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与“人间佛教”命题相关的知识研究行为，尤其是在全球华人学者社群中，方兴日盛，诸如本次集合两岸四地学者研究成果的“全球化的当代佛教”学术盛会，即是明证之一；众所皆知，佛教这个世界性宗教信仰传统，起源于二千六百余年前的亚洲印度文化区域内，其僧团及信徒社会组织，于当今东亚与东南亚地理区域，甚至远布于美、欧、非、大洋洲等人类居住地区，皆顺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脉络而演变，以及随着不同物质条件而调适，开展出当代不同的佛教风貌与体质，而其传统教义中世俗与神圣之分际，如“烦恼与涅槃”，以及超凡入圣的修行位阶观点，如“凡夫-菩萨-佛”，皆能实际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社会道德行为机制，成为规范各地社会生活之理想基础，此皆充分地显现出，众多长老法师与前辈学者，所昭示的佛法“人间性”之观点；所以笔者以为，当代学者研究诸如佛光山星云法师所提出的“人间佛教蓝图”、“行佛”等等佛法实践性命题，等同于研究现代佛教其信仰、教义与所承载之团体，如何在全球及地区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角色定位与功能发挥的，一个独立的“人间佛教学”专门知识建构工程了。
知识，是人类生活中，一个具体存在的社会事实，研究者针对不同的自然与人文社会现象，加以观察、实验、分析，最后归纳其起因、发展脉络、及影响等，因而产生各种不同的知识，据以研究或解释其他的人类自然与社会现象；人类知识因为研究对象之不同，可分为不同的研究领域(field of study)或学科(discipline)，以作为集体知识经验传承，并持续发展的教育机制基础，而随着人间社会生活的多层次与多面向的演进事实，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知识研究领域，也产生不同层级的教育机制发展现象，如现代高等院校及学术研究单位，均区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巨型知识领域，其下又分出如物理、化学、生物、语文、哲学、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等不同学科领域，更有如宇宙物理、生物化学、考古人类、经济地理、政治哲学、宗教社会学等等，独立的跨学科专门知识研究领域之发展，学者的研究行为以及未来学者的培养完成，皆须透过这不同分界与层级的人类知识社会体系，得以安置并进行。
但是笔者近年来，阅读学习当代华人学界对“人间佛教”命题相关研究成果之后，产生“人间佛教学”专门知识范围应该在哪里的困惑；拜读诸多先进学者的论文及著作，有研究梵、巴、汉、藏文经律论典的、有研究南北藏传思想比较的、有研究文献史料考据的、有研究文学、音律、艺术运用等等不同知识面向，但极少数涉及到如贫穷与发展、犯罪矫正、教育辅导、社会文化变迁、不同宗教对话等当代人间社会课题，甚至关于佛教本身延续推广之教团发展课题，如佛教徒风貌变迁、佛教信仰发展之社会条件与限制等主题，都很难搜集到，那么，前辈学者所探索的佛教“人间性”知识及其运用，到底是如何地呈现在其研究知识成果中呢?
这份抓不住整体学习方向的困惑，于阅读台湾江灿腾教授于2006年5月23日《中国时报》发表一篇名为《人间佛教，台湾品牌》文章之后，达到最高点；江教授于其文中，对于当代台湾地区本土性“人间佛教”思想论述之扎实成果，在华人佛教知识研究领域之影响力日增现象，表达欣喜之意，但文中也评论在当时刚落幕的，首届涵盖台湾海峡两岸佛教界人士之“世界佛教论坛”，其结语说：
“由于‘人间佛教’一词，非属专利品，所以包括两岸的学者和许多经营大道场的僧侣，都乐于自行再定义；然而其泛滥程度，几等于无原则和无检别。这才是最大的隐忧。所以，如何回归到人间佛教论述的基本面作严格的检验，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依照这段结语所述，江教授倡议，台湾地区研究“人间佛教”相关主题之学者社群，应给予参与者一个精准研究规范，使得如“人间佛教”等等基本名词之定义，不能任人望文生义，而有一个普世学者都能同意遵循的共同认知；这个建议，笔者身为一末学新进，深有同感，但疑惑的是，台湾研究关于“人间佛教”命题之知识成果，已经发展出一个可以规范学者认知与辨别，所谓现代佛教内涵之专门知识基础了吗?换句话说，当代台湾地区的“人间佛教学”研究领域之知识范畴，已经清楚成熟到如“电机工程”或“总体经济学”等独立研究领域了吗?还是所谓当代“人间佛教”相关主题研究，仍然只是台湾学术界中，“佛教哲学”这个哲学学科知识次级领域之下，一个分支流派而已?如果后者属实，那又如何规范其他普世的自然与社会学科领域学者，以及实际肩负延续佛教信仰传承的两岸四地社会宗教团体，对于佛教人间性主题的研究方向与行动层次呢?
