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传统的说法，中国佛教中之禅宗包括神秀之北宗渐悟法门与慧能之南宗顿悟法门。南宗在慧能之后又形成派系。其中之主要者有南岳怀让系和青原行思系，这一对并蒂莲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争奇斗艳，在海内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所要谈的就是石头禅在海外影响的一个方面。

    一、石头禅在海东传播概况

    石头希迁是青原行思的单传弟子，行思禅法由其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至《参同契》撰成，此宗体系大旨遂明。所以可以这样说，所谓青原禅法，实质上就是石头禅法。石头禅法在希迁以后的第四世，即青原下五世，其法脉开始传播于海东，此后即不绝如缕，逮至青原下十二世以后，东传故事才从史册上消失。综合释典文献、碑铭等各种记载，青原系，或者说石头禅的海东法嗣有：

    ——潭州石霜庆诸门下的新罗钦忠、行寂、朗禅师、清虚等四人；

    ——舒州桐城投子大同门下的坦幽；

    ——筠州洞山良价门下的金藏和尚；

    (以上为青原下五世法嗣)

    ——筠州九峰道虔门下的清院和尚、元晖等二人；

    ——潭州云盖山志元门下的卧龙和尚；

    ——潭州谷山藏禅师门下的瑞岩和尚、泊岩和尚、大岭和尚等三人；

    ——潭州云盖山净圆门下的忠湛；

    ——潭州谷山道缘门下的竞让；

    ——福州雪峰义存门下的灵照、玄讷、大无为三人：

    ——洪州云居道膺门下的云住和尚、庆猷、慧禅师、丽严、迥微、利严等六人；

    ——抚州疏山匡仁门下的安禅师、超禅师、庆甫等三人；

    (以上为青原下六世法嗣)

    ——福州长庆慧棱门下的龟山和尚、澄观、重峰等三人；

    ——安州白兆山志圆门下的慧云和尚；

    (以上为青原下七世法嗣)

    ——杭州天龙重机门下的令光；

    (以上为青原下八世法嗣)

    ——金陵清凉文益门下的慧炬国师、灵鉴等二人：

    (以上为青原下九世法嗣)

    ——杭州永明延寿门下的智宗等三十七人；

    ——杭州普门希辩门下的慧洪。

    (以上为青原下十一世法嗣)

    以上所列青原系禅法的海东法嗣共71人(其中的36人缺名)，除四人(灵照、玄讷、安禅师、超禅师)外，其余人众均学成归国，弘化一方，在海东佛教史上，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其中，行寂、坦幽、元晖、忠湛、竞让、庆猷、丽严、利严、迥微、庆甫、智宗等11人贡献尤其卓著。丽严、利严、迥微、庆猷、庆甫都是洞山良价的二世法嗣，共弘洞上家风，是传播曹洞宗于海东的代表人物。此五人之中，迥微以外的四人还国后都受到高丽太祖王建的隆遇；庆甫以外的四人则号称海东“四无畏大士”，利严其人更是海东禅宗九山中之须弥山(广照寺)的创始者，这是九山中唯一弘扬青原系禅法的道场。行寂、元晖、竞让、忠湛皆为石霜庆诸的二世法嗣，学成还国后也各化一方，不仅受到新罗王、高丽王的殊遇，而且为朝野、僧俗所崇仰，他们所弘传之石霜禅法在高丽初期也是一大势力。智宗是法眼宗祖师文益禅师的第三代传人，他在五代末、宋初入华求法，先从杭州永明寺延寿禅师习法眼禅，之后又从天台十五祖净光义寂受止观学说，而其最大的功劳则是将延寿禅师所撰《宗镜录》一百卷首次抄传海东。《宗镜录》力主禅教一致说，并强调义学的重要性，对纠正佛教内部之流弊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崇镜录》传入高丽后，便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极力推崇，并接着派出三十六人的庞大僧团入宋从延寿习法，由此也可看到延寿禅法在海东弘传的盛况。坦幽的师承可以上溯到投子大同、翠微无学、丹霞天然，青原系石头禅的这一小支系的海东法子虽仅此一人，但其归国弘法的大本营慧目山高达院在高丽光宗世(950—975)则被定为高丽国内永不变动、门下弟子可以相继住持、代代不绝的三座寺院之一。高丽太祖、惠宗、定宗、光宗都对其本人待之以殊礼，由此也奠定了他在海东佛教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总的来说，青原系石头禅传播、盛弘于海东约在唐末至北宋前期，相当于新罗末期至高丽王朝初期，延续时间约一个世纪左右。此后即衰而不振，复让位于怀让系的临济禅。

