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Khyung)，亦称作大鹏鸟、金翅鸟，又称作“佛鹏”，为藏传佛教护法神之一，在西藏壁画与造像上，通常位于释迦牟尼佛的头顶上方，构成藏式佛龛(或佛背光)“六拏具”之首。据考古发现，“Khyung”出现于藏传佛教释迦牟尼佛龛“六拏具”，最早似在11世纪末叶(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例子为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境的扎塘寺中心佛堂正壁的释尊造像的背光“六拏具”，公元1090年前后)，这种颇具藏传佛教特色的“六拏具”，后来不仅见于元代敦煌藏传佛教壁画，更成为元朝元大都北京藏密造像的一大特色(见元朝北京居庸关云台佛鹏浮雕及元朝北京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塔身大鹏鸟浮雕，14世纪前期)。值得注意的是宋元时期西藏本土的“佛鹏”(Khyung)，其造像的基本规则与佛教经典中的“迦楼罗”(汉译“金翅鸟王”)比较接近，是故，Khyung在宋代之后，其身份及职能已然是“佛鹏”，因此藏学界通常认为“佛鹏”即“Khyung”来源于印度佛教的“迦楼罗”(金翅鸟王)。
然而，西藏的Khyung(神鸟穹)是否能够等同于印度佛教中的迦楼罗吗?Khyung，《藏汉大辞典》解释为：sngar-gyi-bshad-srol-bya-chen-zhig，“古代传说中的大鸟”，又称金翅鸟或大鹏鸟，为青藏系统民族文化中民间信仰深厚的一种神灵形象；然而就近年来对古象雄王国的研究成果，Khyung实际上应当起源于古象雄的某一个部落(古象雄王国中的统治集团部浇)，换言之，Khyung最初源于族称。
笔者近年来对西藏岩画的研究发现，Khyung的形象出现得非常早，仅就西藏岩画看，Khyung图像已显示出明显的演变痕迹，更不用说藏传佛教文化时期其图像出现的质的转变，古老的Khyung与目前的佛鹏，无论是图像的基本理念，还是职能，其差异可谓天壤之别。然而，无论是Khyung图像的起源，还是后来的演变，乃至图像学背后文化内涵及象征意义的变迁等，学术界尚缺乏系统的梳理与研究。
笔者以为就Khyung的图形资料看，按年代及类型可作如下划分：
1．鸟崇拜的起源——Khyung的起源可追溯至青海新石器时代晚期宗日文化(距今5600～4600年)，宗日陶器上的鸟纹表明古羌人有鸟崇拜习俗，而鸟纹与雍仲符号的共生现象则更引人注目。接下来的青海卡约文化属于青铜时代(距今4100～3100年)，卡约骨器上的鹰纹与后来的西藏岩画保持着几近相同的造型理念。此阶段鸟图形的图像特征有写实与符号两种。
2．部落鸟图腾时代——西藏岩画中Khyung图像的嬗变，表明鸟崇拜在向鸟图腾过渡(大致在距今2500～1500年)，其背景则是古羌人西迁、开发藏北的伟大历史过程。西藏岩画属于苯教文化系统，鸟形符号与雍仲符号的相似性表明苯教、雍仲信仰、古象雄(zhang-zhung)、鸟族部落(Khyung-lung)、鸟巫祭司文化的一体性；Khyung既是古象雄部落的图腾神，更是苯教卵生理论的重要基础。此阶段Khyung的图像特征为头上生角，鸟首人身。
3．复杂化身时代——Khyung在格萨尔史诗(年代不详)里呈现出最为错综复杂的面貌，它是“具力大鹏金刚”；又分别是马头明王、“风马昌盛战神”、山神念青唐拉的化身；更是格萨尔王的祖先神、命神及十三战神之统帅。此一阶段的其图像特征除了头生角，鸟首人身外，更增添了武器(水剑翅)，并开始融入其他猛兽的局部特点(狮面、虎獠牙、马耳等)以强化战神的威力。
4.佛苯融合时代——Khyung在吐蕃王朝时期(公元7～9世纪)似主要呈现为战神形象。其形象除继承传统的图像特征外，此时期最突出的变化便是喙衔蛇；背光与头光并具；足踏敌人立于莲花座之上。形象上的变化说明吐蕃战神已受佛教“迦楼罗”形象的影响，佛苯融合的迹象愈显明确。
5.佛鹏时代——西藏古代传说中的Khyung在后弘期(10世纪以后)成为佛鹏，即加持佛法的护法神，一般位于佛、菩萨背光顶部，藏语仍称之为Khyung。
6．佛鹏兼地方守护神时代——清代以后，Khyung的地位有明显上升趋势，其图像特征是它从佛背光“六拏具”是独立出来，成为具有特殊能量的地方守护神，在安多藏区与康区的不少地方，都出现了神鸟Khyung崇拜现象。
Khyung图形嬗变之丰富显示出其古老的性格，其嬗变的基本脉络为早期源于藏北族群，神格很高，为古代部落的图腾神；当Khyung成为苯教重要神只后，地位最高，影响范围也大；至格萨尔时代Khyung的核心为战神，其影响直接延续到吐蕃王朝时期，但地位却从主神降至职能神；吐蕃王朝时期以降佛苯融合，Khyung成为护法之佛鹏，在藏传佛教万神殿里虽保留了一席之地，但已是佛教一护法而已；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清朝以后，Khyung的实际地位又有明显的提升，尤其是在青藏高原的康方言区和安多方言区，Khyung的身份呈现出双重性：既是佛教的护法神之“佛鹏”；同时还是不少地方的守护神灵。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艺术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