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鸠摩罗什与草堂寺
鸠摩罗什在长安的生活踪迹，史籍提到的地方或建筑物有：逍遥园、逍遥观、逍遥宫、西明阁、西门阁、澄玄堂、长安大寺、尚书令姚显第宅等。逍遥观、逍遥宫、澄玄堂和西门阁等皆为逍遥园内的建筑物，西明阁是不同于逍遥园的另一个地方，这样，鸠摩罗什在长安的活动地方主要在西明阁、逍遥园、长安大寺和姚显第宅。
鸠摩罗什曾在逍遥园、西明阁等地讲经说法，翻译佛教经论。这两个地方史籍上虽有记载，但现在已无迹可寻，尚书令姚显第宅现在也同样无迹可寻，故在此暂不予讨论。而《中论》和《十二门论》的翻译，正是在大寺中进行的。
鸠摩罗什在长安的活动，也不是在一个时期内，固定地居于一个地方的，对同一部经典的翻译，要经过讲解、翻译、抄写、加工润色、校讫定稿等一系列程序，这在许多经论的序文中均有记载。这些程序的进行，也不可能是在同一个地方完成的，并且，在一个时期内，也不是仅仅只翻译同一部经论，更多的情况是在同一个时期内，讲解、翻译、校订不同的经论。比如对《大智度论》一百卷的翻译校订，从弘始四年(402)夏在逍遥园之西门阁开始，至弘始七年(405)十二月二十七日才最后完成，其间还译有《思益梵天所问经》、《百论》(初译)、《大品经》、《十诵律》(译出三分之二)、《佛藏经》、《释论》等。
考虑到当时的这些实际情况，就可以对鸠摩罗什在长安的活动作一比较灵活的、合情合理的把握。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章中曾根据各经论序文整理出一个译经时间表，依据时间表认为，“自弘始三年至七年，什(即鸠摩罗什)多住逍遥园。八年以后，则在大寺。”这一结论，较为合理。我们由此认为，鸠摩罗什在逍遥园时所译各经论，有一次译出校订的，有译出未曾校订的，有未译完的，有初译的，也有初步讲解的。而在大寺时，陆续完成对以前众多经论的校订收尾工作，又新译出许多经论。
长安大寺后来的分化，反而凸现出了草堂寺的特别意义。据《高僧传》卷二记载：“大将军常山公显，左军将军安城侯嵩，并笃信缘业，屡请什(即鸠摩罗什)于长安大寺讲说新经，续出小品、金刚波若、十住、法华、维摩、思益、首楞严、持世、佛藏、菩萨藏、遗教、菩提无行、呵欲、自在王、因缘观、小无量寿、新贤劫、禅经、禅法要、禅要解、弥勒成佛、弥勒下生、十诵律、十诵戒本、菩萨戒本、释论、成实、十住、中、百、十二门论，凡三百余卷，并畅显神源，挥发幽致。”这就说明，罗什所译众多经论大多是在长安大寺中之草堂，即后来的草堂寺内完成的。
2.长安大寺的沿革与分化及草堂寺之得名
这里把长安大寺的沿革、变迁作一简要考察。
关于大寺建立的确切年代，现已不可考稽，但在史籍中却有大寺较早存在的记载。
在《高僧传》卷十一《慧嵬传》中有这样的记载：“释慧嵬，不知何许人。止长安大寺。戒行澄洁，多栖处山谷，修禅定之业。……后以晋隆安三年，与法显俱游西域，不知所终。”晋隆安三年即公元399年。
又同书卷六“释僧略，……少出家，止长安大寺，为弘觉法师弟子，……以弘始之末，卒于长安大寺，春秋七十矣。”弘始末年应当是公元415年。而“少出家”，年龄应在20岁以前。从公元415年前推五十年，应当是公元365年，即在365年之前，已有长安大寺。
根据以上两条记载可知，长安大寺至少在公元4世纪中叶已存在。到了姚秦时代，特别是弘始八年以后，长安大寺成了鸠摩罗什讲经说法、翻译校订经论的基地，大寺达到极盛状态。后来，在北朝北魏时代大寺有一定的变化。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497)五月，有诏曰：“罗什法师可谓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犹有遗地，钦悦修踪，情深遐远。可于旧堂所，为建三级浮屠。”
