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占领南京的日寇在中华门外天禧寺旧址出土了所谓的“玄奘顶骨”及瘗藏“顶骨”的石函以后，古都长安兴教寺玄奘墓塔所谓被黄巢“发塔”、“玄奘顶骨”由僧可政传于金陵这件事便逐渐流传于世。全国解放以后，关于“黄巢发塔”、“玄奘顶骨”、“玄奘遗骸”被迁移之类的叙述屡见于报刊、书籍。最近媒体相关的报道亦不少。本文拟就此发表一些意见，力求去伪存真，还历史以真面目。
(一)千里之外语焉不详的金陵古记
媒体报道中所说的所谓玄奘遗骸迁葬“三铁证”，其实就是南京方面的三条史料。①今按时间顺序列举如下。
一是北宋天圣五年(1027)二月五日装函起塔供养的石函铭文。石函一侧刻：“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玄奘顶骨，早因黄巢发塔，今长干寺演化大师可政于长安传得，于此葬之。天圣丁卯二月五日同缘弟子唐文遇、弟文德、文庆、弟子丁洪审、弟子刘文进、弟子张霭”。另一侧刻：“玄奘法师顶骨塔初在天禧寺之东冈，大明洪武十九年受菩萨戒弟子黄福灯囗囗囗囗囗囗普宝迁于寺之南冈三塔之上，是岁丙寅冬十月，传教比丘守仁谨志。”此石函铭文于1942年在南京出土，同时、同处出土的还有一熔铸小箱，箱底部刻有“大唐三藏”及“壬申四月吉日”等字；箱盖外侧刻“大元至顺三年壬申四月吉日天禧寺住持弘教大师演吉祥置”。
二是景定年间(1260—1264)《建康志》的记载。此志卷46载：“端拱元年(988)，僧可政往终南山，得唐三藏大遍觉玄奘法师顶骨，为建塔归瘗于寺。”
三是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8)《金陵新志》的记载。此志载：“塔在寺之东，即葬唐三藏大遍觉玄奘法师顶骨所。金陵可政和尚得之于长安终南山紫阁寺。”
自北宋以后，迄于今，有关“玄奘顶骨”最“权威”的记载仅此三条，现在所看到的超出这三条记载的连篇累牍的关于玄奘顶骨迁葬的叙述、描绘，都是凭空的想象、臆测和演绎。
这三条记载是不是“铁证”?能否“一锤定音”确认兴教寺玄奘墓塔曾被黄巢发掘过?玄奘遗骸是否被迁葬过?玄奘顶骨是否已由金陵僧可政传归金陵长干寺起塔供养?
持肯定态度的人给人的印象是，凡是有文字记载的都是真实的、可信的，而且是将三条历史记载用加法得出总和而加以确认。对这样的治史态度和方法，笔者是不敢认同的。
在科学研究中，对待历史资料的科学、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愚以为应当把握以下几点：一是要对资料逐条加以考证核实，切忌见之即信。二是对记述同一事件的不同资料，在一般情况下，应该认为，最原始的记载最符合或最接近历史事实，后人超出原始记载的新记载，除非能出示可信的新依据或证据，否则应被视为故意造假或无意的传讹。三是经过考证核实的资料，特别是经过考证核实的最原始的资料最可信，最有价值。
下面即以这些原则，对上述三条历史资料进行评析。
(二)“铁证”不“铁”，金陵三条古记漏洞百出
僧可政于端拱元年(988)所谓从长安传得玄奘顶骨一事，当时无任何文字记载。传得顶骨的事情过去39年之后，可政早已死，石函铭文才记载可政的“同缘弟子”唐文遇等数人始将可政所得的所谓“玄奘顶骨”入函置塔供养，第一次提到“黄巢发塔”、“玄奘顶骨”得自于“长安”，但至此仍未提及获得“顶骨”的时间，也未说明是于长安获得“顶骨”事是可政告诉他们的还是他们猜测的。时间又至少过了133年，《建康志》记载变了，一是没有再提到“黄巢发塔”的问题，二是将得到“玄奘顶骨”的地点由“长安”变成了“终南山”，但没有出示、说明变化的依据。最应当注意的是，直到此时，才第一次明确提到获得“顶骨”的具体时间，即“端拱元年”。时间又过了至少77年，《金陵志》记载又变了，也没有再提“黄巢发塔”的问题，得到“玄奘顶骨”的地点又由“终南山”变成了“长安终南山紫阁寺”，但同样没有出示或说明变化的依据、证据。