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可以说是从佛典翻译开始的。但中国佛典翻译究竟开始于何时，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中天竺沙门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来到洛阳，翌年译出《四十二章经》一卷，是为中国汉地译经的开始。但近代有的学者认为《四十二章经》不是最初传来的经，更不是直接的译本，只不过是东晋时代的一种经抄，是抄自经过法救改订了的《法句经》。①现在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中国佛教史上，翻译佛典确有史实可证，并在当时发生一定影响的，以汉末的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为最早，而佛教也就是在那时开始正式传入中国。由于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与佛典的翻译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随着佛典翻译数量的不断增多，翻译质量的不断提高，佛教在我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佛教在中国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又促使佛典翻译的进一步完善，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在唐代，我国佛教发展到了鼎盛，佛典翻译也达到了顶峰，无论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可以说都是空前绝后的。现在，我们要对唐代佛教作进一步的研究，那就应该对唐代的佛典翻译作一些考察。为此，特就唐代佛典翻译的特点，作些简要的论述和分析。

    唐代空前绝后的佛典翻译，是由许多特点构成的，归纳起来有：

    一  钦定译场  奉诏译经

    我国的佛典翻译，一开始规模狭小，后来译经事业不断发展，规模也逐渐扩大。在两晋以前，佛典翻译一直是属于私人的事业。东晋道安到达长安后，极力奖励译经事业，曾“请外国沙门僧伽提婆、昙摩难提及僧伽跋澄等，译出众经百万余言。常与沙门法和诠定音字，详核文旨”。②这时已经开始有了译场组织。但此时的译场，仍然属于私人事业，场所很不固定，设备简陋，也没有帝王直接的支持。有比较固定的译场，并受到帝王直接支持，乃是从鸠摩罗什开始的。

    后秦鸠摩罗什到长安，受到姚兴的礼遇，被奉为国师，并为他在长安逍遥园建西门阁，作为译经的场所，这是国立译场的开始。以后，北凉有昙无谶主持的姑臧闲豫宫译场；东晋有佛陀跋陀罗主持的建业道场寺译场；刘宋有求那跋陀罗主持的建业祗洹寺译场和荆州辛寺译场；梁武帝时有僧伽婆罗、僧佑、宝唱等先后主持的建业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等译场。其后北魏迁都洛阳，宣武帝将永宁寺作为菩提流支等译经的场所。这时的大部分译场，已经带有国家设立的性质，译经也大都是奉敕进行的，但毕竟由于初创，机构很不完备。直到隋代，隋炀帝专门为彦琮等于洛阳上林园建立翻经馆，有了“翻经博士”的名称，这才可以说是真正的国立译场即钦定译场的开始。

    完善的钦定译场和全面地奉诏译经，是在唐代。唐代从太宗贞观三年(629)开始组织译场，历朝相沿，直到宪宗元和六年(811)才终止。前后译师达二十六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波颇、玄奘、义净、不空等主持的译场。

    中天竺波颇于唐高祖武德九年(626)来到长安后，敕住大兴善寺。贞观三年(629)奉诏于大兴善寺设立译场，翻译佛典，世称兴善译场。十九年，玄奘自印度回国后，唐太宗即为设译场于长安弘福寺。二十二年，皇太子李治为纪念其亡母文德圣皇后，专门营造大慈恩寺，同时别造翻经院，令玄奘移就专门从事译经。这个译场规模宏大，设备完善，是唐代最大的钦定译场，玄奘曾在这里翻译了许多重要经论。玄奘晚年，又在玉华宫组织译场，译出了六百卷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后来，唐中宗为义净在大荐福寺设立翻经院，敕命他译出《浴象功德经》、《毗奈耶杂事》、《二众戒经》等二十部。其后又有不空奉敕重兴大兴善寺译场，译出《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大乘密严经》、《金刚顶经》等。这些译场，都是国家设立的钦定译场，所有经费都由国家供给。主持这些译场的高僧，都是奉诏译经。因此，在他们所译出的经典前面，常在译号之处冠有“奉诏译”等字样。

