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许多地方都说供奉有玄奘大师的顶骨舍利，如中国江苏南京的灵谷寺和玄武湖山塔(或作九华山塔)、北京的广济寺、广州的六榕寺、天津佛教协会(或说大悲院)、成都的净慈寺(或说文殊院)、台湾地区新竹的玄奘寺，日本琦玉县的慈恩院和奈良药师寺、印度的那烂陀寺玄奘纪念堂等。从信仰的角度而言，各地争相供养玄奘大师顶骨舍利，这是一件大好事。它说明玄奘大师的思想和人品不仅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且在今天和日后仍然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推崇、敬仰。但是，如此多的玄奘顶骨舍利散布于各地，使人不禁要问：这些顶骨舍利是怎么来的?长安兴教寺玄奘墓塔灵柩是不是曾经被擅自打开过?墓塔内的大师顶骨是不是已不复存在?从历史的角度去看，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有必要进行研究并加以回答的。

    诚然，玄奘顶骨异地而葬之说并非空穴来风。南宋景定(1260—1264)《建康志》有载：“(天禧寺)白塔在寺东，即葬唐三藏大遍觉玄奘大法师顶骨之所，金陵僧可政端拱元年得于长安终南山紫阁寺，俗呼为白塔。事具《塔记》。”端拱元年即公元988年。紫阁寺又称宝琳寺，由唐太宗敕建，尉迟恭(敬德)监修。天禧寺即晋之长干寺，梁称阿育王寺，明代以后称大报恩寺。据说，元代至正间(1341—1368)所修《金陵新志》亦有类似于《建康志》的记载。1943年(应为1942年)，日寇在中华门外长干桥一带平地建房，于旧天禧寺塔址出土一石函，石函一侧有铭文“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玄奘顶骨，早因黄巢发塔，今长干演化大师可政于长安传得，于此葬之。天圣丁卯二月五日同缘弟子唐文遇，弟文德、文庆，弟子丁洪审，弟子刘文进，弟子张霭”。另一侧铭文为：“玄奘法师顶骨塔，初在天禧寺之东岗，大明洪武十九年受菩萨戒弟子广福……普觉迁于寺之南岗三塔之上……”石函出土后，日寇从中取出“玄奘顶骨”，打碎成六份(或说九份)，窃走一份……后来各地供奉的玄奘顶骨便一一源于此次出土者。发端于《建康志》，复经《金陵新志》援引，后再由天禧寺遗址出土的石函铭文及实物“证实”，玄奘顶骨“异地而葬”于是成为所谓的“事实”。

    不过，仔细分析上述的方志记载及铭文，一些重要的根本的问题尚须研究和讨论。首先是玄奘的顶骨怎么会从兴教寺到了紫阁寺的问题。玄奘墓塔在兴教寺，而《建康志》的原始记载说玄奘顶骨舍利得自于紫阁寺。前者在长安县城之东的少陵原南沿，是玄奘墓塔的所在地，后者在长安县西邻户县境内终南山紫阁峪深处，其创建虽有背景，但仍属一般性寺院，玄奘大师的译经弘法活动与紫阁寺没有任何关系。这两座寺院相距数十公里。《建康志》并未交代玄奘顶骨舍利为什么和怎样从兴教寺迁移至紫阁寺，虽注明“事具《塔记》”，但《建康志》未录《塔记》，今人更未见过这方《塔记》。天圣丁卯铭文所据或许乃《建康志》所云之《塔记》，但它虽然说了“因黄巢发塔”而可政“于长安传得”，却又没有说明是得自于兴教寺还是得自于紫阁寺。因此，来龙去脉仍然不清楚。以是故，后来便有人来“完善”原始记载的“不足”，“填补”原始记载的“缺陷”，编造了许多想当然的文字，如“总章二年迁葬时即以一部分顶骨分葬于紫阁寺”、“黄巢起义前将玄奘遗骸整个地迁移至紫阁寺，天下太平后复又迁回兴教寺”云云。所有这些“补充”说法，当然并无任何文献记载作为依据，甚至是属于违背前面那些“原始文献记载”的猜测和推论。基于这种情况，很有必要对玄奘墓塔是否被擅自发启过的问题、玄奘顶骨是否果真异地而葬的问题，做一考证和辨析。

    (一)众所周知，玄奘大师于唐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中夜圆寂，三月十五日将灵柩自玉华宫送至大慈恩寺，四月十四日葬于浐河东白鹿原，起白塔供养，送葬者百余万人，当晚宿于墓地“帐所”者亦不下三万人。由于葬所“密迩京郊，禁中多见，时伤圣虑”，于是于总章二年(669，或说元年)下敕迁葬于樊川北原，营建塔宇。迁葬时，曾开棺瞻仰遗体，“众咸叹异，经久埋瘗，色相如初”。时人将此归结为“愿力所持”的缘故。笔者以为，除此之外，亦与寂后月余日有异人“请依西国法”，“除并殓衣，唯留新服”，以旃檀香涂三藏身有关，因为，以旃檀香涂身，很可能就是一种防腐法。迁葬时的事实说明，直至此时，玄奘大师的遗体还是完整、完好无损的。因此，那种猜测在这次迁葬时即已身首分离的说法显然是与事实相悖的。

