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已逾两千多年，在漫长的岁月中，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而且留下了浩瀚的汉、藏、蒙、满、回鹘、西夏等翻译佛典和本土撰述。由于时间的久远，翻译所参考的印度佛教写本大多已湮没无闻，或散佚殆尽，但所幸的是，随着佛教文献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兴盛，部分印度佛教写本渐渐露出其冰山一角，重见天日。

    汉地的早期译经情况对我们而言不是十分清楚，但通过僧传等的记录，我们得知翻译的母本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达成：一是传法僧人不携带经本，而是口诵经本，加以传译；二是用中亚语言写成的写本；三是从印度携来的梵本。至隋唐时，汉地的求法僧又亲自赴印度求取佛法，搜寻经本，进行翻译。对于藏地译经史而言，绝大多数经本的母本都是梵本，此外还有从汉文、巴利文翻译的佛经。这些经本有印度高僧携来西藏的，有西藏人去印度求取的，甚至还有一些经论是印度高僧到西藏后亲自撰述，并进行翻译。

    经本一经翻译，其原本的命运如何，我们只能猜想。可能有一部分经本又由传法僧人携带回国，一些则留在汉地、藏地，或者装藏入塔，或者束之高阁，仅供人们礼拜、瞻仰。由于汉地的气候和王朝更迭，这些经卷在历史上已经湮没无文，除了在寺院中的偶尔发现。例如，19世纪末在中国浙江省发现的两种梵文写本①，以及最近在浙江灵隐寺发现的梵文写本。

    经本在藏地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要感谢西藏的各个寺庙，在这些寺院中，绝大部分梵文写本被加以妥善保存，但其长期以来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印度僧人罗睺罗(1893-1963)第一次向外界揭开了西藏所藏梵文写本的神秘面纱。1929年至1938年间，罗睺罗先后四次赴西藏探险，发现了大量梵文写本，并在《比哈尔与奥里萨学会会刊》上发表了发现报告和写本目录②。在罗睺罗的目录(后简称罗目)中，写本共编为363号，由于180至184号被重复编号，实录写本368部，分别出自拉萨的功德林寺(3部)、江孜附近的白岗寺(spos khang，8部)，日喀则附近的夏鲁寺(zha lu，156部)和俄尔寺(ngor，134部)、萨迦寺(63部)以及日喀则西北的达那土登寺(rta nag thub stan，4部)。此外还应提及的另一个人是意大利学者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他曾于1925至1948年间在尼泊尔和西藏等地进行考察，足迹至萨迦、夏鲁和俄尔等寺院，拍摄了大量写本照片，其中一些与罗睺罗的重合。

    可惜的是，随着西藏局势的变化，这些梵文写本也遭遇了不同的命运。西方学者不再能得到这些写本的讯息。所幸的是，萨迦、夏鲁等寺院的梵文写本一部分被放入布达拉宫，一部分被安置在罗布尔卡，还有一部分则被运往北京的民族文化宫加以保存。

    进入80年代，北京成立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心成立之初，就提出了对西藏所藏梵文贝叶经进行研究的课题。在多杰才旦的主持下，对西藏的梵文写本进行了拍照和编目。北京民族文化宫所藏的梵文写本也被拍成缩微胶片，并且进行了初步编目，写本原件则返还给西藏，现保存在西藏自治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藏有一套北京民族文化宫梵文写本的缩微胶片(其中丢失两卷胶片)。

    关于藏学研究中心的梵文贝叶经目录，我没有看见，只能根据有限的讯息作些介绍。这一目录由罗照负责，完成于80年代中期，但并未囊括西藏所有的梵文写本，而且听说目录编排有混乱和错误。尽管如此，其中还是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发现，例如，影响藏传佛教甚大的月称《入中论疏》的梵文原本等③。

    关于北京大学所藏梵文写本的缩微胶片，目前北京大学成立了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正在对这批写本进行整理、编目和研究。其初步的目录由王森完成，一共编了259号。写本的内容异常丰富，除了大量的佛教怛特罗文献外，还有大乘经、律、阿毗达磨、量论、声明等，同时还有印度教的怛特罗文献、诗歌、故事、语法著作等。涵盖了佛教所说的大五明的各个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写本中还有巴利文佛经。

    罗睺罗对其所获的西藏梵文写本陆续作了校勘和发表，印度的K.P.Jayaswal Research Institute自1953年至1991年间出版的《西藏梵本丛书》(Tibetan Sanskrit Text Series)也主要基于罗睺罗拍摄的这批照片。图齐回国后校勘出版了一些较小篇幅的西藏梵文写本④，而较为详细的写本目录直到近年才被公布⑤。进入90年代，西藏所藏的梵文贝叶经再次得到校勘、出版，例如，奥地利科学院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作，出版了吉年陀罗菩提的《集量论注释》第一章⑥。其中，最重要的是大正大学综合佛教研究所在西藏的活动，1999年，他们在拉萨布达拉宫发现了《维摩诘经》的梵文本，《维摩诘经》对东亚佛教影响深远，这可以说是大乘佛教研究最重要的发现。其后进行了校勘、出版⑦。

