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僧侣与寺院
僧侣在身份的归属上，与寺院的关系既紧密又直接。根据四川甘孜州和西藏昌都地区的田野调研，两地寺院僧侣不仅定编发证，而且正在建立僧侣档案。可以说，僧侣与寺院的关系已进入规范化和制度化，如僧侣脱离寺院归属将失去其合法身份而不能在社会上独立生存。在管理的层面上，当前的寺院由传统的堪布或活佛主持管理向现代的民主管理转变，使僧侣与寺院的关系得以进一步理顺或互动。
案例之一：康宁寺与僧侣今昔宗教生活变迁
康宁寺，全称“帕曲得甘丹攀德林”(Vbav Chos Sde Dgav Ldan Phan Bde Gling)，是巴塘县境内最著名的格鲁派寺院，位于巴塘县夏邛镇。过去，康宁寺虽有一大扎仓及八小康参，但没有设立显宗参尼扎仓，实际上属于显密兼容的寺院，主要举行密宗仪式。在历史上最盛时期僧侣达1700人，一般在1000人左右。其中本地寺僧，即帕巴人(VbaV Ba，夏邛镇人)大约300人，他们平时住在寺院；而远处或外地僧侣平时返回家乡，在各地念经等从事相对自主的宗教活动，等到寺院定期举行宗教仪式时，方从四面八方返回寺院参加各项宗教活动，每位僧侣都知道何时返回寺院的确切时间。①
康宁寺于1984年开始修复开放，当时寺僧人数虽不到100名，但都是原籍老僧，宗教素质较高；1997年寺僧已达300多人，其中包括西藏芒康县的100多人。目前，寺僧共有222名(2005年)，其中芒康县人占三分之一，原籍老僧大多已去世，只剩下八九人。寺院早已建立民主管理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及委员共10人组成，并保留过去的格贵(Dge Bskul)僧职，主要负责监督僧侣戒律，格贵每年换届一次。②
分析与讨论：以上案例较清晰地描述了康宁寺及其僧侣今昔变迁历史，诸如寺院的规模由大变小、管理体制由堪布制变为民主制、僧侣数由多变少、学经制度由外出进修为主变为内部自学为主，尤其是过去僧侣大多数不住寺院的习俗已改为现在的僧侣全部住宿寺院的制度。寺院统一建造僧舍，既改善了僧侣的居住条件，又便于加强僧侣的组织纪律性。然而，寺院允许僧侣外出念经，由格贵统一安排，僧侣每天轮换前往村民家念经。在僧侣与寺院乃至所处社区之间搭建和谐的宗教与社会关系，使寺院与僧侣得以在更广泛的社会互动关系中健康发展。
案例之二：罗热寺与当代僧侣的宗教生活
罗热寺(Lug Ra Dgon)③，位于芒康县洛尼乡罗尼村，是该县境内规模最大的一座格鲁派寺院，创建于1617年，鼎盛时期寺僧达500人。在过去的历史上，罗热寺拥有土地、草场和牲畜，由寺院佃民承担管理，其收成50%上交寺院，一半归自己所有；寺僧每年只放假二个月，在此期间僧侣可以回家，其余大多时间都在寺院居住。在大经堂参加任何宗教活动，寺院会提供饭茶。民改时期，寺院关闭，僧侣还俗；至1987年寺院重新恢复。
目前，在宗教活动方面，每年共举行六次固定的法会。这六次法会亦是僧众在一年内必须参与的集体宗教活动。每次法会平均4天，其中1天集中学习西藏自治区寺教办编写的六本教材和最新颁布的国家《宗教事务条例》，余下3天举行宗教仪式。
在经济运作方面，寺院于1988年创立一个公司，即一家小百货商店，平均每年创收约1万元；此外，2002年开始寺院选派一位僧侣到嘎托镇做生意，主要买卖金刚菌等药材。而寺院比较稳定的收入则是村民百姓的布施，如每年三月份由该寺喇嘛或上师主持举行“大灌顶”仪式，这是一年内百姓集中前来寺院布施的一次法会。以2004年为例，寺院全年共收到百姓布施5000多元现金以及大量羊毛、牛毛和青稞等。
然而，当前寺僧的经济生活，主要依靠各自的家庭，大多数僧侣在一年内至少六个月住在世俗家中或不时在人家念经化缘，只有很少部分僧侣常住寺院。僧侣外出念经化缘，可由自己具体安排，其形式由3人至10人不等组成一组，其中具有佛学知识并懂宗教仪轨的僧侣领队，而佛学水准偏低或文盲或不懂宗教仪轨的僧侣，只有参加小组方能获得外出念经的资格。④