    (二)总章二年迁葬并营建塔所之后，中宗曾为奘师制影赞，谥号曰“大遍觉”；肃宗题塔额“兴教”二字，塔院随称兴教寺。迁葬百年后，兴教寺出现了“塔无主，寺无僧”的衰败局面，这大概与唯识宗的衰落、它宗竞兴有关。但是，从穆宗长庆中(821—824)开始，即有释昙景对寺塔进行修葺。至大和二年(828)，更有京师安国寺僧释义林、令检师徒大修玄奘墓塔，至文宗开成四年(839)功毕，刘轲应请为之撰塔铭，详叙重修经过。整修玄奘塔的同时，还于大和四年七月迁窥基塔于平原，“徙棺见(窥)基齿，四十根不断如玉”(《宋高僧传》本传)，令检在奘师塔右为建新塔供养。从义林师徒的重视程度和修葺的规模看，一可说明兴教寺这时正处在一个恢复发展时期，二可说明玄奘遗骸只会受到更好的保护，而不会因修葺反遭损坏。端拱元年以后复有元丰、政和间的两次修葺，尤其以政和五年(1115)的修葺工程为巨，主其事者为同州(今陕西大荔县)龙兴寺仁王院僧释广越，主要工役是从丰德寺东岭圆测塔分出部分舍利于玄奘塔旁起塔供养，并将原有窥基塔“即旧而新之”。功毕，亦有碑记述其经过。在所有的重修碑中，从来没有片言只语涉及到玄奘塔室被开启的迹象或顶骨迁移过。不仅如此，在宋敏求所修《长安志》及以后各代所修县志中，同样也无有关的消息。设若玄奘顶骨果真迁移它处，如此大事，当地竟然既无文记，亦无传说，岂不怪哉!这些事实一一排除了在历次整修中玄奘顶骨有“异地而葬”的可能。

    (三)唐末农民起义爆发于僖宗乾符元年(874)，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起义军不战而占长安，建大齐政权，年号金统。至中和三年(883)四月，沙陀、忠武、义武等军进逼长安，起义军不敌，于是退出长安，引军由蓝田关而东。黄巢起义军占领长安前后达两年又四个月。此间，义军的政策旨在倾覆唐王朝，并无任何灭教扰僧的行动，可见天圣丁卯铭文所说“黄巢发塔”并不符合实际；后人所谓为避“贼乱”而迁移玄奘顶骨乃至整个遗骸的说法同样既无道理，亦无可能。此其一。又，长安在唐以前约千年的长时间里曾经是中国佛教的弘传中心，佛寺棋布，宝塔林立，仅城内即有清禅寺塔、庄严寺塔、大总持寺塔、大慈恩寺塔、大荐福寺塔、青龙寺塔、崇圣寺塔等等，但从未有文献记载或传说说黄巢有“发塔”的举动，而兴教寺远在郊外，黄巢果真要“发塔”，又何必舍近求远?此其二。举世皆知，玄奘一生所得布施全部用于做功德，圆寂后亦不过用苇席裹身而葬，无论是原墓塔还是迁葬后之墓塔中都无陪葬珍宝，黄巢起义军对玄奘大师既无敌意，又不贪图财宝，因此也没有盗墓“发塔”的动机和理由。此其三。设若黄巢果真“发塔”，则偌大之事，当地历史文献怎么连蛛丝马迹的记载都没有?口碑传说亦没有?而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建康文记可信乎?此其四。

    (四)从南京方面来说，可以肯定，南宋景定(1260—1264)《建康志》及后来出土石函铭文所记内容均出自于可政所建白塔《塔记》，综合此两处记载的内容，应该就是《塔记》的主要内容。可见，从南京方面这些最原始的资料看，有关“玄奘顶骨”的来历从一开始就未交代清楚，很像是一股“无源之水”，因此也可以视为“不实之辞”；不仅如此，《建康志》与石函铭文这两处记载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绝对不能将此当成“信史”来看待。

    综上所述，有关玄奘顶骨是否异地而葬的问题，结论自然是否定的，即：没有事实或可靠文献资料可以证明长安兴教寺玄奘墓塔灵柩在总章二年后曾被开启过，玄奘顶骨也没有迁往它处，至今仍应完整地保存在兴教寺玄奘三藏塔内。

