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净土宗以其简便易行的修持方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得不退转的道业成办，自晚唐以后成为中国佛教绝大多数宗派的共同追求，也成为民众信仰佛教的基本内容。

    净土宗与佛教其他宗派一样，正式形成于唐代，不过净土宗的形成前期几近400年，这其中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从汉末佛教传入，随大乘佛教弘传，净土思想也一并弘扬，但各种净土并行，佛门互相折辩，最终弥勒净土思想和弥陀净土思想胜出。当时不少高僧尊奉弥勒净土，如东晋时期的佛教泰斗道安大师就服膺弥勒思想。第二阶段当从慧远始。东晋后期慧远在庐山东林寺集众念佛，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弥陀净土思想成为一时话题。之后的北魏昙鸾倡二道二力说，打下了净土宗门的理论基础。北齐至唐道绰提出“圣道门与净土门”的判教理论。道绰弟子善导于贞观十九年赴长安弘扬西方净土法门，标志着净土宗正式形成。

    从慧远集众念佛、求往生西方净土，到善导长安弘法、净土宗形成的200余年间，中国处于一次大动荡、大分化、大重新组合的时代。大格局是南北分裂。南方，东晋和之后的四朝更迭。北方是史称的“五胡十六国”。“五胡十六国”枢纽在今山西及周边地带。现在的山西境内从公元304(西晋永安元年)匈奴人刘渊建立前汉，都城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蒲子(今山西隰县)平阳(今山西临汾)三处流转。之后，匈奴族刘曜在赤壁(今山西河津县)建立前赵，羯族上党武乡(今山西长治市武乡县)人石虎建立后赵，鲜卑族徒何部人慕容永建立西燕，都城长子(今长治长子县)鲜卑族拓跋部人拓跋硅建立北魏，都平城(今大同)。还有契胡族尔朱荣在北魏孝明帝后独揽朝政、有拥立元善见建立西魏的鲜卑化汉人高欢、建立北齐的高欢之子高洋都以晋阳(今山西太原)为其政权的根本之地。其他如氐族符健所建前秦、羌人姚苌建立的后秦等等都曾在今山西及周边征战杀伐。近二百多年的动荡、整合，实际上是一次民族大融合过程。各少数民族登上政治舞台，伴随着战争与短暂统一，各以他们的传统思想、文化、风俗改造着、再造着中华固有的传统，这其中就有他们的信仰对原有信仰及信仰方式的冲击、改造。随着北方战乱，西北各民族大流动，南亚、中亚、波斯等地的宗教也从西域传入，甫一进入便受到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北魏、北齐、北周、等国国主的支持。早已传入的佛教这一时期得到长足发展。史上盛传后赵石虎的名言：“佛是戍神、正应奉事”，使佛教在北方表现出与南朝不同的风气。比佛教传入时期较晚，流行于波斯、中亚的琐罗亚斯德教约于北魏时传入中原，被称为祆教、火祆教、拜火教。也受到许多国主的崇奉，黄河以北广建神庙，一时蔚成风气。山西至今还留有祆教遗存，一是山西介休县尚有一座祆神楼。据考古专家认定，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唯一保存的一处祆教建筑。再是1999年太原出土的虞弘墓一座。墓志称虞弘生历北齐、北周、隋为检校萨保府——这是专门管理袄教的祀官——掌祆寺。其石椁浮雕展现的有圣火燃烧的祭台，还有如唐书所记“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的场面，说明祆教在山西地方呈一时之盛。再如唐时传入的摩尼教，据《旧唐书》记载“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纥请于太原府置摩尼寺，许之。”可见摩尼教在当地已经长期流传，已有广大信众，才要求建立自己教门的活动场所。

    由于以上诸多原因，山西这方水土孕育出了既有别于中原本来的信仰，也区别于中国佛教其他宗派的净土宗。回溯中国净土宗的形成，首先早期的几位祖师全出自山西。被后世认定的净土宗初祖晋慧远是雁门楼烦(今山西代县)人，他的出生地和早期修行地，在山西地方史志上全有记载，至今犹存。北魏时昙鸾也是雁门人(今山西代县)，晚年驻锡山西交城玄中寺，为印度世亲的《往生论》作注，注中阐释了他的净土思想，发展了龙树的难行，易行二道说，强调二力中依佛本愿力的他力说，奠定了西方净土说的理论基础。经历北齐北周至唐的道绰也是山西人。籍贯并州汶水(今山西吕梁文水县)着《安乐集》提出“圣道门与净土门”的判教理论，首倡数豆、数珠念佛，他热忱弘化净土法门，史称“观门西行广流，斯其人矣。”宋时认定的净宗二祖。净土宗的实际建立者善导，是道绰的弟子，在玄中寺亲侍道绰5年，道绰圆寂后赴长安，完备了念佛法门教义和行仪，标志着净土宗正式形成。综上，净土宗与山西缘分之深可见。