分析与讨论：以上案例从宗教仪式、百姓布施和寺院经济等诸多角度，较为详尽地描述了罗热寺及其僧侣的现状。从中可以了解到宗教仪式与百姓布施的互动关系以及寺院经济与僧侣生活的紧密联系。可以认为，罗热寺不仅是芒康县境内最大的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也是当前在藏族地区开展或推行以寺养寺方面具有典型性的一座正规寺院。因此，罗热寺与僧侣之间建立的新型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准确反映当今藏区僧侣的宗教职业生活现况。比如，罗热寺的绝大多数僧侣，除了参加寺院在一年内定期举行的六次宗教活动外，其余时间完全由个人来支配，或外出念经化缘或在自家居住或留在寺院。显而易见，僧侣在寺院里除了承担一定的宗教职责和义务外，他们不仅拥有不少可选择的社会自由活动时空，而且在个人的经济生活领域亦有更多的自主权。
二、僧侣与世俗家庭
在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下，僧侣与各自父母家庭之间，已形成一种不可脱离的牢固关系。根据巴塘、芒康、左贡等四县的田野调研，许多寺院僧侣的经济生活主要依靠各自的世俗家庭，而且不少僧侣与家庭之间建立了一种互动互利的良性关系，如农忙季节许多僧侣离开寺院岗位返回家乡，或直接参加劳动或做些辅助性工作，尤其在夏季挖虫草或采集药材时，寺院年轻僧侣大多请假回家，主要看管家院或牲畜，以便家人抽出更多的劳力去挖虫草或采集药材，甚至僧侣在家留住的时间不短于寺院居住。同时，亦有少数经济条件较好的寺院，其僧侣在经济生活上完全达到自立自养的条件，不用过多参与世俗性社会劳动。
案例之一：老年僧侣与世俗家庭
采访者叫希热(shes rab)，64岁(2005)，是昌都地区向达寺一位原籍老僧。⑤据说他在11岁左右自愿出家入寺成为一名普通僧侣，在寺院大约过了5年宗教生活后，即1959年返回老家柴维乡达达村务农，当时正好强巴林寺的一位僧侣叔叔也回乡务农，便跟他悄悄念经修学佛法，没有真正还俗，一直过单身生活。有幸的是，后来落实民族宗教政策，于1980年前往哲蚌寺在朗仁(lam rim)高僧座前受了比丘戒；至1982年向达寺恢复，便入寺重新过上了正规的宗教生活；现任向达寺民主管理委员会委员一职。⑥
分析与讨论：从以上案例中可以看出僧侣与家庭之间的紧密关系，而且这是一种建立在人类血缘亲情基础上的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动摇或分割。有了这一层关系后，僧侣一旦失去寺院或离开寺院，他不会成为无家可归的社会孤儿。僧侣的父母或兄弟姐妹无论在何时何地永远会接纳自己的亲人。正如以上案例中的希热老僧，当他在1959年需要离开寺院时，其世俗家庭或亲戚很自然地成为他唯一的归宿。后来又离开世俗家庭进入寺院变为一名正式的出家僧侣。这里反映了藏族地区僧侣与世俗家庭之间固有的关系。
案例之二：年轻僧侣与世俗家庭
卓玛次仁(sgrol ma tshe ring)，向达寺僧侣，现年37岁(2005年)，昌都县日通乡阿尼唐村(Aa rnye thang grong pa)人，他家有6个兄弟姊妹，其中3个儿子，在儿子中他排老大。卓玛次仁小时候在向达村小学上学，当时学藏文，上到三年级辍学；未出家前学过一些佛学知识，如学习道次第论等基础性佛法。他在14岁时即1982年正式出家，当了向达寺一名普通僧侣，当时出家为僧的决定，主要是自愿自主，同时也征求父母的意见并得到他们的同意；在21岁时接受比丘戒，成为一名比丘僧；1999年至2004年在德格宗萨寺显宗学院进修。目前，卓玛次仁除了参加寺院举办的集体宗教活动外，主要在自己的僧舍修习佛法，有时返回家乡，在自家念经。家中念经不拿报酬，家人平时给他提供糌粑和酥油等生活必需品。⑦