因此本文预备以笔者仍在学习中的社会学知识基础，试图了解当代“人间佛教”学术研究成果，是否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知识研究领域，以响应江教授文中所提“根本解决之道”呼吁；首先，笔者将概述宗教与社会学学科领域发展的关联性，由当代社会学知识角度，来探讨研究佛教之“人间性”或“社会性”发展面向的可能性；接着将简述上个世纪初，中国太虚法师所开启的现代“人间佛教”思潮的社会运动意涵，并尝试勾勒台湾地区关于佛教学研究发展现况，来了解两者之间的知识延续性；再以“研究者”、“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构成一个研究领域三个重要结构性元素，来讨论如何拓展一个“人间佛教学”研究领域，以图延续这佛教现代化之社会运动内涵，最后笔者尝试提供几个未来“人间佛教学”的知识发展面向，以作为促进未来跨宗教与社会科学学科的整合研究之刍议。
由于笔者长年工作与就读于美国，对于台湾地区及整体华人学界发展认识有所不足，或甚至有遗漏误解之可能，所学尚浅，因此期望前辈学者与以指正及教诲。
一、社会学研究领域内的“人间佛教学”
宗教现象之存在，与其衍生的世俗社会团体及机能制度，对于现代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之建立，有密切不可分之历史关系；社会学简言之，是探讨个人与社群团体彼此之间，互动关系发展模式的专门知识领域，而宗教教义与信仰内涵，是赋予人类世俗社会中，一切事物变迁之存在意义(meaning)的根本来源之一，其所伴随之祭典仪轨与戒律规范，更是人类自初民社会形成以来，日常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部份，因此社会学家对研究宗教相关主题，普遍地抱持高度的关心与兴趣；自19世纪初开始，现代社会学先驱如德国马克斯(Karl Marx)即认为，宗教所谓“安抚人心”的社会机能与相关制度性规范，通常被社会中统治阶级所渗透操纵，成为其治理被统治阶级的重要意识型态产品之一；而被视为社会学科中最具影响力的德国韦伯(Max Weber)，在其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认为近代欧洲基督教卡尔文教派(Calvinism)，其实践于日常生活之教义伦理准则，是为促进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兴起的理性精神基础；而真正建立社会学学科研究领域，被尊称为“社会学之父”的法国涂尔干(Emile Durkheim)，其《宗教生活的基本型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巨著，更结论出宗教神圣信仰及相关仪式的历史演进，即是人类社会集体行为模式之起源；这些针对宗教传统所发展之知识观点，皆成为往后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中心柱石。
而上述西方社会学研究领域发展与宗教彼此之关系，历史上有其时间与空间之脉络可循；欧洲自中古世纪以来，罗马天主教会及圣经教义思想，几乎就是当时社会一切制度规范的决定者，虽然其后“宗教革命”期间各基督教派之裂解，配合近代国家社会意识之兴起，促使20世纪初欧洲社会学界，普遍认为宗教将会失去其社会影响力，因而与宗教相关的社会学研究潮流，逐渐式微，但因美国社会学者，研究建构美国近代社会发展与变迁之重要柱石-基督社会福音运动(Social Gospel)之成果，因此确立隶属于社会学知识领域内，“宗教社会学”次级研究领域的持续发展，20世纪中期以后所谓“新宗教运动”(New Religious Movement，NRM)及全球新兴移民运动，所引发的普世宗教信仰复兴与多元化现象，更促进欧美社会学者对本土与外来宗教传统，在当地小区发展的相关知识性研究潮流。
因此不难看出，西方基督教文明之传统观点，对于现代社会学研究学者的治学(scholarship)方向与方法，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哲学架构，如涂尔干在完成其《宗教生活的基本型式》一书之后，另发表《The Dualism of Hu-man Nature and its Social Conditions(暂译：人性的二重性及其社会条件)》一文，即以人类的世俗躯体及感觉，与其拥有神性的灵魂主体及知觉，两者共存一体但相斥不容之圣经概念，为其“神圣与世俗(the Sacred and Profane)”理论的科学性论证基石，而涂尔干的“神圣与世俗”二元架构，与两者藉仪式(rituals)交换的概念，更是现代社会学理论研究领域，普遍采用的原型理论典范之一。
这源自西方基督教教义的人类双重人性且本有的基本假设，与源自东方佛教“五蕴空”的单一且常变“幻我”之观点，各有不同的专门知识基础，以及随之发展的不同思维脉络，但限于笔者本身之学识尚浅，仅能以此对于西方社会学知识发展过程中，其宗教知识柱石之浅显观察，作为一个探讨以亚洲固有之佛教相关知识传统，可为发展现代社会学理论契机的思考切入点(bracket point)；整体上，笔者关心的是，当代华人学者对于佛教相关知识之集体研究成果，能否提供社会学理论研究发展，以及科学研究方法的全新哲学基础呢?当代社会学理论研究范畴内，能否有代表亚洲本土知识观点的基础理论发展可能性呢?
在这思考的巨型架构之下，一个可以横跨佛教学与社会学领域，所谓“人间佛教学”或“佛教社会学”独立研究领域之拓展，应可作为一个科际整合及学者对话之知识平台，而且，在社会学知识领域中，所发展的“人间佛教学”知识成果，应更能符合实践佛法“人间性”的现代社会需求，因此笔者以一个仍然在摸索的社会学学生身分，不得不以厘清当代“人间佛教学”知识研究发展脉络，尤其是台湾学界这一部分，作为确立日后个人知识研究活动的基石。
二、太虚法师“人间佛教”的社会运动内涵
作为现代“人间佛教”思潮的先驱者而言，中国清末民初的太虚法师，当为第一人，华人前辈学者对于太虚法师的研究专题，范围及专门知识成就极广极深，本文仅能以太虚法师当时所处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着手，简述其倡议现代佛教改革运动的社会性涵义。
太虚法师开始从事佛教改革社会运动，肇始于当时佛教寺院的资产，遭到来自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力量之严重干涉史实；笔者从印顺法师(1992)编著之《太虚大师年谱》中记载了解，清末政府废除了传统科举制度，推动新式教育学制，一时各地官方与民间社团合作，组织大大小小之教育会组织，经常性征调当地佛教寺院房舍作为新制学堂设施，甚至要求寺院提供其办理经费，严重地影响到地方僧团的权益与运作，更引起日本佛教僧团势力趁机介入，以其政府领事馆之外交力量，藉此吸收中国佛寺为其日本教派下别院，受其保护，在这种内外社会力量交攻之情况下，中国僧团内部分长老法师，倡议自行成立“僧教育会”组织，以自行兴办新式学校，保护寺院财产权利为目标，而太虚法师的得戒和尚寄禅法师，于1909年主持浙江省宁波僧教育会，召太虚法师前往协助，因而法师开始参与佛教社会运动(印顺1992: 36页)。
