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先生曾这样说过：“佛教为外来之学，其托命在翻译，自然之数也。”一部中国佛教发展史，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一部佛典翻译的历史。佛教的翻译决定着中国佛教发展的进程，而中国佛教的发展又为佛典翻译提出新的任务，两者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佛典翻译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亦由此可见。
中国佛典翻译事业至唐代已达到鼎盛时期。其中朝鲜入学僧不仅在弘扬、传播佛教义理方面做出过贡献，而且也参与了佛典的翻译工作，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活跃于唐代东西二京主要译经场的朝鲜入学僧先后有神昉、智仁、圆测、胜庄、玄范、无著、慧超、惠日等多人。他们的预译事迹略如于下。
就目前所知，新罗国入唐游学请益僧神昉的事迹分别见于《地藏菩萨十轮经序》、《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宋高僧传》窥基本传、《开元释教目录》(卷8)、《贞元释教目录》(卷11)、《金石录》及《宝刻丛编》(卷7)。综合以上文献记载，可以归纳出其生平事迹如下。
神昉入唐时间无考，贞观十九年前已住长安布政坊法海寺，在佛学、梵文方面都有了甚深的造诣。贞观十九年正月，玄奘法师从印度求法回至长安，奉太宗皇帝敕在修德坊弘福寺组织译经场，翻译自己从印度带回来的梵文经典(共657部)。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奉敕处理有关组织译场事务，按玄奘条疏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拣选“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的证义大德及缀文、笔受、书手、字学、证梵语梵文者数十人，神昉即12名证义大德之一。自此至玄奘圆寂，神昉在玄奘身边工作达20年之久，与译经场相始终。译场解散后，神昉自玉华宫迁至大慈恩寺居住弘法。武则天证圣元年(695)或稍前圆寂，在大慈恩寺内起塔供养，武三思为其撰写塔碑铭。
在译场时，神昉先后参与的译事有：
永徽元年(650)九月十日至十一月八日，在大慈恩寺翻译《本事经》7卷，神昉充任笔受之职。
永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开译《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10卷，神昉为笔受之一，并撰经序。
显庆元年(656)七月二十七日至四年七月三日，《大毗婆沙论》(200卷)开译于大慈恩寺，完成于西明寺，神昉充任笔受之职(见中国佛协所编《中国佛教》P202)。
显庆四年十月，玄奘迁至坊州玉华宫译经，计划开译唯识论方面的经典，初拟由神昉、嘉尚、普光和窥基同受润色、执笔、检文、纂义。后来，玄奘虽然采纳窥基关于以护法一家注释为主，糅合其他九家的编译法，放弃原来的打算，即将印度本土对世亲《唯识三十颂》注释的十家见解分别译出的分译法，独委窥基一人笔受，而“理遣”其余三人，但神昉在玄奘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再清楚不过，后人甚至以此为根据，将这四人称之为“玄奘四上足”。
显庆五年正月一日，《大般若经》开译，龙朔三年(663)十月二十三日毕功，共得600卷，神昉充缀文之职(见中国佛协所编《中国佛教》P202)。
龙朔元年七月九日，译出《缘起经》1卷，神昉充笔受。
出于各种《经录》在记载玄奘译经助译人员时往往用“等”字概括之，故知其所录并非全部，只有在所译经的“序”或相关文记中才罗列出来，但有的经典并没有“序”，所以，神昉究竟还参与了那些经典的翻译，仍然不可确知，但可以估计，实际参译的数量要比目前所知道的要多。
神昉除助译之外，据韩国有关学术著作转载，尚有撰述数种，即：
《大乘十轮经抄》2卷(或作《大乘十轮经序》3卷)、
《唯识要集》13卷、
《种姓差别集》3卷、
《成唯识论文记序》10卷(或作13卷)
《顺正理论文记序》24卷、
《显识论记》1卷。
以上数种撰述中，现存者唯前一种。
