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善寺不但是密宗的祖庭，也是在隋唐中国佛教鼎盛时期中发挥过重要影响的一座寺院，特别在隋代，在众多的佛教寺院中有特殊的地位。在隋文帝代周自立后，用佛教的宽容精神作统一国家的指导思想，大兴善寺被当作“国寺”来建造，组织实施复兴佛教事宜。同时，隋代管理全国僧尼事务的昭玄寺和隋代的国立译经馆也都设在寺内。

    大兴善寺创建于隋代，位于隋大兴城的靖善坊，乃拆迁原旧长安皇家寺院陟岵寺，与原址晋代遵善寺重新合并建造而成。寺院面积广大，尽占靖善坊全坊之地，殿堂的建造制度与太庙一样，有“京城之最”之称。寺院的名字取自隋文帝早先在北周时被封为“大兴郡公”之“大兴”二字，另一字取自原址遵善寺之“善”字。

    大兴善寺是隋代的开国皇帝杨坚亲自下令建造，时间在开皇二年(583)。大兴善寺的建造，标志着中国佛教的发展步入了隋唐鼎盛时期。

    隋文帝杨坚是位崇奉佛教的皇帝，废除了北周禁止佛教流行的政策，大兴佛教，揭开了隋唐佛教高潮的序幕。西魏大统七年(541)的夏天，杨坚在冯翊(今大荔县)的般若尼寺出生(现在大荔县还有一条巷子叫“卧龙巷”，据说就是当年杨坚的出生地。)据《隋书·高祖纪》和《集古今佛道论衡》等记载，杨坚出生后体弱多病，终日啼哭不止，母亲非常担忧。寺里一位名叫智仙的比丘尼说，这个孩子有佛祖保佑，不要担心，并为杨坚起了个法名，叫“那罗延”，意思是像金刚一样健壮结实。智仙又说，这个孩子大有来头，不可以处于俗世间，应该在寺院里成长。杨坚的父亲杨忠和母亲吕氏都是信佛的人，同意了智仙的意见，就“割庄为寺，以儿委尼”。杨坚当政后对这位抚育自己的比丘尼一直不能忘怀，下令在许多地方造像纪念。如今天周至仙游寺的法王塔，当年在瘗藏舍利的地宫中就有智仙的画像。

    大兴善寺的“大兴”两字来源于隋文帝早年的封号。杨坚是贵族家庭出身，十三岁后离开了寺院，回到家里，十六岁被北周的明帝授予右小宫伯，封“大兴郡公”。父亲从“随国公”起家，这就是后来建国曰“随”的起源。当时杨坚嫌“随”字笔画中有走车，不稳定，改为“隋”。“大兴郡公”中的“大兴”二字，就是后来新京城命名为“大兴城”的来源。在修建新京城的同时，宫殿、门、县、园也以“大兴”命名。还有，在与父亲有关系的随州和与自己有关系的冯翊都建造了“大兴国寺”。“国寺”大兴善寺也是这样诞生的，但并不完全是新建，是将原在旧长安的北周皇家寺院陟岵寺拆迁重建而成。

    大兴善寺有特殊的地位，所处的地理位置也不同一般，被称为“贵位”。中国传统建筑曾受到佛教的影响，但主导思想仍然是“法天相地”的原则。大兴城的设计师是将作大匠宇文恺，他的设计指导思想是《易经》。大兴城的城址上有六条横贯东西的土坡。宇文恺认为这六条土坡像《易经》中表示乾卦的符号，分别有重要的象征性含义。乾卦属阳，称九，自上而下，即这六条土坡从北向南，依次称为九一、九二，直至九六。按照《易经》中乾卦卦词的解释，其中九二、九三和九五等三条土坡分别属于“大人”、“君子”、“飞龙”之位，是“贵位”。所以就在九二的位置上构置了宫殿，以作帝王之居，在九三的位置上设立百司衙署，以应君子之数，而九五的位置上就建造了佛教的大兴善寺和道教的玄都观。一座佛寺，一座道观，分别占据了靖善坊和崇业坊两坊之地，隔朱雀大街相望。

    大兴善寺尽占一坊之地，相当于261082平方米，是非常宽阔的。殿堂的体量也非同一般，如《长安志》卷七所记载：“寺殿崇广为京城之最，号曰‘大兴佛殿’，制度与太庙同。”意为该寺殿堂的高度和宽度是京城里最大的，号称“大兴佛殿”。这样的建筑尺寸与太庙建筑的尺寸一样。大兴善寺殿塔巍峨，更由于地处高岗之上，黄瓦青脊，彩绘典丽，益发显得壮观，也成为唐代长安城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大兴善寺的地位变化不大，仍然是“官寺”的身份，这就是今天寺院山门上“五岗唐镇”的来源。唐代寺内设有国立译馆，也屡经修茸。宪宗元和四年(809)，在寺内增建转轮藏经殿。文宗太和二年(828)建观音大士阁、天王阁。特别是玄宗、肃宗、代宗、德宗时代，该寺是“开元三大士”译经传法之地，建筑与规模依然比较宏大。神龙元年(705)曾改名羊国寺，景云元年(710)仍复旧名。唐末之后，长安逐渐衰落。大兴善寺由于密宗祖庭的地位和所处“贵位”的忌讳，面积仍然比较大。直到今天，大兴善寺仍然是西安地区面积最大的佛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