分析与讨论：以上个案描述了一位当代普通僧侣出家前后的经历，从中可以了解到当代年轻僧侣的成长过程。如卓玛次仁从世俗小学识字学习文化到开始接触佛学知识，再对宗教发生兴趣，自愿出家并得到家人同意，从而成为一名普通僧侣。后来经过个人的勤奋修学，最终成为一名具有较高佛学修养的比丘僧。同时，卓玛次仁又与世俗家庭之间建立融洽和谐的亲情关系，甚至保持一种彼此照应互助的紧密关系。这从僧侣的角度看，在经济生活上可以得到世俗家人的有力支撑；而从世俗家人的角度看，在宗教信仰上可以随时得到自家僧侣的无偿服务。
案例之三：苦行僧侣与世俗家庭
采访者叫梅朵(me tog)，女，现年45岁(2005年)，是西藏昌都地区左贡县美玉乡美玉切村的一位普通村妇。据她说家里共有7口人：丈夫，48岁，上过学，懂藏文，从事经商；4个孩子：老大女儿16岁，在外放牧；老二女儿14岁，在县城住亲戚家上学；老三儿子11岁，在本村小学上五年级；老四儿子9岁，在本村小学上一年级。此外，有她(梅朵)的哥哥，名叫意西久麦(ye shes vjigs med)，48岁，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虽出家为僧，可至今没有明确的归属寺院，便自主地选择在野外修炼佛法。实际上，他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苦行僧。梅朵讲道：她的哥哥不仅禁吃肉类和青盐，而且长年在一座叫“东达”(dung mdav)的神山岩洞中闭关修行，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因而需要家人给他送去食品或衣物等。⑧
分析与讨论：以上案例中主要描述了一名在经济生活上完全不能自立的苦行僧的生活情景，尤其揭示了苦行僧与世俗家人之间的依托关系。从意西久麦的角度看，苦行僧的生活方式，是他本人自主选择的一种宗教人生追求。然而，其社会生存基础却建立在自己的世俗亲家之上。可以看出，如果得不到世俗家人的支持，意西久麦的苦行僧生活或宗教理想，很难维持下去或最终实现。因为苦行僧的生活方式，是常年在与世隔绝的野外修行，在物质生活方面没有任何自理能力，完全依靠世俗家人亲戚的无偿援助。这种完全依赖世俗家人过纯粹宗教生活的苦行僧现象，在广袤的藏族地区虽不算很多，但以个别案例依然存在或继续传承。
三、僧侣与社区
僧侣与社区之关系，在诸关系中更显其错综复杂性。其原因在于藏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准进一步提升，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就业渠道或生存途径趋向多种多样化。这对僧侣的传统宗教生活构成多方挑战。许多地处繁华城镇的寺院不得不出台新的规章制度，将僧侣打麻将、玩游戏、进舞厅等现象，皆视为违规行为，从而限定僧侣过多参与世俗性社会活动。然而，对于僧侣的经济生活或物质待遇方面，如僧侣开汽车、骑摩托车、拿手机、看电视、用电器和住宾馆等行为，寺院则不过多干涉。所以，当前藏区僧侣的宗教生活日益现代化或个性化。
案例之一：从普通世俗人立场看当今僧侣
至于僧侣思想观念之变化。有人认为：首先，现在的僧侣比过去的僧侣聪明，如学经进度很快。由于社会得到发展，僧侣所见所闻明显增多，他们的智力得到开发，思维变得开阔敏捷；而回顾过去的僧侣，就觉得他们比较笨拙。其次，现在的僧侣容易还俗，其因素很多，如学经格外辛苦，轻易被困难所吓倒；以及当今的外界社会很精彩，年轻人经不起诱惑等。⑨有人进一步提出：现在僧侣的组织纪律性与过去相比，处于松散状态。如过去僧侣不准结婚、喝酒，更没人玩游戏。否则，会受到寺院的严惩，包括采取罚款、体罚、开除等措施。而当今的寺院除了僧侣与女人有染会开除外，其他教规很难执行。从僧侣自身的角度看，他们主要借助现代化的电视或电脑网络等途径，与社会大众时尚文化频繁接触，从而觉得遵守宗教戒律越来越难，其结果僧侣还俗者剧增。”⑩此外，在以寺养寺的旗帜下，僧侣都忙于挣钱养活自己或提高经济生活水平，却不太重视对佛法的深入系统学习。因此，当前僧侣的佛学素质普遍很低，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到宗教的健康有序发展或适应日益变迁的社会。(11)
