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地佛教中，五台山被比附为佛教典籍中所说的文殊化宇的“清凉山”，并将五台与文殊信仰联系起来。晋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中说：“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诸菩萨常于中往，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眷属，常为说法”。①文殊菩萨在佛教中的地位极为特别，既是万行圆修、自他兼利却又宅心法界的菩萨，又是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相好如同佛祖的出世之圣。文殊这种亦佛亦菩萨的身份，使信众确信他救度众生的慈悲之力，无量无边。
唐代密宗传入汉地，密宗提倡佛教徒不仅要求证个人解脱，更要采取各种灵活的方法来“脱度”众生，即所谓“方便智慧”或“方便道”。而以“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则成为密宗最崇拜的菩萨，其形象一般顶结五髻、手持宝剑、坐骑狮子，表示智慧、锐利和威猛。后来佛教徒更把《金刚顶经》中“五佛显五智”的思想结合到五台山崇拜中，认为五座山峰是文殊菩萨大显受身之极净五体，是显示五种幻化智能之光幻的五种身像，其中、东、南、西、北台分别代表“身”、“意”、“智慧”、“语”、“业”。佛教徒完全将五台山认作文殊化现之所，不仅台台皆有文殊化现灵迹、寺寺都塑有文殊圣像，就连五台山的草木土石均与文殊菩萨相关联。更加上五台山潜育百灵、静谷幽林的秀丽景色，文殊圣地五台山之盛誉广播四方，香火兴旺。
五台山与藏传佛教之间的关系可说是十分密切且源远流长。吐蕃由在与唐王朝交往中，也久闻五台山盛名，曾派遣使者求《五台山图》。
《旧唐书》卷十七《敬宗本纪》载：“(长庆四年)九月甲子，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请求》载；“穆宗长庆四年九月甲子，灵武节度使李进诚奏，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
藏文史书中也有相应的记载：于吐蕃赞普墀松德赞即位之初，信奉苯教的大臣一度掌政，制定了毁灭佛法的政策，拆毁了扎玛的真桑本尊佛堂。墀松德赞派遣桑喜为首的五位使者到“德乌山”(rdevu shan，即五台山)顶的文殊菩萨殿中求取寺院图样，藏史《拔协》中还详细描绘了几位使臣取五台山图的经过。②
所谓《五台山图》，就是绘有五台山及其各处神灵圣迹的佛画，据唐蓝谷沙门《古清凉传》等记载，在唐高宗龙朔年间(661-663)，有西安沙门会赜奉命带画师张公荣等人到五台山考察圣迹，会赜将画师所绘五台山图样做成“小帐”(即屏风画)并且配上说明文字，使《五台山图》在中原各地广为流传。在敦煌文献中也有记载，说当时有许多画工前往五台山画图，在太原等地还出现了以画《五台山图》为业的专门画匠。③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之事对藏传佛教影响颇大。吐蕃墀松德赞时所修建的吐蕃第一所剃度僧人出家的佛教寺院桑耶寺就以此为蓝本。以后，桑耶寺在历史上因各种原因多次被毁，但文殊“化宇”五台山之图始终是恢复重建时殿内壁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在布达拉宫至今也保留着《五台山图》(日光殿西南门南侧)。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现存《五台山图》七幅，经鉴定推测，其中有四幅是中唐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留下的。④因而，《五台山图》可说是藏汉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历史见证。
