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少陵原南崖的华严寺与终南山楩梓谷山阜上的至相寺，同属中国佛教华严宗的重要寺院。传统的观点认为，华严寺是华严宗的祖庭。但考之僧传、释史，始知此说并非确论，倒是至相寺更具备“祖庭”的条件，以是故，为之正名如下。
首先，至相寺建寺时间要比华严寺早。至相寺的创建，与高僧普安、静蔼、静渊、灵裕颇有关系。其中尤与静渊关系最为密切、最为直接。这四位高僧，《续高僧传》中均有传。据普安传载：周武灭法时，普安曾栖隐于终南山楩子谷西坡，“深林自庇，廓居世表，洁操泉石，连踪鱼禽”，继又“引渊法师同止林野，披释幽奥，资承玄理”。后来，又有京邑名僧三十余人逃避法难至于终南，“投骸未委”，普安于是把他们召集起来，安置于“幽密处所”，而自己则身居显露处，不避严诛，每日乞索，供给逃僧衣食。这三十余僧人中，为首者乃静蔼法师。法难将起时，蔼师曾赴京进奏，竭力抗谏而不为听纳，知法难不可免，乃率门人三十余人逃至终南。与普安并肩“更开其所住”(或说在终南山“东西建寺二十七所”)。隋立，佛法重兴，逃难诸僧复应诏出家，迁住京寺，唯普安仍坚守山舍。直至开皇八年，普安始奉敕入京，住静法寺，直至圆寂。大约在普安入京前数年，静渊法师离去，东出潼关，投相州灵裕法师处问法，不久复归终南山，“整操关壤”，“置寺结徒，分时程业，三辅令达归者充焉。”至相寺至此正式创立命名。开皇十一年(591)，年逾七十四岁的灵裕法师奉诏入长安，居大兴善寺，隋文帝厚礼待之，至欲立为国统，灵裕数辞方免。此间，灵裕“才有间隙，径投渊寺，欣畅意得”，继又“以文帝之信施，为移山路。”初创之至相寺“本居窄隘，兼近谷川”，没有发展的余地，灵裕于是亲“卜西南坡阜，是称福地”，“非唯山众相续，亦使供拟无亏”，建议静渊将寺移建于此。静渊接受了这个建议。今日之至相寺正高踞于楩子谷西南高阜上，坐南面北，背山临川，放眼展望，掠过谷口的百塔寺，古都西安历历在目，寺院周围到处是残砖碎瓦，多有文物出土，足证此即隋唐时期之至相寺无疑。由此推之，至相寺初址当在今寺的北方靠谷底处，有理由认为，这应当就是普安初隐并引静渊同住之地，亦即普安入京后所遗之山所。这样，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静渊之所谓“置寺”，实际上是把原有之“山所”整而修之，扩而大之而已，“置寺”二字更多地应当从正式命名至相寺这一点上去体味。概而述之，至相寺之初建时在开皇之初年，迁建则在十一年后不久，若要溯其源，则可定在北周武帝灭法之际。
华严寺的创建，古今一辞，都认为是始于贞观年中，这是约华严宗初祖法顺的卒年而定。更有人直指法顺寂后“于樊川北原凿穴处之”之龛所即华严寺，这其实是不确切的。据清代续法《法界宗初祖杜顺和尚传》载，杜顺龛所在会圣院，而其墓塔所在地才是华严寺，而且，华严寺也不是什么“窑洞式寺院”，宋代张礼《游城南记》中载，华严寺内有真如塔、东阁、法堂；与华严寺院宇相邻的是密教高僧遍觉大师智慧轮之塔院——澄襟院。这些记载说明当时的华严寺与其它寺院并无多大差别。华严寺或许是因塔而立寺宇，但并非一开始即称此名，其正式命名则是后来的事了。据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载：景龙二年(708)，法藏以证圣、圣历间(695—698)所译八十卷本《华严经》已经大化于世，“因奏两都及吴越、清凉山五处建寺，均榜华严之号”。这一记载，起码说明一个问题，长安之华严寺是此时才正式定名的，比之至相寺之定名要晚120余年了。若从贞观十四年(640)杜顺圆寂时起算，也比至相寺之创建晚了半个世纪。
