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和交流活动，基本在官方的主导下进行，服从或服务于中央政府政治目的，西藏最终归入中国版图，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藏传佛教的传播和交流是当中重要的政治和感情纽带。历史越往前走，这种纽带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愈加显现。

    作为一个具体有效的载体，历史上五台山在顺应蒙、藏民族俗尚，满足处于边疆的藏传佛教各派别在内地建立根据地的意愿和要求，引导藏传佛教代表人物配合中央政府，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台山在服务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中继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五台山与藏传佛教的缘源

    五台山作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藏传佛教的传入已使五台山成了唯一汉传和藏传佛教长期和睦相处的灵山，多种因素交错，在中国佛教地位重要，影响巨大，是各民族佛教徒共同的圣地，是汉、蒙、藏、满等多民族思想文化交汇融通之地，在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信仰因素。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华严经》上有疑似记载：“东北方有处名清凉山，从昔以来，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其眷属一万人惧，常在其中而演说法。”在藏传佛教中，文殊是西藏佛教萨克耶派之主，相传化为端美在西藏弘法传教，深受西藏人民膜拜，因此，西藏人民早就向往瞻仰文殊道场——五台灵山。唐代，当时西藏流传说五台山是“人间刹土”。据《旧唐书·敬宗记四》卷十七上日：“长庆四年九月，甲子，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明代，经过宗喀巴弟子释迦也失往返西藏、蒙古、五台山传教弘法，蒙藏民众深信宗喀巴是文殊菩萨化身。此后，藏传佛教徒把朝礼五台山作为信仰的一部分。五台山文殊道场遂成为黄教圣地之一。据藏族喇嘛讲，藏区佛教徒在信仰上有两大心愿，一是到拉萨大昭寺拜释迦牟尼佛，二是到五台山拜文殊菩萨。

    2.地理因素。五台山属太行山系，山貌地势与西藏相似，又地处京畿重地的边缘。为此，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都把五台山作为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基地，作为怀柔政策的一部分，加以鼓励、推崇。而来自蒙、藏地区藏传代表人物，在觐见皇朝后，总要选择有宗教信仰渊源、地理环境适宜的五台山盘桓逗留。

    3.历史因素。据研究，早在公元9世纪，吐蕃遣使向唐朝求五台山图。元初，西藏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将藏传佛教传入五台山。明代，宗喀巴受明成祖邀请，派弟子释迦也失代表自己到北京，被封为国师。释迦也失多次往返北京、五台山、蒙古和西藏传教，在五台山修建了五座黄教寺院。清朝把五台山作为怀柔蒙、藏民族的基地，大兴黄教，特请章嘉活佛和达赖喇嘛派代表常住五台山，使五台山的藏传寺院多达26所。

    4．政治需要。清高宗乾隆皇帝说：

    本朝之维持黄教。原因众蒙古素所皈依，用示尊崇，为从宜从俗计(《卫藏通志》卷五)。

    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高宗纯皇帝御制喇嘛说》)。

    尊崇章嘉，正所以帖服外夷，乃长驾远驭之深意(《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二)。

    以上说明，由于西藏、青海、蒙古等地的蒙藏人虽大多信奉喇嘛教，所以元清诸帝为了贴服蒙、藏，稳定边疆，从尊重民族信仰出发，采取了维持黄教，尊崇宗教领袖的怀柔之道。

    元清诸帝选中五台山，除了因为五台山为文殊道场，而传说中又有文殊化身在藏传佛教，从而可资统治的缘故外，还有下面一个原因：

    《山西通志》卷八一《巡幸记》载：

    国家绥柔蒙古，特兴黄教，宏启宗门，借资控驭，使中久安，边民享升平之福者逾三百祀。而清凉五顶以近邻郊圻，交或再至。怀柔最先，所以迓休详而普乐利者，典尤巨焉。

    《(西巡盛典)》卷二载：

    (五台山)黄教为诸藩倾心信奉，进关朝山顶礼者，接踵不绝，诚中华卫藏也。

    以上记述很明白，五台山近邻京城，怀柔最先，同清帝建承德外八庙有相似之意，就是要让边疆民族，年年来朝，加以笼络。而五台山又略有不同，它的政治意义不像外八庙那样明显，而且又青庙、黄庙齐全，它像一个雍容大度的长者那样，安详而不是张扬地安抚了边疆民族，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其影响和意义更为深远。

