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城市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许多以往人迹罕至之处如今已成为通都大邑，因此深山兰若也变成了都市寺院，这使得都市寺院数量越来越多，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如何适应新的形势，积极参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已成为当今佛教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首先是都市寺院如何对自身进行定位。虽然寺院的环境和地位有所改变，但寺院的基本性质不能异化。都市寺院应当是“红尘中的净土，沙漠里的绿洲”，是净化人心的除尘器，是度化众生的般若船，是苦海慈航，是长夜明灯，是战胜情涛欲浪的港湾，是斩断名缰利索的慧剑。总之，寺院是佛门净地，是出离世间、度化众生的道场，无论是在深山还是都市，这个特性是不能改变的，而都市寺院所面临的环境压力更大，更应该保持自己的本色。
要想参与和谐社会建设，都市寺院必须保持自身的和谐。和谐社会建设并非一个时期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目标，每个时代、每个地方、每个团体都希望实现和谐，佛教自然也不例外。强调六和敬、主张保持僧团的一体和合，这是佛教由来已久的优良传统。然而教义和理论能否真正落实，却是一个自古至今都难以解答的问题。佛教内部迄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战争，教义的争论和利益的纠纷也很少上升到武力相向的程度。然而，佛教内部同样出现过激烈的斗争和尖锐的矛盾，印度之上座部与大众部，小乘与大乘，中国禅宗之南宗与北宗，天台之山家与山外，律宗之东塔与西塔，都曾出现过非常激烈的纷争，个别时候也有武力和政治力量的参与。因此，在佛教内部达到和谐也并非易事。
人和人之间的纷争，无非是利益之争、意气之争、义理之争，佛教内部也不例外。于外有争，都是由于内里不净。利益之争是由于人的贪欲，意气之争是由于人的瞋恚，义理之争是由于人的愚痴分别，总之，内有三毒，心中不净，才会和外界发生纷争。
从理论上讲，佛教内部不应当出现如此的纷争，但现实不然，出家人也不能消除三毒，而在都市寺院，也可能会出现更加激烈的内部矛盾。首先是利益之争可能会空前强化。处在贫困时期的偏远寺院。周围的经济环境非常恶劣，能够得一口食疗治饥疮已经不错了，本来无利可图，因此可能不会出现太多的利益之争。都市经济发达，信徒众多，富豪如云，巨大的利益诱惑摆在面前，有权与无权，上层与下层，能争与不争，贫富差距悬殊，自然可能出现更多的纷争。
为了争夺经济利益，有些地方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寺院引诱信徒和游客烧高香，动辄数百元乃至千元，有的将算命、相面等佛教视为邪门外道的手段都用上了，目的就是将人的腰包掏空。有的与相关权利部门相结合，用高价门票谋财取利，使国家资源、祖宗道场成为少数人独占的奶牛。有的与贪腐势力勾联，形成了共损共荣的利益集团。
有些地市还在利用“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手段，以佛教为手段来发展经济，以赤裸裸的方式利用佛教，这样就会过分强化寺院的经济功能，人为助长了利益之争，而违背了寺院的本质，弱化了寺院的宗教性。
寺院不仅有利益之争，还有越来越严重的意气之争。经济利益引发了人的贪欲，而分配不均、有求不得又进一步加剧了人的嗔恚。现在有些地位高的法师染上了俗人的恶习，官大脾气长，动辄发怒，甚至还学会了古德的霹雳手段，拳脚相参，棒喝交驰，不过不是为了参禅，而是用于泄愤。
出家就是出离烦恼，出离嗔怨，出家人以慈悲为怀，对众生充满爱心，这些都是常识，是不该再说的老生常谈。然而这些最基本的要求有些人、特别是某些身居高位的出家人偏偏做不到。他们难道是以嗔怒为佛事，或者说是《维摩经》中所说的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以方便力教化众生!其实不然，而是三毒未除、智慧未明、修养不够、定力不高的表现。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小题大做，脾气大小是小节，然而这却关乎出家人的形象问题，个别人的做法会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使得出家人的形象一落千丈。内外相关，于外老发脾气，表明心中有所怨尤，自心不能协调，无法做到和谐，怎么能够保证僧团和寺院的和谐?