    二  诏集天下英才  严密翻译组织

    初期译经，基本上没有翻译的组织。如安世高那时的译经，只是“宣译众经，改胡为汉”。③似乎是他一人独自翻译，没有汉人为之助译。后来支娄迦谶来到洛阳译经时，已有“河南清信士孟福、张莲笔受”，④说明当时至少已有二人对译。以后则逐渐分别设立译主(译经的主持人)、传语(亦称“译语”、“度语”等，系将译主诵出的梵文译成汉语)、笔受(将梵语意义写成汉文)等职司。如竺佛念翻译《般舟三昧经》，就是“谶(支娄迦谶)为传言，河南洛阳孟福、张莲笔受”。⑤随着译经事业的不断发展，助译的人数逐渐增多，分工也渐趋细密。到了隋代，佛典翻译的组织比以前更加进步了。但是，翻译组织之发达完备，翻译人才之精萃汇集，分工之细密善巧，还是以唐代为最。

    在唐代，早在贞观三年(629)波颇奉诏于大兴善寺译经时，就“搜扬硕德备经三教者一十九人，……沙门慧乘等证义，沙门玄暮等译语，沙门慧赜、慧净、慧明、法琳等缀文。又敕上柱圆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散骑常侍太子詹事杜正伦参助勘定，光禄大夫太府卿萧璟总知监护”。⑥此时的译经组织，除译主外，已有证义、译语、缀文、勘定、监护等分工。到玄奘翻译时，更由朝廷诏集天下英才，建立了严密而又完善的译经组织。如他在长安弘福寺开始翻译之际，即由朝廷从全国各大寺院诏集高僧大德。当时参加玄奘译场的，有证义大德十二人，“即京弘福寺沙门灵润、沙门文备，罗汉寺沙门慧贵、实际寺沙门明琰、宝昌寺沙门法祥、静法寺沙门普贤，法海寺沙门神昉、廓州法讲寺沙门道深、汴州演觉寺沙门玄忠、蒲州普救寺沙门神泰、绵州振响寺沙门敬明，益州多宝寺沙门道因等。”缀文大德九人，“即京师普光寺沙门栖玄、弘福寺沙门明濬、会昌寺沙门辩机，终南山丰德寺沙门道宣，简州福聚寺沙门靖迈、蒲州普救寺沙门行友、栖岩寺沙门道卓、幽州昭仁寺沙门慧立，洛州天宫寺沙门玄则等”。字学大德二人，“即京大总持寺沙门玄应”。证梵语梵文大德一人，“即大兴善寺沙门玄谟”。此外尚有专人充当“笔受”、“书手”，等。⑦以后，玄奘又请求唐太宗派遣通文的学士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蒋元超，李义府、杜正伦等，对所译经典进行校阅、润色。⑧可见玄奘译场的翻译组织已非常庞大而又十分完善，参加助译的，确实都是全国各大寺出类拔萃的人物。

    唐代义净的译场，也是组织庞大，人才毕集。例如，他在大荐福寺翻经院译出《浴象功德经》等时，参加助译的人员有：“吐火罗沙门达磨末磨、中印度沙门拨弩证梵义，罽宾沙门达磨难陀证梵文，居士东印度首领伊舍罗证梵本，沙门慧积、居士中印度李释迦度颇多等读梵本，沙门文纲、慧沼、利贞、胜庄、爱同、思恒等证义，沙门玄伞、智积等笔受，居士东印度瞿昙金刚、迦湿弥罗国王子阿顺等证译，修文馆大学士特进赵国公李峤、兵部尚书逍遥公韦嗣立、中书侍郎赵彦昭、吏部侍郎卢藏用、兵部侍郎张说、中书舍人李义、苏颋等二十余人次文润色，左仆射舒国公韦巨源、右仆射许国公苏瓌等监译，秘书大监嗣*(左豸右虎)王邕监护。”⑨

