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至相寺的位置
至相寺位于西安市南约三十公里的终南山天子峪内。这里处在终南山北麓，地势雄巍，缓平而下。下有百泉汇流，林木环绕，景色秀美。寺院坐西向东，居高临下，视野开阔。远望东方之群山，层峦叠嶂；向北俯视秦川之沃野，历历在目，呈现出一派壮丽景象。此地形状如龟，寺院正处于龟背之上，寺院的后面依守突起的龙背，前面则面对着挺立的驼峰；寺院左侧倚靠着龙首，右面则紧临伏虎。所以，从风水的角度看，正好是负阴抱阳，瑞气葱葱。相传唐太宗李世民曾多次诣寺敬香(距寺四公里之山顶有避暑离宫“唐王寨”)。寺内有遗碑铭曰：“终南正脉，结在其中。”故知此寺不仅是佛教著名古刹，也是终南古迹胜境。
2.至相寺的渊源
至相寺最早起源于北周武帝灭法时期。史载建德三年(574)至建德六年(577)期间，北周武帝禁断佛教，佛教经典和佛教造像一概破毁，强令沙门还俗，佛教的财产分散给臣下，寺庙则赏赐给王宫。本次毁法时间虽短，但政令严酷，僧众四下逃难。除了个别僧人以身殉法以及进入国家保留的通道观外，其他僧人要么还俗，要么逃入山林或隐迹尘俗。那时，终南山成为逃难僧人的一个集中地，至相寺这个地方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了僧人的居住。最早居住在这里的僧人应该是静蔼(约530—约575)。根据《续高僧传》卷二十三记载，静蔼原系荥阳人，十七岁出家，后入关中求法，经历十年后，“附节终南，有终焉之志，烟霞风月，用祛亡反。峰名避世，依而味静。”这个避世峰应该就在现在的至相寺一带。静蔼在这里过着古代印度初期佛教时期的野居修道生活，由于生活简朴，传法热情，所以，这里很快成为求学者云集之地。后来，因为这里无水，饮水需要到山涧去取，传说有一老虎前来以蹄抛挖，指示泉水位置。那个地方后来便称作锡谷避世堡虎掊泉。他“达解超伦”，“据林引众”，主要讲解中观四论。据说其“说法之规，尊而乃演，必令学侣袒立合掌，殷勤郑重，经时方遂，乃敕取绳床，周绕安设，致敬坐讫，蔼徐取论文，手自指摘，一偈一句，披释取悟。顾问听者，所解云何，令其得意，方进后偈，旁有未喻者，更重述之。”
大概就在这个期间，普安(529—609)前来投奔到他的门下。据《续高僧传》卷二十七记载，“释普安，姓郭氏，京兆泾阳人。小年依圆禅师出家，苦节头陀，捐削世务，而性在和忍，不喜怨酷，或代执劳役，受诸勤苦，情甘如荠，恐其事尽，晚投蔼法师。”而静蔼法师后来常游于终南与关中各地，普安便长期居住下来。当周武帝灭法之时，普安“栖隐于终南山之楩梓谷西坡，深林自庇，廓居世表。洁操泉石，连踪由甫”(《续高僧传》卷二十七)。楩梓谷就是现在的至相寺所在的天子峪。在这里，普安还“又引静渊法师同止林野，披释幽奥，资承玄理”。他们在此“遵修苦行，亡身为物，或露形草莽，施诸蚊虻，流血被身，初无怀惮。或委卧乱尸，用施豺虎。望存生舍，以祈本志。而虎豹虽来，皆嗅而不食，常怀介介，不副情愿。孤践狩踪，冀逢食啖。”那时，“京邑名德三十馀僧，避地终南，投骸未委”，普安便“总召详集，洲渚其心，幽密安处，自居显露，身行乞索，不惧严诛，故得衣食俱丰，修业无废。”