时革命思想大盛，法师亦常与革命党人交往，1912年孙文就任首任临时大总统于南京，法师同时筹组“佛教协进会”组织，订立会章，目的在建设中国之新佛教，但在江苏镇江金山寺召开成立大会，并计划于寺内兴办僧学堂时，因同行法师与金山寺僧团交恶，发生所谓“大闹金山”的历史事件(印顺1992: 50-53页)，这个僧团内部因不同观点而产生的冲突事件，透显出当时中国佛教组织，因外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社会部门之间关系的剧烈结构性变动，而随之产生的内部守旧与改革思想、作法之歧异；后寄禅法师筹创“中华佛教总会”组织，虽号称联合全国佛教僧团共同组成，但仍无法获得政府承认，各地官民组织仍继续其干涉佛寺寺产的管理，移作为其他非佛教用途的社会行动，1913年寄禅法师代表佛教界向中央政府请愿保护僧产时，抑郁而终(印顺1992: 56页)。
这段佛教僧团与其外部社会环境相互冲突的历史情境，依“太虚大师年谱”所述，酝酿出太虚法师企图以改革中国佛教组织与制度为手段，以抗衡其他社会团体干涉僧团运作之理念，如法师于当年追悼其师父寄禅法师的法会中，首次提出“组织革命、财产革命、学理革命”等三种革命手段，开始其佛教内部革新之行动，印顺法师认为，这三种革命主张，兼顾佛教思想、制度、及经济层面，涵盖佛教革新运动之所有论题(印顺1992: 57-58页)，但太虚法师的革新理念，却引起当时僧团内部的剧烈反对，使其致力于僧团制度改良与筹办信众组织、新式佛学院的努力，遭受不同程度的挫折，而中国佛教僧团仍继续处于内外交困情境之中，因而法师于1921年再次提出《行为主义之佛乘》一文，强烈指正当时佛教徒只重空理佛事，不重人间事务的风气，认为这是不学习释迦牟尼觉悟成佛方法的错误方向，法师于文中宣示：
“吾人学佛，须从吾人能实行之佛的因行上去普遍修习。尽吾人的能力，专从事利益人羣，便是修习佛的因行。要之，凡吾人羣中一切正当之事，皆佛之固行，皆当勇猛精进去修去为。废弃不干，便是断绝佛种!”(印顺1992: 122页)
“佛的因行，以敬信三宝，报酬四恩为本，随时代方国之不同而有差别。……在自由的共产主义下，则以从事农矿、劳工、医药、教化、艺术为成佛之因行。在和平的全民主义下，则加为警察、律师、官吏、议员、商贾等。”(印顺1992：同页)
由这两段文字记载可看出，法师已经由其从事佛教内部革新运动经验中，开始萌发出现代“人间佛教”概念，即佛教不但自己内部要改革求变，更应透过佛教徒力量，将佛法运用在社会其他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制度发展之中，充分地显示其“人间佛教”思想中，向外之社会行动导向；1928年，因政府与教育界又掀起所谓“庙产兴学”之倡议，而中国佛教界因缺少政府所认可之合法社会组织，竟然无法组织性地参与各方政策讨论，法师因而提出被后世称为“三佛主义”——佛僧、佛化、佛国方案，从改革中国佛教寺院僧团组织开始，进一步组织其信众社团，以达到以佛法教化社会国家之最终理想(印顺1992: 253-254页)，法师更于1933年，以“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为题，公开讲述如何以一个现代佛教之机能制度，来促进社会其他机制改革的基本理念，法师讲演一开始即宣称：
“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作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林明昌2002:24页)
综合以上所述，笔者察觉出太虚法师之“人间佛教”理念中，原本具备的强烈社会实践性格，依照社会学之观点，法师所开启的现代“人间佛教”思潮，是当时中国社会结构中，佛教这个社会组成机制，因应其他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部门制度性干涉作为，因而产生的内部改革求变，以响应外部力量之教界行动，而此项革新行动，同时也以企图向外影响其他社会部门发展为主要目标；虽然这个现代佛教改革运动终究失败(法师于1937年撰写“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一文(印顺1992:424页))，但是其原始的“人间佛教”理念，在1949年之后，于台湾地区予以学术理论化，成为台湾知识领域内的一个分支流派，而此知识研究趋势，几乎是以印顺法师的研究范围与知识成果为基础，开展成为台湾地区本土佛学研究之主流典范(释圣严1992；傅伟勋1996；蓝吉富2002，2006)。
三、台湾地区佛教学知识研究发展现况
而当代台湾地区研究学者，在“人间佛教”命题概念之下的佛教学术发展，与现代“人间佛教”思潮中原本之社会运动内涵，是否有相关地知识延续性?笔者以为，可从台湾大学院校研究所博士班之毕业论文现况，作为一个实证指标；笔者于2009年2月10日，藉助“香光尼众佛学院图书馆”网站(http://www.gaya.org.tw/library/thesis/index.asp)，于2008年12月11日所整理的“佛教相关博硕士论文提要检索系统”来选取样本，方法是检索台湾地区于1949至2008年期间，涵盖该系统的20项佛教知识分类项目中，凡是博士论文提要中有提到“佛”一字者之记录，共得157篇博士论文，再经分析每篇论文提要内容之后，有10篇与佛教知识内涵没有显著的关连性而剔除，最后得147篇博士论文样本，分析结果如表格一。
从以上表格中数据显示，作为台湾地区本土佛教学研究领域人才培养摇篮的博士班，其学生毕业论文内容以思想类占大多数(52.4%)，涵盖以个人、宗派、经典论籍为主要研究对象之知识成果，其次文学类(23.8%)涵盖诗词、语言、艺术、音律等研究主题对象，历史类(13.6%)虽包括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等主题，但均以中国汉唐宋代或敦煌文献为范围，教育心理类(2.7%)偏重于情绪管理、生死观念等佛法对个人生活运用，仅一篇是专门研究佛学研究方法论为主题的；另外，54.4%的博士由文学相关系所授与学位，25.9%从哲学系所及12.2%由历史系所教育课程培养完成。
台湾地区高等教育体制中，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系所，如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类之博士毕业生，明显地对佛教相关知识范围，缺乏涉猎，样本中仅有10篇(6.8%)博士论文，有涉及社会科学学科知识范畴，另仅5位(3.4%)由社会科学类相关系所培养完成；若进一步分析这10篇社会科学类博士论文，3篇可归类于文化人类学知识领域，主题包括古代云南地区历史传说、中国历代观音故事、及近代西藏地区文化变迁，有3篇可归类于佛教教团制度之研究，但2篇是唐代寺院僧伽制度之历史性知识研究，仅1篇题目为《台湾地区寺庙发展研究》，由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生庄芳荣，于1987年，由蒋复璁及陈奇禄两位教授指导完成；而最后4篇跟社会学知识领域直接相关的论文中，2篇研究以宗教团体为主流力量的台湾民间社会福利发展，1篇研究台湾新兴宗教现象中禅坐概念，对参与者的社会心理变迁分析，而由台湾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博士生林本炫，于1998年，由瞿海源教授指导完成的博士论文，主题是探讨现代台湾地区民众宗教信仰变迁现象，在其题目为《当代台湾民众宗教信仰变迁的分析》的研究计划中，新增佛教徒的背景、动机、及社会环境因素，透过社会学问卷访谈及统计分析等科学研究方法，予以呈现及加以分析讨论。