分析与讨论：以上案例和盘托出了大多普通世俗人对当代僧侣所作的综合评价，既肯定了当代僧侣所具有的聪明才智，又揭露了他们身上带有的不可避免的缺陷。当然，由于僧侣在藏区社会具有特殊的身份地位，许多世俗百姓对僧侣寄予很高的期望，而大多僧侣又达不到这种境界或树立不了完美的形象，从而致使世俗百姓对僧侣的批评多于赞扬。尤其指责僧侣的佛学知识和道德修养偏低。实际上，僧侣的佛学知识和道德修养素质偏低的现象，是当前藏区普遍存在并亟待重视解决的主要问题。
案例之二：从宗教工作者视域看当今僧侣
按以前惯例，巴塘县宁玛派僧侣要去佐钦寺、噶陀寺等大型寺院学经深造；格鲁派僧侣要去拉萨三大寺或理塘昌钦寺学经深造。现在这些惯例已被废除，不再遵循或延续。与解放前相比，现在的僧侣无论在穿着、日常生活，还是在学经条件等各个方面均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交通工具、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学习用具等，与过去没法比较，简直是天壤之别。如过去普通僧侣买经书和纸张都很困难，而现在却成为极其方便的事情。
同时，在市场经济的社会大背景下，寺院僧众内部也存在各方面的竞争。如学习上的竞争，主要是掌握十明学，尤其重视对唐卡画的系统学习。因唐卡画有着广阔的经济市场，如绘制唐卡画可以增加个人收入。因此，现在僧侣的佛学知识同过去僧侣相比略有提高；而僧众内部的竞争压力与过去相比也明显加重。当然，现在僧侣处于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其竞争意识较强，从而在僧侣个体经济条件上出现贫富不均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康宁寺贫穷僧侣约占20%。(12)
分析与讨论：以上案例以巴塘县宗教现状为对象描述了当今僧侣的宗教生活情景。尤其以康宁寺僧侣为个案，以新旧社会为参照系，较全面细致地述说了当今僧侣的学习、生活等状况。与过去相比，当今僧侣的宗教学习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其经济条件或物质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升。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僧众内部也无形中引入竞争机制，从而拉开彼此间的贫富差距。
案例之三：大众僧侣的出家与还俗问题
以西藏左贡县为例，20世纪80年代人寺的僧侣，现今大多已近40岁，他们的思想观念比较稳定，并能够安心于自己所从事的宗教职业；而后来进寺的尤其是30岁以下的僧侣，他们的思想不太稳定，甚至不少人处在继续当僧侣或还俗为好之矛盾状态。目前，还俗僧侣和新入寺僧侣的比例相对保持平衡。不过还俗与新入寺相比，还俗容易且方便，而新入寺难度较大，必须经过几道程序。倘若某僧侣预想还俗，可向所属寺院提交还俗申请，及时得到批准；而某社会青年欲出家为僧，他首先要向寺院民管会提交一份申请书，须经过全面考察，如申请人的出家动机端正，各方面条件符合寺院要求，民管会就要确定新僧担保经师(老师)，填写审批表，向乡镇级政府上报，基层政府部门又要全面审查，如本人家庭劳动力情况、个人政治思想表现、伦理道德素质，其条件均符合后才出具政治鉴定书，并向县民宗局上报，民宗局审查后上报县人民政府批准。(13)
分析与讨论：从以上案例中可以看出，当前藏区寺院僧侣队伍比较稳定，大多僧侣能够安心于自己所选择的宗教职业生活，不但严于律己，而且遵纪守法，自觉维护社会安定。与此同时，每座寺院几乎都会出现个别僧侣还俗的现象。而还俗这一僧侣职业道德问题，站在现今社会大众的立场上看，则是极为平常且很正常的社会现象，不但在国家法律上不受任何约束，而且在藏区社会上亦得到普遍认可。因此，僧侣还俗或俗人出家，只要条件成熟或资格达标，将会得到有关政府部门和具体寺院的准许。
四、结论
