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史不绝书，尤其表现在宗教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融，通过交流，汉藏两族的文化都得到了丰富和发展。藏族地区的关帝崇拜是汉藏宗教文化相互影响和交融的典型现象，从这一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汉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性，同时对解析宗教传播与文化移植中的适应与冲突具有示范意义。
一、藏族地区的关帝崇拜：现象描述
关羽，这一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他在汉族地区的神化历经南北朝，在隋唐时代形成。由于吐蕃在唐代和中原以联姻及会盟形式结成“甥舅一家”的友好关系，为藏汉文化的交融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条件。因此，藏族地区对关帝及其传说的接触，大约可以追溯至唐宋时期。直至明末清初以后，藏区与中央王朝的紧密政治文化联系和驻军、商人等人员往来，还有藏区高僧大德大量涌入内地等因素，促使藏区关帝崇拜日益兴盛。明代晚期以后，藏区陆续建起了关帝庙，关帝崇拜也在清代被纳入了藏传佛教护法神之中，并且在西藏及其他藏区留下不少关帝庙及许多有关关帝显灵的传说故事。①
1．关帝庙的兴建
据历史记载和考证，藏区关帝庙分布广泛，类型多样。在此，按地区分布主要介绍以下几座：
(1)拉萨的磨盘山关帝庙
西藏地方首府拉萨先后有三座关帝庙，分别在扎什城、甘丹寺附近、磨盘山。其中磨盘山关帝庙是拉萨地区现存唯一的一座关帝庙，也是拉萨地区近代以来关帝庙中规模、影响最大的一座。该庙位于布达拉宫以西约一公里的磨盘山上，系福康安入藏时所修，历时已200余年，现存建筑物面积800平方米，为汉藏混合式庙宇。
(2)后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关帝庙
在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旁，也曾建有一座关帝庙，地处扎寺旁小山上的营官寨附近，今仅余一大殿。据乾隆时和琳翻修该寺的碑文中所说，清初西藏“自入版图以后，即其地建帝君庙。”且“历昭灵应，汉番僧奉祀惟谨”。后来在反击廓尔喀战事胜利后重新翻修。日喀则关庙遗址的主体建筑大体完好，后被用作日喀则小学的校舍。
(3)山南泽当关帝庙
据《乃东县文物志》考察记述，此关帝庙位于泽当镇西端，该庙系早年随驻藏大臣进藏后留居当地的30余名汉地军民于18世纪中后期集资修建。寺庙基本为汉式，殿堂结构为抬梁式，屋顶为硬山式，但墙体结构及附属住房则采用藏式建筑。
(4)昌都地区的关帝庙
昌都地区的关帝崇拜尤为兴盛。在昌都兴建的关帝庙有多家，如芒康县关帝庙、盐井县关帝庙等。②据史料记载，乾隆年间(1736～1795年)，昌都江卡(今芒康县)南墩由于地处“川、滇、藏交易之所”，而建有“汉人寺”。所谓“汉人寺”即关帝庙。③江卡南墩“汉人寺”是目前有史记载昌都地区最早的民间宗教坛庙。盐井县关帝庙由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倡议并捐资修建。史料记载，盐井县“北为关圣帝君庙，系由新军后营管带程凤翔率领督修，以兵二百人鸠工，建垒二年，大殿五楹，戏楼三层，美丽庄严”。④可见这一座关帝庙颇具规模。
(5)夏河拉卜楞关帝财神庙
在甘南藏区夏河县著名藏传佛寺拉卜楞寺对面的大夏河南岸，也有一座香火鼎盛、别具特色的关帝庙。该庙背山面河，与拉卜楞寺隔河相望。关帝庙殿占地3200平方米，沿中轴线依次为山门、汉门、大殿及左右配殿，山门上有以汉藏两种文字镶嵌的“关帝庙”金字牌匾。
(6)四川巴塘关帝庙
1748年，在巴塘的汉商工会与清廷驻巴塘的绿营官兵筹资修建关帝庙。1764年，关帝庙在县城东端建成，庙内建有魁星阁、钟鼓楼、戏台、塑有财神、关羽、关平、周仓、鲁班等像；庙后还修有观音殿、整个建筑错落有致、精巧美观。1870年，巴塘发生大地震，关帝庙建筑被全部震毁。1874年，在震毁的废墟上重建关帝庙竣工，重建后的关帝庙，其规模较前宏大，殿宇雕梁画栋，雄伟壮丽，关羽等各种塑像千姿百态，栩栩如生。⑤
