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的历史上，曾经有两所寺院定名为兴轮寺，一在百济国，是沙门谦益译经之所；一在新罗国，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对象。
兴轮寺是韩国三国时代新罗国所建立的一所著名寺院，它位于新罗首都即今之庆尚北道之庆州市。兴轮寺在韩国佛教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寺院早已毁坏，其它史籍记载亦颇疏略，要详细地了解它的历史风貌、风格特点，实在困难。这篇论文的用意在于从现存的史籍中尽量地收集关于它的有限资料，并通过对历史背景和异地同类文化的比较、分析、研究，尽可能地将其历史面貌复原、再现，从中一窥其文化学上的价值和意义。
一、寺院的建造与法事沿革
有关新罗佛教的肇始与兴轮寺建造的缘由、建造时间，韩国的几种重要历史文献如《我道和尚碑》、《三国史记》、《三国遗事》、《海东高僧传》都有记载，只是记载并不统一。
据《我道和尚碑》记载，兴轮寺之兴建是由我道和尚所请。我道和尚的父亲为中国三国时期曹魏人，其母为高句丽人。我道五岁出家，十六岁归魏省亲，并投玄彰和尚门下习法。十九岁复回高句丽。其母对他说：高句丽至今不知道佛法，三千余月以后，鸡林(即新罗国)有圣王出，大兴佛法，此国京城内有七处佛伽蓝遗址，你到那里弘法，一定会成为此国佛法之开创者而受到世人的崇拜。味邹王即位之第二年(263)，我道遵母嘱到了鸡林，并请国王推行佛法，可非但没有成功，反而有被杀的危险，于是逃到续林一个名叫毛禄的人的家中躲藏起来。后来，因为治好了公主的顽疾，国王不胜欢喜，问其有何要求。我道和尚说：我别无所求，唯一的愿望是想在京城天镜林创建一座寺院，大兴佛教，奉福于国家。我道所说的天镜林就是鸡林京城七处前佛旧伽蓝遗址之一。国王同意了我道的请求，并将所建之寺院命名为兴轮寺。味邹王死后，国人又想杀害我道和尚，我道和尚再次躲到毛禄家，佛教因此亦废绝。直至第二十三代国王原宗王即位，佛法这才又兴盛起来。从我道之到鸡林，至原宗兴法，正好是三千个月，以此足见我道和尚之母高道宁预言之准确。显然，此碑认为兴轮寺是创建于味邹王世，具为公元263—284年之间。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则认为，新罗佛法之始传，时在讷祗王世(417—458)，时有沙门俗称“黑胡子”者，从高句丽来到新罗一善郡，住在毛礼(即上文之毛禄)家的“窟室”中，后因识别来自中国南朝粱(应为“宋”)的香名并治愈公主之病而受到国王的敬重，赠与甚厚。后来，黑胡子辞别毛礼，不知所终。毗处王世(479—500)，复有阿道(即我道)和尚偕三侍者来到毛礼家，这位阿道和尚相貌与黑胡子颇为相似。不数年，阿道无病而卒，其侍者则继续留住讲读经律，于是，信奉佛法的人渐渐的多了起来。迨至法兴王即位之十五年(528)，这才下令在全国推行佛法。而近臣异次顿“为法就刑”、舍身顺法的行动，则坚定了国王在全国推行佛法的决心。但是，新罗本纪没有谈到兴轮寺创建的具体时间，只在真兴王五年条中说到“兴轮寺成”。很显然，《三国史记》完全否定了《我道和尚碑》有关新罗佛教的初传及兴轮寺创建时间的说法。
比《三国史记》晚出的《三国遗事》，其立场是与前者相同的，即认为最早传播佛教于新罗的是来自高句丽的黑胡子，时间在讷祗王世；毗处王世，又有我道和尚及其三侍者到新罗传法；至“二十三代法兴大王以萧梁天监十三年甲午登位，乃兴释氏。”(这里的甲午年是指即位之年，非正式下令在全国推行佛法之年)至于兴轮寺动工兴建的时间，《三国遗事》记载为“真兴大王即位五年甲子，造大兴轮寺”。这是将建成的时间当成兴工的时间，所以，后人在上述引文后加注说：“按国史与乡传，实法兴王十四年丁未始开，二十一年乙卯大伐天镜林，始兴工，梁栋之材皆于其林中取足，而阶础、石龛皆有之。至真兴大王五年甲子寺成。