名利关心，才会对什么都爱计较，小题大做，对座次的安排、出门的排场等所有关乎个人地位名誉的事都特别重视，使人动辄得咎，无所适从。意气之争表面上是小事，其实却对僧团的团结和寺院的和谐造成严重的伤害，也会加剧佛教与外界的矛盾。
出人意料的是，现在佛教界的义理之争非常罕见，但这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义理之争体现了佛教界对理论的探索，虽然有时夹杂着意气之争或利益之争，也会伤和气，但其主要作用可能是正面的，会对佛法的创新起到推动作用。在中国佛教史上，无论是早期的神灭不灭之争，阐提是否具足佛性之争，还是后来的三论宗与成实师、天台宗与三论宗、禅宗与天台宗之争，以及前面提到的禅宗南北顿渐之争、天台山家山外之争、律宗旧疏新疏之争等，无论是宗派之间的争论还是内部的争论，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佛教理论和中国哲学思想的进步，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不客气地讲，现在中国佛教界之所以缺乏义理之争，并非是团结、和谐和无诤精神的体现，而是因为理论水平普遍不高，根本无法形成高层次的理论探讨热潮。由于缺乏理论创新，导致趋同现象严重，缺少真正有创见的新思想，因而也没有新的宗派的产生，缺乏相互讨论的基础。
当然，从最高的标准来看，佛门本来无争，义理之争不能转化为意气之争，不能变成相互诋毁。佛教在印度也有宗派的分化和理论的争论，而传到中国之后，由于中国文化本身强调嫡庶之分，亲疏之别，因而中国佛教各个宗派大都出现过争正统的现象。传承上讲旁正、宗义上分邪正，越是比较发达的宗派，越是势力较大的宗派，越是强调传承的宗派，内部矛盾就越激烈。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后，其理论探索的正面作用就会降低，而更多地变成争名夺利的相互倾轧。六祖惠能和神秀大师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此惠能宣布不再指定某个接班人，而是将一批大弟子都定为第七代。神秀也没有指定单独的传人，普寂、义福等并驾齐驱，相互之间并无大的纷争。神秀和惠能也以各种方式缓解矛盾，使得他们在世时南北二宗未有大的冲突，只是他们二人去世后，由于神会等的好争，才激化了南北二宗的矛盾。
佛教强调圆融，以为一切法皆是佛法，因此各宗各派都有理论的特色和立宗的依据，本来没有高下之分，而若执著于义理之争，强调只有自己的宗派才是唯一正确的，代表最为纯正的佛法，就是自赞毁他，唯我独尊，这样对佛教的整体繁荣和全面发展不利。
义理之争与意气之争和利益之争是不可分割的，是相互纠缠、相互促进的。有时候是打着理论讨论的旗号进行争名夺利，打压对方，抬高自己。总之，无论什么样的斗争都是有害于佛教的内部团结的，都是三毒未除的体现，都不利于寺院的和谐。
近年来，楼宇烈先生提出“三境”说，以此规范寺院建设。所谓三境，即净、静、敬，净即干净，要有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静即安静，要远离喧嚣嘈杂；敬即恭敬，要保证寺院的神圣性，在寺院中的人都要恭恭敬敬。三境包括了内外二境，净不仅指寺院环境的干净，还指寺院道风，出家人须严守净戒，不染外尘；静不仅指没有喧闹和噪音，还指心灵安静，修持禅定，一念不起，波浪不生；敬不仅指寺院的布局风格要如法，佛菩萨形象要庄严神圣，使之望之生敬，还指人心要恭敬，不论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一进入寺中，就要保持恭敬心，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仪，不违佛法。
都市寺院的建设同样如此，从外在的环境来说，保持干净相对比较容易，因为都市的整体环境建设比较规范，人的素质较高，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寺院都容易保持整洁。保持安静相对来说比较困难，因为都市人口众多，车水马龙，往来如云，噪音污染比乡村山林严重得多。中国人一向喜欢高谈阔论，谈笑风生，无论何时何地都喜欢大声说话，旁若无人，因此保持安静就特别困难。至于恭敬，都市寺院可能有更大的财力来规划寺院，精心布局，精制佛像，但大多受周围环境限制，难有大的规模，只能小而精，而往来者多为富商显宦，这些人身居高位，素质却未必真高，让他们心中恭敬不大容易。
都市寺院只有加强自身建设，实现“三境”，才能成为和谐社会的促进者。首先，寺院的出家人特别是领袖人物，应当成为社会的道德楷模，出家人受十方供养，为人天师表，本来就是道德水平最高的人。出尘出俗，离财离色，出离烦恼，无私无欲，才是真出家。出家人成为道德榜样，寺院才会成为和谐社会的样板。
俗话说得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出家人成为道德榜样，寺院成为和谐社会的样板，这就是都市寺院对和谐社会建设的最大贡献。因为建设和谐社会，最缺乏的就是榜样和样板。过去是政教合一、官师一体，官员就是老百姓的老师和榜样，但事实上贪官污吏自古不绝，真正道德高尚的人极少。现在的政府官员也很少有人敢自称为道德楷模，得到公认的更是凤毛麟角。
