛教传入的看法也比较多，如《魏书》、《弘明集》以及《牟子理惑论》等。

    例如，或认为汉武帝时，霍去病获得昆邪王丈余长的金人就是佛像，汉武帝以为是天神，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或者记载为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是佛教传入中国之滥觞。而“汉明求法，白马驮经”的说法就流传更广了。据说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召问傅毅，傅毅始以佛对。因而帝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宪出使天竺，图写佛的画像，与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经过长安来到洛阳。朝廷为建造寺院安置。这就是洛阳白马寺的来历，号称中国第一寺，至今寺内还有摩腾和法兰的坟墓。白马寺门前的那匹石刻马，指的就是“汉明求法，白马驮经”。

    目前，对这些史料记载的可靠性及史料本身真伪的判断，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异地宗教文化的交流都具备宗教本身的主观条件和能使之交流的客观条件。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可能由于印度阿育王向四处派遣使团传播佛教，中国秦代的西部边疆地区已有所耳闻，之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延伸，西汉时佛教传入，而到了东汉，佛教得到了中国官府的正式承认。当然，怎样才算传入?也应当有一个认识的底线，这就是“三宝具足”。“三宝具足”是佛教的说法，意思是佛、法、僧“三宝”都具备了。按照宗教能否成立所要求具备的基本要素来看，就是具备了崇拜的对象、经典和崇拜职业者。

    汉代佛教初传，影响不大，信仰的人数也不多，主要的活动是翻译佛经。据《开元释教录》记载，至汉末，共翻译出佛经一百九十二部、三百九十五卷，译师十二人。译师中，以西域名僧安世高、支娄迦谶为代表，其他有竺佛朔、康孟详等。翻译的经典和所传以小乘禅数为主，兼及大乘空宗。汉末，长安和洛阳地区兵燹连年，白骨遍野，佛教信徒向四方逃难而去。三国时代，陕西大半地区属魏国的管辖范围。魏尚名法之治，有鉴于汉末张角利用太平道发动黄巾起义，对宗教信仰之类有严格的限制，禁止“非祀之祭”。佛教当时仍处于比附方术的地位，在严令下游信于民间。后期，随着国家的相对稳定，政令渐松弛，洛阳和长安的佛教恢复了活动。特别是关中向西方的交通逐渐恢复，甘露五年(260)，汉地僧人朱士行从今天的西安出发，远赴西域于阗求取佛法，抄写了九十章六十多万字经文，派人送回内地翻译。朱士行是见诸记载的第一个从关中去西域求法的佛教徒，也是中国第一位西行求法的汉地僧人。朱士行的西行成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启发了后世不断到西方取经的求法活动和西方僧人不断到中国的传法活动。这种为了追求真理而不顾身家性命的精神，得到了高度的褒扬，被称之为“民族脊梁”的精神。

    2.两晋时期

    在汉末三国的动乱中，“独尊儒术”救世无方，人们把目光纷纷转向其他思想和信仰，寻找一条新的出路。佛教所倡导的慈悲、禁欲的主张受到普遍的关注，给西方僧人沿丝绸之路向中国大地传播佛教提供了方便。总的来说，在两晋时期，佛教有了较快的发展，由比附玄学过渡到自立门户，独树一帜。关中地区得地利与人和之便，是两晋时代中国佛教最重要的研究和传播中心，以竺法护僧团、道安僧团和鸠摩罗什僧团的活动为主要代表。现在长安区和户县还有道安活动过的遗迹，而草堂寺则是鸠摩罗什译经传法的地方。

    西晋(265—316)世风比较奢靡，盛行玄学，佛学和道学都有显著的发展。佛教虽然独树一帜，但教义深奥，又立足未稳，仍有赖于西方来的高僧翻译教授。长安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先后有竺法护、帛远、聂承远、聂道真父子、支法度、若罗严等在关中活动，译经传法，教授学人。其中竺法护的贡献最大。

    竺法护本月氏人，世居敦煌，出家后游西域各国，用心学习，通晓多种文字。完成学业后求得一百六十五部佛经来到长安。竺法护在长安修建寺庙，翻译佛经，教授学徒，各地跟随他学习者千余人，被称为“敦煌菩萨”。在竺法护的带动下，关中佛教兴起，不少民众也对佛教感兴趣。由于时间的久远，加之隋代营建新京城而废弃了旧长安，所以竺法护活动过的遗迹已经很难找到了。

    两晋之际，关中战乱频繁，一片萧条，社会秩序受到极大破坏。东晋十六国，政权递相嬗替。北方当政者多为少数民族，有匈奴、鲜卑、羯、氐、羌。他们以“佛是戎神，正所应奉”为口号，提升自己政权的合理性，与中原礼教相抗衡，其中以前秦和后秦影响较大。东晋的佛教比西晋有了更大的发展和普及，与西晋竺法护的一枝独秀不同，先后有佛图澄、道安、鸠摩罗什等僧团，各呈一时之秀。道安僧团和鸠摩罗什僧团长期在关中活动，促进了陕西地区佛教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影响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

    道安是西域高僧佛图澄的弟子，是佛图澄之后最重要的中国籍佛学家和教团领袖。早年从师学习时，聪颖不凡，头角早露。在佛图澄去世后，适逢世乱，教团解散，道安率领自己弟子数百人辗转邺都(今河北临漳)、襄阳等地。他对弟子们说，今遭乱世，“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分派弟子去扬州、四川传教，如慧远、慧持、法和等，后来都有所成就。东晋太元四年(379)，前秦苻坚派兵攻占襄阳，延请道安入长安，安置在五重寺。六年后，道安在五重寺去世。