因此可看出，对于太虚法师所倡议之“人间佛教”的原始社会运动面向而言，中国台湾学术研究社群中，缺乏延续这个主题范围的知识研究发展；一般来说，一位研究者的研究视野，涵盖其观察研究对象之角度层面，和处理其研究数据的理念与方法，自然地影响其研究成果面向，所以根据上述表格一之发现可观察出，台湾当代学术界对于佛教相关主题之知识性研究，较偏重于“佛学”知识研究，也就是侧重阐述佛法思想体系、源流、发展、运用之哲学知识累积，而对于佛教这个宗教社团实体，与其所承载的信仰、教义传统，在现代世俗社会变迁中，所面临的各项生存发展课题之“人间佛教学”知识研究面向，明显地缺乏关心。
以上观点，虽仅是笔者透过历年来，与佛教知识相关博士论文之简单样本分析而得，但仍可呼应一些前辈学者，对台湾佛教学发展情况的长期观察结果；如圣严法师(1992)检视1980至1991年期间的《华冈佛学学报》与《中华佛学学报》所刊印论文发现，研究范畴不出中国佛教文学、史学、及思想论述方面；蓝吉富(2002)在1993年检讨当代华人佛学研究趋势时，其数据显示半数以上学者专研佛教思想，而2001年重作检讨时，发觉研究领域除了传统佛教思想、历史、人物、专书、宗派、艺术方面之外，新兴研究论题包含佛教语文、文学理论、应用佛学、日本佛学等；另针对《佛教相关博硕士论文提要》数据库，所涵盖之广义的二十个佛教知识项目中，林端(2001)发现仅其中“佛教事业”项目，收录“人间佛教”运动，与慈济现象等等具体的实证研究成果，虽其文中，将拥有众多论文成果的“宗教与信仰”项目，归类为佛教与其他社会部门互动之相关知识，但细究此项目所涵盖的知识内涵，实已超出佛教范围，囊括各种宗教社团活动与社会之关系，尤其是以研究台湾地区民间信仰相关主题为主。
尽管傅伟勋(1996)及蓝吉富(2002)两位学者，皆认为台湾地区的当代佛学学者，普遍缺乏严格的现代学术研究方法训练，并谈及引进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需要性与趋势，但检视2008年之前的，与佛教知识相关之博士论文题目与内容，很难发现台湾未来佛教知识研究人才的培育过程，有加强社会科学领域之理论和研究方法训练的趋势，甚至是与非人文学科研究者对话交流之能力培养；一般来说，学者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是可能更换个人研究主题领域，或是尝试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持续地进行其博士后的知识研究活动，但是，若其养成教育完全成就于文、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领域，基本上其治学基础，与出身于社会科学学科领域之其他学者之研究视野，有相当的距离；“隔行如隔山”，因此期望构成台湾地区现代佛学研究主流学者社群，接受并运用非自己知识专长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研究佛教教团及信众于社会中发展的“人间佛教”各项课题，的确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如何联结现代社会科学学科知识领域，以承续现代“人间佛教”思潮的原始社会运动面向，当为发展一个独立的“人间佛教学”研究领域之基本课题。
四、拓展“人间佛教学”研究领域所面临课题
一个独立完整的知识研究领域，可简单分成研究者(scholar)、研究对象(object of study)、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等三项基本构成要素，彼此以主体(即研究者)与客体(即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行为(即研究方法)，来建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之内部专门知识基础；本节将以这简化的上述三者关系架构，来探讨当代“人间佛教学”研究领域之治学(scholarship)发展课题，其他诸如学会组织、相互内审、学刊出版等其他学术建构机制，暂时不列在本文探讨计划之内。
(一)研究者(scholar)
作为一个知识研究行动的主体身份而言，研究者本身主观性治学方向，明显地拘束、或驱使此研究者选择其研究对象及方法的范围，而此个人治学理念，系奠基于其接受养成训练之学科教育领域，譬如，一位接受历史学训练的学者，会严格地自我要求，以专业的历史学视野角度，去观察被其同侪学者社群认同的研究对象，再以历史学方法理论支持的不同研究方法，去搜证和剖析研究对象，最后归纳所得见解，或是印证及评论其他同侪学者之研究成果，或是开创崭新知识论点。
以上对于学术研究活动的简化描述，虽是以个人知识发展过程为基础，但重要的是，这个发展过程须符合其所属学科领域内同侪学者社群，集体共认的专业作法及标准，否则，会有被评为“不够专业”的结果，对于往后的学术发展生涯，因而产生负面影响，所以，个人的知识研究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受到所属学科社团的集体性规范制约；关于个人与其所属社群彼此之间的制约关系，美国社会学家Victor Nee曾给予以下明确描述：
“机制(institution)，是相互关联的一套规则(rule)及准则(norm)，用以管理社会关系的运作，其涵盖的成文与不成文之社会约束，会塑造当中行为者之行动选项，如此说来，机制的存在，减缓了人类彼此关系的不确定性；它界定了一个正当行动的界限，因而一个游戏规则随之产生，让参与者得以依据其在社群中的角色及阶层位置，自在地进行他们的策略性行动；准则，是外显或隐含的被期望行为规范，涵藏一个紧密关系团体或社群成员的利益及偏好。”(Nee 1998:8页)
因此，多年来一直做为台湾佛教知识研究人才主流，由各人文学科研究领域所训练出来的学者，通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所属学科社群成员的共同被期望之规则与准则，以进行个人的学术研究活动，而对于非属于本学科领域的研究主题探讨及方法运用，的确是有其机制性障碍存在。
另外，台湾地区本土佛教知识研究者社群中，依照一般学者观点，同时也可粗略地分为两种次级社群——具有佛教信仰及不具佛教信仰之研究者，而对于这两种次级社群的界线，学者通常是以接受教育训练的机构性质不同而有分别，如傅伟勋(1993)称一般佛教寺院教育体系内的佛教知识研究，是以传统的“信心为本”心要而为之，另接受俗世教育单位培训而成的学者，是采取“学术为主”的现代研究方法路线，另如蓝吉富(2002)亦将台湾地区的佛学教育方式，区分为由佛学院所或民间弘法机构之“信仰式”教育制度下，所培训而成的社会弘法人才，以及由一般大学院校之“信仰中立”教育理念下，所培养的学术研究人才，两者接受的课程安排及思惟模式训练，有根本性之差异，而被赋予的佛教知识研究目的亦有所不同，譬如，对于佛教经典中文句所呈现出的知识观点，是否能怀疑进而批判，从有信仰研究者及没有信仰的学者而言，会有不同的研究面向产生。