故云甲子……”如前所述，丁未年即法兴王即位十四年，亦即异次顿以身殉法、法兴王下令在全国推行佛法之年。又，《三国遗事》所记时间与《三国史记》所附年表相同，但与新罗本纪所记“十五年肇行佛法”差一年。《三国遗事》在作上述记载的同时，也如实地具录了《我道和尚碑》的记载，但对味邹王佛教始传新罗说持否定态度，认为“于时鸡林未有文物礼教，国号犹未定，何假阿道来请奉佛之事?”否定味邹王世始传说，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兴轮寺始创于味邹王世说。
《海东高僧传》亦主讷祗王世黑胡子首传、毗处王世阿道继传说，但没有谈到兴轮寺创建的问题。在阐述其主要观点之后，《僧传》又同时并列引述了新罗《古记》(关于梁大通元年三月十一日阿道来至一善郡辨吴香，国王“因此知道佛僧可敬，敕令班行”)、高相得《诗史》(关于梁使元表送沈檀及经像，阿道于是“逢时指法”)以及朴寅亮《殊异传》(关于魏之崛摩与高句丽高道宁私通生我道……)三种说法以备参考。
综上所述，有关新罗佛教之始传，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种观点：一是以《我道和尚碑》和朴寅亮《殊异传》为代表的观点，即崛摩、高道宁之子我道(或作阿道)于味邹王代至新罗传法的观点；一是由《三国史记》首先阐述，继而有《三国遗事》、《海东高僧传》支持的观点，即讷祗王时代由黑胡子始传，毗处王时代阿道和尚继传的观点。前一种观点一是不符合新罗的实际国情，即当时尚未有文物礼教，甚至连国名都还没有；二是违背了中国佛教传播海东先高句丽、既而百济、最后新罗这一常理。《我道和尚碑》被认为是新罗真兴王五年甲子岁所立，但是，第一、味邹王世高句丽未传佛法，亦未闻高道宁信佛，可她竟然被描写成颇谙佛事，此事不可思议；第二、高道宁言新罗京城有七处前佛伽蓝遗址，颇有模仿释史关于中国境内有多少多少阿育王塔遗址说法之嫌；第三、今无实物可证此碑的确竖立于真兴王甲子岁。因此，笔者认为，此碑不一定是真兴王时代所立，它有可能是后人的伪作，伪作的目的是将新罗佛教的传入时间提到高句丽、百济佛法传入之前，借以突出三国之中新罗文化的领先地位和正统性，有类于《三国史记》的记事以新罗为主，而以高句丽、百济为次的做法。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详了新罗，略了高句丽、百济，为后人了解、研究半岛的历史增加了困难。
有关兴轮寺创建时间的观点亦不外两个：即味邹王世创建说和法兴王世创建说。由于味邹王世佛教始传说的被否定，当世创建兴轮寺的观点也便不能成立；而法兴王世创建说有文献的明文记载，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信史。因此，我们便可以这样确定：兴轮寺不是因我道和尚的到来而兴建的，而是法兴王下定决心在全国推行佛教后在国内建立的第一座寺院。兴轮寺从此成为新罗佛教的根据地和大本营。
二、兴轮寺寺宇布局及建筑风格特点考析
关于兴轮寺草创时期寺宇建筑情况，《我道和尚碑》作“时方质俭，编茅葺屋，住而讲经”；《海东高僧传》则转引《殊异传》记载为“然世质民顽，不能归向，乃以白屋为寺。”由于味邹王世佛教始传说不能成立，所以，以上记载自然也就不可相信。比较而言，《三国遗事》注引的一条史料则更接近实际，这条史料说，按国史和乡传记载，兴轮寺兴建“实法兴王十四年丁未始开，二十一年乙卯大伐天镜林，始兴工，梁栋之材皆于其林中取足，而阶础石龛皆有之。至真兴王五年甲子寺成。”据《三国史记》记载，在此之前，新罗国仅在“京都”一地已先后修筑起金城、月城(包括新月城和满月城)、明活城、南山城等。知照王十年以前，国王住金城，自知照王十年起移住两月城。