此时距罗什译经时代已近一个世纪，这段文字表明(一)此时大寺已分出常住寺，(二)“遗地”和“旧堂所”等文字说明大寺的部分建筑还存在，(三)根据这一诏书的内容有可能在北魏时期曾对长安大寺有所修茸，或增添了一些建筑，特别是“三级浮屠”的建造，与现在遗存的“鸠摩罗什舍利塔”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考察。
北朝北周明帝武成年间(557—560)，有印度高僧阇那崛多“届长安，止草堂寺。”阇那崛多(527—604)，为北印度人，刹帝利种，父有清范，位居宰辅。而崛多“宿殖德本，早发道心”，少年便出家，归投本国大林寺，遍学三藏，尤明律学。年二十七，“师徒结志，游方弘法。”历尽艰险，来至长安，“更登净坛，再受具足，”并“渐通华语”，受明帝诏延入后园，共论佛法。明帝为造四天王寺，听其居住翻译佛经，译出《金色仙人问经》等。后到益州龙渊寺译出《妙法莲华经普门品重诵偈》，后来，北周武帝灭佛，阇那崛多拒不从儒礼，请求归国。武帝从其请，放归西还，后因故滞留突厥。隋开皇四年(584)，阇那崛多被请入长安大兴善寺译场主持译事。那崛多精通三藏，久居中土，熟悉华梵，其译场翻译的典籍水平很高，从开皇五年到仁寿末年，译出《佛本行集经》、《大方等大集护经》、《大威德陀罗尼经》，并补译《法华经》、《金光明经》的缺品等共三十九部、一百九十二卷。并且译本数量占隋代汉译佛典的半数以上，成为隋代佛经翻译成就最大的译师。从阇那崛多的传记中可以看出，北周时草堂寺之名已确立，而且草堂寺在当时的影响还很大。阇那崛多驻锡草堂寺，无疑也为草堂寺增添了一道光彩。
关于大寺的名称以及稍后的变化，隋代费长房在《历代三宝记》卷八中记载：“三千德僧同此一处，共受姚秦天王供养。世称大寺，非是本名。中构一堂，权以草苫。即于其内及逍遥园二处翻译。……魏末周初，衢街稍整。大寺因尔成四伽蓝。草堂本名即为一寺。草堂东常住寺，南京兆王寺，京兆后改安定国寺。安定国西为大乘寺。”这一则资料说明了几个重要问题：一，说明了姚秦时代佛教盛极一时，长安大寺的规模是非常庞大的。二，大寺与草堂寺的关系。如文中所述，草堂寺乃是长安大寺的一部分，是为鸠摩罗什等高僧译经而特别修建的，这就点明了草堂寺及其名称的由来。三，这段文字确切地指明了鸠摩罗什在大寺中具体的活动地点，强调了大寺中的草堂在姚秦时代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四，鸠摩罗什以后长安大寺的分化情况，即在魏末周初，原长安大寺演变为四座寺院，中部以草苫之为堂者，即为草堂寺，东面分处常住寺，南面为京兆王寺，京兆王寺后改为安定国寺，安定国寺西面为大乘寺。这一分化，反而使草堂寺的独特价值体现出来了，特别是作为三论宗祖庭的意义更为明显，同时，也与以上《魏书·释老志》和唐代道宣律师《续高僧传》的记载相吻合。
3.隋唐时代的草堂寺
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发展最为兴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草堂寺也有了新的变化。现在草堂寺中有《唐高祖为子祈疾疏》碑刻一文，原石碑今已不存，此文留在《唐故圭峰定慧禅师碑》之石碑阴下方处。原碑石为隋大业二年(606)正月八日刻。碑文内容为唐高祖李渊在郑州为刺史时，曾到草堂寺为其子祈福。
在汤用彤先生《隋唐佛教史稿》中也谈到“唐高祖早年亦信佛法。隋炀帝大业初，尝为子世民祈疾造像，时太宗年九岁。”并注引《金石萃编》卷十四《大海寺唐高祖造像记》和《旧唐书》卷一七一《张仲方传》，举证碑像为张仲方等重修。这说明唐高祖早年因子世民的疾病，曾为子祈福，做过许多佛事。而能够选在草堂寺祈佛求福，可见草堂寺在隋时的影响。隋唐两朝均定都长安，长安城集中了大江南北的高僧，许多文人学士也云集京城。由于草堂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厚重的历史宗教价值，自唐太宗到有唐一代的文人学士如岑参、贾岛、白居易、刘禹锡、裴休和温庭筠等许多人都到草堂寺参拜、游历过，留下了大量的诗赋词文，更为草堂寺增添了光彩。