    唐代的译经组织，完善而又周密，分工明确且逐步成为定制。据《翻译名义集》卷三、《宋高僧传》卷三和《佛祖统纪》卷四十三等记载，主要分工有：

    (一)译主。即译场主持人，在译经时手执梵本，坐于译场的中间正位，面朝外，口宣梵语，大声宣读。

    (二)证义。又称证梵义，译经时坐在译主的左面，与译主评量已译出的梵文意义与梵文经卷原文有何不同，以便酌量修正，不使发生理解上的错误。

    (三)证文。亦称证梵本，译经时坐在译主的右面，听译主高声诵读梵文，以检验诵读中有无差误。

    (四)书字。又称度语、译语或传语等。系根据梵文原本写成中文，但仍是梵音。

    (五)笔受。又称执笔，即翻梵音为中国语言。

    (六)缀文。又称次文，负责调理文词，把梵文的倒装句等重新组织成符合汉语习惯的句子，使成句义。

    (七)参译。又称证译，参核汉梵二种文字，使之完全相合，不出语意上的错误。

    (八)刊定。别称校勘、总勘、铨定。刊削冗长、重复的句子成为简炼的句子，定取句义。

    (九)润文。又名润色，位于译主的对面，负责润色文辞。

    (十)梵呗。用高声念经的调子将新译的经唱诵一遍，以检验其是否顺口顺耳，美妙动听。

    (十一)监护大使。由皇帝钦命大臣，监阅译经。

    此外，有的译场还没有“证禅义”一职，专门评量有关“禅法”的含义。唐代中期所设，沙门大通曾充任此职。

    唐代所译经典，综合了众人的才智，它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因而质量较高。唐以后，宋明虽仍有佛典的翻译，但成绩平平，远不如唐代那样昌盛。

    三  中国僧人为译主  帝王为译经作序

    我国的佛典翻译，自东汉起到唐代为止的七百年间，从事翻译的多达百余人。在唐代以前，虽也有中国人参加佛典翻译，但译主绝大多数为外国人。据不完全统计，唐以前中国僧人独立进行翻译的，有帛法祖、竺佛念、智猛、道泰、法盛、昙曜、居士沮渠京声等，但他们所译经典都不是很多。其他如法显，智严、宝云等，大都是与他人合作翻译。至于道安、慧远等，虽对佛典翻译有巨大贡献，但大都是组织他人翻译，自己并未躬与译事。而道生、僧叡、僧肇、法钦等，也只是参加助译，没有独立自任译主。因此，唐代以前，我国的佛典翻译，基本上是由外来沙门执牛耳。真正由中国人自任译主、组织译场进行佛典翻译的，是唐代的玄奘和义净。他们二人先后游学印度，入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学习大小乘佛教，然后各自携带大量的梵本经、律、论回国。由于他们都精通梵文，故能自任译主，无需他人转梵为汉，翻译质量大大提高。

    玄奘不仅精通梵文以及古印度的方言俗语，而且对于大小乘经论的义理无不洞达，所以他能自任译主，在翻译中得心应手。道宣在叙述玄奘翻译时的情景说：“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又说：“世有奘公，独高联类，往还震动，备尽观方，百有余国，君臣谒敬，言议接对，不待译人，披析幽旨，华戎胥悦，唐朝后译不屑故人。”⑩

    义净亦精通梵文，故和玄奘一样能自任译主，所译经典，也是超类拔群。唐中宗在其所制《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中谈到义净的翻译时曾说：“古来翻译之者，莫不先出梵文，后资汉译。摭词方凭于学者，诠义别禀于僧徒。今兹法师不如是矣，既娴五天竺语，又详二谛幽宗。译义缀文，咸由于己出；指词定理，匪假于旁求。超汉代之摩腾，跨秦年之罗什。”从而称颂他是“梵宇之栋梁”，“法门之龙象。”(11)

    唐代不仅有玄奘、义净那样既精通梵文又洞达佛教义理的中国人自任译主，而且新译出来的经论，常由帝王御制圣教序，标于经首。唐代以前，为经、论作序的，大都是佛教僧人。偶而也有一些王公大臣为经、论作序，但很少有帝王亲为制序的。见于佛教史籍记载的，只有大梁皇帝曾作《注解大品经序》。唐代情况就不同，一些高僧大德译出的经、论，常有帝王为之作圣教序。唐代佛典翻译家比较著名的有玄奘、义净、实叉难陀、菩提流志、善无畏、金刚智、不空、般若等，世称唐代八大翻译家。在这八大翻译家中，有六人所译的经、论，皇帝为之作经序。