2．关帝传说的兴起
在藏区关帝崇拜和关帝庙的兴建，一直都伴随着关帝传说的流传。
其一是关帝作为战争保护神在藏区显灵的传说。这一类传说典型的是乾隆时期福康安进藏修建磨盘山关帝庙的情形。⑥廓尔喀侵藏，乾隆皇帝派福康安率兵入藏，统领大军前往征讨。福康安乘在拉萨筹粮集兵的间隙，专程拜谒了扎什城的关帝庙。当游至巴玛热(即磨盘山)时，心中忽然一动，发愿在此修一座关帝庙，以求关帝保佑出师奏捷。
关帝庙动工后，福康安领兵出征，连战连捷。而廓尔喀军佯败，诱清军深入，堵截于峡谷，清军奋勇突围。正值危急之时，敌阵中忽然火光四起，吼声震天，火光中隐约可见红脸关公手提大刀砍杀敌军。大军乘胜追击，直逼敌军都城，廓尔喀请降求和，福康安凯旋而归。人们赞颂福康安的功绩，他却说：“非关神保护功不至也。”更巧的是，福康安凯旋返抵拉萨时，关帝庙亦告落成。在举行竣工典礼时，前往朝拜的汉藏士兵惊奇地发现，所供奉的关帝塑像同他们在阵中恍惚看到的形象几乎一模一样。从此，磨盘山关帝庙声名远播，广受汉藏士兵拥戴。
其二是关帝与藏传佛教产生联系的传说。这一传说典型的是有关托梦章嘉国师的，在《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中有较详细的记载。章嘉国师自拉萨启程赴京，到京后却“患上了一种似痛风的病……当时，巴桑曲杰举行天女圆光占卜，幻景中只见章嘉国师身边拥聚了很多非常大的蜘蛛，欲与章嘉国师抗衡较量，一个威风凛凛的红脸大汉手持宝剑，将那些蜘蛛赶往他处。那天晚上，章嘉国师梦见一个红脸人对他说：伤害你身体的那些小鬼已被我驱逐。他(章嘉活佛)问：你居住何处?(红脸大汉)答：我住在皇宫前西大门外右方。次日，打发侍从前去察看，被称为前门的城门外有一座关帝庙，内供以前塑造的关老爷即关云长塑像，历经各代，香火不断。想必是这位关帝保佑章嘉国师，遂举行了对关帝的大祭。”⑦章嘉活佛还亲自撰写了一篇祭祀关圣帝君的祈愿文《关老爷的祈供法》。
二、藏族地区的关帝崇拜：原因分析
关帝崇拜进入藏区，被纳入藏传佛教护法神系列，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交融过程，尤其近代关帝崇拜在藏区的兴盛是政治、宗教、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和促成的。
1．时代因素
清代是关公崇拜发展的顶峰时期，清朝对关公崇拜的大力宣扬是关帝崇拜进入藏区的历史因素和时代背景。在入主中原之前的关外时期，满族统治者就已经崇拜关羽。崇德八年(1643)，便于盛京(今沈阳)建立“关帝庙”，皇太极还亲赐“义高千古”匾额，定“岁时官给香烛”⑧入关后，清朝统治者沿袭了明代岁祭关庙之例，正式把祭祀关公列为国家祀典，不仅每年遣官致祭，而且帝王在深宫秘祭，可谓至信至诚。清朝对关公的祭祀也是登峰造极。高宗弘历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敕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系统规定了祭祀礼制，对关公祭祀的等级、祭器、祭品、祭期、斋戒、祝版、习仪、祭文、乐章等作了细致严格的规定。清朝统治者的这些规定说明了对祭祀关公这位护国之神的极度重视以及大力提倡。有清人记载，说崇拜关公“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妇女儿童，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大地同不朽”⑨自然，在这种背景下，关公传说和信仰在中华各民族地区也逐渐盛行，藏区也概莫能外。
2．政治因素
清朝为稳定边疆地区，强化统一和民族意识，对关帝信仰自上而下的推动是近代藏区关帝崇拜现象的政治驱动因素。
西方史学家海西斯(Heissi)经研究后指出，藏区关帝崇拜和关帝庙的修建是清朝统治者为安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促进民族宗教融合的政治策略。在其著作中指出“从18世纪末一直到19世纪末，尤其是在嘉庆(公元1796年——公元1820年)和道光(公元1821年——公元1859年)等大清皇帝执政年间，清朝政府安定了中华帝国的边界省份，他们在这些领土上遍修关帝庙。关帝作为一位国家的守护神和战神，受到清朝兵卒和官吏的崇拜。仅仅在甘肃、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就为此目的建立了66座关帝庙，并且由国库补贴，同时也终于实现了把中国古老的战神纳入喇嘛教万神殿的计划。”⑩