唐太宗是否驾临过草堂寺，目前没有找到确凿的史料，现今寺内有一块金代重刻的“唐太宗赞罗什法师”碑，留有一首诗：“秦朝朗现圣人星，远表吾师德至灵。十万流沙来振锡，三千弟子共翻经。文如金玉知无朽，舌似兰荪尚有馨。堪叹逍遥园里事，空余明月草青青。”这首诗虽未见收于《全唐诗》唐太宗李世民的名下，但从这首诗的体制、格律，所体现出来的气魄、胸怀以及对佛法的深刻体认，似有大唐天子的风范。而且，民间传说唐太宗是由秦琼、尉迟恭两位大将军、开国元勋护驾来参拜草堂寺的，在今天草堂寺西南二里许还有“万军寨”、“唐旗寨”等地名，草堂寺所在地也有草堂营、官亭营等称谓。从这些现存的文化遗迹中也可以想见当时的壮观场面。
玄宗天宝(742—756)年间，曾有飞锡法师住寺弘扬净土法门。飞锡法师，籍贯、生卒年皆不详。“神气高邈，识量过人”，又说“外研儒墨，其笔仍长”，“时多请其论撰，如忠国师、楚金等碑”。初学律仪，后与沙门楚金研习天台法门“一心三观”。天宝初，游于京阙，“多止终南山紫阁峰草堂寺”。当时，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三藏开设译场，选拔人才参译，飞锡即被选入，常担任笔受、润文之职。著有《念佛三昧宝王论》三卷，宣扬净土。
德宗贞元(785—805)年间，华严宗四祖澄观法师住草堂寺，曾撰修《贞元新译华严经疏》十卷。澄观俗姓夏后氏，越州山阴人，以“多能”著称，研习范围包括“经传子史，小学苍雅，天竺悉昙，诸部异执，四围五明，秘咒仪轨”等。澄观奉旨在终南山草堂寺撰《贞元新译华严经疏》十卷。《疏》成进上，德宗命两街各讲一遍，其注疏成为钦定著作，澄观也被赐为“清凉”国师。这也许是以后始于唐乾宁年间(894—898)，讫于宋代乾德四年(966)的重修草堂寺，并将寺名改为“清凉建福院”、以纪念这位“清凉国师”的主要依据。
文宗大和(827—835)年间，宗密驻锡于草堂寺。宗密，俗姓何氏，果州西充人(今四川省西充县)。家本豪盛，少通儒书。元和二年(807)二十八岁时，将参加贡举考试，偶然造谒菏泽神会系下的遂州大云寺道圆禅师，从其削染受教。同年从拯律师受具足戒。在襄汉恢觉寺遇澄观弟子灵峰，授予澄观所撰《华严经疏》及《隋疏演义钞》，昼夜披寻，认为此疏辞源流畅，幽赜焕然。乃作书寄澄观，遥叙弟子之礼，并述所领解。澄观答书称赞，希望见一面印证所解。宗密亲往长安礼觐澄观，自后二年，昼夜随侍。元和十一年，在终南山智炬寺，后入长安，住兴禅寺。穆宗长庆元年(821)，住终南山草堂寺，起草《圆觉经疏》。武宗会昌元年(841)正月，在兴福塔院圆寂，年62岁。宣宗即位(847)，追谥定慧禅师，世称圭峰禅师，尊为华严五祖。
宗密弟子甚多，据《景德传灯录》卷十三载，著名的有圭峰温、慈恩寺大恭、兴善寺太锡、万乘寺宗、瑞圣寺觉、化度寺仁瑜等六人。
宗密的思想体系，如裴休在《大方广圆觉经疏序》中所说：“禅师既佩南宗密印，受《圆觉》悬记；于是阅大藏经律，通《唯识》、《起信》等论；然后顿辔于华严法界，冥坐于圆觉妙场；究一雨之所沾，穷五教之殊致。”宗密起初传承菏泽宗的禅法，精研《圆觉经》，后来又从澄观学《华严》，从而融会教禅，盛倡教禅一致。早年曾治儒学，所以，也主张佛、儒一源。
