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从事中韩(朝)文化交流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研究的重点在中韩佛教关系史，迄今已先后出版了《中期佛教文化交流史》(撰写1至13章、序言和附录)、《海东入华求法高僧传》(撰写全稿)、《中朝历史交往诗辑注》、《大觉国师义天年谱及作品系年》、《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等书，数十篇论文亦主要是这方面的内容。而《西安与海东》这本书则不仅与佛教有关，同时也与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有关。在写作的时候，我感受最深的是：原始资料的考订、甄别，是能否正确阐释历史、尽可能如实恢复历史本来面貌和抽象历史本质的关键所在。

    在这篇短序中，主要集中谈一下所谓由崔致远写的两种著作《上太师侍中状》和《经学队仗》是否真实的问题。

    首先谈《上太师侍中状》。

    从内容上看，此《状》颇有不经之文，难以凭信。如《状》文谓“高句丽、百济全盛之时，强兵百万，南侵吴越，北扰幽燕齐鲁，为中国巨蠹”。这里所说的“全盛之时”被特定在“隋皇失驭”而“征辽”之前的时段。查遍中朝(韩)两国古代的正史、野史，丽济二国断然未曾有过这样的“全盛时期”，隋代以前更不可能拥兵“百万”而侵吴越、扰幽燕齐鲁。固然，《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慕本王二年条曾载：“遣将袭汉北平、渔阳、上谷、太原”，但结果是“辽东太守蔡(“祭”字之误)彤以恩信待之，乃复和亲”。《后汉书》光武本纪对此则记作“辽东徼外貊人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辽东太守祭彤招降之”。同书东夷列传高句丽传作“辽东太守祭彤以恩信招之，皆复款塞”。高句丽扰固扰之，但并非什么中国之“臣蠹”。至于百济，其先本来只是卞韩的一个部落，又地处半岛之西南，至古尔王二十七年(262年)设官分治，国家管理机构才始臻完善。其两隔大海沧波与中国山东、江苏两省相对，其东与新罗相邻，其北须经带方、乐浪、靺鞨、高句丽数国后始得与中国通。从其始祖温祚王建国之第三年(前16年)起，便遭受靺鞨的侵犯，此后又不断与新罗、高句丽等邻国相互攻伐，虽有吞并邻国之心，但国小力弱，因此只好遇事持两端，企图坐收渔人之利，直至亡国而不知自悔。期间，于近肖古王二十七年(373年)向东晋朝贡，腆支王十二年(416年)第一次接受东晋之册封，此后于中国南朝宋、齐、梁、陈以及北齐、北周、隋、唐各代亦都一皆纳贡受封。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怎么可以设想它会有余力、有胆量越过夙敌高句丽的势力范围而进扰中国北方呢。固然，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历史文献中，曾有个别地方由于传译及书写的错误而导致记载的失实，如梁沈约所撰《宋书》载曰：“百济国，本与高骊俱在辽东之余千里，其后高骊略有辽东，百济略有辽西。百济所治，谓之晋平郡晋平县。”对这样一种属于孤例的失实记载，是极易理解，不难考证、核对的事情。崔致远深谙中国历史和朝鲜半岛的历史，怎么会肯认这样一条失实的记载而写出如此贻笑大方的状文来呢。如果说，所谓的“北扰幽燕齐鲁”尚有失实记载的孤例可为“依据”的话，那么，“南侵吴越”便纯粹是空穴来风了。崔致远更不会愿意去承担伪造历史的责任。

    从文章的结构上看，将此《状》与真正由崔致远撰写的表、状、启、碑铭等比较，差距太大，可以用“松散冗长”四字概括其特点。例如，自状文开头“伏以东海之外有三国”至“此乃我武烈大王之功也”这段占全文五分之三的文字所叙述的内容，离题离谱，对“要求护送贡品”这个主题来说，实属多余的文字，退一步来说，起码是冗长繁复的文字。有理由认为，这段长文正是作者“借题发挥”的“弦外之音”，是其真正想要表达的重点。但这位作者不应该是崔致远。

    从状文语言风格特点来看，此《状》与崔致远的其他状、表、启、碑铭文字比较，更有天渊之别。崔致远是新罗国在唐朝科举竞技场上的胜利者，是获得“进士”学位的留学生，不仅在儒学方面有较深的造诣，而且在诗、赋、骈文方面的涵养在海东学子中也是超群出众的，后人评价他说，“东文之倡，公实为宗”，并因此而推之为海东“文章之祖”，“东人仰之如神仙中人”。他的文章，最大的特点是带有明显的赋和骈文的色彩，而且用典很多。例如：“晓日出乎嵎尼，光融万象；春风生乎震位，气洽八埏……乌飞迅影，回轮昧谷之深；虎啸雄威，辍扇商郊之远。”“伏以当蕃，地号秦韩，道钦邹鲁；然而殷父师之始教，暂见躬亲。”……诸如此类，俯拾皆是，不胜枚举。而《上太师侍中状》则不同，既粗俗又缺乏文采，通篇几乎找不到一处用典的文字，让人很难相信如此拙劣之文是出自于一代文宗之手。

