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作为中国第一个国立译经场的草堂寺原本清清楚楚的历史，在一些人眼中突然变得无可稽考了。为此，笔者不得不再作如是略考以正视听。

    但凡叙谈草堂寺的历史，便不得不从西域龟兹高僧、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第一人鸠摩罗什至止长安译经弘法之事谈起，而罗什事迹则最早见之于梁慧皎《高僧传》本传。此《传》载，罗什于姚秦弘始三年(401)十二月二十日应秦主姚兴之请到达长安。“什既至止，(姚兴)仍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后来，大将军常山公显、左军将军安成侯嵩又“屡请什于长安大守讲说新经”，同时续出“三论”、《金刚般若》、《法华》等经300余卷。此间，姚兴以罗什为“天下莫二”之奇才，恐其“一旦后世”，“法种无嗣”，遂以妓女(即宫女)十人，逼令受之。“自尔以来，不住僧房，别立廨舍，供给丰盈。”

    据此则知：罗什在长安曾居住过的地方有四处，即西明阁、逍遥园、大寺及“廨舍”。综合《大品经序》、《大智度论序》、《<水经注>》的记载，可以确定姚秦时期的逍遥园的位置是在汉代长安城与渭河之间，《出三藏记集》卷10记作“渭滨逍遥园”(唐代所称之“逍遥园”则在今草堂寺一带)；西明阁位置亦应在姚秦逍遥园内或附近，《大智论记》第20载，罗什法师于弘始四年夏“於逍遥园中西门阁上，为姚天王出《释论》。”此“西门阁”应该就是“西明阁”之讹写。大寺则古今一辞公认为即今户县草堂寺之前身；“廨舍”在何处，古今无人考证，笔者以为即今之户县罗什寺，理由有二：“廨舍”实即罗什之“家”，离译经弘法之地“大寺”既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罗什寺东距今之草堂寺15公里左右，正得其中。此其一。从实际而言，“罗什寺”之名由来已久，因寺名而命“村”、命“堡”、命“区”，并见诸志书，其时间也已经不短，如《明一统志》谓“俗传”罗什寺中净土树乃罗什入关时憩息于此，出履中土于地而生者云云，只是其文简略得无法再简略了。除此之外，罗什寺之历史，无论于正史文献还是释史文献便全无可考之处了。罗什寺既真实存在而又在创建原因、时间方面记载缺如、语焉不详，说明它的历史有着“难言之隐”。这就不能不使人想到它可能就是姚兴为罗什所立之“廨舍”；罗什受妓女(宫女)虽是出于无奈，但却确实有违佛教戒律，因此是不便溢于言表，亦无法详诸于文字的，而要将此当作“寺史”来称颂、宣扬，那更是僧家一大忌。于是乎，纪念故宜纪念之，历史则必须略而又略之。此其二。窃以为这种分析不无道理。

    大寺的历史则大不相同，自后秦以降便屡见于青史竹帛，至魏末周初，大寺又有了新的发展。

    据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载：“世称大寺，非是本名，中构一堂，权以草苫，即于其内及逍遥园二处翻译……魏末周初，衢街稍整，大寺因尔成四伽蓝，草堂本名即为一寺，草堂东常住寺，南京兆王寺，京兆后改安定国寺。安定国西为大乘寺……安定左天街东畔八隅大井，即旧大寺之东厨供三千僧之甘泉也。”这段文字说明：一、草堂寺之名实始于此时；二、从“衢街稍整”及“京兆王寺”之名可以断定，这里所说的大寺既不在长安城内，也不在长安城近郊，而是在长安城远郊，与今之草堂寺的位置相符。

    又据《魏书》释老志载，北魏王朝曾于罗什所居旧堂所内建三级浮图，并访其“子胤”欲加“叙接”。北周明帝武成初年(559)，有西僧阇那崛多在草堂寺译经；唐代有飞锡、澄观、宗密等著名高僧在此弘法、撰述。金石竹帛为证，无需赘言。

    宗密禅师圆寂(841)后不久，“会昌法难”暴发(845—847)，因草堂寺非唐代敕额寺院，例在毁拆之列；又由于其地处京城之郊，且目标大，故荼毒之烈自不待言。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共65年)，寺毁僧散，剩添荒凉。