    研讨净土宗教义也可见出净土宗融会多种文化的宗教特点，中国自古至汉并没有后来意义上的宗教，只有天地、鬼神、祖先、英雄崇拜与远古传说一起记载于史籍。先民的信仰属泛神论，山岳河川在在都让他们敬畏，传说英雄、先祖列宗都令他们崇奉。道教汉末形成于民间，沿袭了多神信仰。佛教汉末传入中华，大乘佛法占主导地位，主要是菩萨崇拜，经文中常常说：“有恒河沙数诸佛”。而净土宗从慧远起便是唯独赞叹弥陀净土，笃愿往生。净土宗的宗典是“三经一论”，慧远长于般若又阐扬佛性说，对“净土三经”却未见有著述。在慧远集众念佛的众人中，多位中坚是北方去的，如雁门慧持、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等，他们都没有阐释过为什么独尊西方净土，为什么不求往生其他佛土。这使我们不由联想北朝盛行的祆教的和摩尼教等。祆教教义就是一神崇拜，认为阿胡拉·玛兹达是最高的、唯一的主神，是宇宙的创造者等。摩尼教根本教义是“二宗三际论”。二宗，把黑暗和光明看做是对立的存在或王国，代表光明的大明尊在三际：初际、中际、后际三个时期“转大法轮，说经戒律定慧等法”最后“真妄归根……二宗各复，两者交归。”这些一神信仰的外来宗教，强调的都是“信”，全部要求首先是相信它。慧远等对西方弥陀净土的信仰虽然行法上与200年后的净土宗并不完全相同，但其诚信是无庸置疑的，他们的“信”不需要什么理由。相信一位主尊佛，相信这位佛的国土是最美好的去处。我们能说这些从北方十六国来的信徒，没有受到别的宗教的影响吗!

    还有，至今尚有人(有佛教徒，也有稍懂佛教者)质疑：慧远的师父道安是服膺弥勒净土的，为什么慧远尊奉了弥陀净土?言外之意，是否有背师门。我们查阅典籍，慧远时代没有类似疑问，可见，在当时不成其为问题。这实在是宋代以后深受儒家道统思想影响的想法。南北朝各民族大融合，他们对师徒关系恐怕更重于思想方法承继和“情”的重视，并不像宋明以后的固执师门、坚守门户。君不见，唐时韩愈就曾大声疾呼“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术业有专攻而已。对佛教师徒尊奉不同而产生疑问，实在不了解经过民族大融合，师弟子之间曾有过怎样开放的心态。

    北魏昙鸾是净土理论的奠基人，他的《往生论注》比较系统地解说为什么要“信”西方弥陀净土。以人们最容易明白的有“难行”和“易行”两种成佛之道，而仰仗弥陀愿力的“他力”，自然“易行”；与完全靠“自力”的“难行”之道相比，其难易不言自明。可以仰仗佛力一生终了便成佛，关键在“信、愿、行”三资料。他对世间的五逆大罪都认为只要信弥陀净土诚心念佛(昙鸾的念佛，不单是称名念佛)都可消弭，但诽谤净土正法的都绝对不得往生，要下重罪地域，表现出强烈的宗教性，与以前国人信仰的随意性完全不同。

    昙鸾和道绰的著作中都说“阿弥陀佛”四字有咒的神通作用，并举许多日常生活中的例子证明。佛教中有“陀罗尼”被认为就是“咒”，其实佛教的“陀罗尼”原本是一种记忆术，后来发展成为密宗神密法语。印度佛教杂密参杂了不少民间信仰，佛教传入中国后，从东晋和北方十六国传译佛经过程中，经文大量陀罗尼也不胜枚举。但昙鸾和道绰的著述中，既不强调类似“咒”的陀罗尼、真言，更没有像密教修持上严格的传承和仪轨，明显地揉合了佛教与道教符箓派、民间巫术等，形成一种称念“阿弥陀佛”便具有神秘力量的信仰。这与佛教显密二宗都不相同，突出表现了与民众更贴近的宗教的神秘性。

    从道绰到善导突出强调因果报应和地狱思想。这一内容深入民间，唐之后成为佛教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历代增加内容，图画泥塑遍及城乡，西方极乐国和地狱形成人死后去处的强烈对比。从世道人心来说对作奸犯科、客人利己的人是一种震慑，自有一种社会作用。究其源人们不禁会想到祆教和摩尼教极其强调的善恶报应和最终审判。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净土宗是民族大融合的宗教产物。净土宗最早的几位祖师，生于民族大融合的战乱时代，他们全来自民间，中原原有的伦理次序、道德观念被冲碎了，在大乘菩萨行基本理念的基础上，他们吸收了当时各民族和外来宗教的思想、信仰、行法，形成独特的宗教教义，经过数代的弘扬形成了具有神秘性、宗教性，对广大民众最具吸引力的教派，唐以后能“寓”各宗，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宋代以后的禅净合流，表面上诸宗归净土，佛门内部却对是西方净土还是唯心净土，以至一些宗派是以禅摄净还是以净摄禅等等争论不休，以至于今。但持名念佛求生西方是普通信众的选择，昙鸾、道绰、善导所立的净土法门，仍是净土宗的主流。

    (作者单位：山西太原大学文法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