    二、石头禅传播海东的几个特点

    青原系石头禅在传播海东的过程中，表现出这样几个特点：

    (一)在时间上，青原系石头禅传播海东要比南岳系晚大约一个世纪。怀让禅师于先天二年(713)至南岳般若寺开法后，即有新罗本如、玄晟二僧前来习法，可见从八世纪初叶开始，此系禅法即传入海东；而青原系至五世时始有海东法子，时当九世纪中叶前后。

    (二)从海东僧入华研习禅法形成高潮的情况看，也是南岳系在前，青原系在后，成此伏彼起的态势，与中国此两系禅法的发展形势表现出明显的相应性。笔者在《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一书中，曾以《景德传灯录》为依据对南岳、青原两系禅法的传人做过一项统计，怀让禅从一世起就气势不凡，共有法子9人，至二世而达到其发展高峰，共有法子138人，三世、四世分别117、101人，至五世而开始回落，但还有法子51人，以后即每况愈下，至九世而只有法子一人。在南岳系的发展高峰期，青原系禅法的发展则步履蹒跚，一世仅有法子1人，二世、三世、四世的法子也不过分别为21人、23人、17人，但是，正当南岳系回落之际，青原系却迅速形成发展高峰，五世法子骤然升至112人，六世205人，七世277人，八世74人，九世、十世均为75人，至十一世仍然有5人。这两系禅法的发展高峰期虽有先后，但却紧紧地连在一起。与此一形势相应和，海东僧从怀让下二世习法的人数增至18人，从青原下五世习法者增至19人，都分别达到最高峰。四世纪中后期至十四世纪初海东僧人的入华求法请益特点之一是“追踪中国佛教发展的最新信息，及时调整求法请益的方向和重心”，在中国佛教每一个新学出现之时，都有海东僧人前来从师求法，上述情况充分说明，在中国禅宗的发展史上也不例外。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海东佛教不仅是源自于中国，而且在其发展历程中受到中国佛教的影响。

    (三)高丽王朝统一大业巩固与发展的需要遏制了青原系石头禅在海东的充分发育。前面提到的11位青原系石头禅的海东学僧，其学成还国时间最早在公元885年，最晚者是924年，其中的10人是在905年以后还国，他们弘法的盛期都应是在高丽王朝建立(918)以后。事实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也都受到了高丽王朝初期各位君主的隆遇，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青原系禅法在海东禅宗九山中只占其一，非但没有取代南岳系禅法，反而在高丽王朝后期时让位于南岳系的临济禅。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当时国内最高统治者的政策所使然。高丽太祖王建禅位建国之后，面临的严重任务是如何尽早统一三韩的问题以及统一(936年)后又如何巩固这个大业问题，所以，他在制订政策时，既规定了“国家大业必资佛护卫之力”，同时也明确反对“争相换寺”的宗派分立倾向，以便使佛教成为一个“治心”的精神力量。至十一世纪，海东佛教在原有五教(戒律宗、法相宗、涅槃宗、法性宗、圆融宗)的基础上，合禅、教为六宗(五教加禅宗)，十三世纪又有五教两宗(将禅宗分为曹溪宗与禅寂宗)，其中又详分为十一宗。这些情况说明，高丽统治者始终是禅教并重，诸宗兼弘。这一维护佛教统一政策的另一个表现是提倡重“义学”和“兼学”。这一点在高丽文宗第四子大觉国师义天(曾入宋求法)的一生弘法活动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他一方面以身作则，兼研华严、天台、唯识、戒律、禅法以及西天梵学等，垂范僧界，另一方面又大声疾呼要重“义学”，谆谆教诲学徒要“兼学”。自宣宗元年(1084)始，更在僧众中依举试进士法考试选僧进阶。所有这些措施无疑都对后来传入之青原系禅法的势力扩展起着阻碍、遏制作用。十四世纪中期以后，普愚、慧勤、自超等人入元学习临济禅，并传之海东，颇有绵延不绝之势，这恐怕又是受了中国“曹一角，临天下”形势影响的结果。