如此这般地将这三条资料按顺序排列开来进行分析，便可明显看出，到了南宋景定年间，实际上连金陵方面也已无人知道所谓“黄巢发塔”的事；而得到“玄奘顶骨”地点的变化多端，既而“长安”，既而“终南山”，既而“长安终南山紫阁寺”，离事件发生时间最久远的记载反而越周详，越完整，这违反了史料流传的常例，正好说明编写志书者落笔无据，不过是凭空猜测、主观臆想、执意修补、“完善”旧记载的漏洞而已，显然是一种故意的造假。弄巧成拙，反而露出诸多破绽。这样的资料可信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就是上述三条漏洞多多的资料，也仅仅谈到“顶骨”问题，压根就未涉及整个遗骸，可见有关玄奘遗骸从原墓塔中迁出另葬它处的种种说法便显得更加荒谬不经了。
(三)“黄巢发塔”子虚乌有，包括“顶骨”在内的玄奘遗骸至今仍瘗藏于兴教寺
关于1027年石函铭文说到的“黄巢发塔”问题，同样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首先，可政在黄巢起义军退出长安一百多年后始到长安(假设他真的到过长安的话)，作为一个外来人，他居然还能知道“黄巢发塔”的事情，那说明这件事震动很大，知道的人很多，传播很广。既然如此，正史、野史和长安、陕西方面的方志、杂记都应当有所记载，民间也应当有口碑传说，何况玄奘是如此影响深远的一位伟大人物!但事实是，不仅正史，而且连方志、野史、杂记都没有蛛丝马迹的记载，也无口碑传说。例如编写于公元1076年的权威性的方志，即宋敏求《长安志》就没有只字记载。所谓“黄巢发塔”的事件发生在长安，长安方面的历史实际应当比南京方面的石函铭文中的一句话更具权威性。但是，所谓“黄巢发塔”的事在长安方面根本就无蛛丝马迹可寻，找不到任何资料可以佐证，因此可以认为，“黄巢发塔”系子虚乌有，这不过是可政或他的同缘弟子为了给所谓的“玄奘顶骨”寻找“来源”，而虚构、杜撰的一个“故事”而已。这样，可政所得到的“玄奘顶骨”是玄奘的“真身”还是僧人借以传教弘法的“法物”就不言而喻了。所谓得自于长安、终南山、紫阁寺的说法便也不需辩驳了。
其次，从兴教寺的历史沿革、重修记载也可以看出兴教寺及玄奘墓塔在黄巢起义军占领长安期间，甚至在唐末长安经历了数次毁灭性的大乱都未受到大的破坏。且看沿革及重修情况：
穆宗长庆中(821—824)，寺僧昙景第一次小修寺、塔。
文宗大和二年(828)，长安安国寺僧引驾大德义林开始筹修玄奘墓塔，功未毕即告圆寂，其门人令检继承师之遗志，继续修塔。
开成四年(839)，玄奘墓塔整修功毕，令检尊师遗命，请刘轲为玄奘墓塔制塔铭。七月，令检从樊村北渠平原上迁窥基塔于兴教寺内，在玄奘舍利塔右前侧建塔供养。徙棺时，“见(窥)基齿四十根不断如玉”(《宋高僧传》本传)；“开冢之日异香袭人，真身侧卧砖台，具四十齿，容相如生，砖上金色苔厚二寸，如瑞芝壮”(《佛祖统纪》卷42)。
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起义军入长安。至中和三年(883)四月撤离长安。
宋元丰四年(1081)，京兆府官员吕公大防登兴教寺北少陵原畔望终南山及樊川秀色，遂命寺僧宴静于兴教寺北岗建玉峰轩。
元祐元年(1086)季春，张礼游长安城南，撰《游城南记》，谓兴教寺“殿宇法制，精密庄严。”
政和五年(1115)，同州(今大荔)龙兴寺僧广越法师从丰德寺东岭圆测塔中分出部分舍利及供养物，在兴教寺玄奘舍利塔左前方起塔供养，同时重修窥基塔。这时的慈恩塔院“金轮宝铎，层构双耸，矗如幻成，其下各环以广庑，神像崇周，左右以附(中略)，及于塔之前，创修献殿六楹落成。”(《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圆测法师佛舍利塔铭并序》)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赵崡撰《游城南记》，有关兴教寺的文字是：“游塔院，观三藏、慈恩、西明三塔，《三藏铭》刘轲撰；《慈恩铭》李宏度撰，俱建初书；《西明铭》宋复撰、书。