上述两位学者对台湾佛教研究者社群分类，忽略了具有佛教信仰，并同时接受现代学术专科训练的研究者社群之存在，但仍指出一个中西学者在研究与宗教相关课题时，所面临的共同治学课题，那就是“宗教信仰”可否被科学性研究的问题；美国社会学家Meredith B．McGuire (2001)曾指出，当研究者运用社会学观点研究宗教现象时，应有两个科学性研究视野：第一，研究者应基于可经验性(empirical)角度，来解释与宗教相关的研究主题，他认为，研究者必须根据从实验结果或是众人可体验的证明，来确认及解释所观察的社会现象；第二，研究者应禀持客体化(objective)观点，不应主观地评估、接受或否定某宗教教义内容，因此，社会学研究者在其研究过程中，不应先行认定何种宗教教义或行为是正确或错误，以及何种宗教教团和教义，较其他团体优越或不足的论点，必须以可经验性的实际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但McGuire同时相信，这两个来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治学规范，会让具有宗教信仰的研究者，很难面对其本身信仰及相关宗教元素，被当作世俗科学研究对象，或是作为可与其他宗教比较优劣的研究材料之一，而让其最大的不安是，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教义观点，可能会被科学性地研究剖析之后，归纳出不是绝对真实之结论。
美国社会学家Phil Zuckerman (2003)，也生动地描述这两个研究者社群的治学理念差异；他发现一些世俗学者，具有强烈排斥宗教信仰之倾向，认为宗教的内涵，完全是人类社会集体建构出来的文化产物，而这个知识上的认知，与相信宗教教义是天启的，或是绝对真理的一些神学学者，站在完全对立的两个治学极端；但Zuckerman指出，大部分学者对宗教现象之体认，是位于这两个极端所构成的连续光谱之内，譬如，一些学者相信，宗教的原始根源是天启的，但覆盖其上的教义及典籍仪轨，却是社会建构的，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宗教内涵与超世间联系的驱动力，其本质是永恒的、超越的，但是其显现的相貌与方式，却是人类文化集体表征现象，换句话说，学者可能会同时接受两种概念：一是某些宗教元素不全是人类文化所能塑造出来的，另一是某些宗教元素完全是社会创造的；对于一般神学学者的治学理念，Zuckerman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极端神学学者对于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就抱持着绝对天启神授之观点，不容置疑，但是对于共存的其他宗教传统，却坚持是百分之百的人类社会创造产品。
近期西方佛教学术界之间，也开始反省探讨佛教学学者之主观性治学课题，电子版的Journal of Global Buddhism(http://www.globalbuddhism.org)于2008年，以“Buddhists and Scholars of Buddhism: Blurred Distinctions in Con-temporary Buddhist Studies(暂译：佛教徒与佛教学者：当代佛学研究中被模糊掉的差异)”为专题，邀请欧美佛教学学者，共同讨论学者在知识研究过程中，应如何面对自身信仰，其中英国学者Ian Reader(2008)坚持，研究者不应将自己所信奉的佛法理念及修持法门，引入自己的教学及研究过程之中，学术研究之“客体化”传统应予以保持，但美国学者John Markransky(2008)却持反对意见，更进而提出所谓“佛教神学”(Buddhist theology)之研究面向，Markransky认为，具有佛教信仰的学者，可作为自身所皈依的佛教团体，与学术界之间的沟通桥梁，一方面引介广泛学术研究成果，协助佛教传统之自我省思与调适，另一方面引介佛教知识成果，协助学术界探索现代社会各项发展课题，此种完全以佛教代言人自居的倾向，另一位美国学者Duncan Ryuken Williams (2008)不表赞同，但也不认同如Reader所代表的所谓纯学术角度，Williams建议佛教学者，应秉持中道态度，透过教学与研究成果，引领学生与读者以一位佛教徒的视野，来了解佛教与社会相关研究主题；以上三位欧美学者的不同观点，可作为发展一个独立的“人间佛教学”知识领域中，探讨研究者个人治学课题之参考。
(二)研究对象(object of study)
前文已叙述，台湾研究佛教相关主题的学者社群中，常以“佛学”知识研究范畴，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因此有关佛法的思想体系流变及比较专题，以及经其渗透的文化产品，如诗词文学艺术创作等，自然吸引人文学科研究者的兴趣，但对于同样为佛教教义所渗透的宗教制度、仪轨、及与其共存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家庭等其他社会体系变迁，所衍生的现代佛教人间化诸多实践性课题，却无法吸引社会科学知识领域学者的关注，因而不足以照顾到，诸如佛教现代化过程中，关于“出世”教理与“入世”实践之间的可能紧张关系之研究课题(龚隽2002)，笔者以为，这是发展两岸四地“人间佛教学”知识研究领域，所共同面临的重要瓶颈之一。
佛教作为一个宗教社会团体而言，是建构当代社会发展变迁的事实基础之一，根据上述Nee对一个社会机制(institution)的定义，佛教提供一套完整的戒律及道德行动准则，使成员的社会行为有所规范及期待，但现代佛教戒律及行为准则，也同样地受其他社会机制的渗透影响；譬如，太虚法师所处的中国社会，佛教僧团及其原本的社会功能制度，遭受当时政治、经济、教育等其他机制之过度干涉，因而促使教内改革运动风潮，企图以现代佛教僧制，及提出契合当代社会思潮的佛教教义，响应所处的社会剧烈结构变迁所需；同样地，近代台湾地区社会的政治解严及经济高速成长，也牵动着现代台湾地区佛教发展的不同风貌产生，如所谓“慈济现象”即是，这方面关于台湾佛教与社会互动发展课题，近期有少数西方研究陆续完成，如加拿大学者Andre Laliberte (2003)，研究台湾战后佛教各大僧团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以勾勒台湾近代民主化与宗教变迁之关联；美国学者Stuart Chandler (2004)以田野调查与访谈研究方法，描述佛光山僧团之现代化与全球化发展内涵；另两位美国学者Richard Madsen(2007)及Cheng-Tian Kuo (2008)，对于由于台湾地区佛教教团之发展，因而影响民主政治发展的课题，作了深入剖析。
社会学知识领域内，以宗教机制为研究对象之学者，通常着重在宗教信仰与人类社会化过程中，所展现的紧密关联性之研究；尽管是不自觉地，宗教教义所传播的理念，常透过宗教、家庭、学校、或其他不同的社会团体活动与制度，正向或负向地改变个人对周遭环境人事物的认知，给予其存在或变迁的意义，而这些个人宗教认知，也常与其他社会体系所传播的理念，如民主自由、公众秩序、市场经济等，相互融和或排斥，组织成个人对社会各个构成部门，不同层次的态度取向，如政治态度、经济取向、文化喜好等，个人并依此而采取实际社会行动，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集体性发展趋势；社会学家常以四个观察面向，来解释宗教的社会性风貌(McGuire 2001)——宗教信仰、宗教仪轨规范、宗教体验、及宗教社群，譬如，佛教基于因缘果报之根本教义，制定了戒律及忏悔仪轨，当作是被期望的社会行为准则，而个人参与这些集体性的规范运作之后，即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神圣净化之学佛体验，如此透过彼此的社会关系互动及共同认知发展，佛教社群因而产生，进而影响所身处的社会变迁趋向。但学者同时关心，宗教的社会机制发展过程中，也因成员同时归属及参与其他的社会团体之运作，而产生彼此相互影响的社会关系，社会上如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结构体系，皆有各自内部规范准则的发展与建立，也透过诸多社会教化过程，以期影响个人之社会认知态度，因此，佛教教理及戒律规范，如何透过个人社会化过程，影响其他社会机制之发展趋向，以及其他社会制度变迁，如何循着同样个人管道，反向影响佛教之教理及戒律规范之调整，皆应是“人间佛教学”之研究主题范畴。