    二、元清两朝五台山的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能在元清两朝大盛，固然如于蒙、满两族对藏传佛教的信仰，但更主要的是出于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需要。元清两朝疆域广大，要稳定边地，巩固政权，就必须安抚信奉藏传佛教而又居边地的蒙、藏等民族。同时，从历史上讲，元清两朝入主中原后，他们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便是如何统治占人口绝大多数、而且历史文化悠久的汉民族。佛教渗入汉民族文化已深，藏传佛教作为沟通感情的桥梁正可资利用，以增强汉民族的认同感。有史记载，元初八思巴是第一位到五台山朝拜文殊圣地的西藏喇嘛，也是藏传佛教传入五台山的开始。

    元宪宗七年(1257年)，西藏名僧八思巴因为忽必烈夫妇授喜金刚灌顶，被忽必烈尊为上师。是年八月八思巴来到五台山，朝礼文殊圣容，并用“千金铸为佛像，奉祀于五台山”(《清朝全史》第36章)。他在五台山住了将近一年，撰写出了《文殊菩萨坚固法轮赞》。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在大都继位后，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八思巴圆寂后，元朝在五台山普恩寺为他修建了衣冠塔。

    丹巴是元代驻锡五台山的第二任喇嘛。元中统年间(1260—1263年)，经八思巴推荐，丹巴在大都谒见了忽必烈，答对深合忽必烈心意，遂被赐以“金刚上师”，其后深居五台山寿宁寺(《佛祖历代通载》卷22页)。丹巴在五台山驻锡近十年，陆续有不少藏族喇嘛居于五台山修持。丹巴是第一个倡导在五台山修建藏族式寺庙的人，对藏传佛教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而今，五台山寿宁寺有。“丹巴帝师”之碑尚存，是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史实佐证。

    元至元九年(1272年)，丹巴赴京师为五公授戒。至元十八年(1281年)，他奉命在长春宫辩论《老子化胡经》之伪。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世祖身患重病，召丹巴于内殿建观音狮子吼道场，为皇帝祈祷，皇帝果然病痊，故为丹巴建寺。元成宗铁穆耳即位，丹巴奏请免去僧寺道观土地的田赋，得到许可。元贞元年(1295年)一月，成宗皇帝救命丹巴住持大护国仁王寺，并命太府给其使用皇帝出行之仪仗、且由百官护送。大德六年(1302年)二月，皇帝出巡柳林，途中染病，丹巴接旨前往探视，他为皇帝祈禳。皇帝病痊，非常高兴，遂诏命全国僧尼普读藏经，并大赦天下，对丹巴称为帝师，并大加赏赐。三月，成宗皇帝继续北巡，召丹巴帝师乘车行于皇帝辇驾之前，以示开道护驾。

    元大德七年(1303年)夏，丹巴圆寂后，骨灰葬于仁王寺之庆安塔。皇庆二年(1313年)，元仁宗追封丹巴为“大觉普惠广照无上丹巴帝师”。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经历了10代皇帝，统治了268年。他们特别崇奉藏传佛教，这是因为早在长白山下时。满族贵族就与西藏地区的喇嘛建立了密切联系，并且以“曼殊”与“满族”的谐音，宣扬文殊是他们的祖先。

    清初，有大喇嘛罗桑丹贝来到五台山，居中台顶，后居罗喉寺，数载未离五台山。顺治十六年，诏令为五台山住持，住真容寺，总理番汉经典。康熙即位，遂幸五台山，至菩萨顶，命罗桑丹贝监修五顶精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再幸五台山，罗桑丹贝陈请菩萨顶大殿改覆碧琉璃瓦，得到允许。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三临五台山，御书题赐，号罗桑丹贝为“清凉老人”。罗桑丹贝在五台山生活28年，多得皇恩，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三月九日圆寂，建塔于五台山风林谷，据说他营葬时参加者多达4000余人，朝廷派户部左侍郎蒋弘道参葬。