在建筑上早已使用瓦，而以瓦复顶则意味着栋、梁、椽、柱、石础的使用，由此可以佐证上述《三国遗事》引注资料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从《三国遗事》记载中还可以看出，兴轮寺在法兴王世未完全竣工时已开始住僧弘法，“原宗兴法”一目中有这样的记载“法兴王既举废立寺，寺成，谢冕旒，披方袍，施宫戚为寺隶，主住其寺，恭任弘化。”引文中的“寺成”可以理解为“部分寺宇落成”，在部分寺宇落成之后，法兴王不仅让僧人(外来的僧人)住进寺院开始弘法，而且还把一些宫人及贵戚施舍给寺院服役执侍。原宗下令在全国推行佛法的次年，复下令禁杀生，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一面兴工，一面住僧弘法的可能性。
到了真兴王即位第五年，兴轮寺终于全部完工，真兴王于是赐寺名曰“大兴轮寺”，同时“亲率百僚，号令毕备”，到寺院举行了隆重的挂匾仪式；同时又下令全国尊奉佛法，允许国人出家为僧尼。这是新罗国最高统治者允许国人出家的开始。
此后，见于各种文献有关兴轮寺的记载有以下几条：
真兴王十年(549)，中国南朝梁国遣使沈湖与新罗入华学僧觉德一起送舍利至新罗，王使百官于兴轮寺前路奉迎。所迎之舍利应当就奉安在兴轮寺。(见《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真智王代(576—579)，有兴轮寺僧真慈(又作贞慈)，每就堂上弥勒像前发誓愿，愿大圣化作花郎出现于世……(见《三国遗事》“原宗兴法”条)
善德王(632—647)遘疾弥留之际，兴轮寺僧法惕曾应诏侍疾。(见《三国遗事》“密本摧邪”条)
太宗武烈大王四年(657)，兴轮寺门自坏。(见《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文武王朝(661—681)的宰相金良图在幼年时曾中风失语，密教僧密本为其驱邪治好病之后，从此笃信佛教，一生不怠。兴轮寺的金堂主尊(原文作“吴堂主”，疑误，故作如是改动)阿弥陀佛像就是他施资塑成的。(同上)
文武王十一年(671)，震兴轮寺南门。(同上)
宪德王九年(817)前，国统惠隆、法主孝圆与金相郎、大统鹿风、大书省真怒(疑为“恕”字)、波真湌金嶷在兴轮寺内修异次顿旧墓(异次顿与我道和尚、法兴王合称新罗佛教之“三圣”)，并立碑纪念；至此年八月五日(异顿舍身顺法忌日)，复有兴轮寺永秀禅师(瑜伽师)再修旧墓，此后，每逢月之初五日，礼佛香徒都要在兴轮寺设法会，为先圣祈祷发愿。(见《三国遗事》“原宗兴法”条)
大约也就在永秀禅师修墓前后，兴轮寺金堂(相当于中国的大雄宝殿)内左右两壁前泥塑新罗佛教的十圣像(东壁坐庚向者为：我道、厌髑、惠宿、安含、义湘；西壁坐甲向者为：表训、蛇巴、元晓、惠空、慈藏)。(见《三国遗事》“东京兴轮寺金堂十圣”条)
宪安王四年(860)王以膺廉人品高尚无匹，欲将两爱女之一下嫁之。膺廉征求父母的意见，父母说，长女容貌不如次女，若不能拒，便娶次女。膺廉又请教兴轮寺僧。僧谓：但娶长女则有三益，若娶次女则有三害。膺廉以不能自决为由，请王定夺，最后娶了长女。膺廉后来即景文王。(见《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景明王时(917—924)，兴轮寺南门及左右廊庑被火焚烧，坏而未修，有靖和、弘继二僧化缘将欲修之，传说帝释天于辛巳年(921)五月十五日降于寺之左经楼，留旬日，殿塔草树土石皆发异香，五云覆寺，南池鱼龙喜跃跳掷，国人聚而观之，所施舍的玉帛、稻梁堆积如山，工匠亦不请自来，需要修复的工程不日而成。二僧遵照帝释天的指示，在寺壁间画普贤菩萨像以资纪念。此像至僧一然撰写《三国遗事》时仍然存在。(见《三国遗事》卷三“兴轮寺壁画普贤”条)
从以上所列资料可以归纳出以下两点：一、兴轮寺自建成后，直至统一新罗末期，其寺僧、修葺之功、法事活动等断续见诸史册，说明兴轮寺之彻底毁坏应在高丽王朝后期或其后。二、兴轮寺的寺宇建筑有：寺前大道、金堂、寺门、寺南门、左右廊庑、左经楼、殿、塔、南池、异次顿墓及纪念碑，像设有弥勒像、弥陀像和普贤菩萨画像。