有唐一代关于草堂寺的具体记载笔墨不多，但草堂寺依然是驰名天下的弘法道场。另外，据有关史料称，在宗密禅师时期，草堂寺曾改名“栖禅寺”，如《关中胜迹图》和清代雍正年间所修之《陕西通志》称：草堂寺于唐代改名为“栖禅寺”。《关中八景史话》云：“唐代时，又定慧禅师宗密曾对寺院修复过一次，改名‘栖禅寺’”。这些说法，都没有确凿旁证材料。据史载，宗密住寺时，确有修复事宜。从现存史料来看，“栖禅寺”一名最早见于宋碑《大宋京兆府鄠县逍遥栖禅寺新修水磨记》。此碑现存于草堂寺碑廊内，立于北宋天圣八年(1030)八月二十五日；再者，见于元碑《逍遥园大草堂栖禅寺宗派图》碑，立于元至正十五年(1352)四月望日。从这些碑文内容可知，一是草堂寺、逍遥园已被混为一个地方；二是从《宗派图》上看，宗密禅师以后的草堂寺师承显示出的宗风特点乃是以禅宗为主，这也许是改名“栖禅寺”的原因之一；一是“栖禅寺”之名在唐时出现。
从以上三位具有代表性的高僧住寺情况看，草堂寺在唐代曾成为净土宗、华严宗和禅宗等的道场。而且，由于高僧住寺，也招来当时许多达官贵人、文人学士光顾、游历、参访和题诗吟咏。
如宗密禅师住寺时，诗人白居易有《赠草堂宗密上人》诗一首：“吾师道与佛相应，念念无为法法能。口藏宣传十二部，心台照耀百千灯。尽离文字非中道，长住虚空是小乘。少有人知菩萨行，世间只是重高僧。”这首诗从题目上看，显然是白居易到草堂寺参访法师，发表自己对佛法的参悟体会以及对宗密禅师的敬仰。
晚唐诗人温庭筠有诗作《早秋草堂山居》：“山近觉寒早，草堂雾气晴。树凋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猿过，叶干闻鹿行。素琴机虑静，空伴夜泉清。”直接描写了当时草堂寺早秋的清灵、空旷的迷人景观。
诗人贾岛也曾有《哭宗密禅师》诗一首：“鸟道雪岭巅，师亡谁去禅。几尘增灭后，树色改生前。层塔当松明，残踪傍野泉。唯嗟听经虎，时到坏庵边。”这首诗追悼了宗密禅师当年的修持高风、清苦环境、曾经弘法的神异，同时，也写明了当时的圭峰、草堂寺的层塔、松树和禅师修行的茅庵遗迹等，让人可以联想到草堂寺出尘清静的风貌。
僧无可也有《赠圭峰禅师》诗一首：“绝壑禅床底，泉分落石层。雾交高顶草，云引下方灯。朝满倾心客，溪连学道僧。半旬持一食，此事有谁能。”这首诗描写了宗密禅师严持戒律、艰苦修行、又能广泛交往、接引学人一代高僧风范。
从以上所引的几首诗中可以看出，草堂寺在唐时环境优雅、寺风严谨，是学人参禅悟道、修身养性的良好去处，也是著书立说、讲经弘法的良好道场，难怪吸引了如此之多高僧大德和文人学士。
4.五代时的清凉建福禅院
五代时草堂寺的情况史料非常缺乏。仅《金石萃编》中有《京兆府重修清凉建福禅院之记》碑文，大致可以了解一下当时的状况。碑文落款为“大宋乾德四年二月十五日记”。从碑文中约略可知，从唐昭宗乾宁年间(894—898)，到北宋乾德四年(963—968)，曾对寺院进行了重修。而五代时期因朝代的更替，社会的动荡和战乱，加之寺主的变易等原因，重修工作断断续续，至北宋初年才完工。
重修始于唐末乾宁年间，故院主和尚赐紫居进大师，“侍宝智禅师，游逍遥废寺”，“希欲营构”，“蒙凤诏允从”，及唐亡，工程未行即停顿；
五代后梁开平年间(907—911)，由“京兆府观察判官天水正郎上申使府，特给公文，舍隙地于明街，崇福田于释氏。即为廨院，便议经营”。正当此时，寺主病故，工程又暂停。五代南平贞懿王显德年间(954—960)有“院主僧清绍、逍遥寺主僧清范、修造主大德赐紫修广、维那僧□操”等，共兴“崇大壮之功”，至宋乾德四年才算完成。由碑文可知，一是此时草堂寺在唐末、五代时曾一度改名为逍遥寺；二是，这次重修后即称寺名为“清凉建福禅院”，并没有说明改名的原因、时间等。三是这期间草堂寺宗风似乎倾向于唐代澄观法师的华严思想。
5.宋代以后的草堂寺
宋代以后草堂寺的沿革史料，主要是存在于寺内的一些碑石文献，另外，还有一些笔记和方志的零星记载。现根据这些史料，按照时代先后对草堂寺在这一时期内的变化情况，进行一些简要的梳理。
(1)宋代
宋朝建立之后，一反后周的政策，给佛教以适当保护。首先停止了寺院的废毁，又遣沙门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去印度求法，并令内官张从信负责雕刻大藏经版。这些政策促使了佛教的传播和发展。