    章嘉·呼图克图二世，于乾隆年间敕令驻锡五台山镇海寺。他通晓汉、蒙、藏、满各族文字和梵文，并用四族文字翻译了《大藏经》、《中土大藏经》。他能背诵《大藏经》中的咒语。西藏、蒙古诸王，尤相崇信，多所归依。雍正皇帝曾向他学习禅法。他在五台山直接管辖着6座寺院，地位仅次于达赖和班禅，是五台山黄教僧侣之首。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高宗弘历朝山拜佛，以白银1万两，交给章嘉，分赏五台山各寺庙喇嘛，以为熬茶念经之用。

    章嘉·呼图克图二世一生中，为维护藏、蒙各少数民族同中央的关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圆寂后，乾隆皇帝敕令以“金顶玉葬”之葬仪隆重厚葬，并建塔于五台山镇海寺。而今，这座“金顶玉葬”的墓塔，依然矗立，为汉藏佛教徒景仰。

    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来五台山，初居善财洞、菩萨顶，后居镇海寺，直至寿终。乾隆皇帝每历朝山，他都接驾陪同。中缅之战发生时，他主持了7天的祈祷活动，祈佑清军取胜。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清朝平定金川土司之乱，持续20年，耗用白银7000万两，损兵折将，难以取胜。在皇帝数载难安于枕的情况下，三世章嘉多次于五台山举行抛掷食子的法事，祈祷清军早日告捷。他为维护祖国统一，表现了忧国忧民的胸怀。

    三世章嘉还用了10余年的时间与精力，将《大藏经》中的《甘珠尔》译为108函满文，成书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使满族佛教信徒有经典所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通过他邀请六世班禅进京，并请他担任翻译。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第4次巡幸五台山，在菩萨顶举行祈愿法会时，章嘉居于中央，诵经念佛，皇帝坐于左侧，专志聆听。诵经毕，章嘉率徒众向乾隆颂辞，撒花瓣，献啥达。乾隆驾幸章嘉驻锡的普乐院，与其进行了长谈。当时乾隆见章嘉寓所不宽敞，赐银万两扩建，并将大臣为他在五台山修建的寝官赐章嘉长期居住。章嘉率全山僧众送乾隆返京时，乾隆拿出3000两银钱，分赏给各寺庙喇嘛。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乾隆第五次巡幸五台山，章嘉率众喇嘛接驾，乾隆在菩萨顶文殊菩萨殿，听章嘉诵经后，题《至灵鹫峰文殊寺即事成句》一首曰：

    开塔曾闻演法华，梵经宣教率章嘉。

    合称叹王崇标顶，乘列维三曾度匀。

    萦缪抒诚陟云栈，霏微示喜舞天花。

    曼殊师利寿无量，宝号贞符我国家。

    后乾隆返京，获悉章嘉病重，即派汉藏二位名医及大臣巴忠来访视。是年4月，三世章嘉圆寂于五台山镇海寺永乐院。皇帝为表彰与哀悼章嘉“深扬黄教，安抚众生”的历史功勋，以7000两黄金建造金塔，安置遗体，在五台山凿石窟安葬，并在镇海寺永乐院建大石塔一座，以示纪念。安葬后，以千两白银施于前藏，五百两白银施于后藏，令为熬茶诵经之费用。且派三世章嘉的侄儿拉科·呼图克图去五台山和西藏各大寺院发放布施等。

    三世章嘉是著名的佛学家、翻译家，更是杰出的政治家、宗教活动家。他驻锡五台山30多个春秋，讲经说法，著书立说，为大清王室祈祷禳祸，他的宗教活动，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为维护蒙、藏少数民族和清王朝的关系起了积极的作用。除了上面所提出的翻译经书之外，他还用蒙、藏文撰写了《清凉山志》，较详实地记叙和介绍了五台山佛教圣地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发展史，是研究五台山佛教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他在我国民族关系史和民族文化交流史上作出了贡献。

    上面介绍了元清两朝有影响的六位喇嘛，从他们的事迹可以看到，在驻锡五台山期间，他们都以自己的学识传播、影响和促进了民族间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的交流，为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间的互相了解和团结作出了贡献；几代皇帝给予他们以极高的礼遇，这种礼遇既有信仰的成份，更有政治上的需要，而几代喇嘛也能够适应这种需要，发展、传播佛教文化，促进了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间的团结作出了一定贡献。而五台山则给他们提供了具有这种特殊功能的舞台。