    三、海东塔碑铭文在研究石头禅东传中的意义

    中国佛教典籍，可谓浩如烟海，包罗万象，法苑故事，大部详备。一部数千卷、洋洋大观的《大藏经》是每个研究佛教的人必读的课本，也是我们提取资料的巨大文库，这个不用多说。但由于它只是“大部详备”，故又难免有遗漏、不详之弊。这个“短处”在研究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中表现得较为明显，仅以青原系石头禅传播海东这一项而言，如无海东金石铭文之助，恐怕就很难把问题阐释清楚。

    在前面提到的海东入华学习青原系石头禅的有名可考的僧人中，大部分只是在“法嗣”目录中开列其名(僧讳)，行文中则因其“无机语”而不见于录。即使有机语而在录的那少部分，也往往是事迹阙如，语焉不详，很难借以进行深刻的分析和详细阐释。更大的问题是，不少传法名僧大德竟然未见录于释史文献，例如前面所提到的高丽佛教史上起着重要作用的11位名僧中，只有行寂、庆猷二人见于《景德传灯录》，其它九人则被漏记，只是借助于海东金石铭文，我们才得以了解其名、其事迹。这九位僧人的塔碑铭，丽严碑、迥微碑、元晖碑、忠湛碑(连同《景德录》挂名者之碑)已被收录于《唐文拾遗》卷69以外，仍有庆甫、竞让、坦幽、智宗等四位重要僧人的塔碑铭被遗漏。如果不借助海东塔碑铭文，我们简直无从入手去写青原系石头禅传播海东这段历史，其在海东传播的较为详细情况则更是一无所知，或所知寥寥。

    类似上述的诸多海东塔碑塔之所以如此珍贵，其原因还有以下三个：

    (一)诸多塔碑铭几乎是有关僧人独一无二的存世资料，以上提到的十一位重要僧人的塔碑铭都是如此。除了塔碑铭以外，笔者尚未看到过其它资料，即便是李能和的旁征博引的宏篇巨制《朝鲜佛教通史》也没有提供新的资料。

    (二)这些塔碑铭叙事极详，生卒年月、剃度从师、习法求法、师资传承、接徒弘法、殊遇荣宠、劫难宿灾、生前死后、乃至于机语心要，几乎包容无遗，活生生的一部人物略传，往往都是洋洋数千言的作品。它们的综合，简直就是一部海东禅宗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中国禅宗东传史。

    (三)这些塔碑铭弥补释史文献记载的疏漏也对研究中国佛教史有一定的重要作用。以《静真国师(竞让)塔碑铭》为例，不仅竞让本人被漏记了，他的中国师付道缘禅师在《景德录》释史文献上也无记载。但《竞让碑》却清楚明白地记着：

    ……(竞让)乃以光化三年，伺鸽舟之西泛，逐鹏运以南飞，匪逾信宿之间，获达江淮之境。才越千堑，将往雪峰，到飞猿岭上，遇搬米禅徒，同路而行……遂济于台岭，谒遍禅居……既多遗愿，愈切寻幽，诣于谷山，谒道缘和尚，是石霜之嫡嗣也。乃问石霜宗旨底意如何……大师言下大悟，遂得默契玄机、密传秘印……

    石霜庆诸乃青原下四世法嗣，《景德录》载其传法弟子共41人，据《竞让碑》可以更改为42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以上关于海东金石铭文的话题，仅仅是就青原系石头禅的东传而言，其实，在南岳系禅法以及其它诸佛教宗派东传有关的海东僧的塔碑铭也都同等珍贵，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

    (原载《石头希迁与曹洞禅》，岳麓书社，1997年11月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