    初步研究表明，西藏所藏的梵文写本时间大多集中于11～13世纪，内容丰富多彩，除了佛教的显密文献外，还有大量的印度教怛特罗、语法作品、诗歌、戏剧、故事等梵文古典文学作品等等，从中似乎折射出无论是印度僧人、还是藏族僧人，所关注和学习的并不仅仅局限于佛教经论，还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印度文化。

    大多数写本用梵文写成，但也有少量用藏文字母转写梵文，甚至直接用藏文书写，部分写本有藏梵文题跋，有的还有藏梵文夹注，说明这些文献在过去的岁月中时常被学习、研读，有的甚至是印藏高僧大德的笔记或私人藏书⑧。它们作为实物资料，仿佛给我们复原了一个凝固的历史区间，印证了各种藏族历史著作中所述说的公元11～13世纪以佛教为载体的藏地文化欣欣向荣的景象，我想，结合藏族历史上的各种相关记述，参照写本中的各种题跋，我们有可能得以窥见公元11～13世纪藏族文化精英的智识建构，从而更好地理解藏族文化与印度文化间的相互往来，为研究不同族群间、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交流、融合提供思想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少量写本的藏文题跋显示直至明清之际，仍有藏族人对其进行整理检视。例如，《无二平等量上仪轨》(Advayasamatāvijayākhyākalpamahārāja)的藏文题跋清楚说明该写本缺失部分的藏译由清代蒙古族学者工布查布(mgon po skyabs)从汉译补全。据罗照目录，有些贝叶经还夹有纸条，以藏文说明了经题、字体、材质、藏寺等待息，而且部分折断的贝叶经还有补缀粘合的痕迹。但解放以前是否有时这些梵文写本的登记与编目?十三世达赖喇嘛曾通过德尔智送给沙俄皇帝一些梵文写本。这些写本的选择是随意的，还是有一定的拣选原则，现在不得而知。或许有朝一日我们能在藏文典籍中发现这些写本的编目情况。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西藏所藏梵文贝叶经的整理与研究，以及更多的梵文贝叶经的发现，必将推进全世界佛教文献学、佛教哲学的整体研究水平，加深我们对佛教文化的理解，从而更好地理解人类文化的未来。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①冢本启祥、松长有庆、矶田熙文编著，《梵语仏典の研究：Ⅳ密教经典篇》，“附篇，Ⅲ.中国浙江省の发现2种梵文写本について”，京都，平乐寺书店，1989午，第521-525页。

    ②Rāhula Sānkrtyāyana，“Sanskrit Palm-leaf Mss.in Tibet”，JBORS21,1935,pl.1,pp.21-43,“Sec-ond Search of Sanskrit Palm-leaf Mss.in Tibet”，JBORS23,1937，pt.1,pp,l-53，“Search for Sanskrit Mss.in Tibet”,JBORS24,1938,Pt.4,pp.137-63.

    ③Madhyamakāvatārabhāsya(dbu ma la'jug pa'i bshad pa).Toh.no.3862.Derge Tanjur,vol.'A,foli-os 220v.1348r.7.

    ④G.Tucci,Minor Buddhist Text,pt.1-3,Rome,1956-1971.

    ⑤Francesco Sferra,“Sanskrit Manuscripts and Photos of Sanskrit Manuscripts in Giuseppe Tucci's Col-lection,a Preliminary Report”,in P.Balcerowicz and M.Mejor,ed.,On the Understanding of Other Cultures,Proceedings,Warszawa2000(Studia Indologiczne7),pp.397-447.

    最近，Sferra又对该文进行了增补扩充，收录于Francesco Sferra ed.,Sanskrit Texts from Giuseppe Tucci's Collection.Part I,Manuscripta Buddhica I,Roma,2008,pp.15-78。

    ⑥Jinendrabuddhi's Vi s ālāmalavatīPramānasamuccayatīkāa, Chapter 1,by Ernst Steinkellner,Helmut Krasser,Horst Lasic,China Tibetology Publishing House,2005.

    ⑦《梵藏汉对照<维摩诘经>》[Vimalakīrtinirde sa:Transliterated Sanskrit Text Collated with Tibet-an And Chinese Translations\]，大正大学综合佛教研究所梵语佛典研究会编，东京，2004。

    ⑧《丹珠尔》中的《律经注·自解说》(Vinayasūtravrttyabhidhānasvavyākhyāna)为邓巴译师楚程迥乃(steng pa lo tsā ba tshul khrims'byung gnas,1107-1190)翻译，而民族宫所藏的用藏文字母转写的《律经》写本有夹注，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罗鸿博士研究，夹注内容与《律经注·自解说》一致，而且该写本的首页写有“sīla-akaras bris pa”的字样，更敦群培认为sīla-akara就是邓巴译师楚程迥乃(dge'dun chos'phel,dge'dun chos'phel gyi gsung rtsom,bod ljongs bod yig dpe rnying dpe skrun khang,lha-sa,1990,vol.1,p.21.)，因此该写本很可能就是邓巴译师翻译《律经注·自解说》所用的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