后来，普安又意外遇见正在避难之中的静蔼。根据《续高僧传》中的《普安传》记载：“时蔼法师避难，在义谷杜映世家，掘窑藏之。安被放还，因过礼觐。蔼曰：安公明解佛法，颇未宽多，而神志绝伦，不避强御，盖难及也。安曰：今蒙脱难，乃惟《花严》力耳。凡所祈诚，莫不斯赖。因请蔼还山，亲自经理。四远承风，投造非一。蔼乃与安，更开其所住。”此前，普安投奔静蔼，应为静蔼的弟子，但两人年龄相差无几，所以在上引文中静蔼也称普安为“安公”。普安拜谒静蔼后又请静蔼“还山”，“亲自经理”，说明普安居住的地方就是原来静蔼的修行之地。至少也是其当初修道之地的附近地区。他们重新住在一起后，还进一步开辟了所居住的地方。至于如何开辟，很可能是因为逃难僧人很多，他们又建立了许多新的暂住地。如《续高僧传》卷二十三《终南山避世峰释静蔼传》中说：“蔼知大法必灭，不胜其虐，乃携其门人三十有馀入终南山，东西造二十七寺，依岩附险，使逃逸之僧得存深信。”静蔼在终南山造寺在当时恐怕也只是一些茅棚山洞之类的小型居处。
可见静蔼在终南山建立的临时性寺庙很多，所以，从其他一些资料来看，他后来可能并不主要住在至相寺这个地方，不久也就以身壮烈殉法，留下千古哀叹。而和普安同住并对至相寺的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则是静渊。前文提到，普安在楩梓谷时，又领静渊一起居住。静渊(544—611)是京兆武功人，据说其“家世荣茂，冠盖相承”。虽然家世豪贵，但他“厌此浮假，希闻贞素，十三出家”。后来遇北周武帝灭法，便同普安一起避难于楩梓谷。隋朝建立后，大兴佛法，“广募遗僧，依旧安置。时楩梓一谷三十馀僧，应诏出家，并住官寺。惟安欣兹重复，不为名驰，依本山居，守素林壑”。不过，在开皇八年(588)年之后，普安也奉敕入京，前去为皇室营建静法禅院，并奉敕住寺，后来也是在此寺圆寂。所以，尽管他还时常在山中居住，但楩梓谷这个地方后来主要交由静渊管理。恰好在这个时候，静渊“屏迹终南，置寺结徒，分时程业，三辅令达归者充焉，今之至相寺是也”。从这则资料看，至相寺最早具有佛寺庙的格局是从静渊开始的，而至相寺的名称很可能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唐初道宣说至相寺自建立到他写《续高僧传》时已有五十多年，道宣撰著《续高僧传》终于唐贞观十九年(645)，上朔五十年，当为隋文帝开皇十五年(595)。
该寺初创之后，又遇到一个殊胜的因缘，就是静渊与灵裕关系的建立。灵裕(518—605)是定州(河北省)钜鹿曲阳人，俗姓赵。十八岁(一说十五岁)，从赵郡应觉寺明、宝二禅师出家。多方参学，尤其通达《华严》、《涅槃》等经，声名远播，世人尊之为“裕菩萨”。隋朝建立后，应隋文帝之请，来京师居住于长安兴善寺。隋文帝本来要授其国统之高职，但他坚决辞却。在灵裕住长安期间，静渊“乃从而问焉”。灵裕见其器字不凡，“乃召入私室与论名理”，静渊“神气霆击，思绪锋游，对答如影响，身心如铁石，裕因大嗟赏，以为吾之徒也。遂不许住堂，同居宴寝，论道说义，终日竟夜，两情相得，顿写幽深”。师徒如此默契，以至重为帝师的灵裕在繁忙的法务之余，“才有间隙，径投渊寺，欣畅意得，倾阴屡改。又以帝之信施，为移山路。本居迮隘，兼近川谷。将延法众，未日经远。裕卜西南坡阜，是称福地，非唯山众相续，亦使供拟无亏。渊即从焉，今之寺墌是也。自尔迄今五十馀载，凶年或及，而寺供无绝，如裕所示，斯亦预见之明也。”可见，灵裕经常去静渊所在的寺庙即至相寺，并用皇帝给他的布施，为至相寺开辟了新的上山之路。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灵裕鉴于原来的寺庙地处川谷边缘，地域狭窄，便建议在附近西南方的坡阜上另辟新址，认为那里是一块福地，静渊接受了灵裕的建议，从此奠定了至相寺直至今日的根基。
3.至相寺的兴盛