宋天圣年间(1023—1032)，草堂寺住持法普等曾立《大宋京兆府鄠县逍遥栖禅寺新修水磨记》碑。据碑文载，先是宋太宗赵光义端拱年中(988—989)，前草堂寺寺主崇恩曾以金帛换来高观谷之“隙地”，但“皆以荒墟，曾未种田”，今寺主法普倡导，建水磨亭五间，既“利于禅林，抑亦务资于闾里”。碑文还记有“其磨地窠”四边所达之地域，从中也见出宋时草堂寺规模之大，道场之盛。
据明代赵崡《石墨镌华》卷七《游城南记》云：“高观谷之西，则草堂寺也，……有鸠摩罗什舍利石塔，精殊甚，宋人作亭覆之，今尚存。”据《关中金石记》载，有《修鸠摩罗什塔亭记》碑，立于宋元符三年(1100)六月，说明此时曾在草堂寺增加了一些建筑。
(2)金代
金代崇佛始于太宗时期(1123—1137)，至熙宗时期(1138—1149)，金国南部边境已抵达淮水以北，社会制度急剧汉化，对佛教崇信尤甚。曾由民间集资雕刻大藏经，即有名的“赵城金藏”，流传至今，现存于北京图书馆。
从立于金宣宗完颜珣元光二年(1223)《草堂辩证大师奥公僧录塔铭》中可知，金代辩证大师道奥曾于金章宗完颜珣明昌癸丑(1193)“退居草堂”，增修讲所，梁栋宏丽，“拟欲内外一新”，无奈，明昌甲申(1194)暮春，道奥示疾入灭，“葬于寺之南，依圭峰而起浮图”。可见，道奥住寺期间，曾对草堂寺做过一些修复，而且，有较大的修复、建设计划，是否完成，没有详细的记载。唯因道奥大师的影响，在入灭后“送葬者万计，服孝者千人”，弟子、信众如此之多，相信曾对草堂寺做过一些非常大的修复，至少增加了一些讲经堂，还有道奥涅槃之后的舍利塔。
(3)元代
元代自成吉思汗时代起，就给各种宗教以平等的待遇。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就将西藏地区的名僧帕思巴奉为帝师，命掌理全国佛教，兼统领藏族地区的政教。凡举行法会，修建佛寺，雕刻藏经等佛事费用多有国库支出，并常给与寺庙大量田地以为供养。因而元代皇室所建官寺非常之多，佛教发展也很兴盛。
元代似乎曾对草堂寺进行过两次重修。一次是“大元敕修碑可证”语，见于清代乾隆年间重修碑“宋乾德四年重修，改为清凉建福院”之文末注文，但未见碑石存于寺内，有待发掘。一次是《皇太子令旨重修》碑上之记载，元太宗窝阔台的第三子阔端，曾四次下发指令，督导草堂寺修复事宜。其下发指令的时间大致在公元1235至1251年之间。重修的原因似乎主要是因为蒙古官员、军队曾“据草堂寺多岁”，“旧有损坏”等原因。在四次指令中还对人力、物力、财力等来源有详细的说明，其中壮年劳力、木匠、作头、瓦匠、铁匠、泥土匠等各类工匠、所用二十头牛等等，均由蒙古军长官组织，粮食也由官仓支出。寺院方面负责人提到了金长老。总体上这次重修前后持续了五年以上的时间，且这一碑文是重修工程完成后形成的，可以推知，重修之后的草堂寺之雄大景观。
(4)明代
明代初年，鉴于有元一代崇奉藏传佛教的流弊，转而支持汉地传统的佛教各宗派，禅、净、律、天台、贤首等汉传佛教诸宗派逐渐恢复发展。
草堂寺在明朝前期，发展平稳。明朝中叶以后，逐渐衰落，至明末，受到当时农民起义军的影响，遭遇破坏较大。从现存寺内的《新建安善团记》碑的文字中可知，明末农民起义军已波及户县，因而当地官员组织军民进行抵御，曾以草堂寺为防御堡垒，草堂寺僧也参与了这一事件。当时住寺僧人有四十八人，也可见出草堂寺的规模。
(5)清代
清代早期，主要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进入中原内地以后，基本上继承了明代的佛教政策。清代的佛经翻译，主要是国内各民族之间不同文字佛典的互译，很有特点。佛教各宗的发展，仍以禅宗为盛，净土次之，天台、华严、律宗、法相又次之。自清道光以后，国势渐衰，佛教也不振。近代以后，佛教又有新的变化。