上述神昉的事迹虽然简略，但却能透露出比较丰富的信息，主要有这样几点：
首先，神昉入华时间较早，估计在武德之初，比同乡圆测要稍早一些。在贞观十九年以前已经成为京城长安学有成就的高僧，在佛学上似乎也比圆测略胜一筹。玄奘译场门槛高，助译人员的选择，范围广，对象众多，要求严格，神昉身为一名新罗来华求法请益僧，能够入选玄奘译场，可见其在佛学、因明学、梵文方面的造诣非同一般，而且在僧众中享有一定的威望，为时辈所推。
其次，神昉在玄奘身边工作时间长达20年，与译场相始终，参译的经典多达818卷，占玄奘译经总量1335卷的60%以上。其中的《大般若经》、《大毗婆沙论》卷帙浩繁。堪称宏篇巨制，而且，一部是说空、无相、无所得等大乘通义的著作，一部是对《法智论》广说、胜说、异说的集大成，属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所依据的经典，分别是大小乘佛教观点全面而且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所以，能参与这些经典的翻译，既是一种殊荣，同时也验证了其“谙解大小乘”、在中国文化方面的良好修养和深厚功底，此外也是对其恒心和毅力的很好考验。不仅如此，在玄奘译出的每部在80卷以上的四部大部头经典中，神昉参加了最大的两部的翻译，同时也是参与译经在五部以上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与大乘光、大乘钦、大乘云、大乘基、嘉尚、辩机等人一起成为了助译班子的主要成员，其在译场的骨干作用不言而喻。
再次，神昉虽然有唯识、因明等方面的撰述，但除了《十轮经序》现存外，其它均已佚失，他的佛学观点已无从知晓。不过，从他能够自始至终在玄奘译经场工作的情况判断，其在唯识学方面的观点应当是与玄奘、窥基的观点相同或者接近的，否则便不可能20年安然无恙，而且还受到重用。例如华严宗之贤首国师法藏先曾追随玄奘进入译场，后因笔受、证义、润文见识不同而离去。又如印僧那提三藏，曾携带梵本经律论三藏1500余部来华，奉敕安置于大慈恩寺，但因所解无相与奘师硕返(差别太大)，终未蒙引，反充给使，再三被毒。由此两例，或许可以反证神昉顺始顺终之原因。另外，其在译场解散后的生活似乎也佐证了上述推想。以前，对于神昉在玄奘译场解散后的行踪无从稽考，后来从《金石录》及《宝刻丛编》中检得《唐慈恩寺神昉法师塔铭》，因而获知于武则天证圣元年(695)曾为其在大慈恩寺立塔供养，并由武三思(万岁通天元年，即公元596年，七月，以春官尚书身份出任榆关道安抚大使；神功元年，即697年，六月，同凤阁鸾台三品，七月罢；圣历元年，即698年，八月，以春官尚书身份检校内史；圣历二年八月出任内史；久视元年，即700年，正月，再罢：长安元年，即大足元年，即700年，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一月，又罢；中宗李显神龙元年，即705年，二月，以太子宾客身份出任司空，寻罢；景龙元年，即707年，七月，太子李重俊以羽林千骑兵诛武三思。以上《武则天、中宗纪》。又据《武三思本传》，三思性倾谀，善迎谐主意，钩深隐微，故后颇信任，赏予优渥云云。)撰写塔铭。由此又可知道，神昉在玉华宫译场解散后，并非按照敕令回到原寺法海寺，而是到了大慈恩寺，自此在寺中继续弘法。永淳元年(682)十一月十三日窥基法师圆寂后，神昉在大慈恩寺又继续居住了13年后才入寂告灭。此间，法相唯识宗中的慈恩系与西明系两派势力曾发生此消彼长的转变，即前数年为慈恩系张扬，西明系退避；后数年则是西明系张扬，慈恩寺退避。在武则天朝，圆测法师倍受隆恩，开始了其译经弘法的“黄金时代”。就在神昉圆寂的次年，即万岁通天元年(696)，圆测法师也在洛阳佛授记寺译场内入寂。从武三思为神昉撰写塔铭看，神昉在武则天朝，他与朝廷的关系应当是良好的，但释史却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其继续弘法活动。由此又可以知道，神昉与朝廷的关系虽然良好，但却没有象圆测那样被重用，这对于一个佛学造诣如此深，又在玄奘身边工作了二十年的高僧来说，则是十分令人费解的。可能的情况是：神昉在唯识学上是赞同窥基的观点的，也就是主张“一阐提人”无佛性说，但在行为上则是比较谨慎的。武则天在政治发展的道路上，曾经受到来自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激烈反对，不得不求助于佛，而窥基则把印度戒贤的唯识学五种性说坚持并发展至极端，拒绝一部分人可以成佛，自然，象武则天这样一个身受“篡逆”攻击的“十恶不赦”的女人，当然不能列入成佛者的行列。于是，武则天反对五种性说便是自然之理了，由事而及人，窥基及其学说被朝廷冷落也就是自然之理了，而神昉不被重用也就不足为怪了，但由于他处事谨慎，又是如此博学的一位高僧大德，因此也完全有条件与朝廷保持一种良好的关系。