成为榜样并非易事，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许多条件。然对佛教来说说易也易，那就是落实佛法，以佛法以建设寺院。说具体一点，要落实楼先生的“三境”，最简单的措施就是“废除门票，禁止香火”，一则保持寺院空气与环境的洁净，二则净化人心，禁绝贪欲之门，让真正的信众能够进来。
此外，寺院要想成为样板，必须全面领先。都市寺院大都拥有足够的财力，有条件对出家众进行各方面的培训，使其在文化素质上达到很高的层次，至少要高于世俗社会的平均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度化众生。佛教在生活方式上也提供了很好的榜样，如素食、不非时食等，这种生活方式不仅有利于人的健康，而且会大大减轻环境的压力和负担，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值得推广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佛教一直有民主的传统，既有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制，又有先推选代表的间接民主制，这些在部派佛教和第二次结集时都出现过。可惜的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由于受到封建专制制度的影响，这种优良传统没有得到真正的继承和发展，反而沾染了许多专制制度的恶习，直到今天也未能完全肃清。如今在民主制度已经成为人类的共识、中国的民主制度不断完善的环境下，佛教界自身却相对落后了。可喜的是，如今佛教界也推行了寺院领导的任期制和选举制，在民主化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佛教界完全应该走在世俗社会的前面，因为这是佛教本身的优良传统。
只有在道德修养、文化素质、学术水平、修证层次、生活方式、内外环境、民主制度、经营管理等方面全面领先的前提下，都市寺院才能成为和谐社会的样板，做到这一点，就是对和谐社会建设最了不起的贡献。
都市寺院一方面要作为榜样，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座标和方向，以道德感召力影响世俗社会，另一方面还应发扬大乘佛教自利利他、勇猛精进的精神，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只要有利于佛教、有利于众生、有利于社会的事都要努力去做。慈善与文化是佛教活动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慈善显悲，文化开智，悲智同运，即是福慧双修。以慈悲布施来服务社会、利益众生，从而广植福田。以文化教育学术来开启智慧，提高国民素质，从而大做功德。
如今社会两极分化加剧，弱势群体生活困苦，都市寺院应当发挥自己的优势，以实际行动关心扶助社会下层，扶危济困，感化疏导，为他们排忧解难，从而减少社会矛盾，降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就是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实际贡献。寺院财富十方来，十方去，寺院充当的是中转站和调配器，而不应是聚敛者和靡费者。现在不少地方沉迷于修建大佛，寺院规模越来越大，建筑越来越豪华，生活越来越奢华，这不是一个好现象。有限的资源应当用于众生、特别是下层众生的最基本的需要上，要雪中送炭，不宜锦上添花。儒家讲君子周贫不继富，道家讲应发扬天道，损有余以补不足，可见这是中国文化固有的道德传统。
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也应是另外一翼，或许是更加重要的一翼。慈善布施修的是福德，种的是福田，文化学术开的是智慧，修的是功德，植的是佛种。
然而如今这一翼却是非常弱的一翼。软件建设不像硬件建设那样立竿见影，盖大楼比培养大师容易得多，山中佛好竖，心中佛难修，文化教育这样的百年工程是不好出政绩的，因此很少有人真正重视。虽然文化学术极其不景气，却有人对本来不存在的佛教学术化忧心忡忡，担心妨碍了修证。这种杞人忧天的担心却得到不少人的响应，虽然也有有见识的法师认为现在佛教界的根本问题是“不学无术化”，这种声音却极其微弱。
办好文化教育、推进学术研究并不象想象的那么难，只要拿出建大佛、盖大楼的投资的百分之一，实实在在地用于教育学术上，就能够产生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也会有更好、更适用的普及之作服务大众，对提升佛学研究的层次和在社会中推广佛法起到现实的作用，也能促使佛教在主流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凸显佛教作为中国优秀文化重要代表的地位。
都市寺院在和谐社会建设之中理当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既要担当和谐社会的样板，也要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重要的文化资源和理论支撑，同时还要成为一支真正的建设性力量，这是社会大众的期待，也是佛教自身的目标。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