3．客观因素
藏区关帝崇拜与近代内地与藏区日益频繁的政治、经贸和人员往来等密不可分，如中央驻藏官员、内地在藏商人、派驻藏区的军队以及前往内地的藏区高僧大德等，这些为藏区关帝崇拜的兴起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客观需求，这一点我们从关帝庙兴建的类型和地点分布可以明显看出。
藏区关帝庙兴建除各级政府修建外，主要有几种类型：由内地驻藏官兵修建的，如拉萨磨盘山关帝庙；由汉藏商民共同出资修建的，如山南泽当关帝庙；由入藏定居的汉民发起修建的，如昌都关帝庙等。从修建的地点分布看，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集中于藏区各政治中心的主要城镇，如拉萨、日喀则、山南以及主要的县治所在地；二是各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城镇，如昌都、康定、里塘、江孜等地；三是各军事要塞，如定日等地。从此可以看出，藏区关帝庙的修建主要是服务于在藏的汉族士兵和商人等，是战争的需要，也是经贸往来的必然结果。
4．内部因素
关帝这一中原文化的民间信仰在藏传佛教浓厚的藏区的传播和立足，除外部客观因素的推动外，与本地藏传佛教的交融和适应密不可分。首先关公信仰在藏传佛教信仰体系中被接纳，并找到自己的特定位置，得益于著名藏传佛教学者的大力宣传和推动。其中，尤以三世土观活佛的努力最为突出。(11)18世纪末期，著名藏族学者三世土观·洛桑曲吉尼玛活佛著有《伏魔大帝关云长之历史与祈供传·激励强雨流之雷声》，论述了关公信仰在藏传佛教中的本土化和合法化的过程。土观活佛提出三种论据，认定关公为佛教密宗护法神之化身。第一，关公与密宗“卫则姊妹护法”即马头明王眷属中之红狱主(又称大红司命主)是同一心识，是姊妹护法神的化身；第二，关公与藏传佛教的护法神尚论多杰东都(意为降魔金刚)也是同一心识；第三，关公即西藏的尊赞神。《如意宝树史》记载：五世达赖在亲笔所写的尊赞神祀供文中明确指出：赞神“来自汉地，且随文成公主成番域守护神，于松赞干布前做许诺之，尊赞大威力者，愿往积崖山之住地。”
其次是形象与神职功能类似便利了关公信仰在藏区的传播。清代由于满族的中介，手持大刀的红脸大汉关羽主要是作为战争之神和家国的保护神来看待的。而在藏区广泛流传的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塑造了民族英雄格萨尔这样一个无所不胜的战神。由于关公的神像为黑枣红脸，满面胡须，与格萨尔的形象接近，且二者均为“战神”，故很易被不识文字的广大藏族人民当作是格萨尔的神像，很多关帝庙也被称为了“格萨拉康”，这也成为关公神像易于被藏民族接纳的一个因素。
三、藏族地区关帝崇拜的变迁：动态考察
清代，关帝信仰在藏传佛教文化圈腹心地带的传播与兴盛，以及当前藏区关帝崇拜的衰落，是近代宗教传播与文化移植中的独特个案，我们从藏区关帝信仰的动态变迁中可以考察文化移植的适应性和冲突性。从文化移植角度来看，两种文化有接触条件后，便会产生接触，随着接触的深入，二者便产生冲突。冲突结果之一：两种文化相互融合和适应，融合之后，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会有一定的变异；冲突结果之二：两种文化不能适应，于是或者外来文化征服、吞并本土文化，或者在本土文化的茫茫大海中淹没消失。(12)
1．历史上的兴盛：文化移植的适应性
清代藏区关帝信仰的传播与兴盛，与关帝崇拜适应当地藏传佛教信仰体系紧密相关。(13)这种适应和交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名称方面，藏区的关帝庙，无论是被称为“关帝庙”，或是当地藏族群众俗称为“加拉公寺”，还是被称为“格萨尔拉康”，虽然称谓有异，却一致地体现出藏汉交融这一特色；第二是供奉神灵方面，藏区关帝庙除了主供关帝，往往还供有当地藏族群众信仰的其他神灵，如度母、观音、文殊菩萨、莲花生大师等；第三是建筑式样和内外布置方面，藏区关帝庙通常采用藏汉合璧的建筑风格，除配有铸有汉字的铜锺、木鼓、汉文楹联外，还不乏酥油灯、哈达、青稞锅盔等藏式供品；第四是在祭拜仪式上，既有汉族的上香叩头，又有藏式的点灯、献哈达、求签卜卦等方式。通过融合与本土化，使得藏区的关帝崇拜披上了藏传佛教的外衣，实现了其在藏区的生存与立足。