    唐玄奘在译出经、论后，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二年(648)为之作《大唐三藏圣教序》，皇太子李治也为之作《三藏圣教记》。后来，太宗又命皇太子为玄奘所译《大菩萨藏经》作后序。

    义净译出经、论后，先有武则天为制《大周新翻三藏圣教序》，令标经首；后有唐中宗为作《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颂扬义净的翻译成就。

    实叉难陀在东都大内大遍空寺翻译《华严经》时，“天后(武则天)亲临法座，焕发序文，自运仙毫，首题品名”。(12)其所作序名《大方广佛华严经序》。此外，武则天还曾为之作《大乘入楞伽经序》。

    菩提流志译出经、论后，唐睿宗为之“御笔制序，标于经首”(13)即《大宝积经序》。

    不空在译出经、论后，唐代宗先后为之作《仁王护国般若经序》和《密严经序》。

    般若在译出经典后，唐德宗为之作《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序》。

    此外，地婆诃罗(日照)译出经典后，也有“天后亲敷睿藻，制序标首”，(14)名为《大唐新译三藏圣教序》。

    四  完整的梵本  创新的翻译

    初期来我国译经的西域僧人，大都没有梵文原本经典，仅凭其记忆背诵而已。后来译经事业不断发展。不仅来华的外国僧人常常带来梵本经典，而且出现了一批西行求法者，他们也携回不少梵本，于是逐渐有了手执梵本、口宣汉言那种译经方式。但是，在唐代以前，凭以翻译的梵本，仍是很不完整的。隋代僧就曾说：“致来梵本，部夹弗全，略至略翻，广来广译。”(15)唐代译经则梵本齐全，仅玄奘和义净二人从印度携回的梵文原本经典，数量就超过以往的任何朝代。此外，先后来华的外国僧侣如波颇、那提、菩提流志以及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都曾携带来一些梵本经典。

    唐代不仅梵本经典齐全，而且翻译方法也有所创新。如唐代的玄奘，改变了过去的传统翻译方法，创造了一种比较严谨的、科学的翻译方法，即所谓新的直译法。由于玄奘对祖国文字有很精湛的造诣，兼娴梵书，所以他所译的经、论，无论在文字上和义理上都能做到切合于原典，到达了近代所谓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由于这种新的译法可与梵文原本相对照，不失其原意，所以有人称之为意译、直译圆满调和之法，能使所翻经、论，华梵吻合，无有间隔。如道宣曾称玄奘的翻译是文质相兼，无违梵本。玄奘这种新的译经方法，在中国佛典翻译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从而把中国译经史划分为二个时代，称玄奘以前的翻译为旧译时代，玄奘及其以后的翻译为新译时代。因为从玄奘以后，我国所有的佛典翻译者，基本上都沿用了玄奘所创的新的翻译方法。

    五  总结译经规则  翻译因明著作

    在译经事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一些译经家们为了提高翻译质量，不断创建了一些译经规则。最早系统地提出译经规则的是晋代道安。他把译经规则归纳为“五失本、三不易”，即在翻译中有五种情况不能与原本一致，有三种不容易翻译的情况。这种“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规则，对后来的翻译有一定的影响。后秦的鸠摩罗什对此就很推崇，并在翻译实践中奉为指针。他曾说：“予既知命，遇此真化，敢竭微诚，属当译任，执笔之际，三惟亡师五失及三不易之诲，则忧交怀，惕焉若厉……”(16)隋代彦琮对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也深表赞赏，认为“详梵典之难易(三不易)，论译人之得失(五失本)，可谓洞入幽微，能究深隐”。(17)他并以此为基础，总结性地提出了“八备”的翻经规则：

    (一)“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指翻译的人应诚心诚意爱护佛教的道理和教益，立志救人救世；对翻译工作要有恒心。

    (二) “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谓翻译的人要有高尚的品德，执法守戒。

    (三)“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指翻译的人要博通大小乘佛典，不致对佛教义理有不明白的地方。

    (四)“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谓翻译的人要知识丰富，通晓佛教以外的知识，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译出的经不致拙笨。

    (五)“襟抱平恕，器重虚融，不好专执”。指翻译的人要公平、虚心，不可固执己见。

    (六)“耽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炫”。谓翻译的人要潜心佛理，不追逐名利，营私渎职。