    三、中国共产党与五台山藏传佛教

    中国共产党同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1937年。当时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到善财洞接见罗桑札萨克，向他宣传了《双十纲领》，号召他团结广大僧众，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罗桑札萨克，俗名额尔德尼，1902年入藏学法，1919年带了十三世达赖给清政府的信，由藏赴京，任雍和宫住持，后又到黑寺当大喇嘛。同年10月，国民政府内务部蒙藏院，委任其为五台山菩萨顶大喇嘛，在职18年。其间他继承禅宗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为促进民族和睦和弘法事业贡献了力量。1938年，日军侵占五台山，他先后到内蒙古正黄旗阿不嗄庙，四川省成都近慈寺等修持和整理藏文经典。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欣然听命，由北京菩提协会调其回京，任协会导师。1953年以中国佛协会常务理事身份再次来到五台山，他曾被选为山西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

    台麓寺二喇嘛依什捧磋，是从西藏堪布中赴五台山任职的。他从1900年至1943年，经历了清、民国和抗日三个时期。据1939年资料载，五台山有喇嘛800人，菩萨顶大喇嘛、台麓寺二喇嘛、镇海寺章嘉活佛统管政教，权力大大超过了地方官员。如台麓寺在五台、阜平等地有庄产20余处，每年从佃户名下收租粮1500余石。1938年2月9日到19日，二喇嘛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的抗敌后援会。同年3月20日，边区政府移住台麓寺，二喇嘛给予了各方面方便和照顾。他还积极响应号召，组织僧侣参加动委会，执行减租减息，带头从该寺佃户中减少租粮15万斤。由于抗日救国出力贡献大，他被选为晋察冀边区的参议员，为此日军对他报复，于1940年10月20日，将台麓寺烧为灰烬。

    咯不胜在西藏拉萨那不大寺攻读经书五载后，于1941年来到五台山，驻锡十三世达赖修神的藏传佛教圣境——观音洞。他诵经念佛，管护寺庙，禅、农、牧并举，度过22个春秋。他将牧养和生产的收入，重新修建了该寺320个石台阶。1952年当选为少数民族代表，出席了县、省各界代表大会，同年被选为县人民政府委员。1962年12月，圆寂于观音洞，藏、汉、蒙各族僧众缅怀、敬仰他，尊为德高望重的大喇嘛。

    嘉木样喇嘛于1951年来到五台山塔院寺，始终保持藏传佛教传统，关心少数民族僧尼和居民生活，带僧众禅农并举。他在五台山34年如一日，虔诚佛事，拥护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生活俭朴，遵循戒律。历任全国佛教协会理事、山西省政协委员、五台县人大常委、山西省佛教协会代会长、五台山佛教净长。1984年12月圆寂。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无神论者，并没有因为无神而与有神采取对立的政策，而是充分运用了统一战线这个法宝，以爱国主义为旗帜，政治上团结，信仰上尊重，继续使五台山在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和民族团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959年，全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来五台山朝拜；1980年7月，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协名誉会长的十世班禅大师一行九人来山朝拜。他们的朝拜活动，再次证明了五台山这一佛教圣地的特殊作用，更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深受各族信教群众的拥戴。

    特别是2004年5月11日至5月20日，第十一世班禅大师在山西省进行参观学习，我作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了接待，后来又两次去北京看望大师。5月11日至14日大师在五台山进行了为期4天的佛事活动，其中一天时间举行灌顶法会。十一世班禅大师在活动结束后说：“我在五台山举行佛事活动期间亲眼看到了五台山上不管是藏传佛教的僧人，还是汉传佛教的僧尼，他们都是和睦相处，为了佛法的弘扬，为了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福利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在陪同大师的过程中我们也深受教育，大家说，虽然大师年龄不大，但从与大师短短几天的接触，我们看到了十一世班禅大师的良好素质和爱国爱教的优秀品格。我们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师一定会在弘扬佛法，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现实。五台山藏传佛教历代在团结代表人物，维护巩固政权，促进民族间文化交流和团结，弘扬佛教文化，弘法利生，乃至促进国际交往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时期，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指导下，五台山黄庙喇嘛、青庙和尚互敬互爱，团结一致，共同谱写了爱国爱教、民族团结的光辉篇章。可以相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五台山藏传佛教一定会更有作为。

    (作者单位：山西省委统战部宗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