吐蕃王朝崩溃之后，佛教在吐蕃本土受到毁灭性打击，藏汉之间的佛教交流也中断了很长时间。但五台山在藏族僧俗大众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却没有受到影响。至元代起，藏传佛教名僧大德赴五台山朝礼者络绎不绝。如《萨迦世系史》及《萨迦五祖全集》等藏文史传记载，大元帝师八思巴，曾于二十三岁时(1257年)，前往五台山听受大威德、玛哈噶拉、金刚界、时轮等全套密法和疏释，以及中观论、赞颂、俱舍等经论。八思巴还在所著赞文中将五台山喻为密法金刚界五部佛的佛座。继后，又有善传玛哈噶拉密法的胆巴国师常驻五台山寿宁寺，并建立了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讲说制度。其后又有元帝师意希仁钦、噶玛巴黑帽系三世活佛攘迥多吉等长期在五台山活动，使五台山逐渐成为藏传佛教在中原汉地的一个传播中心。
及至明永乐五年七月，明成祖“命如来大宝法王哈立麻于山西五台山建大斋，资荐大行皇后”，⑤随着明朝敕封的噶玛巴大宝法王来五台山驻锡传法，五台山的藏传佛教更加兴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关于大宝法王在五台山的事迹，藏文史籍记载较简单，《清凉山志》中记载较详细：
“明大宝法王，名葛哩麻(哈立麻，均为噶玛巴之异译)，乌思藏人。道怀冲漠，神用叵测，声闻于中国。永乐间，上遣使西土迎之，师适有五台之游，应命至金陵，道启圣衷，诰封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师性乐林泉，朝廷之下，恐妨禅业，奏辞，游五台。上眷注殷勤，留之不已，乃赐銮舆旌幢伞盖之仪，遣使卫送于五台大显通寺。更敕太监杨升，重修其寺，兼修育王所置佛舍利塔，以饰法王之居”。⑥
大显通寺位于五台山台怀镇北侧，为五台山五大禅林之一，始创于东汉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初名“大孚灵鹫寺”，相传五台山与印度灵鹫峰相似，故在此建寺并名，为五台山佛刹开山之祖。至北魏孝文帝时再建，“环匝鹫峰，置十二院。前有杂花园，故亦名花园寺”。唐太宗年间又重新修建过，武则天因新译《华严经》中有五台山名，改寺名为大华严寺。明成祖又敕命重修，因大宝法王举办于此地举办大法会，“感通神应”，因赐名“大显通寺”。永乐三年时，设僧纲司于大显通寺，“率合山僧祝厘，本州岛月给僧粮”。⑦从这些记载，可知大显通寺在五台山的地位及其重要性。在显通寺南面，又有一座“大宝塔院寺”，寺中宝塔相传为阿育王所置佛舍利塔及文殊发塔。永乐五年大宝法王来五台山时，明成祖敕命太监杨升重修大塔，始建寺。
释迦也失是继大宝法王之后来五台山的第二位明代藏传佛教高僧，也是来到五台山的第一位格鲁派高僧。释迦也失与五台山的关系非比寻常，喻谦《新续高僧传》中为其立传，直言《五台山显通寺沙门释迦也失传》，⑧当然传记极为简单，而且还有严重错误，甚至把释迦也失认作是天竺僧人，与佛祖释迦牟尼出身于同一家族。今考《新续高僧传》中关于释迦也失的记载几乎全部来自《清凉山志》，为证明释迦也失在五台山活动的相关史事，也为纠正内地所传高僧传中对释迦也失记载的某些谬误，兹将《清凉山志》中的《释迦也失传》移录于下：
“明释迦也失，天竺迦毗罗国，世尊之裔也。功德罔极，神用难测。仰文殊之道，来游清凉。永乐十二年春，始达此土，栖止台山显通寺。冬十一月，闻于上，遣太监侯显诏至京，入内，预敕免拜，赐座大善殿，应对称旨，上大嘉叹。敕安能仁方丈，上制书慰劳，所赐甚厚。明年上制书，赐金印宝诰，封妙觉圆通慧慈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之号。无何，辞上入台山，每一定，七日乃起。上数制书遣使致慰。至于宣宗，尤加钦崇，礼出常格。宣德六年，旋西域焉”。⑨
这一段记载中有正确的内容也有错误之处，首先对释迦也失的来历不甚了了，以为他是天竺僧人，因为“释迦”之音确系梵语，由此便望文生义，进一步以为他与佛祖世尊出身于一个家族。汉地僧人不清楚，藏族僧人起梵文名字者从来就有，诸如“释迦室利”，“多罗那他”等等，不胜枚举。另外，言宣德六年，“旋西域焉”，肯定是不正确的，释迦也失于宣德九年受封大慈法王，而释迦也失传中对如此重大之事竟然只字未着，似乎很令人费解。其实，若仔细分析，也可以讲得通，即于宣德六年，释迦也失一行离开五台山，至于到哪里去了，包括《清凉山志》作者在内的五台山汉僧们并不知晓，一方面有语言障碍，一方面涉及朝廷之事在事前也会保守秘密，不会大张旗鼓地宣扬。而且，释迦也失此番离开五台山之后，就再也没回五台山。虽然释迦也失在北京有许多活动，也颇得朝廷赏识信重，但在那一时代，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更兼汉藏佛教文化之差异，在五台山驻锡安禅的僧人无法更多了解释迦也失的行踪是很容易理解的。但释迦也失曾经几番来驻台山，又得朝廷封号，又得明成祖、明宣宗两皇帝礼遇，无疑是个重要人物，撰写五台山历史自然应大书一笔，但又不只其所终，只推测他回天竺老家了吧。