台湾社会科学学科领域研究者，对于研究佛教社会机制发展主题的缺席，可从美国社会学家Timothy Brook(2005)检视西方佛教研究领域现况成果，略见端倪；Brook发现，现代西方学界因两个知识发展趋势，使其对于佛教社会制度相关研究主题，同样裹足不前；第一、Brook认为，是受社会学家韦伯的比较世界宗教研究结论影响；20世纪初，韦伯在发现基督卡尔文教派教义，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有正向关联性之后，进而开始分析比对其他世界性宗教教义之中，是否拥有同样的教义元素，也可能促进该区域之资本主义机制兴起?因此在其一篇论文名为《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Asiatic Reli-gion(暂译：亚洲型宗教普遍特征)》中，韦伯发现亚洲佛教并不具备卡尔文教派之教义特质，据以指称亚洲佛教是“神秘性”、“反社会”、及具有“出世”趋向的宗教，故其衍生的世俗伦理规范及社会机制，无法如同基督卡尔文教派教义一般，提供有利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性精神基础；加上当时西方一般学者普遍性认为，应以西方资本主义成功发展历程，作为检视近代亚洲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指标，因此韦伯的结论，促使学者将佛教思想及相关的社会机制，视为“反理性的”“保守的”结构性精神元素，会障碍亚洲国家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同时学者基于西方社会的世俗化发展经验，主观认定佛教在现代化过程中，当会影响力逐渐式微，所以传统佛教社会机制发展与延续，不值得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主题。第二、Brook接着发现，以佛法为研究对象的西方佛学学者，本身对东方佛教思想之诠释，同样也造成学者对于佛教世俗社会功能制度主题，普遍缺乏研究兴趣，如根据佛法般若空胜义谛观点，世俗的一切事物与行为建构，都是虚幻不实或方便的，因此，一个“虚假的”“非解脱正因”的佛教世俗规范与其教化功能，理当视为旁门末学题目，不应是研究佛教教理的研究主题核心。
(三)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
在一般学术研究领域之中，研究方法涵盖研究者与其研究对象之间，所有智识互动关系发展，通常是学者根据所属学科领域之研究方法理论为基础，演绎出不同的研究工具，如统计取样或是问卷、面谈、文献对比、实物探测等操作方法，来趋近其研究主题对象，藉以搜集事证，并据以分析及归纳出研究结果，而各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理论，是为各学科得以区分其领域界线的重要根据之一，可以说一个成熟独立的知识研究领域，其研究方法理论必有其独立性。本文篇幅有限，仅就研究方法论中数据搜集层面，来探讨“人间佛教学”研究方法之发展课题。
如上所述，台湾地区学界对于佛教事实与现象产生研究兴趣者，绝大部分来自人文学科领域，若检视当代西方佛教学术界现况，状况亦同；专研北美佛教发展学者Paul David Numrich，于2008年编辑出版《North American Buddhists in Social Context(暂译：社会脉络中的北美洲佛教徒)》一书中，即专章探讨西方学界中，研究北美洲佛教徒小区现象之知识成果，是否可建构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之问题；Numrich发现大部分当代西方佛教学者，其治学传统可上溯至19世纪末兴起的“佛陀学(Buddhology)”研究领域，研究者普遍遵循传统“比较宗教学”研究方法模式，以历史典籍文书，作为搜集研究材料之主要凭借，因此学者皆强调发展自身阅读与诠释原始佛典论著能力，以备其探索原始佛教思想相关主题之研究能力；而Numrich对西方佛学研究领域的描述，相当程度呼应 当代台湾本土学者的研究方法取向，譬如，傅伟勋所开启的“佛教诠释学”系列研究，即普遍被视为反省台湾佛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路径之一；而圣严法师(1992)亦寄望“中华佛学研究所”研究生，重视佛教原典语文及国际通用语文的教授，以提升台湾佛教学术水平；蓝吉富(2002)更以台湾研究者开始承认并接受“梵、巴、藏、日文等语文基础训练”之趋势，作为其认定台湾佛学研究水平提升证明之一，其文末更冀望接受传统佛学院所教育，以社会弘法为目标的学者讲师，应“精读、熟读古代大德的重要论典”，并将传统建构的佛教思想体系“涵容于内心”。
但是Numrich观察出，当代西方佛教学知识研究方法之发展，已经开始有自我反省及改变趋向；其文中检视西方知名佛教学者如Jose Ignacio Cabe-zon、Charles Prebish等近期学术著作发现，对于以倚赖诠释文献史料研究方法的西方佛学传统，已经有积极引进人文学科以外的研究方法之趋向，使得探讨“现实中的佛教”(Buddhism on-the-ground)之社会科学学科研究方法，能与专注在“文献中的佛教”(Buddhism in-the-texts)之人文学科传统开始结合，在此Numrich描述前者为发展实证研究资料为主的经验性研究取向，后者为累积“掌故、奇闻、轶事、秘史”文字材料为目标的非科学性方法；而积极吸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经验的西方佛教学领域，也因此出现许多新兴的研究命题，如社群认同、领导者模式、群体生活、社群互动关系(含佛教徒之间及与非佛教徒之间)、种族与民族、社会阶级、性别、信仰产生动力、跨国移民、及全球化运动等。
Numrich所指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搜集研究数据取向，结构上引导研究者对于所尝试研究之目标对象，作出“是否值得探讨”及“是否可以探讨”两个研究判断，而这两个基本的主观治学判断，往往决定学者的未来研究问题与视野发展方向，如专心于探讨“文献中的佛教”之学者，由于需要掌握“权威数据”及维持“引经据典”的研究方法传统，因而往往偏向“过去式”有文献可查的知识研究范畴，对于“现在进行式”及“未来式”的与现实社会相关命题，不是以等待权威性文献材料产生而暂放一边，就是以抽象化理则来予以演译推论，而对于就在眼前的研究对象，如何及为何发生的实际过程纪录，与其未来发展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性之评估，普遍上就予以忽略掉了。