不久，智正(559—639)投奔至相寺拜静渊为师，从而掀起至相寺华严传播史的崭新一页。其实，早期在这里弘法的普安就是一位非常推崇《华严》的高僧。史书上记载他“通明三藏，常业华严”，“性多诚信，乐读《华严》”，还记载他把许多神奇之事的原因都归结为《华严》的神圣力量所致，可见其对《华严》的极度崇拜。静渊也是“自《华严》、《地持》、《涅槃》、《十地》，皆一闻无坠，历耳便讲，既释众疑，时皆叹伏”。经常来至相寺的灵裕也“专业《华严》、《涅槃》、《地论》、《律部》”，“至於《华严》一部，弥深留心”，并著“造《华严疏》及《旨归》合九卷”。可见华严教学自普安开始便是至相寺的教法核心。智正原是定州安喜(河北安喜)人，俗姓白。开皇十年(590)，隋文帝访求英贤，遂与昙迁禅师一同入京，奉敕驻锡于胜光寺。仁寿元年(601)，隋文帝造仁觉寺，并亲颁寺额，延请智正前往住持，他恳辞不受，“将捐此务，归静幽林。承终南至相有渊法师者，解行相高，京城推仰，遂往从焉”。自从跟从静渊法师后，他在至相寺一住便是二十八年。静渊于大业七年(611)在至相寺去世后，智正在至相寺“静恭无事，不涉人世。有请便讲，详论正理。无请便止，安心止观。世情言晤，不附其口。贞梗自课，六时无憩”。在此期间，至相寺的元老普安和静渊相继圆寂并安葬于至相寺，而被封为隋朝六大德之一的慧藏，一生特重《华严》，他在大业元年圆寂后也把至相寺作为其归宿之地。可见当时至相寺的华严学风已得到天下越来越多的佛学大师的认可。智正于贞观十三年(639)卒于本寺，并“在寺之西北凿岩龛之，铭记如在”。智正精通《华严经》，在至相寺经常讲解该经，并著作有《华严疏》十卷，至相寺的华严学风经过他的努力更加浓厚。
那时，杜顺(557—640)也活动于终南山和关中一带，他宗仰华严，肯定去过至相寺。一些书籍则直接说那时杜顺也在至相寺。但笔者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所以，暂时存疑。追随智正在至相寺学习并弘扬《华严》的最有名的僧人还是智俨。智俨(602—668)在十二岁时随杜顺出家。他初受教于杜顺，不久杜顺又将其托付给弟子达法师来教育。后来，有两位外国僧人来游至相寺，见智俨精爽非常，便教其梵文。这两个外国僧人对其他僧人说“此童子当为弘法之匠也”。智俨因为法门繁旷，为了专一学习，便在经藏前礼拜，暗自立誓，然后信手取之，获得《华严经》。于是就在所居住的至相寺跟从智正法师听受此经。他善于思考，勤于阅读，在智正等人的指导下，对华严义理有了很深刻的见地。他在此广泛著述，终于完成了中国华严宗的正式创立，时人称他为“至相尊者”。
与智俨同时在至相寺学习华严教法的僧俗大众甚多，僧人中比较有名的有灵辨。此人在十八岁时就能讲《唯识》、《起信》等论以及《胜鬘》、《维摩》等经，受具足戒之后“日新其德，又讲《仁王经》、《十地》、《地持》、《摄大乘》等论。然以为一乘妙旨无越《华严》，遂废敷扬，于终南山至相寺智正法师所，研味兹典。既卒师资之功，备举传灯之业，并采众经，傍求异义，撰《疏》十二卷，《抄》十卷，《章》三卷，并行于代。”此后他“凡讲《华严》，四十八遍”，史载其“扬导《华严》，擅名帝里”。另外，僧人弘智也在唐朝初期“于南山至相寺而居”，他在此“周历讲会”，应该也是听受智正的华严讲习。此人圆寂于至相寺，并在至相寺外建立了墓碑。在至相寺跟随智正学习华严教义的俗家弟子中比较有名的是樊玄智。此人同智俨的经历接近。他十六岁时就离家在长安城南“投神僧杜顺禅师，习诸胜行。顺即令读诵《华严》为业，劝依此经修普贤行”。同智俨一样，他后来也来到至相寺，跟从智正法师学习华严。《华严经传记》中说：“又服膺至相寺整(即智正)法师，入终南山。温习斯典(指《华严经》)，遂得一部周毕”。据说他诵《华严》还出现奇瑞之象：“后每诵经，口中频频获舍利，前后相仍，凡数百余粒。随身供养，分施诸人，名山胜地，无远必造。”