至于传记中所记载的其他内容应是比较可靠的，因为是依据五台山僧人们的所见所闻而写。诸如第一次来台山的时间，以及离开的时间；特别是释迦也失的长达二十三字的封号完全无误。至于释迦也失的学修情况，也是不甚了了，先是说他“功德罔极，神用难测”，再描写他“每入定，七日乃起”，至于修行具体内容，他们又如何搞得清楚呢。
今根据汉藏文献有关记载，释迦也失应是前后三次来到五台山。第一次是在永乐十二年(1414)春到达五台山，而于当年十二月离开五台山，应诏赴南京入朝；第二次是在永乐十三年(1415)大约五月左右，从南京再赴五台山，而第二次离开五台山是在永乐十四年(1416)的秋季左右。释迦也失第三次来五台山是在洪熙元年(1425)或宣德元年(1426)前后，第三次离开五台山的时间是约在宣德六年(1431)前后。目前可以认定的是释迦也失前后三上五台山不会有错，但每一次的具体时间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推测，还望今后能发现新的线索，再进一步明确具体时间。
第二个问题是释迦也失三次来五台山，驻锡于哪个寺院?据《清凉山志》及《新续高僧传》，自然也是驻赐于大显通寺。考大显通寺的历史，知其曾名为“花园寺”，和“华严寺”，所以笔者认为令研究者困惑已久的藏文史传中的“ha yan si”，应为“花园寺”或“华严寺”之对音，而且《大慈法王传》中也记载释迦也失在汉地五台山兴建了六座大寺院，并在“美朵多热”(me tog Idum ra，意为“花园”)附近建立了名为“ha yan si”的寺院。⑩长期以来，藏史研究者因不清楚“花园寺”在何地，因而一般译之为“法音寄”，进而推测为北京之法渊寺。笔者以为，由藏汉史料相互巧妙印证，可以断定释迦也失驻锡五台山之寺院即是“花园寺”即“华严寺”，也就是永乐年间的大显通寺。关于“ha yan si”的悬念可以告一段落了(11)。
除显通寺、大宝塔院寺外，与释迦也失关系密切的还有大圆照寺和大文殊寺，这两座寺院也是五台山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
《清凉山志》关于大圆照寺所住梵僧的记载，与释迦也失的事迹相像：“显通之左，古称普宁寺。永乐初，印度僧室利沙者来此土，诏入大善殿，坐论称旨，封圆觉妙应辅国光范大善国师，赐金印，旌幢遣送台山，寓显通寺。至宣德初，复诏入京，广宣秘密。无何，辞归山，上未许。明日示寂，上闻，痛悼之。御祭火化，敕分舍利为二。一塔于都西，建寺曰真觉。一塔于台山普宁基，建寺曰圆照。正德间封张坚参为法王，赐银印，兼有都纲印”。(12)这段记载简直就是释迦也失传的另一个版本，只是错误之处更多，限于时间，笔者还未及对史料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仔细考索辨析，兹备存异而已。而且也有将圆照寺与释迦也失相联系的一些说法，诸如《中国宗教名胜》一书中的“圆照寺”一条的释文中就说：“明永乐时喇嘛教黄教祖师宗喀巴大弟子蒋全曲尔计(即大慈法王之藏文译音——笔者加)到五台山传扬黄教佛法居此寺，为黄教传入五台山之始”。(13)尚不知其书作者的根据什么如此结论，或许受了上述记载的影响也未可知。
大文殊寺，又称菩萨顶真容院。本是唐代古刹，历代屡有修饰。至明永乐初年，敕旨改建大文殊寺。并“敕赐贝叶灵文，梵文藏经，朱书横列，御制序赞。每帙盛以锦囊，约以锦条，护以綪毡。并钦造文殊镀金像”。(14)至万历上间皇帝还命太监李友重修大文殊寺。在明朝廷的扶植下，文殊寺的地位越加显赫，到清初时，已在五台山众多的藏传佛教寺院中处于首要地位。
释迦也失在五台山居留期间所从事的法事活动，据《大慈法王传》及《蒙古佛教史》等记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1)释迦也失在五台山的几年，是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繁荣时期。释迦也失所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修建寺院。藏文文献中言释迦也失在五台山修建的六座寺院，所谓修建实际上是指修葺或改建扩建，六座寺院大概包括大显通寺、大宝塔院寺、大圆照寺和大文殊寺。由于释迦也失与朝廷及明成祖个人的亲密关系，建寺所需资财主要是由朝廷供给，也有部分是信徒供施的。