    此外还有两个细节也值得注意：在《与礼部裴尚书瓒状》、《新罗王与唐江西高大夫湘状》、《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中，崔致远习惯将高句丽称为“句丽”或“句骊”，但《上太师侍中状》却一反常例称之为“高丽”。这一称谓上的变化也是令人深思的。还有一处是，既已入唐，却不知当朝“侍中”为何人，岂不怪哉。这一怪现象的出现也是伪作者露出的马脚。

    综上所述，愚以为《上太师侍中状》是一篇伪作，并非崔致远的手笔。实际上，关于崔致远这次奉命出使唐朝的记载是十分可疑的。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真圣王八年(893年)，崔致远进事务策10条，同年，奉命为贺正使，但未成行。此后至唐亡(907年)的十四年间，只有真圣王十一年(896年)遣使入唐奏告让位事一次记载，奉使者不悉为何人。《崔文昌侯全集》引《三国史记》崔致远本传在叙述唐景福二年(893年)奉命为贺正使来成行事后，只提了“其后亦曾奉使如唐”一句，而《东国通鉴》崔致远本传则加入了《上太师侍中状》全文，但又将此《状》定为在唐任官时所写。至1983年韩国乙酉文化社出版的新装本第5版的《三国史记》的“崔致远本传”也将《上太师侍中状》全文嵌入。这些前后不一的情况说明，崔致远景福二年后再奉使入唐并非事实，他的传记是经过后人改动了的。最原始的版本可能只提到了唐景福二年的入唐未遂事，后来，有人代劳编造了《上太师侍中状》，《三国史记》崔致远本传于是楔入了“其后亦曾奉使如唐”一句，再后来干脆将《上太师侍中状》全文也插入了。

    其次谈《经学队仗》一书。

    类似于《上太师侍中状》的作品还有《经学队仗》一书。崔致远的著作，在《桂苑笔耕》“序”自述为《私试今体赋》5首1卷、《五言七言今体诗》100首1卷、《杂诗赋》30首1卷、《中山覆柜集》5卷；《新唐书》艺文志载为《四六集》1卷、《桂苑笔耕》20卷；《三国史记》本传除引《新唐书》所录外，又说有《文集》30卷。上述记载，均未载录《经学队仗》一书。至李朝崇儒抑佛，顺斋周世鹏上书给李晦斋，极赞崔致远的文章人品，推为“百世之师”，足以“配享先圣”；明宗十六年(1561年)大儒李子(退溪李景浩)赞助促成崔致远西岳书院之建并为之题额，当此之时也，他们仍然不知有《经学队仗》一书。直至后来编辑《孤云先生文集》时，始由其“后孙国述君积年蒐求遗文，而出货以付剞劂者”。据说此书“发明性理，暗先相符于宋儒之论”。但为什么却迟迟没有面世呢?卢相稷在《孤云先生文集重刊序》中是这样说的：书成当世，由于“俗皆不嗜”，“故先生亦不屑以示人”。而在高丽时期，则因为“诵佛益甚，不但不读《队仗》，亦鲜读先生诗文。惟四山碑铭一卷，播在四方。于此而求仿佛焉，故人不知真孤云先生矣”。愚以为，这种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仅在高丽朝，崔致远便于显宗十一年(1020年)被追赠为内史令，从祀先圣庙庭；十四年，复赠谥“文昌侯”。这不仅肯定了崔致远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是从文化角度、儒学角度给予的最高奖赏。此时，距崔致远辞世不过百年左右，设若崔致远真的撰有《经学队仗》一书，寻其遗稿比之又数百年后当更容易，出而示之于世人，不正是最合适的时机吗?然而未见这样做。直至时间又过了五百年，最高统治者大力推崇理学，为此数次下令，不仅推尊崔致远为“东方理学之宗”，而且荫及子孙，虽贫贱亦免服军役，勿入汰讲之例等等。于是，《孤云先生文集》的编辑被列上了议事日程。于是，从来没有人谈过、见过、记载过的《经学队仗》“遗稿”也就适时地被“发现”了，或者是“应运”出现了。人们很难相信，这应运而出的“遗稿”会是崔致远的遗作。笔者至今未曾面识此书，故无法从文法上去作进一步考证。

    从事历史研究，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对史料的考证。虽然每次考证未必能完全弄清真相，但一定会一步一步接近真相。考证，一定要将点与面、局部与全局联系起来分析，尽量地避免偏执。

    (本文是《西安与海东》的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