根据以上所列非常有限的资料，笔者尝试着去勾勒寺院的大致轮廓：首先，从寺前有大道(即“寺前路”)这一点去判断，兴轮寺从一开始就应当是一个比较大的独立的建筑群落，这一建筑群落四周设有回廊(即“廊庑”)与俗界隔开，形状为一南北向矩形。与外界相通的寺门不止一个，即除寺南门外，其它三面或某一面还应当有门。寺院落成时，至少应当有两座殿堂，一座以弥勒像为主尊，另一座以弥陀像为主尊，其中，以弥陀像为主尊的殿堂为金堂(即大雄宝殿)，以弥勒像为主尊的殿堂则相当于中国寺院的天王殿。在殿堂前面有塔有池(放生池)。山门(南门)、放生池、塔、殿堂依次分布在南北中轴线上。在山门后中轴线左边有经楼，既有左经楼，与其相对称则应当还有右经楼，左右经楼相当于中国寺院的钟、鼓楼。异次顿之墓及纪念碑应在中轴线以外的某一显著地方。在以上这些建筑中，除塔和异次顿墓、纪念碑外，其它建筑物都应当是创建时期的建筑。兴轮寺从兴工到最后落成，总共用了17年时间，可见需要完成的工程量是很大的。十七年的工程量与我们上述列举的寺宇建筑数量存在着并非偶然的一致性。异次顿墓和纪念碑的建造已有明确的时间，不需讨论。至于塔，它不应该是寺院初落成时就有，它的出现，应当晚于皇龙寺九层塔(善德王十四年，即公元645年建造)，而且，其形制特点应与皇龙寺塔相似，但高度要比前者矮。
如前所述，在兴轮寺建造之前，新罗国京都一地已先后修筑起金城、月城、明活城、南山城，而且，在建筑上早已使用瓦。这样，我们便由此可以推想：以瓦复顶意味着梁、栋、椽、柱、石础的使用。寺院之主要建筑物既然称之为“殿”、“堂”，所以，其样式和特点与后世的殿堂相比亦应有其相似之处，即与传统式的庑殿顶、歇山顶、推山顶一类的建筑有相似之处。
笔者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推断，除了有以上资料作根据之外，同时也考虑了当时中国建筑实践、百济和高句丽建筑实践可能施加的影响。
兴轮寺建造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具为梁大通至大同年间、北魏武泰至东魏武定年间。此前，中国的建筑艺术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三皇时代的草屋阶段，“堂崇三尺，茅茨不剪”；殷商时代，夯土技术已臻成熟，陶质给水设备开始使用，宫殿富丽而凝重；西周时代的建筑已开始使用瓦，封闭式院落、中轴线上的木结构建筑的布局出现，建筑物柱间有横枋和斗，堪称“中国古建筑”的特征已经初见端倪；都城如洛邑的营建已严格按照礼制进行规划(方形，每边九里，设三门，城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春秋战国时代的宫殿开始建在高大的夯土台上，此台四面成阶梯形，每层建屋，建成后象一个四面锥体，远看又象多层的楼阁，这样的建筑称为“高台榭”，据《水经注》记载，当时楚国就有一座著名的章华台，要三次休息才能到达顶层，所以又叫“三休台”，用模型制作的花纹地砖、瓦当已被广泛使用；地面、墙壁、壁柱装饰也很华丽。秦统一六国，雄视天下，与这种气慨相和应，始皇帝不仅集六国的建筑精华于咸阳，而且兴建三百里之阿房宫，殿阁逶迤，廊腰漫回，檐牙高啄，钩心斗角……一首《阿房宫赋》写尽了鬼斧神工之巧。汉代被学术界称作“纯正中国古建筑”的成熟期和高潮期，其成就是对以往中国建筑史的大总结，它之所以纯正，是指其未受到外来佛教的影响，其中的佼佼者要数西汉都城长安的宫殿群以及将建筑物与山水融为一体的上林苑。西汉还有一样创新性的建筑“阙”，到了东汉，阙演变成可以登临的楼阁，再进一步发展便成了后来的“塔”。阙演变的具体轨迹为：阙——阙形高楼——楼阁形望楼——塔。