此时据碑石资料和诗文资料记载，草堂寺曾易名一次，重修一次。据现存寺内的《敕封大智园正圣僧禅师僧肇碑记》记载，清雍正十二年(1734)敕封僧肇为“大智园正圣僧禅师”，“令该地方官致祭一次，行令陕西省督抚确查，加封致祭”。碑文追溯了僧肇大师一生的弘法业绩和生平，记载了陕西省督抚为敕封名号制匾悬额，依圣旨将草堂寺易名为“圣恩寺”，将大殿改为大智宝殿，“饬令地方官传集缁流，诹吉致祭，演鹫山之妙音，放龙宫之清风，宣银鼓于宝坊，转金轮于香地。檐匐林中，再布旃檀之气，共仰宗门之奇观，益钦黼扆之殊恩”。由此可见，这次草堂寺易名盛典之隆重。
另外，有《清乾隆三十三年重修碑》记载了乾隆年间的一次重修。即在上次敕封盛典之后数十年间，“寺内荒残，殿宇颓败，往来行人莫不环顾叹息，几为此地湮没而弗彰矣。”后来，有本寺僧寂法者，“目击心伤，慨然修废之念起，创新之志动”。于是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率众僧修残补缺，整饬殿廊，“创修天王殿五间”，“而寺内焕然聿新，形景如昔”。这次重修主要是通过本寺僧众的努力而完成的，当时全寺僧人按碑文载为六人。
清同治年间，关中回民起义，寺院毁于战火。
光绪七年(1881)，草堂寺又被山洪冲毁。
20世纪上半叶，草堂寺住僧一直较少，有榆树林百余亩。至40年代末期，西安各寺院联合给草堂寺赠送“逍遥三藏”匾，由兴善寺方丈妙阔法师亲笔书写。而现在的匾就是临摹旧匾制成的。
草堂寺的僧人入灭后殓葬的坟地兴福塔院曾经一直存在到解放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兴福塔院位于草堂寺南，占地四十余亩，有茔塔四五十座，其中有圭峰禅师舍利塔、金代辩证大师奥公舍利塔等。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塔院被平整为土地，许多茔塔被砸，有的被深埋入地下，兴福塔院也已不再存在。
(6)1949年后的草堂寺
1949年以后，草堂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曾有三次重修：第一次是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时，因为鸠摩罗什祖籍是印度人，又为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先驱，为了纪念鸠摩罗什对中印文化交流的贡献，由政府拨款对草堂寺的道路、寺容等进行了修复。第二次是1956年至1957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重修。第三次重修，是在1982年至1986年，是因为日本国佛教界、特别是日莲宗为了纪念鸠摩罗什法师，并向鸠摩罗什法师报恩，因而组成访华团来草堂寺参拜，所以对草堂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重修。
现在的草堂寺，位于西安市西南三十公里、户县县城东南二十公里处，古寺新颜，紧邻终南，历史悠久，环境清幽，道路畅通，来往方便。周围布满各种名胜古迹，如高冠瀑布、紫阁晴岚、圭峰夜月等美妙景观和大圆寺、常兴寺和宝林寺等古迹。草堂寺内拥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和奇特景观，如鸠摩罗什舍利塔、明代巨钟，《逍遥园大草堂栖禅寺宗派图》石碑等以及碑廊所展出的历代二十余方碑刻，有着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其中，鸠摩罗什舍利塔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烟雾井、草堂松竹和两株年深日久的柏树、龙雀藤等奇观奇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