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华严的最早产生

    华严宗的学说集中体现在《华严经》中。《华严经》被认为是释迦如来成道第十四天后在古代印度菩提伽耶的菩提树下，为文殊、普贤等上首菩萨所宣说的自内证法门，但因为当时无人能信受奉行，所以就隐藏起来了。佛陀入灭后大约七百年，来自南印度的佛学大师龙树在龙宫中看见此经有三种本子，其中上、中二本非凡力所能接受，于是只诵记下本十万偈四十八品(或谓三十八品)，并亲自写作十万偈解释该经文义，又作《十住毗婆沙论》，注释《华严经》中的《十地品》的一部分，成为历史上最早的华严释论，此后华严教法才重新在印度民间流传。

    学术界的说法则与此不同。关于《华严经》的成立年代，今日学界一般认为大本《华严经》成立于4世纪中叶，其中的《入法界品》与《十地品》则在龙树之前已经产生，一般推定其成立于3世纪中叶以前。关于《华严经》成立的上限年代，从最早东汉支娄迦谶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翻译的华严单本经《兜沙经》来判断，可以推定华严的原型，是2世纪初成立的。“兜沙”之义为“十”，里面讲的都是十数的法，主要说十方佛刹都有佛，又说菩萨行有种种十法，如十住、十行、十无尽藏、十回向、十地、十定等，后来出现的《华严》即依此结构陆续组织起来。另据西晋时期竺法护所译出的华严单本经典来判断，华严中的《十住》、《十地》、《十定》、《十忍》、《如来出现(性起)》、《离世间》等品，在3世纪后半叶则已经出齐。所以《华严经》的大部分，可以说是属于第一期的大乘经典。但是，在初期的大乘经典中，它显然是在《般若经》以后产生的。随着华严各种单本经典的不断出现和传播，后来不断增益扩充，华严学说不断丰富完整，并最终发展成为七处八会(即在编经过程中，说经地点换了七个，又集会了八次)的完整结构，即后来成型的大本《华严经》。佛陀灭度后九百年的时候，来自西北印度的世亲大师写成《十地经论》，解释《华严经》的《十地品》；金刚军、坚慧等诸论师亦先后作《十地品》的释论，由此，华严思想开始在整个印度流行开来。

    关于华严经典最早出现的地方，从《华严经》的《入法界品》来看，华严的舞台应该在南印度，但其中有关南印度地理的记述却未必正确，因为绝大部分地名都不能确定。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华严经》的编纂者可能在西北印度一带，根据经中“四十二字文”中有Ysa字母，但这个字母并不是印度固有的梵语字母，而被认为是起源于中亚于阗的音，然后于西元1世纪末传到西北印度。也正因为这一点，学术界也有人认为《华严》有一部分可能是在于阗编成的。那时，统一的贵霜王朝统治着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和中亚广大地区，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空前活跃。《华严经》最早的译者支娄迦谶及其后翻译华严的支谦、竺法护和将《六十华严》带入中国的支法领都是贵霜系统的人，由此也可以推断《华严经》曾广布于贵霜统治的中亚和西北印度一带。其次，华严关于菩萨的阶位说，即“十住”亦即旧的“十地”说，有很多是来自说出世部，而说出世部的根据地被推定是在北印度，这也是《华严经》成立于西北印度的一个间接证据。

    2.华严向中国的传播

    华严学向中国最早的传播也正是从贵霜时期开始的。自从东汉时期支娄迦谶最早翻译华严类经典《兜沙经》以后，紧接着就是三国时期吴国的支谦翻译华严类的《本业经》。到了西晋时期，华严单行经的弘传进入最胜阶段。现在可以查考的华严传译者有竺法护、聂道真、白法祖三人。其中输入华严学新的思想并保存至今的经典，则只有竺法护的译籍。他的华严学传译共有六部，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重译华严中文殊类经典两部，即《菩萨十地经》和《菩萨十住行道品》；第二类是新译的华严中普贤类经典，共有三部，即《兴显经》、《度世品经》、《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第三类是新译的《渐备一切智德经》。这些经典阐释了华严学中关于终极崇拜对象即法身的观念，认为法身为诸佛的本源，无形无相而永恒存在，周遍一切。同时，极力宣传普贤的修行与功德。而《渐备一切智德经》主要论述菩萨修行的十个阶位，是整个华严经典中关于菩萨修行的核心内容，历来受到特别的重视。

    东晋时期，华严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可划分为三类趋向：第一类是重新翻译原来已经入华的华严经典，如祗多蜜翻译了华严类经典《菩萨十住经》和《十地经》，鸠摩罗什翻译了《十住经》，佛陀跋陀罗译出《菩萨十住经》和《本业经》；第二类是圣坚译出《罗摩伽经》，善财游访参学的故事由此在中国开始传播起来，这成为后世中国华严学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三类是华严眷属经，即受华严学说影响而形成的一类经典，如鸠摩罗什译的《庄严菩提心经》、竺佛念译的《十住断结经》。东晋以后，这类华严眷属经典明显增多。

    国内研究华严宗的权威魏道儒先生认为，在华严宗产生之前，中国华严学经历了华严经学的预备阶段。而华严经学虽然开始于各种华严单行经的传译与研习，但其成熟形态则是东晋时期六十卷《华严经》译出之后形成的。佛驮跋陀罗(359—429)译《华严经》始于东晋义熙14年(418)，毕于刘宋永初2年(421)。此经习称《晋译华严》或《六十华严》，它既是域外传入的华严经学成熟形态的第一个载体，也是唐代华严宗人创教的主要经典依据。该经译出于南方，初期流传地区也是以南朝宋齐京城为中心。这个集成本与前出华严类单行经的不同社会境遇，首先表现在它受到上层社会，特别是皇室成员的青睐，从而迅速向社会各阶层传播。当时弘传《华严》的主要力量，不是参加佛驮跋陀罗译场的众弟子，就是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的僧人。他们虽然没有把《华严经》作为树立信仰、讲说弘扬和修行实践的唯一典据，但已对其学说多途创用：或运用于宗教仪式，或贯彻于修禅实践；或凭之考校经典、探讨义理，或赖以佐证某种信仰的合理。

    北魏永平元年至4年(508—511)，菩提流支等人在洛阳译出《十地经论》十二卷，该论虽然只是解说《华严经》中的《十地品》，它对原经某些特点、概念、命题及段落或提示、或强调、或活用、或引申，为研究整部《华严》提供了新思路，开辟了新领域。该论的译出标志着华严经学独立流布时代结束，由此进入经学与论学交融发展时期。由此形成的地论学派则开启了华严学的理论转型过程，为日后华严宗教理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开辟了重要的理论通道。

    总之，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华严经学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初步研究华严类单行经，然后是多途创用“晋译华严”，最后是实现华严经学和论学相融后的理论转型。经过这三个有机联系又不断深化的发展阶段，成功地开辟了一条佛学中国化的路子，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华严宗理论体系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