笔者曾经论述过，海东僧人入华法法请益的特点之一是三个主从关系，其中之一就是：以求取汉文佛教典籍为主，以翻译胡梵典籍为附。但与其它国家的求法请益僧比较，则海东僧人在中国的译经事业中却是贡献最大的，在所有预译的海东僧人中，神昉无疑是贡献最大的一个。这样，深入研究这个人物就是十分必要的，意义自然也就是十分重大的。
智仁(又作智忍)是玄奘门下的又一名新罗弟子，而且也在玄奘译场中工作了数年时间，但其年寿、入华时间、还国与否等项皆不详。有关他的事迹也只在《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中有如下数项记载：贞观二十一年八月六日，玄奘于弘福寺译出《因明入正理论》一卷，智仁充任笔受；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玄奘于终南山翠微宫译出《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一卷，智仁再任笔受；贞观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玄奘于大慈恩寺翻经院译出《因明正理门论本》一卷，智仁复任笔受。此后，佛教文献中不再有关于智仁预译活动的记载。似乎可以认为，智仁参与译事主要是在贞观中的最后数年，亦即玄奘译经的头几年。有迹象表明，此后智仁尽管不再担任助译的工作，但仍留在玄奘身边习法。《东域传灯录》、《新编诸宗教藏总录》等有关经录曾载智仁撰有经疏五种，即：《十一面经疏》、《四分律六卷本抄记》、《佛地经论疏》、《显扬论疏》、《阿毗达磨杂集论疏》。所疏释的五种经典，皆为玄奘所译，其中，《十一面经》出于显庆元年，是五种经中译出时间最晚的一种，智仁为之作疏自然应在显庆元年之后。由此可以进一步断定，智仁自永徽元年至显庆初年的数年中，主要是在玄奘门下从事为新出经典注疏的工作。
圆测(613—696)，传统说法以其为玄奘法师的两大弟子之一，在唯识学上自立门户，独成体系，是“西明学派”的创始人，对此将有专题讨论，此处仅就其预译情况作一介绍。圆测虽是玄奘高足，而且还作为朝廷简选的五十大德之一移居新落成的西明寺(位于唐长安延康坊西南隅)协助玄奘法师弘法教化，但却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他参与过玄奘译场的工作，这或许是他与窥基在学术思想上相牴牾所致!圆测的预译是玄奘法师寂后之事，这类活动共有三次：武则天垂拱末年(688)，中印度沙门地婆诃罗(日照)于东、西太原寺及西京弘福寺译《大乘显识经》(二卷)、《大乘五蕴论》(一卷)、《方广大庄严经》(十二卷)、《佛顶最胜陀罗尼经》(一卷)、《大乘密严经》(三卷)、《大方广师子吼经》(一卷)等十八部三十四卷经，敕诸名德助其翻译，圆测并道成、簿尘、嘉尚、灵辩、明恂、怀度等充证义，天后“亲敷睿藻”，制序冠于每经之首。长寿二年(693)，南印度沙门菩提流志至东都洛阳佛授记寺开译《宝雨经》(十卷)，圆测并神英等充证义。证圣(695)、圣历(698—700)间，于阗沙门实叉难陀于东都大内大遍空寺和佛授记寺翻译八十卷本《华严经》，“命(法)藏笔受，复礼缀文，梵僧战陀、提婆二人译语，仍诏唐三藏义诤、海东法将圆测、江陵禅师弘景及诸大德神英、法宝而下，审复证义。”但卷轴未终，圆测即迁化于佛授记寺，时为万岁通天元年(696)七月二十二日。据此可知，圆测参与译事，时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测师此时的确是中国佛教史上名副其实的外籍“法将”了。