随着藏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藏传佛教寺院民主管理体制的完善和寺院经济自养制度的建立，藏族僧侣在藏区社会中的宗教职业角色趋向明朗；同时，宗教权威在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逐步式微，又极大地冲击了僧侣在藏区社会中固有的崇高社会地位，使广大僧侣在藏区社会中越显其普通公民的身份。不难看出，由于诸多主客观因素，当前藏区出家僧侣的宗教生活朝着社会职业化发展，主要表现在僧侣与寺院、僧侣与家庭、僧侣与社区三大关系之层面。
僧侣不能离开寺院而独立生存，而寺院又需要僧侣来支撑或运转。这便是当前寺院与僧侣之间建立的最基本的关系；而僧侣与家庭之关系，正可谓仅次于僧侣与寺院之关系而在整个僧侣社会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如果说寺院与僧侣之关系，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那么僧侣与家庭之关系，则是一种无法割断的血缘关系；僧侣与社区乃至同社会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影响、易于变化且错综复杂的关系，尤其是社会变迁对僧侣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从而令僧侣的社会生活方式不断与社会大变迁相适应而始终处于变化之中。
总之，藏族僧侣之宗教职业生活，是在寺院、家庭和社区三大层面逐步建立、发展并不断演进。这是僧侣作为寺院职工、家庭成员和社会公民等多种身份特征所决定的，同时，亦是宗教与正在变迁中之社会相适应的具体表现。可以肯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出家僧侣的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其身份地位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权威性转向当代社会之普通公民性，其生活方式包括衣食住行等开始受到世俗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从而逐步缩小两者之间的差异，而且其宗教生活带有时代性和社会职业化特征。故为了更好地适应并服务于现实社会，当前藏区僧侣的当务之急在于提升佛学理论素养和宗教职业道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①笔者于2005年7月3日采访巴塘县附近甲波村村民笔记整理。
②笔者于2005年7月1日采访巴塘县宗教局笔记整理。
③藏语“Lug Ra”(罗热)一词，有两种解释，其一为“羊角”，意为寺院所处地形酷似羊角；其二为“羊圈”，意为寺院所处地形酷似羊圈。又名“Lha Ra”(拉热)，意为神地。
④笔者于2005年7月5日采访西藏芒康县罗热寺笔记整理。
⑤向达寺，全称“向达寺桑珠林”(skyo mdav dgon bsam grub gling)，是一座萨迦派寺院，位于今昌都县日通乡向达村(ri dung shang skyo mdav grong)。
⑥笔者于2005年7月16日采访昌都县日通乡向达寺僧侣笔记整理。
⑦笔者于2005年7月16日采访昌都县日通乡向达寺僧侣笔记整理。
⑧笔者于2005年7月12日采访左贡县美玉乡美玉切村村民笔记整理。
⑨笔者于2005年7月14日采访强巴林寺信教群众笔记整理。
⑩笔者于2005年7月3日采访巴塘县著名学者江白平措笔记整理。
(11)笔者于2005年7月14日采访强巴林寺信教群众笔记整理。
(12)笔者于2005年7月1日采访巴塘县宗教局笔记整理。
(13)笔者于2005年7月11日采访左贡县民宗局笔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