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华严经》的文本

    《华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大”为包含之义；“方”为轨范之义；“广”为周遍之义。即总说一心法界的体与用，广大而无边，称为大方广。“华”即成就万德圆备之果体的因行譬喻，以如花之因严饰美妙之佛果，故称为佛华严。另称《杂华经》，庄严佛果的万千之行譬如华，这些行种类繁多而交杂，故称杂花。历史上还曾因该经长达百千偈，故名《百千经》，又因该经在成佛解脱方面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又名《不思议解脱经》。该经是在汇集原先已经流行的一些单行大乘经典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完善而成的。在中国主要有三个译本：

    ①东晋佛陀跋陀罗译，六十卷三十四品，称《旧译华严》、《晋译华严》或《六十华严》。该本的梵文原本三万六千偈，是由慧远的弟子支法领从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得来，于晋义熙十四年(418)三月十日在扬州(今南京)道场寺请天竺三藏佛驮跋陀罗译出。三藏手执梵本，译为汉语，法业笔受，慧严、慧观等润文，吴郡内史孟*(左岂右页)、右卫将军褚叔度为檀越，于元熙二年(420)六月十日译竟，刘宋永初二年(421)复校完毕。初译成时分为五十卷，后改分为六十卷，共三十四品，总体架构为七处、八会的说法(即佛与普贤等大菩萨在七个地方共进行八次集会演说佛法)。嗣后唐永隆元年(680)三月，天竺三藏地婆诃罗和法藏校勘此经，见所译《入法界品》内有缺文，便又从梵本译出从摩耶夫人到弥勒菩萨的一段补入，这就成为现行的《华严经》六十卷本。

    ②唐代实叉难陀译，八十卷三十九品，称《新译华严》、《唐译华严》或《八十华严》。该本的梵文原本四万五千颂，系唐代则天武后遣使从于阗求得，并请来其地三藏法师实叉难陀，于证圣元年(695)三月十四日在洛阳大遍空寺开始翻译，武后亲临译场首题品名，菩提留志、义净同宣梵本，复礼、法藏等并参与笔受润文，到圣历二年(699)十月十八日在佛授记寺译毕(见《开元释教录》卷九)，成八十卷，内分三十九品，总由七处(同旧译)、九会(八会同旧译，新增“普光法堂”一会)的说法而成。后法藏发见此经《入法界品》中尚有脱文，便用晋、唐两译对勘梵本，把地婆诃罗的译文补在实叉难陀的脱处，于是得以文续义连，即为现今流行的《华严经》八十卷本。该译本在所有《华严经》译本中品目最为完备，文义最为畅达，从古至今也最为流行。

    ③唐贞元年间般若译，四十卷，称《四十华严》，为《华严经》中《入法界品》的别译，全名《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该本的梵文原本一万六千七百偈(见《贞元释教录》卷十七)，系南天竺乌荼国王亲手书写遣使于贞元十一年(795)十一月送赠来唐。翌年六月，唐德宗嘱罽宾三藏般若在长安崇福寺从事翻译，广济译语，圆照笔受，智柔、智通回缀，道弘、鉴灵润文，道章、大通证义，澄观、灵邃等详定，至十四年(798)二月译毕，成四十卷。其内容系勘同旧新两译《华严经》的《入法界品》一品，但文字上大为增广；尤其是四十卷本有普贤十大行愿，和新添的普贤广大愿王清净偈，这是前两译《华严经》中所没有的。

    此外，传译该经中某一品或一部分的单本经亦不少。从东汉支娄迦谶译此经别行本《兜沙经》(《如来名号品》)开始，至唐时止，据法藏《华严经传记》所载，这类别行译本有三十五部之多。其中重要的有支谦译《菩萨本业经》(光明觉品)一卷；聂道真译《诸菩萨求佛本业经》(净行品)一卷；竺法护译《菩萨十住行道品》(十住品)一卷；祗多蜜译《菩萨十住经》(十住品)一卷；鸠摩罗什译《十住经》(十地品)四卷；竺法护译《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十宝品)三卷；竺法护译《度世品经》(离世间品)六卷；圣贤译《罗摩伽经》(入法界品)三卷；地婆诃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一卷。

    《华严经》的梵文本目前只发现《十地经》(相当于《十地品》)和《树严经》(相当于《入法界品》)。在印度，这两本经是单独传播的，在尼泊尔则列入“九法”(即九部大经)之中，一直保存至今。其中《十地品》的现行梵文本有近藤晃曜的校刊本(东京，1936)，《入法界品》的梵文本则有铃木大拙、泉芳璟的校刊本(京都，1934—1936)。至于其他各品的梵本都已散佚而未见发现。