胜庄生卒年及入华时间不详，武则天世已住于长安大荐福寺(位于唐长安城开化坊)，而且是声望颇高的“大德”，但事迹缺略，唯悉其于圆测法师入寂并葬洛阳龙门香山之时，患后人礼奉无依，遂于葬所分骸骨一节，盛以宝函石椁，别葬于长安以南终南山沣峪口丰德寺之东岭上。或说他也是圆测的门徒、西明学派的学者。综合《宋高僧传》及《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所载，胜庄曾先后参加义净和菩提流志两个译场的工作，具情如下：唐高宗咸亨二年(671)，义净三藏离国西游五天竺，经二十五年，历三十余国，以则天证圣元年(695)还至河洛，携归梵本经律论约四百部，并先后于东西二京进行翻译。其中，自久视元年(700)至长安三年(703)于东都福先寺、西京西明寺翻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一卷)、《弥勒成佛经》(一卷)、《一字咒王庄严王陀罗尼经》(一卷)、《长爪梵志经》(一卷)、《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四十卷)、《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十卷)、《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十卷)、《掌中取因假设论》(一卷)、《六门教授论》(一卷)、《龙树劝诫颂》(一卷)等二十部一百一十五卷，胜庄并沙门法宝、法藏、德感、神英、仁亮、大仪、慈训等人共充证义大德，天后亲为制序冠于各经首。中宗神龙元年(705)，义净于东都内道场译《孔雀王经》(二卷)，于大福先寺译《胜光天子香王菩萨咒》(一卷)、《一切庄严王经》(一卷)等四部，胜庄并沙门利贞又充证义，皇帝亲为制序，名《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神龙三年，帝召义净及胜庄等翻经沙门入内，并同坐夏，翻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二卷)，景龙四年(710)于西京大荐福寺译《浴像功德经》(一卷)、《数珠功德经》(一卷)、《如意心陀罗尼经》(一卷)、《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拔除罪障咒王经》(一卷)、《出家入胎经》(二卷)、《五蕴皆空经》(一卷)、《三转法轮经》(一卷)、《譬喻经》(一卷)、《疗痔病经》(一卷)等二十部八十八卷，胜庄并沙门慧沼、文纲、利贞、爱同、思恒等复充证义。义净的最后一次译经是在景云二年(711)，地点仍在大荐福寺，共出经十二部二十卷，无论是僧传还是经录都未提到胜庄是否预译的问题，可能他这时已经自义净译场转到了菩提流志译场工作。据载，神龙二年至先天二年(713)，菩提流志随驾还西京，奉敕往于西崇福寺(即西京太原寺，位于休祥坊东北隅)，翻译《大宝楼阁不空羂索神变经》(三十卷)、《一字佛顶轮王经》(五卷)、《千手眼姥陀罗尼经》(一卷)、《如意轮陀罗尼经》(一卷)、《文殊宝藏陀罗尼经》(一卷)、《金刚光焰止风雨陀罗尼经》(一卷)及《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这次译经的班子是相当庞大的，中宗和睿宗都驾御译场，亲任笔受之职。译梵文者二人，证梵义者二人，除皇帝之外又有笔受者四人，证义者六人，次文者三人，润色者九人、监译者二人、监护者二人。其中证义六人中之一即“胜严”，注解注明另一版本作“胜庄”，是知胜严之误。这时正是睿宗登基，于北苑白莲花亭及大内甘露等殿开始继续翻译《大宝积经》最后部分的时候，由于时间紧迫，任务繁重，把胜庄自义净译场调至菩提流志译场加强力量是完全有可能的，他排在六人之首也许就是一个证明。
除以上四人以外，与中国译事有关的朝鲜籍僧人尚有玄范、无著、慧超和惠日四人。
玄范不见于高僧传，据《大唐内典录》载，玄范为唐僧，住长安普光寺(位于唐长安城颁政坊南门之东)，“少染大方，资学名匠，立履清旷，不群庸小，专门强学，出自天心，弘赞正理，开明道俗。”玄范与玄奘同时，或谓为奘门弟子，或以其为新罗籍。则天久视元年(700)，于阗三藏实叉难陀于西京长安清禅寺译《文殊师利授记经》三卷，玄范法师笔受，复礼法师润文，此译作“体势类于《华严》，梵旨近于巧略。”玄范长于著述，《内典录》载其著述仅两部，即《注金刚般若经》、《注二帝三藏圣教序》；韩国有关著作则列其著述十一种，无《注二帝圣教序》，又缺《杂集论疏》十卷。