    (七)“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指翻译的人要精通梵文，解析经义，翻译达雅。

    (八)“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指翻译的人要懂得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译文要流畅优美。(18)

    彦琮的“八备”翻经规则，对以后的翻译也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在唐代，译经规则更加趋向完善。玄奘在译经中，对道安、彦琮所创的译经规则都有所借鉴。特别对彦琮的译经“八备”，十分赞赏。据说他曾将“八备”抄录下来，张贴在译场里，要参加翻译的僧侣严格按照行事。不仅如此，他还在彦琮译经“八备”的基础上，另外创造了一种“五不翻”的译经规则：

    (一)“秘密故，如陀罗尼”。谓佛教的秘密译音，如陀罗尼咒语等。

    (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谓一种名词具有多种含义，需要长篇大论解释的，应译音。

    (三)“此无故，如阎净树，中夏实无此木”。谓中国没有的东西，应译音。

    (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谓从前已有译音的，不再译为汉语意义。

    (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谓用音译，更能使人听了觉得有深刻的意义。如般若一词，译成智慧，便觉轻浅，不如音译尊重。(19)

    玄奘创立的“五不翻”译经规则，使我国的佛典翻译规则趋于更加完善，从而使佛典翻译达到了顶峰。

    玄奘不仅在翻译规则方面有所创新，而且第一次系统地翻译了印度的佛家逻辑——因明著作。在唐代以前，虽然也曾有吉迦夜翻译的《方便心论》，毗目智仙翻译的《回诤论》和真谛翻译的《如实论》等属于因明的著作，但由于这些著作都是印度初期的因明作品，其理论还不很成熟，所以这些论书传来中国后，并未发生重大影响，只有当玄奘先后译出了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和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后，印度的因明才可以说正式传入中国汉地。由于玄奘翻译了因明著作，同时又为参与译场的僧侣和徒众详作讲述，阐发隐义，使他的许多弟子都根据随闻笔录，加上自己的理解，“竞造文疏”。据不完全统计，其弟子辈先后为《因明入正理论》所作的疏记有二十三、四部，为《因明正理门论》所作的疏记有十六、七部，其中比较著名的，先有神泰的《因明正理门论述记》、靖迈的《因明入正理疏》；后有文备的《因明理门论疏》、文轨的《因明入正理论疏》等。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则是得着玄奘亲传的窥基所撰的《因明大疏》。后来窥基的弟子慧沼又作《因明入正理论义断》、《义篡要》、《续疏》等，慧沼的弟子智用则作《因明入正理论疏前记》和《后记》。从此因明之学在唐代得到了充分发展，并对法相宗的建立和唯识学的流行，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帝王的支持，玄奘、义净等翻译大家的辈出，建立了完善的译场，创造了新的译经方法，总结并创立了新的译经规则，从而形成了唐代佛典翻译事业独特的特点，使得译经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登立了译经史上的最高峰。其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还由于唐代文化的鼎盛和佛教本身的发展。

    唐代，由于政治上的强大，封建经济的空前繁荣，也带来了文化的高潮。特别是文学艺术，出现了百花齐放的鼎盛局面。唐代的诗歌、散文、雕塑、绘画、书法、音乐、舞蹈等各个方面，都有空前的发展。这一切，都为佛典翻译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佛教本身在唐代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一些著名的寺院，研习、讲解佛典，蔚然成风。一些高僧大德对佛典竞作注疏，有的甚至创造性地独立撰写佛学著作。这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佛教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造就了一批佛学大师，这就为佛典翻译准备了各方面的人才。玄奘、义净等主持的译场，一下子能从全国各大寺院调集那么多的高僧大德来充当各方面的助译人员，这只有在佛教发展到唐代那样的条件下才能办到。因此，佛教本身的发展，也是唐代佛典翻译所以能登上顶峰的重要条件。