(2)传说释迦也失在五台山修法期间亲见文殊菩萨，并且照见了阿底峡师徒及上师八思巴。通过长期的身、语、意三密的修行，特别是观想的修行，最后达到入定，即是一种藏密修持的最高法门或最高境界，运用“转识成智”的原理，引发意识潜能而达到超然物外的境界。即先由意识的一念专精的观想开始，再次第地转变固有的习气，构成自我超然现实的精神境界。在藏族高僧史传中不乏有亲见文殊菩萨的记载，诸如元帝师八思巴、宗喀巴大师、五世达赖喇嘛等藏传佛教领袖级的人物都有此类经历，亲见文殊菩萨几乎成了修行密法至最高境界的一种标帜。但由于很难从理论上解释其中奥秘，研究者也多半避开此类话题。
释迦也失是一位密法修持的大师，汉文传记中言其在五台山“每入定，七日乃起”，足以说明他的定力非比寻常。而藏文文献中更将他的密法修持的功夫说得神乎其神，说“他将一片坚硬的青石板象稀泥一样搓来揉去，在石板上留下了手印，使彼方之众生大为惊异”云云。(15)
(3)释迦也失在居留五台山期间，经常为来自各地的信众其中包括许多地方官员、蒙古王公等传授灌顶法，同时还为僧人传授近事、沙弥、比丘、禁食等戒律，“按照他们各自的缘分降下佛法之甘雨，引领他们走上成熟解脱之道”。(16)中国有句俗语：远来和尚会念经。藏僧远来自雪域高原，有一整套独特的文化传承，特别是藏传佛教中的密宗，仪轨繁杂神秘，奥妙高深，很能令人心向往之。平民百姓、善男信女为祈福禳灾前来顶礼；而对汉地广大的僧人来说，可以追求“即身成佛”的藏传密教也是难以抵挡的诱惑。关于释迦也失在五台山为信众传授密法以及为弟子传授戒法事文献中没有详细记载，但在永乐年间从皇帝到朝臣特别是宦官对藏传佛教的礼敬程度来推测，前来要求皈依灌顶的信徒一定很多。
在五台山，藏传佛教真正形成规模化的发展，即是从明永乐年间开始，相比较而言，释迦也失在五台山居住时间较长，影响也较大。因有朝廷的扶持，本来向往五台山的蒙藏信众驱赶驼马牛羊数千里而朝山进香者，檀施云集，络绎不绝。自兹以降，格鲁派在五台山的发展日趋兴盛。据统计，至清朝世宗雍正时，五台山仅规模较大的藏传佛教寺庙就有二十六座，僧人千余之多。到民国时有“黄衣僧(指藏传佛教格鲁派僧人)大寺六七，中小数十，综计僧徒约三四千人”。(17)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
①《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十九《菩萨住品处》，见《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九，第90页。
②巴·赛囊：《拔协》(sba bzhed)，1980年，民族出版社藏文本。
③敦煌写卷P4648号，该卷内容为敦煌僧人朝礼五台山的经过记录，卷文中有记：“又行十里，到太原城……二月廿八日下手画《台山图》，廿九日长画至终”。参见杜斗诚《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1页。
④参见杜斗诚：《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1页。另，参见扎洛《吐蕃求五台山图史事杂考》，文载《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⑤《明太宗实录》卷五一永乐五年七月癸酉条。
⑥[明]释镇澄《清凉山志》卷三《大宝法王传》。
⑦同上书，卷二。
⑧喻谦：《新续高僧传》四集卷第十九。
⑨[明]释镇澄《清凉山志》卷三《释逝也失传》。
⑩《大慈法王传》(藏文抄本)第13页上。
(11)参见拙文：《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在北京活动考述》，文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文中笔者对五台山华严寺即藏文史传中的花园寺有详考，兹从略。
(12)[明]释镇澄《清凉山志》卷二。
(13)任宝根、杨光文编著《中国宗教名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8页。
(14)[明]释镇澄《清凉山志》卷二。
(15)固始噶举巴·洛桑泽培著、陈庆英译注《蒙古佛教史》，天津古籍出版社，第63页。
(16)固始噶举巴·洛桑泽培著、陈庆英译注《蒙古佛教史》，天津古籍出版社，第63页。
(17)沌谷：《五台山参记日记》，见《新游记系列续编》第2册，中华书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