《开元释教录》载，中印度沙门善无畏于开元四年(716)携梵本至长安，初住兴福寺南院，后奉敕住西明寺，至五年于菩提院译出《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一卷。沙门悉达译语，沙门无著缀文笔受。中国佛教史上有僧名无著者共二人，一见于《全唐诗》，法照和尚曾作《送无著禅师归新罗》，是知此无著必新罗籍。法照及净土宗四祖，生于蜀，曾至匡庐结西方道场，专事禅观；永泰中(765—766)至衡山师事净土宗三祖承远；大历五年(770)至五台山，受念佛往生法门，又于太原弘扬“五会念佛法”；后到长安，住章敬寺净土院，弘扬旧业，天子尊之为国师，生卒年不详，唯知其较其师承远早逝二十余年。承远卒于贞元十八年(802)，所以，法照当卒于大历十二年以后不久。这样，无著还国时间必为大历十二年以前。另一无著禅师见于《宋高僧传》和《五灯会元》，生于长庆元年(821)，卒于光化三年(900)，与法照生不同时。因此。参与善无畏译经班子者应为前无著，而非后无著无疑。以无著参与译经时为二十五岁而论，至还国时便应该是年逾古稀了。
关于慧超参与译事一事，具详于本人所撰《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序》，《序》云开元二十八年五月五日，金刚智奉诏于大荐福寺译经，由三藏演梵本、慧超笔受，经名《大乘瑜伽千臂千钵曼殊室利经法教》(十卷)，至十二月五日译迄。此经译出后似乎并未流布或虽流布而复佚，所以，至建中元年(780)，慧超在五台山乾元菩提寺将此经的“旧翻译唐言汉音本”“起首再录”，述经秘义，同时还写了这篇《序》。由此看，《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并非不空三藏所译，而实出于金刚智和慧超之手。制《序》的目的旨在说明此一过程。
此外又有密教僧惠日在青龙寺惠果处求受秘法期间，曾译出《不空羂索咒印》一卷及《观世音不空羂索母身咒印》等六个印咒，附于《不空羂索陀罗尼经》之后，流行至今，宋元明三版本末题下原有题记，云：“大周久视元年八月景午朔十五日庚戌南天竺国三藏法师菩提留志于佛授记寺翻经院译前十六品，李无谄度语，沙门波仑笔受并序。其咒印第十七品沙门慧(即惠)日共天竺国大德尸利末多续翻附之，新编入录。”据此可明。
综上所述，对朝鲜入学僧参与中国佛典翻译的活动可以做出这样几点概括：
第一、八位预译僧分别前后参加了玄奘、义净、地婆诃罗、实叉难陀、菩提流志、善无畏、金刚智等七个译场的工作。有的甚至参加了两个以上译场的工作，如圆测、胜庄等；有的预译时间长达20年左右。这些译场的主译者都是一代佛教大师或高僧大德，这些译场不仅是唐代的主要译场，而且在整个中国佛教翻译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能够应选参与这些译场的工作无疑是一种殊荣，而享受此一殊荣的条件是必须具有精博的学问和为众推重的德行。
第二、据不完全统计，以上七位主译共译出经典达232部1904卷，其中的76部1273卷包含着八位朝鲜学僧的智慧和心血。一些经典部帙浩繁，属长篇巨制，如《大般若经》、《大毗婆沙论》、《华严经》等，颇能考验其恒心与毅力。
第三、唐代译经已进入成熟阶段，译场组织完备，分工精细。各个译场的译经班子虽有大小之不同，但一般均设译主(主持翻译工作、宣传梵本者)、笔受(翻梵音为华音，并记录下来者)、证义(与译主评量梵文词、句之义者)、缀文(在笔受的基础上增删文字、组织词句，使尽经义者)，此外由于译主的梵、汉语水平不同、预译大德知识面的差异，往往还没有证梵语、证梵文、证文、证译、字学、润文、监译、监护等职事。除译主之外，笔受、证义是译经班子中最重要的职位，必须华、梵语皆通、大小乘、内外学、经律论三藏俱娴者才能胜任；缀文者则要求有较高的中国文化、特别是语言文字方面的修养，对于外籍僧来说，这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之事。预译的八位朝鲜学僧中，大部分是充任笔受和证义之职，他们在译经班子中的地位和作用自不必说。
第四、“比较”无疑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不少国家都有人华求法请益僧，但没有哪一个国家像韩国那样，有这么些僧人参与了译经工作。这不仅说明了这些学僧在研究佛学以及中国文化方面所达的广度、深度和高度，同时也充分反映了他们对中国佛教的翻译事业、中国佛教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所做出的杰出的贡献。
第五，这八位入学僧大部分属三国时代的新罗国籍，这从一个角度上反映出三国中之新罗国学习国外先进文化、自强不息、后来居上的特点，正是这种精神，为其统一半岛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原载《人文杂志》199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