现笔者以美国社会学家Buster Smith (2006)的一篇研究美国佛教发展论文为例，呈现采取“文献中的佛教”与“现实中的佛教”之方法观点不同处；Smith论文的研究问题是：美国国内哪些地方小区，比较能接受一个外来宗教如亚洲佛教?是何种社会结构因素，使得地区性接受佛教团体设立，有程度差异性?这些研究问题，主要是探讨一个外来亚洲佛教信仰，在以基督教信仰为中心之美国社会中，立足与发展的主题。若以传统的佛学研究视野，来透视同样的研究问题(假设佛学学者认为这是值得探讨或可以研究的话)，学者可能会在佛教发展文献中，找寻类似的历史情境脉络，与现况相互对比以响应，或是在经典论藏之中，攫取佛法在人间教化的思想脉络，以指明佛教在美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这些研究知识成果，仍可能还是围绕在以“应该是”型式的抽象推演论述，因此常导致“众说纷纭”的困境产生，如“亚洲裔居民集中的小区，应该较容易接受佛教信仰，所以应该加强母国文化传承与连系，以增强当地信徒基础”，或是完全相反的，“一个讲求人间性的佛教，应该与社会不同阶层团体生活相互结合，契理契机地接引美国人士认识，所以佛教寺院应该要英语化，应该加强办理符合美国社会文化的本土化活动”等不同结论，笔者以为，这些“应该是”响应，并没有真正回答Smith所提出的“如何是”型式研究命题。
Smith的研究方法，采取社会学数量统计分析方法，首先以其他学者的田野调查或小型案例研究知识成果为理论基础，进而订立研究假设，接着从纪录全美国宗教场所名册中，搜集所有现存佛教寺院及团体的地址，共得1595笔数据，作为研究变量，再以全美国的“郡”为研究单位，将十年一度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各州各郡的人口总数、亚裔人口总数、教育程度、在学人数列出，以及从全美基督教团及成员普查数据中，搜集各州各郡的教会及所属信徒人数资料，全作为测试佛教寺院团体，是否会在该地区设立的关联性变量，经过统计模型的运用及处理，Smith发现1994年在全美国3103个郡之中，只有264个郡有至少一处佛教寺院团体设立，其中凡分布密度高的地区，与其拥有大量的亚裔人口、较多的大学毕业人口、有高等教育单位设置、及基督教会信仰人口偏低等小区特征，有明显的统计正向关系，Smith更进一步发现，在基督教会势力衰退的地区内，其他三个变量(亚裔人口、大学毕业人口、高等教育单位)的增大，会促成佛教寺院团体在区域内设立的正向力量，更加显现。
以上Smith的研究知识成果，提供一个现代学术社群所能接受的科学性实证，奠定其他学者进行后续性深入研究的事实基础，如“为何亚裔人口较少地区，不易接受佛教”、“为何教育程度较低的地区，不易接受佛教”、“佛教教义要如何调适修正，让非亚裔人口居多，及教育程度较低的小区，接受佛教呢”、“佛教如何争取无宗教信仰者之皈依”等研究主题，因此，开发诸如此类研究佛教在当代社会发展的知识领域，与研究者采用何种研究方法，有其根本关联性。
由上所述，可探知由Numrich、Smith等西方学者所代表的当代西方社会学科研究领域，正尝试以社会科学研究视野及方法，来协助研究北美洲佛教未来发展之知识活动，足供华人学界开拓“人间佛教学”研究领域之参考；而上述西方学者皆普遍认为，当代西方佛教学领域中，应发展出一个跨学科的学者合作知识平台，以促进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学者间的对话交流关系，培养彼此的学科整合之研究能力，使得彼此共同关心的佛教发展主题，得以全面性了解。
结语——一个跨学科的“人间佛教学”研究领域发展愿景
本文透过百年前中国太虚法师所倡导的佛教革新运动内涵，检视出当代台湾地区佛教学知识领域中，研究者的治学方向，以及其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均欠缺对于现代“人间佛教”思潮中，所蕴含的社会运动面向之知识延续行动；而关于“人间佛教”命题之知识研究活动，大部分仍是假以Numrich所谓之“文献中的佛教”视野来进行，着重在佛教教理及思想的诠释性研究，所产生的佛教知识成果，未能够与社会科学知识领域，产生制度性交流与对话的能力与愿景，因而无法促使现代佛教学知识领域，能够真正响应当代“人间佛教”社会思潮的实践命题，那就是：现代佛教社会机制，如何透过个人之行动，与社会其他构成体系如政府、经济、教育、法律、媒体、家庭之间，相互契合，共同推动名为“建设人间净土”的社会革新运动。
笔者虽以台湾地区佛教知识研究发展为例，探索当代“人间佛教学”研究发展课题为范畴，但实旨在邀请更多的全球华人先进以及未来学者，尤其是接受现代社会科学领域训练的研究人才，共同关心这块新兴的知识领域发展，以安置学者社群在“人间佛教”命题方面的研究行动与各类知识成果，且能够响应本文前言中江灿腾教授所提出，严格检验“人间佛教”论述的“根本解决之道”呼吁。
笔者更认为，佛教教义衍生的道德规范与社会制度功能，已事实性存在于亚洲社会中，超过两千年之久，而且现在仍是鲜活地生存在人间，并非是只存在历史文献中的“化石”宗教传统，而佛教与各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家庭等社会功能制度，相互仰赖及涉入之程度，实为以亚洲各类社会变迁为研究主题的社会科学知识领域学者，无法忽视的研究面向之一，如同研究欧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变迁课题，学者亦无法忽视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等传统社会势力，为了全观性地研究亚洲社会当代变迁各项课题，一个跨学科的“人间佛教学”研究领域确立，实是促进华人学者间交流与对话之最佳契机。
最后，对于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知识整合研究平台，笔者对于作为行动主体的“人间佛教学”研究者社群，提出以下个人浅见，以提供前辈学者之指正与讨论：
(一)坚持信仰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者：
佛教信仰及衍生的集体社会行为，是可以产生科学性知识的存在事实；如上所述，佛教迄今仍是一个鲜活的世界性独自存立宗教体系，拥有众多的信仰人口及地理分布区域，其教义思想，乃至所衍生的社会道德及文化机制，仍是规范众多“社会人”，觉察环境事物变迁的认知架构核心，而所引发之个人性及集体性的社会行为与经验，亦是解释社会其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家庭等结构组成与变迁的重要变项之一，因此，凡探讨人类社会化重要机制，以及集体文化变迁相关课题的研究者，“人间佛教学”研究领域可作为一个掌握微视(micro)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的契机；而对于研究宗教社群团体发展脉络之中介(meso)社会科学学者而言，若忽略佛教教义的制度规范性功能角色，遽然以发展自非佛教传统，或非宗教社团研究的组织理论模型，来套用剖析佛教社团与社群动态的话，恐有“见树不见林”的知识成果出现；最后对于寄望脱离欧美学界之知识殖民现况，开拓代表亚洲本土社会科学理论范畴的研究者而言，“人间佛教学”研究领域亦可作为其巨观(macro)面向发展的基石之一。可研究的主题范畴如：
●佛教世界观(worldview)为何?佛教社群与其他宗教或非宗教社群之政治、经济、文化态度取向，有何不同?