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东汉的宫殿建筑在西汉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第宅宏大，院落相套，门前矗立双阙，这是统治阶级追求物质享受、安逸生活促成的结果。魏晋时期由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造成的大分裂、大动荡、大变迁局面，一方面对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一方面又促成了各民族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全方位的交流，这时建筑上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清奇怪异。随着佛教传入中土日久，其影响于中国文化的痕迹亦日益显著，塔的出现就是汉代楼阁顶上加缩小了的印度葫芦式率堵坡的合成体；琉璃的制造和应用、对垂足而坐生活习惯的接受并由此而导致胡床、方凳、椅子的出现，都在这一时期的建筑上留下了烙印，并从而揭开了宋元全新建筑的先河。(以上参见史建《图说中国建筑史》)在这一时期里，寺院建筑大量出现，文献记载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480寺中，许多在五世纪初以前就已出现了，仅建业一地著名的佛寺就有瑞相院(236)、宝宁寺(241)、建初寺(247)、甘露寺(312)禅林寺(316)、白马寺(319)、瓦官寺(364)、长干寺(东晋)、道场寺(东晋)、上定林寺(424)、栖霞寺(489)光宅寺(507)、佛窟寺、圣游寺、法清院、永庆寺、鹫峰寺、法云寺(519)等；北魏境内有寺3万余所，而都城洛阳的寺院就多达1300余所，最著名的有灵太后建于公元516年的永宁寺。这是一所以塔为中心的寺院，塔有9级，木构，方形，举高90丈，刹高10丈，总高1千尺；“掘基至黄泉下”；刹上有金宝瓶，容25石，宝瓶下有承露金盘30重，金盘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链4道引向塔之四角，铁链上亦皆有金铎，每个大小如石瓮子。九级塔之四角，角角皆有金铎，塔有四面，每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钉，金环铺首，惮土木之功，穷造型之巧。塔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像设庄严，做工奇巧，冠于当世。此外又有僧房楼阁1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缫奇疏难得而言。满院花草树木，美不胜收。寺院周围筑土墙环护，墙头皆施短椽，以瓦覆盏，如当时之宫墙。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通三道，形似端门，楼加彩绘，辉赫华丽。拱门有4力士，4狮子，饰以金银，加之金玉。东西两门亦皆如此，不过只有两层罢了。北门一道，不施屋，似乌头门(棂星门)，四门外皆栽种青槐，绕以绿水……以上情况是兴轮寺创建的背景形势之一。(参见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
其次再谈佛教传入高句丽和百济的情况。关于佛教传入高句丽，中韩两国文献有“高丽道人”于四世纪中叶接受佛教说、前秦和尚顺道于公元372年送经像给高句丽说和前秦僧昙始于公元386年携经、律典籍到辽东高句丽地宣化说。总而观之，高句丽至迟在四世纪七八十年代已传来佛教。正式建立寺院则被认定在公元375年，即小兽林王五年。寺名为肖(省)门寺、伊弗兰寺。继又于393年在平壤建立9寺，496年创立金刚寺。百济接受佛教则被一致认定在公元384年，在这一年，胡僧摩罗难陀自晋至百济，次年，即创佛寺于汉山，并度僧10人。