2．现状的衰落：文化移植的冲突性
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西藏曾有十座左右的关帝庙，而今仅剩的“磨盘山关帝庙”也已名不符实。(14)在藏传佛教这一“茫茫大海”中，关帝信仰显得势单力薄，在藏区日渐衰落，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当然，这一现象是汉族地区整体关帝信仰群体弱化的反应，当前对关帝的信仰已经远没有明清时期那样的声势和规模，关帝信仰的社会、文化土壤都日趋弱化，在这样的大背景、大前提下，藏区的关帝信仰也如无源之水，日渐枯竭。其次，近代关帝信仰在藏区的兴起，得益于时代的机缘和政治的操纵，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环境所造就的“偶然产物”。关帝信仰在藏传佛教文化的包围圈中，采取了一定的本土化策略，但这些适应和融合，只是形式上的变更，无法在藏传佛教文化中落根，只是达到了某种混淆视听效果，如利用关帝与格萨尔的形象和神职的类似。虽然藏传佛教高僧也曾试图把关帝纳入藏传佛教的护法神系列，给予其“合法性”地位，但广大不识文字的藏区群众却难以理解和接受。在有深厚藏传佛教文化传统历史积淀的藏区，当失去了政治动力和客观基础，关帝信仰也有如无根之木、无缘之水，成为了一段故去的历史文化现象。这是两种文化内在的冲突，在短暂的适应和共存之后，由于时代、思想等大环境的变迁而失去了继续交融的内在动力，关帝信仰便在藏区逐渐衰落，甚至濒临消失。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
①陈崇凯：《藏传佛教地区的关帝崇拜与关帝庙考述》，载《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
②王川：《试论近代昌都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1840-1949年)》，载《西藏研究》，2005年第3期。
③刘赞廷：《宁静县志略》，见《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3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④刘赞廷：《宁静县志略》，见《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3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⑤袁晓文：《交流与融合——关于巴塘汉族的个案分析》，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年第一期。
⑥《卫藏通志·纪略》上卷，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一九日。
⑦《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页。
⑧(清)崇厚：《盛京典制备考》卷2《庙寺》，奉天督署光绪四年(1878)刻本。
⑨(清)赵翼：《陔余丛考》，卷35《关壮缪》，中华书局，2006年，第3册，757页。
⑩(德)海西斯著、耿升译《西藏和蒙古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1)参见才让：《藏传佛教中的关公信仰》，载《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
(12)详见陈立雄：《从宗教传播看文化移植模式》，载《文汇报》1986年4月11日。
(13)刘波、王川：《试析近代中国藏区关公崇拜的藏汉交融特征》，载《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1期。
(14)张虎生，安玉琴：《从关帝庙到格萨尔拉康——信仰对象转换的个案考察》，载《西藏研究》，200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