●佛教教义及其集体性规范与仪轨，如何发展及凝聚成社群或小区现象?此种凝聚力及发展模式，对于在西方社会中新兴亚洲移民运动，或是东方社会之现代国家与族群文化认同发展，如何相互变迁及调适?
●如何将佛教信仰及相关社会活动，与亚洲各地民间信仰区分?彼此如何共存互依或互斥?
●佛教观点如何诠释Immanuel Wallerstein“世界体系”理论模型中，“核心——半边陲——边陲”区域的正向与反向趋势呢?佛教观点如何评估全球化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之趋势?
(二)具有佛教信仰的社会科学学科研究者：
佛教教义，蕴藏无限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理论发展契机；如同台湾印顺法师所倡导之“以佛教来研究佛教”的研究方法论发展面向，佛教的“人间性”意涵，实指出以佛陀所言所行而发展的佛法理论，可为观察与分析归纳人类社会动态的研究工具所依，并非仅是哲学上诠释教化之抽象架构，而且，一个以佛教教义作依归的研究方法论之拓展，以及将其落实在未来学者的培育课程安排上，更是建立一个明确的“人间佛教学”或“佛教社会学”独立知识研究领域，不可或缺之智识结构元素之一。可研究的主题范畴如：
●现代佛教徒的定义为何?可衡量的变项为何?有何类型?各有何属性?
●佛教“诸行无常”之因缘法，与德国韦伯“解释性了解(Verste-hen)”的研究方法论典范，有何互补之处?
●以佛教“诸法无我”之“空有不二”理则，如何重新诠释法国涂尔干的研究方法论核心论点——“社会事实(social facts)”，以及其“神圣与世俗(the Sacred and Profane)”理论典范之科学性基础呢?
●佛教“业力”的理论典范，例如“别业与共业”“引业与满业”的分类法，对于社会科学领域共同关心的“个人与社会互动关系”系列论题，如何提出全新的研究理论模型?
●如何在现行大学院校高等知识教育体系中，设计并推动一个跨科系的“人间佛教学”专业知识课程，与辅助其研究发展的学术资源环境呢?
(三)经由佛学院所训练，或关心“正法永存”的佛教社会弘法者：
住持佛法之教团在人间社会的未来发展，应是当代“人间佛教学”知识研究的中心课题；佛学研究虽是佛法住世的发展核心，但如何将其落实在人世间，以维系佛法教化传统不坠，并正常运作于人间社会变迁之中，才是当代“人间佛教”社会思潮的真正目标，这点可从太虚法师所引领出的佛教革新运动，与当时其他社会部门机制，严重干涉佛教僧团运作的历史脉络中，发现此社会实践性的明显需求，若再熟悉中国佛教史中，所谓“三武一宗”等制度性灭佛、排佛的社会集体运动内涵，当更清晰从事现代“人间佛教学”知识研究的宗教徒使命。
研究者学习俗世的研究方法与知识成果，进而参与符合俗世学术社群所共认“可经验性”、“客体化”规范之学术研究活动，不但可凭借经常性的学者知识对话平台，完整呈现对共同关心主题之佛教观点外，并可收纳对方知识成果，用以研究如当代人类信仰变迁，及其他宗教所面临共同发展课题，与其因应经验等相关主题，作为佛教现代社会弘法方向的实证基础；许多天主教会与基督教派学者及基金会智库组织，长久以来皆已积极地进行各项主题研究企画，或是提供研究奖助金，引导博士生或博士后研究主题，或是与俗世教育单位合办专题研讨计划，以作为自身教团内部，规划在人间社会未来发展的理论柱石，皆可作为佛教各大教团，未来知识研究发展方向之借镜。可研究的主题范畴如：
●佛教社团(含僧团及在家众社群)，面对世界(或当地小区)沮丧或关心公众议题时，要如何扮演精神领导者之角色?佛教的“人类心灵重建”工程，所关心的议程(agenda)为何?发展策略为何?如何评估实施进度与成效?
●佛教教团面对现代社会新兴现象与公众诉求议题时，如“社会公义”、“贫富悬殊的M型社会流弊”、“同性恋婚姻”、“安乐死、堕胎合法化”“复制生物科技”等，要如何采取适当的社会行动，以维护教团立场?如何就教义传统中，提出合宜的重新诠释，赋予这些现象与议题的社会意义?而这重新诠释内容，对于本身教徒之信仰内涵与日常生活，将会产生何种正面或负面影响?如何权衡?
●如何凭借俗世社会化机制，确立有利于佛教信仰传承或传播的社会条件?如何让教徒的下一代，仍然能生活在现代佛教之世界观与教义之中?
●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趋势下，何者为普世皆准的佛教核心教义价值?如何与不同地方社会之政治、经济、文化元素相互融和而本土化?何者必须坚守?如何坚守?何者可方便?如何方便?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有佛法就有办法”的实施案例分析研究，并予以理论化，普遍运用在诠释其他公众关心社会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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