以上这些寺院的建造无疑都为新罗兴轮寺的建造提供了先例。由于到高句丽、百济传法的僧人都直接来自于中国，所以，高句丽、百济佛寺的建造得益于这些传法僧人，得益于频繁往来于中国的使节，一句话，得益于中国寺院建设的经验，应当是不争的事实。而新罗兴轮寺得益于此前中国建筑的经验和高句丽、百济建筑的经验，也应当是不争的事实。试比较一下北魏洛阳永宁寺与上述关于兴轮寺的描述，我们将更能确认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当然，笔者并不是说，兴轮寺的规制、特点与永宁寺的规制、特点一丝无差，而是说，两者之间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特别是象兴轮寺这样早期的寺院，它具有较多本土民族的风格特点，这才更加符合情理。也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笔者认为，我们今天所分析的兴轮寺的规制特点应是在不断改造中形成的。
据《三国史记》“杂志第二”有关“屋舍”的记载，三国及统一新罗时期的宫廷建筑与中国当时的建筑差别较大，如规定：真骨(新罗自始祖至第二十八代国王真德王称圣骨，自二十九代国王武烈大王以后各代称真骨)所居住的房屋，室长不得超过24尺，而且不用唐瓦，不施飞檐，不用悬鱼，不用金银、黄铜作装饰，亦不绘以五彩，不磨街石，不设三重阶，垣墙不施梁栋。真骨以下的六头品、五头品、四头品之室亦各有规定，其长度分别为不超过21尺、18尺、15尺，又不得作四方形大门，其余规定与真骨同。由此看来，新罗早期佛寺的风格特点不会比王室贵族的住宅相去太远，但由于对佛教的推崇，有意突出寺院建筑，即寺院建筑要比宫廷、大臣建筑更华丽一些。韩国的寺院及宫廷建筑趋同于中国建筑，应当是高丽王朝以后的事情了。
三、兴轮寺——中国洛阳的白马寺
在传统上，中国人都把洛阳白马寺当作印度佛教开始传入华夏的象征。传说东汉明帝于即位之十年，夜梦丈六金人项背日月光，于是遣使到西域求之，终得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负经像而来，因在洛阳城西建白马寺，开始译经弘法；复又作浮屠，九层，举高200尺。摄摩腾、竺法兰寂灭后，于寺中起冢供养。尽管后来研究证明，博士秦景宪从月氏使口受浮屠经和楚王英“尚浮屠之仁祠”等事都发生在明帝感梦之前，但白马寺仍然是僧俗心目中的中国佛教第一寺。在新罗，庆州之兴轮寺就有类于中国洛阳的白马寺。兴轮寺的创建，其意义是重大的。
首先，兴轮寺的创建，带动了新罗佛教的发展。在三国时代，新罗佛教的后来居上，可以说是从兴轮寺开始。如前所述，兴轮寺落成的当年，真兴王即下令允许国人出家为僧尼，这是新罗有本土僧尼的开始；寺院落成不数年，梁使沈瑚与入华学僧觉德即送舍利来，真兴王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奉迎仪式，这事对于新罗佛教来说，无疑地是一场催春的及时雨。新罗从此有了可供人们瞻仰、膜拜的“佛宝”。真兴王二十六年(565)，又有陈使刘思与入学僧明观送佛教经典1700余卷于新罗。至此，新罗境内佛法僧三宝都已具备。在内因、外因的作用下，新罗佛教迅速发展起来，所谓“寺寺星张，塔塔雁行，竖法幢，悬梵镜，龙象释徒，为寰中之福田，大小乘法，为京国之慈云；他方菩萨，出现于世；西域名僧，降临于境”，就是一个生动的写照。仅真兴王世，继兴轮寺之后所建的寺院就有皇龙寺、祗园寺、实际寺，此外还有一些“外寺”(相对于京城中的寺院而言)。不久又铸成皇龙寺丈六金象。建寺度僧铸象之外，真兴王还将太子的名字叫做“铜轮”，将次子(后来即位，称真智王)的名字称为“金轮”。而真兴王自己，也于晚年削发为僧，披僧衣，字号“法云”，以终其身。史云：“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而法兴王，真兴王对佛教的身体力行，虔诚护持，既为国人做出了榜样，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大教的顺利发展。