吕大防所创玉峰轩，以玉案(峰)得名，当在寺后原畔，今独陈正峰(举)所为记，在殿壁间。寺僧有穴居者。壁间嵌古殿壁一块，唐人画地狱变相，仅存阎罗王、鬼三，大不盈尺，而狰狞之状骇人心目，亦一奇也。”此外还有《兴教寺》诗一首。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僧大荣改建寺宇，邑生员胡日德为铸新钟，钟铭中有“中有玄奘塔一，左右有慈恩、西明二塔，即诗所谓‘日斜山字显’者是也”等记载。
同治初(1862)，寺院毁于兵火，但三塔仍存。
民国八至十四年(1919—1925)，居士朱子桥及寺僧妙法(自理)禅师、妙阔法师先后重修兴教寺，整修三塔，建钟鼓二楼，建法堂大殿五楹，廊房十间。事后立《重修樊川兴教寺》碑。
民国十九至二十三年(1930—1934)，朱子桥主持再建塔亭(即塔后大遍觉堂)三楹、僧寮三楹、山门、院墙二百堵，重塑玄奘、窥基、圆测三师像，用银1800元。后于民国二十三年立碑记其事。
民国辛未年后，日寇侵犯中国，并逐步危及南京，国民党拟以西安为陪都，欲以玄奘精神振奋民心，于是改兴教寺为“护国兴教寺”，蒋介石及以下大员、地方官一同捐款大修兴教寺，至民国三十三年立碑记其事。
1949年以后，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在方丈常明法师及全体寺僧的共同努力下，兴教寺多次进行重修和扩建，面貌更加焕然一新。
自1953年以来，因兴教寺为玄奘大师葬所，国家领导人及印度总理尼赫鲁及外交部长、王子，还有其他各国政要先后来寺参拜观礼。
1961年，兴教寺被列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以上有关兴教寺的历史沿革及重修情况，一再证明兴教寺在黄巢起义军撤离长安后仍然完好存在，玄奘顶骨并未像天圣五年石函铭文记载那样被黄巢“发塔”而流落金陵，更不像后人演绎的那样，说什么玄奘遗骸已散失或被迁葬，而是仍完整地瘗藏于玄奘墓塔内，而且寺院住僧相继，香火未断，法事一脉相承。特别是公元1115年广越法师的重修更能说明问题，他身为本地僧人，更加了解长安世事的变迁及玄奘大师的身后事，并不怀疑玄奘舍利塔曾被发掘过，所以才建西明圆测塔于奘师墓塔侧，并增新窥基塔!后人关于黄巢起义军“发塔”或玄奘遗骸迁葬的种种猜测、叙述，既然都无史载加以佐证，显然应属杜撰编造。2003年户县《紫阁寺玄奘遗骨调研资料汇编》第九页载，元祐七年(1092)，在紫阁峪内建成现存的宝林寺敬德塔，并认为此塔就是瘗藏玄奘遗骸的“葬骨塔”。如果如其所言，一面是紫阁寺在为玄奘遗骸大兴宝塔，另一面是长安人竟对此事一无所知，乃至于17年后广越法师竟仍然要在玄奘墓塔旁建西明圆测塔，以便圆师徒三人死后团聚之梦，这可能吗?何况，至迟在明代，方志对紫阁峪宝林寺和敬德塔已屡有记载，明言寺塔由唐太宗敕建，尉迟敬德监修，在没有对古记考证核实以前，在没有对敬德塔发掘或科学勘探以前，便断言宝林寺塔为玄奘遗骸迁葬塔，这也未免太武断、轻率了。同样，上述《资料汇编》对《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关于玄奘丧事的那段话，即“都内僧尼及诸士庶共造殡送之仪，素盖幡幢、泥洹帐舆、金棺银椁、娑罗双树等五百余事，布之街衢，连云接汉，悲笳凄挽，响匝穹宇，而京邑及诸州五百里内送者百余万人。虽复丧事华整，而法师神枢仍在籧篨本舆”等等，也有误解，说什么玄奘是“厚葬”，陪葬品有“金棺”、“银椁”，并在此误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断言，黄巢“贪财”而“发塔”是“实为可能”的事，②然后又进一步将“可能”的事再确认为事实，声称紫阁峪内的“敬德塔”就是玄奘“迁葬”后的“葬骨塔”。事实是，《资料汇编》是将僧尼士庶共造的“殡送之仪”，即送殡的“仪仗”五百余事中的“金棺”“银椁”当成真的金银制品了。其实呢，这些所谓“金棺”、“银椁”不过就是像今天城乡民众送丧出殡时为死者制作的小汽车、飞机、别墅等等之类的模型、道具罢了。这是在坟前烧的东西，而不是随葬的财宝。何厚葬之有?再者，真正厚葬的达官贵人及皇族的墓室，在长安周围地面比比皆是，他们犯不着冒天下之大不韪专门去掘玄奘大师的墓。