其次，至相寺从建立之日起便以弘扬《华严经》为要务，并逐渐形成传统；而华严寺则并无这一特点，不过是一座祖师塔庙而已。普安出家后，曾拜静蔼为师，“通明三藏，常业华严”，把一生的功德都归结为得益于“华严力”。静渊本人亦是“自华严、地持、涅槃、十地皆一闻无坠，历耳便讲”。普安引静渊同住，“披释幽奥，资承玄理”，他们所“披释”、“资承”的，无疑也有华严学的内容。静渊的师傅灵裕也以“专业华严、涅槃、地论、律部”而闻名，而且曾撰《华严指归》及《疏》合九卷。至隋大业中(605—617)，静渊法师已经是至相寺中“解行相高，京城推仰”的一代高僧大德，有智正法师慕而往投，“道味江湖，不期而会”，同住达28年之久。智正所研习、讲说的也是《华严经》，撰有《华严疏》十卷。正是在静渊、智正努力发扬华严学传统的时候，杜顺和尚及其弟子智俨也来到至相寺，并加入了研习、弘扬华严学的行列，智俨就曾在至相寺内听过智正讲解《华严经》，而且得益非浅。顺、俨师徒总结学习心得，著书立说，把华严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因此被后人推为华严宗的初祖、二祖。显庆四年(659)后不久，贤首法藏投智俨研习华严学；龙朔二年(662)，海东义湘法师亦从新罗国渡海入唐至至相寺从智俨习《华严》。法藏与义湘同为智俨的入室弟子，同学多年。法藏“既湌俨之妙解，以为真吾师也”；智俨将法藏比之如“义龙”，“喜传灯之得人”。经过十年的就室研习，法藏终于“后发前至，高超二运”，才学出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亲窥室奥”之有利条件，“独擅国工”、“善巧逞能”，在智俨《搜玄记》的基础上，撰成《探玄记》等著作，将圆教的“十玄妙旨”、“十义圆科”阐释透彻，建立起一宗的思想体系，终于宣告华严宗的创立。法藏创宗虽然是在离开至相寺后之事，但他思想之成长、发展，乃至于成熟，则是在至相寺内完成的。义湘在智俨门下学习也颇有成绩，“受业若翻瓴水”，“传宗如走坡丸”，“有滞必通，无幽不测，《华严》妙旨，剖析入微”，回国后，也成就了一番事业，被推为海东华严初祖和新罗佛教“十圣”之一。法藏与义湘的同窗友谊一直被传为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则佳话，至相寺亦随之闻名海外。
华严寺的情况则不然，它虽以“华严”榜额，其实并无弘扬华严学的历史和传统，起码是在释史文献中并未翻检到有关资料。即使是把它定为华严宗祖师之塔庙，也应当说明，这里只有初祖杜顺、四祖澄观的墓塔，而二祖智俨墓塔无考，三祖法藏墓塔在华严寺之南某处，五祖宗密墓塔则远在圭峰草堂寺塔坡内。
再次，至相寺不仅寺内盛弘《华严经》，而且连它的周围山川都成了一片“福地”，京城不少高僧大德都归葬在这里，仅据《续高僧传》记载，计有清禅寺昙崇建塔于至相寺之右；延兴寺通幽，葬于至相寺前峰；大禅定寺慧欢，起塔于终南山楩子谷；大禅定寺靈干火葬于终南山陽；空觀寺慧藏樹塔于至相寺前峰；延典寺吉藏于至相寺北岩鑿窟而葬；腾光寺道宗葬于至相寺南岩；大莊嚴寺慧因建支提塔于至相寺旁；弘法寺静琳建五丈木塔于至相寺旁。此外，前面提到的至相寺僧静渊、智正，其墓塔也都建在至相寺旁。一寺之旁有如许之多的高僧塔、龛，而这些高僧又出自不同寺院，这在释史上实属罕见，而尤其意味深长的是，这些僧人中，不少人对华严学有着很深的造诣，如靈干是“志奉《华严》”，慧藏“以《华严》为本宗”，吉藏讲《华严》数十遍，静琳主学《华严》，道宗受业《十地》等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至相寺作为一个华严学道埸，其在僧众中的地位是很高的，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此建塔的愿望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倾向性、归宿感，以上高僧大多卒于开皇中年至贞观中年，集中在六、七世纪之交，这正是华严学风起云涌，宗派酝酿的时代，因而更说明若多高僧在此建塔并非偶然和孤立之事件。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历史渊源，弘扬《华严经》的传统，与祖师之关系，在僧众心目中的形象和释史的地位，至相寺都远优于华严寺，因此理所当然地应当取代后者成为华严一宗之祖庭。
(原载《文博》杂志199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