智俨在至相寺有两大高足弟子，一为中国华严宗三祖法藏，一为海东华严初祖义湘。义湘(625—702)，为新罗鸡林府人，天资英迈，弱冠出家，于唐高宗龙朔二年(662)诣终南山至相寺，以智俨为导师，以法藏为同学，在寺综习《华严》经义达十年之久，归国后于新罗太白山创浮石寺，弘扬华严教义，学徒云集，被尊为海东华严初祖。后来法藏寄义湘书中曾记：“是知如来灭后，光辉佛日，再转法轮，令法久住者，其唯法师矣!”其赞誉可谓倍至。法藏与义湘的同窗友谊，传为至相之佳话。法藏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华严宗的理论与实践体系，被后世认为是中国华严宗的真正创始人。总之，智俨和法藏时期是至相寺最辉煌的时期。法藏之后，在至相寺还有一位来自于阗国的王子出家后在此主持弘法教化。根据《唐京师奉恩寺智严传》记载，“释智严，姓尉迟氏。本于阗国质子也，名乐，受性聪利，隶鸿胪寺授左领军卫大将军上柱国封金满郡公。而深患尘劳，唯思脱屣，神龙二年五月，奏乞以所居宅为寺。敕允，题榜曰奉恩是也。相次乞舍官入道。”“后于石鳖谷行头陀法，又充终南山至相寺上座。体道用和，率从清谨”。唐智升在《开元释教录》中以“大唐至相寺沙门释智严译”标明的经典有《决定业障经》等四部，以及《尊胜陀罗尼咒》一首和《法华经药王菩萨》等咒六首。
另据《续高僧传》与寺内遗碑载，在至相寺安葬的高僧除了上面提及的外，还有昙崇、通幽、慧欢、灵干、慧藏、道宗、慧因、静琳、慧海、德美、智该，三论宗之祖吉藏，三阶教初祖信行等，以及隋唐诸多在家居士、社会名流卒后均于至相寺附近凿龛、立塔或墓葬。这都反映了至相寺在当时的神圣地位。
4.至相寺的余晖
隋唐以后，至相寺逐渐陵夷。宋元明三代兴衰无考。清代称国清禅寺，成为曹洞宗的道场。据《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载，光绪二十年(1894)，西安卧龙寺方丈东霞禅师兼理寺事，竭力营构，一时托钵者极众。据方丈室脊檩注明，同治五年(1866)二月，方丈海乾和尚重修；韦驮殿脊檩注明，民国二十五年(1936)三月，白道峪法亮大和尚、裴公洞监院恒康大师重修。
1950年前后，有常住僧众三十余人，土地数百亩，殿宇房舍四十余间，寺周围古树名木数十棵，寺区碑塔林立；寺院远近闻名。土改时只剩十三名僧人，分得土地共五十余亩、山林百余亩。60年代中期，该寺遭到严重破坏，古树名木大都被伐，殿舍、经像被毁，碑志被砸，塔、龛、墓全部平毁，碧峰塔内藏的七枚波斯(伊朗)萨珊朝银币、鎏金莲花等珍贵文物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地下许多珍贵文物被盗，山上的十余户村民也相继迁来寺区安家耕种。
1985年落实宗教政策，僧人本智住持至相寺，重修大殿、新塑佛像。现寺内尚存大殿、韦驮殿、方丈室各三间，僧房六间，厨房二间。一些新的殿堂近年来也陆续建成。寺之右侧存有“曹洞正宗第三十世灵源紫谷大和尚涅槃塔六棱石碑及底座与塔帽，寺之左侧有“大唐故二谛法师墓志”一方。韦驮殿前有古槐一株，大殿后有巨大白果树一棵，两树树围皆三米多。寺之北崖有人工凿成遗洞四孔，名曰“莲花洞”，位置清静；寺内有唐宣宗丞相裴休静修之石洞，极宏敞，曰“裴公洞”(已掩埋)。方丈室前有古井一口，名曰“法海井”。寺后有大面积橡树林环抱寺院，古木参天，风景幽雅。山下至山上有宽敞盘山大路通达，车辆可直入寺内。
近年，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的佛教人士、专家学者多次来寺参拜、考察。经政府批准，已将国清寺之名恢复为至相寺，并被批准为宗教活动场所，有常住僧团。寺区土地、山林根据宗教政策正逐步收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