最后再来考查一下可政这位“演化大师”是如何演法教化的。据《建康志》记载，金陵早在东吴时代即有一座瘗藏佛舍利的阿育王塔，后来，佛舍利丢失了，塔也毁了，“久之，舍利数表见感应。祥符中(1008—1016)，僧可政状其迹，并感应(得)舍利。状进，有诏复为寺，即其表见(舍利)之地建塔，赐号‘圣感舍利宝塔’。”按各代的《高僧传》分类，僧人一般划分为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神异)、遗身(忘身)、读诵、兴福、杂科(经师、唱导)等十类。从《建康志》所记可政唯一的一次弘法活动中，可以判定，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感通类”僧人，是以各种感应、显示种种神异为弘法手段，并藉以教化众生的。除此之外，再未见其有其他说教。凑巧的是，这件事的发生，上据其所谓从长安传得“玄奘顶骨”的时间竟不过十多年。这样，结合前面的分析，关于“早因黄巢发塔”而传得“玄奘顶骨”的记载在无史料佐证的情况下，自然不足为信。显然，他既然能感应得佛舍利，也就能用别的办法声言传得“玄奘顶骨”。
实际上，据释史文献记载，自印度、西域东来传法僧人带来，以及中国僧人西行求法时带回来的佛舍利及某某菩萨的圣物多得不计其数，这些佛舍利及圣物，其实只是些借以推动弘法教化的法物。可政声称“因黄巢发塔”而得到“玄奘顶骨”和他感应所得的佛舍利，与这些传法、求法僧人所带来(回)的法物并无不同之处，其目的亦不外乎借以帮助弘法教化。
当然，可政几乎在同时感应舍利、传得“玄奘顶骨”，无疑更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这就是随着唐王朝的灭亡，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佛教弘传中心也开始东移，长安佛教因此衰败到了极点；而在金陵方面，六朝时期曾经有过佛教传播的黄金时代，乘佛教势力东移之良机，重圆昔日繁荣之旧梦，这正是可政等金陵僧人的期望。有了好的期望，还得有一个“契机”，还得有一种“推动力”，于是乎就有了可政上述的两个行动。这是再合理又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可政弘扬佛法的释子之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历史事实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更改。何况对于一代佛教宗师、文化宗师、中华民族脊梁级的伟人，我们更不应该为了推崇他而反倒亵渎了他。何况，玄奘墓塔至今巍然屹立，也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其曾被盗挖过，便急急忙忙地肯定玄奘遗骸被迁移，顶骨传于南京，这显然是轻率之举。
(原载《兴教寺玄奘灵塔耀古今》，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
①“三条铁证”资料引自陕西省户县玄奘遗骨调研组2003年11月所编印的《紫阁寺玄奘遗骨调研资料汇编》第6—7页、19—20页。
②见陕西省户县玄奘遗骨调研组2003年11月所编印的《紫阁寺玄奘遗骨调研资料汇编》第20—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