    那么，应该怎样解释有关宋端拱元年可政和尚从终南山紫阁寺将玄奘顶骨携归建康起塔供养一事呢?笔者的看法是：

    一、在很大的程度上，可政从长安紫阁寺将“玄奘顶骨”带回建康建塔供养一事，这是作为一位求法者藉以显示求法成果、建立信念、扩大教化的一种行为，有类于东来传法僧或西行求法僧从印度带来(回)佛舍利供养事。在中国佛教史上，曾经有不少西域僧人和西行求法僧人从印度带来(回)诸多“圣物”，诸如佛牙、佛顶骨、各种佛舍利、佛足迹等等。这些“圣物”是否都真的是出自佛身上的一部分，读者自可分辨，勿须赘言。但是，他们所带回来的这些“圣物”，在弘法中，在帮助信徒建立信念，在培养宗教感情等方面，都曾起过很大的作用。这从释史文献中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在唐代长安，供养从印度传来的类似“圣物”的例子就不少，据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载，开成六年春月，庄严寺、荐福寺、兴福寺、崇圣寺曾先后开佛牙供养。据说，崇圣寺佛牙是那吒太子为道宣律师从天上将来的，庄严寺佛牙是西域僧人将其嵌入人腿肉里带来的，第三枚佛牙是由法界和尚从于阗国将来的，第四枚佛牙则是来自于吐蕃。玄奘大师本人也曾从印度带回佛的“肉舍利”一百五十粒，他所修建的大雁塔上更是供养着上万粒舍利。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有这些佛牙、佛的肉舍利等等，都似有来历，而其实又都无准确的出处；虽以“佛牙”、“佛肉舍利”相称，而在实际上却并不一定是释迦牟尼佛的真身。但自带至中土供养后都产生了轰动的效应，在传法、弘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玄奘大师以其舍身求法的大无畏精神、译经弘法的坚强毅力和精进虔诚态度、不卑不亢的民族气节、心系祖国志在更新的高尚情操，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万世师表的形象，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爱戴和敬仰。广大佛教四众对之尤其仰若圣人，比之为如来化身，弥勒下生。可政和尚很可能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敬仰的心情，出于弘法的目的，从终南山紫阁寺携带“玄奘顶骨”回健康建塔供养的。他所带回的“玄奘顶骨”正像从印度等地传来的“佛牙”、“肉舍利”等“圣物”一样，似乎有来历，但又没有准确的出处；虽称“玄奘顶骨”，但却并不一定是玄奘的真身顶骨。据南宋景定《建康志》记载，金陵古长干寺建于东吴时代，内有释迦牟尼佛舍利塔，为神州十九座阿育王塔之一，寺塔几经废兴，至南唐时更废为营庐，“久之，舍利数表见感应。祥符中(1008—1016)，僧可政状其迹，并感应舍利。状进，有诏复为寺，即其表见之地建塔，赐号圣感舍利宝塔”。从以上记载可以知道，可政和尚是一位“感通”类的僧人。他既然可以“状其迹”而感应释迦舍利，为什么就不能用感应的办法获得“玄奘顶骨”呢!

    二、另一种可能是：误将窥基的顶骨当成玄奘的顶骨。原因之一是，如前所述，终南山紫阁寺乃奉唐太宗之敕令而建，由开国元勋尉迟敬德监修。寺建好后，或说尉迟敬德的儿子宝琳曾于此出家，故紫阁寺又称宝琳寺。按：《旧唐书》尉迟敬德本传载，尉迟敬德卒，“子宝琳嗣，官至卫尉卿”，未说出家紫阁寺事。不管怎么说，紫阁寺与尉迟氏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紫阁寺可能就是尉迟氏的“家佛堂”。而窥基是尉迟敬德的侄子，永淳元年(682)入寂后初葬于樊村北渠平原上，靠近三藏奘师莹陇。至大和四年七月，京城安国寺僧义林及弟子令检在整修玄奘墓塔的同时，曾将窥基塔自平原上迁至玄奘塔右，建新塔供养，“徙棺见基齿，有四十根不断如玉”，众弹指言：“是佛之一相焉。”《佛祖统纪》卷42更具载：“引驾大师义林奏修慈恩塔。开冢之日异香袭人，真身侧卧砖台，具四十齿，容相如生，砖上金色苔厚二寸，如瑞芝状。”据此知，窥基的棺椁确曾在迁移中被开启过。不仅见其牙齿完好，且真身完整。会不会就在此次迁徙发棺中，其族中人或宝琳寺僧曾将其顶骨请归“家佛堂”紫阁寺供养?至宋端拱元年复被可政和尚携归建康起塔而瘗之。或是可政其人，或是其他人，错将窥基顶骨，即“慈恩”顶骨讹为“玄奘顶骨”?如可政和尚果真是从紫阁寺获得“顶骨”，鉴于窥基与紫阁寺的关系及寂后徙棺的情况，并非没有这种错讹的可能性。

    幸好玄奘大师墓塔尚在，迟早会有事实可予以验证的。

    (本文是2000年一个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修改后发表于《五台山研究》2001年第2期。由于初涉此一课题，资料掌握亦有限，论述较之后来略显粗疏，但基本观点相同。今收进本文集，以见研究之发端。论述不当之处，应以后来论文为准。——作者.原载于《五台山研究》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