    唐代的佛典翻译，在中国译经史上确实是空前绝后，但也并非完美无缺，这主要表现在玄奘的翻译上，尚有某些美中不足之处。

    (一)玄奘的翻译，并非完全忠于原本

    玄奘的翻译，究竟是否是唯一精确直译之文，近代有些学者已经提出不同的看法。吕澂先生曾认为，玄奘的翻译并不是完全忠于原本的。他对玄奘的翻译提出了三点看法：“一、奘师译文与其谓为忠实之直译，宁谓为忠实之意译。二、奘师意译与其谓为信于原本，宁谓为信于所学。三、奘师所宗与其谓为护法之学，宁谓为晚起变本之说。”在他看来，玄奘的翻译，乃是“恃其天才，纵横演绎，其短长得失固有可议”之处。(20)他的结论是“奘师喜以晚说改易旧文，严谨实有不足”。(21)他的这些论断，颇为精当。例如《成唯识论》，名义上是玄奘的翻译，实际上有许多玄奘自己的观点，可以说等于是一部自著。因为这部书，是将印度十大论师(亲胜、火辨、德慧、安慧、难陀、净月、护法、胜友、胜子、智月)对世亲《唯识三十颂》所作的注疏揉合在一起翻译而成的。但玄奘在翻译时，只是以他所传的护法论师的观点为主，其他论师的思想，就没有能完全反映出来。这样，后世学者在研究唯识学时，就无法窥见其他九家论师的全部思想，从而不能在学术思想方面作参证、比较的研究。这说明玄奘的翻译，并非是完全忠于原本的直译，而是信于戒贤所传护法一系的学说，因而对原本是有所取舍的。

    (二)玄奘在翻译过程中，宗派观念比较严重

    玄奘翻译，由于一切“都由奘旨，意思独断”，(22)故宗派观念比较严重，容不得不同意见。例如法藏一度曾参加玄奘译场，“后因笔受、证义、润文见识不同而出译场”。(23)这说明玄奘不能听取不同意见。又如《法冲传》载有玄奘曾因宗派观点而歧视旧译佛经的情况：“三藏玄奘不许讲旧所翻经。冲曰：君依旧经出家，若不许弘旧经者，君可还俗，更依新翻经出家，方许君此意。奘闻遂止”。(24)又如玄奘在翻译中表现出来的门户之见也令人颇为吃惊。据说他从不公开宣讲新译出的经、论，而且在讲解时，除了他的弟子以及各州派来的听学僧外，决不允许其他人参加旁听，严禁闲杂人等接近译场。即使是他的弟子，有时亦被拒之于门外。如《圆测传》记载：玄奘“为慈恩基师讲新翻《唯识论》”时，其弟子圆测也不得前往听讲，只能“赂守门者隐听”。玄奘讲《瑜伽》，圆测也是“同前盗听受之”。(25)玄奘为窥基讲新译论书，还不许圆测前往听讲，可见其门户之见和保守思想的严重。

    以上二点，可以看出玄奘的翻译也有美中不足之处，但比起他在翻译上的贡献来说，毕竟是瑕不掩瑜，因为玄奘的翻译，在中国译经史上终究是空前绝后的。

    ①见吕澂《四十二章经抄出的年代》，《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277页。

    ②《高僧传》卷5。

    ③《出三藏记集》卷13。

    ④《开元释教录》卷1。

    ⑤《高僧传》卷1《支娄迦谶传》。

    ⑥《续高僧传》卷3《波颇传》。

    ⑦《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

    ⑧《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8。

    ⑨《开元释教录》卷9。

    ⑩《续高僧传》卷4《玄奘传》。

    (11)影印《宋碛砂藏经》第136册。

    (12)《开元释教录》卷9《实叉难陀传》。

    (13)同上《菩提流志传》。

    (14)同上《地婆诃罗传》。

    (15)《历代三宝记》卷12引《新合大集经序》。

    (16)《出三藏记集》卷8《大品经序》。

    (17)《续高僧传》卷2《彦琮传》。

    (18)参见《续高僧传》卷2《彦琮传》。

    (19)参见周敦义《翻译名义集序》。

    (20)《观所缘释论会译·附论奘译本之特征》，《内学》第4辑。

    (21)《辩佛学根本问题》，《复熊十力书七》，载《中国哲学》第11辑第177页。

    (22)《继高僧传》卷4《玄奘传》。

    (23)《宋高僧传》卷5《法藏传》。

    (24)《继高僧传》卷35。

    (25)《宋高僧传》卷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