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回国后专注于译传经教，直到临终前，译经不辍，不弃寸荫。弟子的培养，法相宗的形成，都是最初在佛经翻译的译场中完成的。当然，玄奘对佛经的翻译，并不是仅仅体现在创立“法相宗”。从他翻译的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典籍中可以看出，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对所翻经典的理解以及翻译程式都有创新，被后代称为“新译”。因而要了解法相宗的形成以及与大慈恩寺的关系，不能不从玄奘的佛经翻译谈起。

    玄奘大师是中国古代五大翻译家之一，在众多的中外佛经翻译译师中，玄奘是中国籍译师的代表。他的翻译水平和译场所出经本的数量与质量都是最突出者，被后世奉为“天子之书”(《宋高僧传》卷一)，言其可信度很高。

    译经和传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译经译的是“佛说”或祖师的解说，所以包括玄奘在内，在接受的关系上都是佛弟子的身份。传法，不可避免地带有玄奘个人的理解和思想，授者为师，受者为弟子。玄奘回国以后，奉诏设译场译经传法，追随者很多，造就了大批翻译人才和弘法法师。翻译佛经的地方叫译场。译场的性质类属于国家的文化事业，译场的设立和运行都由官府管理，入译场者由官府征请或委派，而且有较强的专业技术要求，如外语水平、学识、汉文功底等等，并不完全是个人的信仰行为。另外，将要翻译经典的母本和翻译好的汉文经本都要经过朝廷有关方面审查，然后才能抄写若干部流通。

    1.译场概况

    玄奘译场是唐代维持时间最长的一所译场，参加译场的助译人员变动也比较大。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四月组织译场，正月首译《大菩萨藏经》，至高宗麟德元年(664)正月初一译《咒五首经》，共约十八年七个月。除偶有停顿外，其余时间均译经不辍。

    玄奘译场主要在长安，其次是坊州和洛阳。在长安则以大慈恩寺为主，另外还有弘福寺、西明寺以及内宫。以下列出译场工作的顺序，以便显示出玄奘对法相唯识学的译传，显示出法相宗成立的背景。另外，也列出玄奘译场所译出的代表性典籍。

    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四月—二十二年(648)七月，在长安弘福寺，译出《大菩萨藏经》、《解深密经》、《显扬圣教论》、《瑜伽师地论》等。又奉诏译《老子》、《大乘起信论》为梵经。十月，随驾坊州玉华宫，于该宫弘法台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十二月，长安大内紫薇殿弘法院，出《摄大乘论释》等。

    高宗显庆元年(656)五月，在长安大慈恩寺翻经院，出《阿毗达磨显宗论》、《俱舍论》、《因明正理门论》、《广百论释论》等。二年(657)正月，在长安大内凝荫殿西阁、大慈恩寺翻经院、大内顺贤阁，出《十一面神咒经》、《阿毗达磨发智论》等。始译《大毗婆沙论》。三年(658)二月，随驾入洛，在大内积翠宫、明德宫飞华殿，出《观所缘缘论》等。七月，至四年(659)二月初，返长安，其间具体行止不详。四年(659)十月，在西明寺、大慈恩寺，出《大毗婆沙论》、《阿毗达磨法蕴足论》等。麟德元年(664)正月，坊州玉华寺，出《大般若经》、《成唯识论》、《异部宗轮论》、《阿毗达磨品类足论》等。

    以上行止的顺序为：长安弘福寺—坊州玉华宫(后改为玉华寺)—长安大内—大慈恩寺—大内凝荫殿、大慈恩寺、大内顺贤阁—洛阳大内—长安西明寺、大慈恩寺—坊州玉华寺(即前玉华宫)。其中，以弘福寺、大慈恩寺、玉华寺三地时间较长。

    2.译场的成立

    玄奘译场成立于唐太宗时代，结束于唐高宗时期。两个时期各有不同的变化。我们先来看看唐太宗时期译场的成立。

    据《旧唐书》等史籍所载：“贞观十九年，(玄奘)归至京师。太宗见之，大悦，与之谈论。于是诏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译，仍敕右仆射房玄龄、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襄助整比。”

    玄奘回国不久，不很了解国内的人才情况，将“所需证义、缀文、笔受、书手等数”申报给房玄龄等。房玄龄等朝廷官员选择的标准是“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者”，意思是为当时国内学问僧之间推选而产生，并非由玄奘亲自挑选。

    由于是朝廷下令遴选，所以地区的范围比较大。这批人的来源以长安为主，次有长安周边诸州。经过初步的挑选，当时有以下二十三人入译场：

    证义十二人：长安弘福寺灵润、文备，罗汉寺慧(或作惠)贵，实际寺明琰，宝昌寺法祥，静法寺普贤，法海寺神昉，廓州法讲寺道琛(或作深)，汴州演觉寺玄忠，蒲州普救寺神泰，绵州振音寺敬明，益州多宝寺道因。

