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八九年以来，我先后捧读过崔正森先生等编撰的《五台山楹联牌匾集锦》、《五台山诗歌选注》和《五台山游记选注》三本书，感触良多，总概起来，主要的有这样几点：首先，从整体上看，这三本书和该丛书(五台山研究丛书)的其它分册诸如《五台山碑文集注》、《五台山佛经总目》、《五台山画册》、《五台山佛教音乐》、《三传点校注评》、《参天台五台山记校注》等等，一起构成了五台山研究集成，特别是五台山佛教研究的一项巨大基础工程。五台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山，对它的研究是多角度、多学科性的。仅从佛教这方面来说，对它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五台山作为我国佛教的四大名山之首，早在五、六世纪之际就已经闻名于世了。至唐代正式成为全国的四大佛教“灵境”之一(其它三处为泗州普光王寺，终南山南五台和右扶风之法门寺)。宋代，它又加进了四大佛教名山的行列。其享誉中外，至今盛名不衰。作为一座名山，它虽然是以文殊菩萨信仰为其特色，但其弘传的内容却又不限于这一方面。在中国佛教发展鼎盛之隋唐时代，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禅宗等宗派都先后传到这里，并形成弘扬各派学说的中心寺院。至元代，诸宗之外又增加了藏传佛教(即喇嘛教)。由此见其宗派的错综复杂、内容的丰富多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五台山佛教的长盛不衰情况，是很少有其它地方可以匹比的。作为封建王朝的帝都，诸如长安、洛阳、金陵、开封等地，虽然在一定时期里都有过自己的辉煌，但一旦失去其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之后，那些辉煌也便随之成为历史的一页被翻了过去。作为四大名山的其它三山，虽然很久以来都同样闻名中外，但无论从历史渊源方面，还是从弘扬内容广泛方面去看，却不能不说是望尘莫及的。可以这样说，在一千几百年的长时间里，中国佛教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在五台山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五台山佛教与中国佛教有其相同的统一性，也有相异的特殊性。因此，五台山佛教研究之所以必要，就在于其研究成果对中国佛教史能够起到一种充实和增补的作用。这样，如果将五台山佛教史比做一幢“大厦”，那末，上面提到的诸书就是支撑这一大厦的基础。但撰述至关紧要的是资料的准备，资料齐全丰富，著作的质量便有了百分之八十的保证。资料之来源，一正史、二释史、三古志、四碑铭、五游记、六联匾歌谣之类等等。相对地说，正史、释史易找，而其它各项资料的收集荟粹就有点象大海捞针，非费一番苦功不可。《五台山游记选注》等三本书正是作者多年来翻阅大量资料，巨细靡遗地进行摘录，然后再缜密筛选、考订释疑、去粗存精、弃伪存真后所编写而成的作品，是一分真正的心血的凝聚结晶。关心五台山研究事业的人，必定会喜欢和珍惜它们的。因为经过精选注释的这些游记、诗歌、楹联牌匾为研究者提供了多方面的资料素材，诸如高僧大德的弘法活动、古刹萧寺的遗址变迁、文殊化现的种种传说、宗派学说的传人与演变、释道儒三家的消长与融合、佛教与地方性宗教、佛教与政治、佛教与民族关系、边疆安全等。这些方方面面的资料都是时人根据所闻所见记录下来的，因而其可信程度亦较高，或许乍看起来未免显得零星无序，但一旦经过条分缕析，便可从中看出大文章。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却使广大研究者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不正是奠基者常常表现出来的高尚风采吗!
把《五台山游记选注》等书喻为五台山研究事业的基础工程的一部分，丝毫也不意味着对其学术价值的忽视或否认。校注工作涉及面广，要求校注者有广博的知识函盖面，这样才能于烦难之中展坦途，于朴朔迷离之中解真谛，做到注释文字准确精到，简明扼要，不冗不杂，俗可以解所惑，雅可以赏其巧。应当说，这几本书就是这样的作品。这些游记、诗歌、楹联匾额是在五台山这一特定地理环境、特定宗教氛围中产生的特殊作品，字里行间充满宗教气息，处处设有歧路迷津，俗人看后往往感到神秘难解，莫测高深，指其字个个能认，揣其意则似懂非懂，甚者乃至于摸不着头脑，诸如“宜雨亦宜晴”、“珠林花雨”、“山云水月”等等，即是如此。作者正是紧紧地把握着作品产生的背景，通过注释将隐藏于显浅文字中的深奥佛教义理揭示出来。设若没有深入的研究，怎么能够做到注释深中见浅、难义易明呢。客观地说，这三本书的确兼有资料价值与学术价值之美。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崔先生便编著并出版了这样三本书，洋洋洒洒五十余万言，堪称成果丰硕，可喜可乐。据我所知，崔先生身兼多职，事务性的工作够繁杂的了。在忙碌的事务工作中又能偷闲坐冷板橙，并且坐出了这样成绩，其在学术上的执着追求和顽强笔耕精神就更值得赞叹和学习了，当叮当作响的金钱正在擞抖威风，当许多人正忙于“务实”、“致富”的时候，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学科却象弃婴一样被冷落在一旁，日显捉襟见肘，举步唯艰。在如此艰难之中，崔先生居然还能甘居寂寞之乡，孜孜不倦以守其道。于是我不禁自问：科学文化一定都得和一个“钱”字挂起勾来吗?倘若如此，那“精神文明”岂不等同于“金钱文明”了吗?不过，这是题外之话了。
(原载《五台山研究》第1993年第4期，笔名程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