    道安在长安时，门下学习者达千人以上，讲经说法之外，道安办译场、编经录，使得佛教般若学大兴。继竺法护之后，关中佛教又出现了兴盛的局面。道安之后，鸠摩罗什入关，又把这一兴盛的局面推向高潮。

    后秦弘始三年(401)，秦主姚兴亲自迎接鸠摩罗什入长安，给予国师的待遇。鸠摩罗什生长在西域，幼年跟随母亲出家，学习小乘经典，后南下学习《杂藏》、《阿含》等。随母返回龟兹后，修习空宗、毗昙、戒律等，成为著名的中观大乘学者，声名远传内地。

    在秦主姚兴的大力支持下，长安组织了规模空前的国立佛经翻译馆，延揽四方名僧。十余年间，在鸠摩罗什领导下，前来求学的僧人达到数千人之多，“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当时中土大地，佛学英才几乎尽集关中，如道生、僧肇、僧睿、道恒、昙影、慧观、慧严、道融、僧略、僧迁、法钦、僧嵩、僧导等。这些学问僧后来分赴全国各地，般若空宗之学终于在中土扎下了根。所翻译的经典中有阐释般若学的《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形成比较独立的佛学体系，后世尊草堂寺为三论宗的祖庭。翻译的其他法华类、戒律类经典，也都对中国佛教品格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中国的僧人管理制度也建立于这一时期。关中聚集了大量僧人，于是秦主任命僧略为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和慧斌为僧录，管理佛教僧众事宜，从而建立了中国的僧官制度。

    鸠摩罗什翻译集团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印度中观一派的学说，从而奠定了中国佛学“空宗”一系的理论基础，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罗什也被后世尊为中国五大翻译家的第一位。所翻译出的七十多部典籍，不仅语言流畅典雅，而且文义精确，多为后来以至隋唐佛教的各宗派所宗奉，如三论、天台、律、净土等。

    3.北朝时期

    在北方十六国的基础上形成的北朝佛教与在东晋基础上形成的南朝佛教各具特色，并驾齐驱，成为当时中国佛教北方重实践、南方重理论的两大主流。陕西佛教依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文化的交流，有融合也有冲突，不断在适应与不适应间徘徊，所以有高潮，也有低潮。北魏、西魏和北周三朝，长安都是政治文化中心，佛教的发展引人注目，特别是中国“三武一宗禁佛”中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禁佛和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都从长安地区开始。这不但是陕西佛教发展历史上的重要篇章，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

    北魏先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都洛阳。初期诸教并重。拓跋焘即位，锐志武功，受道教寇谦之影响，亲自接受符箓，公元440年改元太平真君。五年(444)，诏令禁止私养沙门。七年(446)，在今铜川地区的一所佛寺中发现兵器，又查出“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等等非法活动，听从了司徒崔浩禁灭佛教的建议，下诏诛杀长安僧人，并命留守平城的太子下令废除全国佛教。

    太子拓跋晃对佛教有好感，所以禁灭佛教的命令并未得到彻底的执行。拓跋焘的命令是：“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皆坑之。”拓跋晃为挽救计，推迟了宣布诏书的时间，使得远近的佛教信徒事先已得到消息，多数僧人脱逃，金银佛像和经书被隐藏，损失较大的是寺院建筑。但长安地区不同，由于事情发端于长安，太武帝亲自监督，禁止佛教的命令得到了彻底的执行。不久，拓跋焘病亡，即位的文成帝宣布恢复佛教的合法地位，佛教又逐渐恢复。

    西魏的文帝和丞相宇文泰都好佛，修大中兴寺，以僧人道臻为管理全国僧尼事务的大统，长安佛教迅速恢复生气。西魏立国仅二十年就被北周取代。北周宇文氏仍都长安，以关陇地区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周的初期也仿照前代故事，崇奉佛教。由于多年战乱，百姓竞相逃向空门避难，以至佛教畸形发展，僧尼数以百万计，寺院数以万计，对社会经济产生严重影响。

    北周武帝宇文邕以平天下为己任，更重视儒术。由于连年战乱，武帝要征战天下，逐鹿中原，百姓竞相出家以躲避徭役，国家的兵员、赋税严重不足。从天和至建德年间(566—578)，武帝七次召集百官以及僧人、道士辩论儒释道三教优劣。天和三年(568)，武帝亲自在大德殿召集三教辩论会，宣讲《礼记》，表明将以儒术治理天下的决心。不久，下诏禁止佛道两教流行：毁弃经像，出家者还俗，财产散发给官吏，寺观塔庙赐予王公。其他祭祀，凡是礼典所不记载的，全部废除。为了保留部分人才，下令设置“通道观”，选佛、道名士一百二十人，普著俗人衣冠入住，称为“通道观学士”。建德六年(571)，北周攻灭北齐，在原北齐境内也推行“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的禁佛法令。

    据有关记载，北周禁佛共废弃寺庙约四万所，还俗僧尼达百万人以上。禁佛后，北方佛教元气大伤，僧众多逃奔江南。武帝死后，在大丞相杨坚等人的影响下，即位的宣帝宣布恢复佛教、道教的地位。

    从第一次禁佛到第二次禁佛，20多年间，陕西地区佛教遭受两次严重打击。

    尽管遭受严重打击，但北朝许多佛教的艺术珍品还是保留了下来。北朝佛教重视宗教实践，重视修寺造像，现在陕西北部的许多石窟造像就是北朝所遗留。还有散见于各地博物馆的造像碑，如耀县药王山博物馆的数十方北朝造像碑，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