    2.《华严经》的主要内容

    《华严经》的主要内容是叙述菩萨从树立信仰到解脱成佛的各个阶段和诸多方面的修行，以菩萨的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法门行相为架构，阐释各类修行的感果差别，以及依此修行实践获得无量功德，证入清净法界等，系统发挥了辗转一心、深入法界、无尽缘起的理论与普贤行愿的实践。其理论的核心是从“法性本净”的观点出发，阐明法界诸法等同一味，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无尽缘起等理论；而实践的核心则是依据“三界唯心”的教义，强调解脱的关键是在心(阿赖耶识)上用功，指出依十地而辗转增胜的普贤愿行，最终能入佛地境界即清净法界。所提出的十方成佛和成佛必须经过种种十法阶次等思想，对大乘佛教理论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从南北朝以来，以判教著称的江南三家都将此经判为顿教，而把其他经典判为渐教或不定教。其时北方七家判教的步调虽参差各异，但也以此经判为诸教中最高的圆教或顿教、真宗、法界宗等。此后隋代的吉藏立三转法轮，以此经为根本法轮；天台智*(左岂右页)立化仪四教，以此经列为顿教，又立化法四教，以此经列为别兼圆教；唐代窥基立三时教，以此经为中道教；贤首宗师则把此经判为五教中的一乘圆教，或十宗中的圆明具德宗。以上教判观点都显示此经在佛教中向来被认为是最圆顿的经教。

    3.《华严经》的传播

    相传佛灭度后，此经在印度曾经隐没，后龙树菩萨弘扬大乘，重新将它传播于世。从后汉以来，此经的别行本在中国虽陆续译出不少，但它的传弘还不见兴盛。东晋佛驮跋陀罗的六十卷本译出以后，此经才受到汉地佛教学人的重视，传诵、讲习乃至疏释此经的情形渐行热烈，促成了华严学的迅速兴起。随着此经在隋、唐时代的盛行，专弘此经教观的贤首宗渐次形成。首先是隋末唐初杜顺(法顺)在终南山弘通此经而开一宗的基础。他的弟子至相寺智俨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心要，嗣后法藏更广泛发挥此经的教义，将《华严》的弘扬推向高峰。到了武周时期，实叉难陀的《八十华严》译出，法藏不但以垂暮之年参与了译场笔受，还依据新译《华严经》著《华严略疏》等多种作品，以解释新经文义。法藏的弟子静法寺慧苑也根据新的华严译本著有《续华严经疏刊定记》三十卷(现存)，突破师说，自抒己见。后来澄观撰有《华严经玄谈》九卷，《华严经疏》六十卷，《随疏演义钞》三十卷等著作，纠正慧苑的异见，发挥贤首的正统学说，大振华严宗风。贞元年间，澄观又参与了四十卷《华严经》的译出，并著疏多种，以阐述《四十华严》的深义。澄观的弟子草堂寺宗密也著有《普贤行愿品别行疏钞》六卷，《行愿品疏科》一卷，《新华严合经论》四十卷。唐代弘扬《华严经》最著名的居士是山西李通玄，他精研此经，著有《新华严经论》四十卷，发挥《八十华严》的新义。唐代以后，此经的弘扬讲习仍相当殷盛，历代都留下了许多重要的注疏著作。

    此经后来又远播于海外。如7世纪中，新罗义湘来唐在至相寺智俨门下受学《华严》，回国后弘通此经，成为朝鲜华严宗初祖。同时元晓在新罗也精研此经，著有《华严经纲目》1卷，《华严经疏》十卷。另外，新罗太贤、表圆等也著有《华严》的解释著作。高丽时代，该国王子义天携带该国的华严著作来宋时的中国，投于净源门下，研究华严宗教义，归国后大弘该经。8世纪时，此经已在日本书写流传，随后唐僧道璇东渡传讲《华严》，为日本华严宗初祖，此后此经在该国传弘讲习颇盛。该国有关此经的著作，有宗性的《华严经义钞》四十卷(现存)，凝然的《华严经品释》一卷(现存)，《华严经探玄记洞幽钞》一百二十卷(现存)，凤潭的《华严经探玄记玄谈》一卷(现存)，兴隆的《华严玄记大略钞》四十九卷(现存)，普寂的《华严探玄记发挥钞》十卷(现存)，《探玄记讲要》八卷(现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