    可幸的是，至唐末五代初，“废寺”终又劫后重兴。其事详见宋乾德四年(966)二月十五日所立之《京兆府重修清凉建福禅院之记》。此《记》大略谓：唐乾宁年内(894—898)，有原草堂寺故院主和尚赐紫居进其僧，“特携虎锡，远访鹑郊，侍宝智禅师游逍遥废寺”(唐代时，称草堂寺一带为逍遥园)，不仅游之，而且深知此“是罗什译经之所，乃宗密造疏之园”。因此故，遂发重建之大愿，“欲希营构”，并且很快“蒙凤诏以允从”。但由于古草堂寺规模宏大，地域宽广，“南连远峤，尽为常住之(域)，北(界)长河，悉是伽蓝之地”。鉴于这次重建并非全面恢复，只是局部兴工，因此需要在偌大的废址上仔细选择重建具体地点。正在这个时候，继李唐王朝统治关中地区的后梁“京兆府观察判官天水正郎”于开平中( 907—911)“上申使府，特给公文，舍隙地于明街，崇福田于释氏”。于是乎，居进和尚等即时成立筹建机构，开始营建工作。可惜的是，在新寺初具规模之际，主役的居进和尚不幸病故，兴建之工于是告辍，时达数十年之久。后因后周显德(原碑作“龙德”，属错)初年(921)，世宗皇帝御宇，“忽行厘革，欲议废停”，往昔未竣工之草堂寺面临厄运。当此之时，“本府”复以“飞牒”奏告朝廷，请求免予废停，结果是“奉皇牒而准倩”，寺院终于幸免于难。然而由于辍工日久，“房廊渐坏”，故又有院主僧清绍，逍遥寺主僧清范，修造主大德赐紫修广等人众，同心竭力，“共崇大壮之功”，于是乎“红楼再建，宛如蜃吐之形；绀殿重修，几若凤(凰)之势；僧堂冰浩，唯易茜以(维)新；客位风(清)，亦去奢而即俭。香厨正肃，朱户精微，全资慕善之因，得契无为之(法)”。工役既毕，主事者于是立碑记其功德。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一)“游逍遥废寺”人中，有原草堂寺“故院主和尚”居进其僧，寺虽毁而院主尚健在，故不仅知道废寺所在之位置，而且还深谙寺院辉煌的历史。(二)此次重建之役，几乎是从一开始便是一种“政府行为”：先是“蒙凤诏以允从”；继而是“特给公文”，“舍隙地于明街”；最后是“飞牒”秦闻，“奉皇牒而准倩”。这些情况说明，无论是僧是俗，是官是民，都不是以“形同儿戏”的态度来对待这次重建的，进而又说明，其选址是认真慎重的。(三)以常识而言，恢复某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胜迹，理应在原址上重建，绝不会轻率到易址而建而又“指鹿为马”的地步。实际上，京兆府“舍隙地于明街”的“隙地”，就是古草堂寺遗址的一处地面；“明街”即魏末周初“衢街稍整”的“衢街”，或者就是其中的“天街”。因此，新寺建于旧址上，这是毫无疑问的。诚然，新旧寺院在大小规模方面存在着差别，即旧寺大而新寺小，但其同址、同脉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四)“会昌”毁寺至乾宁之“游废寺”，时隔不过数十年，即使文物荡然，民间口碑仍会不少。有人说寺毁之后“难觅遗迹”，其实是把人们的记忆能力估计得太低了。

    此外，微之于其他历史文献和验之于今寺内遗存文物，对上述结论也是非常有力的佐证。唐肃宗乾元二年(759)，长安高僧楚金禅师圆寂，至德宗贞元二十年(805)飞锡法师为其撰写《唐国师千福寺多宝塔院故法华楚金禅师碑》，其落款为“紫阁山草堂寺沙门飞锡撰”；又《宋高僧传》在为宗密禅师立传时，其题目则清楚地写为《唐圭峰草堂寺宗密传》；裴体为宗密立碑题为《唐故圭峰定慧禅师传法碑并序》。以上三种记载中，前一种出于“会昌法难”前，其明言草堂寺与终南紫阁山(峰)相连；第二、三种虽出于“会昌难法”之后，但其说亦必有所据，其明言草堂寺与圭峰相连。今天之草堂寺面对紫阁，地处东西圭峰之间，位置正与文献记载相符。至于草堂寺中文物，堪称珍贵者甚多，就其主要者而言，其一是鸠摩罗什舍利石塔。塔之雕造年份有异说种种，但最晚至盛唐已存世。以是故，在“会昌法难”以前此舍利塔已存在于草堂寺内，后寺虽毁而塔幸存，其不啻为草堂寺历史地域之标帜。其二是圭峰宗密禅师碑及其青莲之塔：宗密示寂于“会昌法难”前夕，佛教所面临的形势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所以，宗密遗诫弟子勿为其起塔，舍利藏于石室。至宣宗即位重兴佛法，始立塔竖碑(855)。王美陂《游南山记》载，在(草堂)寺“东南林薄中，有唐圭峰禅师葬塔”。直至本世纪50年代后期，此塔尚存，康寄遥居士谓其形制与罗什塔相同，只是石质略逊于后者，究其始，碑、塔应同在一处。至迟至金代，碑已移入寺中，有金代礼部尚书赵秉文(号“闲闲”)“佛尘先读草堂碑”，“唯有裴公无愧辞”诗为证。圭峰禅师塔、碑竖立于此，同样说明这里即是古草堂寺旧址。

    唐末五代以后，历代文人墨客记述草堂寺的文字及重修碑记日繁，且皆以古今草堂为同一法脉，信其不诬。此虽不赘，识者能鉴。

    综上所述，草堂寺的历史再清楚不过，正所谓文献历然，宝塔肃然，丰碑巍然。

    然而。空穴来风，虽可理解，然不得不辩正之也。

    (原载《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