    缀文九人：长安普光寺栖玄，弘福寺明浚，会昌寺辩机，终南山丰德寺道宣，简州福聚寺靖(或作静)迈，蒲州普救寺行友，栖岩寺道卓，豳州昭仁寺慧立，洛州天宫寺玄则。

    字学一人：长安大总持寺玄应。

    证梵语梵文一人：长安大兴善寺玄谟。

    以上二十三人中，来自长安地区的十三人，来自蒲州三人，其余七人分别来自廓、汴、绵、益、简、豳、洛等七州。可见在挑选人才的时候，不仅考虑到了学识，而且地区性也给予了充分的考虑，说明朝廷的态度是认真的，也是慎重的。

    3.太宗时期和高宗时期的变化

    根据《瑜伽师地论新译序》和该《论》的卷末附记，在译场开办后的第二年，助译人员和职事都有较大的变化，似是重新进行了调整。据许敬宗《瑜伽师地论新译序》，翻译百卷《瑜伽师地论》译场的助译人员及其职事分工如下：笔受八人：长安弘福寺灵会、灵隽、智开、知(或作和)仁，会昌寺宏度，瑶台寺道卓，大总持寺道观，清禅寺明觉。

    缀文八人：长安普光寺道智十卷，蒲州普救寺行友十卷，长安玄法寺玄赜九卷，汴州真谛寺玄忠五卷，简州福聚寺明浚十六卷。

    正字一人：长安大总持寺玄应。

    证梵语一人：长安弘福寺玄谟。

    证义七人：长安大总持寺道宏，实际寺明玉，宝昌寺法祥，罗汉寺慧贵，弘福寺文备，蒲州栖岩寺神泰，廓州法讲寺道琛。

    以上共二十五人。和一年以前相比，明显的变化有两点。第一，新增设“笔受”一职，而且由八人担任。第二，新出现了一批译经僧，有灵会、灵隽、智开、知仁、玄度、道观、道洪、玄赜、处衡等。新出现的译经僧大多担任笔受一职。笔受一职的工作内容，就是将译主玄奘依就梵文典籍所讲解的汉文意思记录下来，然后整理文辞，连缀成篇，由译主定稿。可见，这些担任笔受的学问僧实际是弟子兼助手的角色。他们最先理解法相宗的有关理论，后来也确实有不少成了法相宗研究的专家。

    唐高宗时期，译场发生了一些变化，先是提升了译场的地位和规格，又对译场的组织结构作了调整。

    显庆元年(656)正月，为皇太子祈福，诏令在大慈恩寺设斋。一时，显贵咸集。据《续高僧传·玄奘传》记载，在斋会上黄门侍郎薛元超等问玄奘：“译经佛法之大，未闻何德以光扬耶?”玄奘答曰：“译经虽位贵在僧，光价终凭朝贵”。又以前代译经均有朝贵参与，而“今并无之，不足光远”。

    薛元超当即将玄奘的意见转奏了朝廷。次日，诏书下：“慈恩翻译，文义须精，宜令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许敬宗、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郎李义府等，有不稳妥，随事润色。”朝贵的参与提高了译场的规格和声望，自然会带来一些有利的因素。

    下面是玄奘译场在大慈恩寺翻经院译《大毗婆沙论》时的组织结构和助译僧：

    笔受五人：长安弘福寺嘉尚，大慈恩寺神昉、普光，西明寺嘉尚，同州魏伐寺海藏。

    证义七人：长安大慈恩寺明珠、法祥、神泰、善乐、普贤、慧贵，西明寺慧景。

    缀文四人：长安大慈恩寺栖玄、靖迈，西明寺慧立、玄则。

    执笔二人：长安大慈恩寺辩通，西明寺神察。

    正字二人：长安大慈恩寺玄应、义褒。

    以上除了任笔受的海藏隶属同州外，其余都是长安的学问僧，而且多集中在大慈恩寺。例如神泰，太宗时创译，神泰来自蒲州，此时已隶属于长安大慈恩寺。又如法祥和慧贵，一直分别是长安宝昌寺和罗汉寺的僧人，现在都被集中在大慈恩寺。从助译僧隶属关系的改变上来分析，相对的集中会使译场的工作环境更稳定。从译场的职事结构来看，以上所引三套结构相比，后两种相类似。说明在组织上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经验模式，突出笔受、缀文两职。也说明玄奘精通梵汉，精通义理，翻译的速度比较快，因而需要较多记录整理汉文译稿的助手。

    下面再来看看龙朔元年(661)在坊州玉华寺译《大般若经》时的译场结构：

    笔受八人：大慈恩寺钦、慧朗、道测、窥基，玉华寺普光，西明寺嘉尚，弘福寺神皎。

    缀文三人：大慈恩寺玄则、神昉、靖迈。

    证义四人：大慈恩寺慧贵、辩通，西明寺慧景、神泰。(参见《大般若经》卷三百四十八)

    值得注意的是，译场的大部分助译僧虽在坊州译经，但仍分别隶属于大慈恩寺和西明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