其次，新罗僧俗从一开始就抓住了佛法的根本，并使之与本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紧密地结合起来，用以教育国民，这就是崔致远所说的“玄妙之道”，曰“风流”，亦称“花郎道”。而将国人崇拜的英雄“花郎”视为弥勒佛的化身，则与兴轮寺直接相关，或者说，是发端于兴轮寺的。这里所说的花郎道，原来称为“源花”，也兴起于真兴王时。记载说，真兴王除一心奉佛、广兴佛寺之外，又创造了一种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方法：为了做到知人善任，于是选择两个美艳的女子，奉为源花，使之聚徒群游，借以观察每个人的行为、信义，然后举而用之。后来将美女子改为美男子，称为花郎，徒众更加云集，或相磨以道义，或相悦以歌乐，游娱山水，无远不至，因此两知其邪正，择其善者，荐之于朝，贤佐忠臣从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崔致远将花郎道的行为宗旨概括为儒家的“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道家的“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佛家的“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在摄取儒释道三家精粹的同时，尤其推尊佛教。就在真兴王的继位者真智王代(576—579)，兴轮寺僧真慈常在寺内堂主弥勒像前祈祷发誓：愿大圣化作花郎出现于世，以便能经常亲近礼敬。诚之所至，终于感梦，并于水源寺、千山得遇弥勒化身，但因功行来到，难识大圣真容，一再错过。真智王指示其聚徒遍访于京城闾阎，终在芬皇寺东北得遇一名“末尸”的青年，容貌一如水源寺门前所见之郎徒，于是肩舆入宫，王见而敬爱之，奉为国仙。此末尸在宫中“和睦子弟，礼仪风教，不类于常”，风流耀世凡7年，忽亡所在，真智王为此哀怀殆甚，但因久沐慈泽，昵承清化，能自悔改，精修为道，晚年亦不知所终。这位末尸，其实就是弥勒大圣，在新罗语中，“末”与“弥”音相近，“尸”与“力”形相似，“末力”即“弥勒”。在佛教中，弥勒是末法时代的菩萨、未来世界的佛。新罗君臣及国民推崇弥勒，实质上就是摊崇佛。他们从一开始就把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即用以教化国民、选拔管理国家人才的花郎道与佛教结合起来，使悛恶更善、上敬下顺、五常六艺、三师六正成为举国上下的道德规范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花郎道这一制度虽然到元圣王四年(788)已被“读书三品出身制”所取代，但它的精神却被继承了下来。兴轮寺及寺僧真慈之功不可没。
最后，兴轮寺既是佛教传入新罗后所建立的第一所寺院，同时也是异次顿舍身顺法、国王下令在全国推行佛教后所建立的第一所寺院。兴轮寺与异次顿密切不可分割。兴轮寺中不仅有异次顿之墓及纪念碑，而且每月初五日还在寺中设忌日法会，并使之制度化。兴轮寺与皇龙寺都是新罗早期的著名寺院。如果说皇龙寺被当成护国龙的化身，所起的是镇护国家的作用，那么兴轮寺则既是佛教在新罗站稳脚跟的象征，同时也是异次顿用舍身顺法精神换来的第一个弘法根据地，是新罗佛教“根”之所在。兴轮寺金堂上泥塑新罗佛教史上十位影响深远的高僧大德像则不仅要说明这里是“根”之所在，同时也在于明其“源流”。
(原载2002.8韩国东国大学校《新罗文化》第20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