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汉译佛典中的“NP1，NP2＋是也”句式，不是先秦的“NP1，NP2，(主语)＋是(代词)也”句式的仿用或直接继承，而是源于西汉后期、东汉、魏晋南北朝汉语中的“NP1，NP2(表语)＋是(系词)也”句式。汉译佛典中的“NP1，NP2＋是”句式是“NP1，NP2＋是也”的变体。这两种句式在汉译佛典中大量运用，并不是用以对译梵文原文中处于句末的系词，而是因为佛典在叙述“前世的NP1就是今生的NP2”之类的故事时，往往强调“今生的NP2”，而这两种句式系词前的表语正是表示强调，所以适于表达这类故事。
关键词 汉译佛典 “NP1，NP2＋是也/是”句式 表语前置 梵汉对勘
一
1.1 在汉译佛典中有一种“NP1，NP2＋是也/是”句式，这种句式在东汉安世高的译经中还没有，在康孟祥和竺大力、竺昙果译的《中本起经》中就已经出现。如：
(1)佛告拘怜：尔时忍辱道人者，我身是也。恶生王者，拘怜是也。(《中本起经·卷上》)
(2)佛告比丘：尔时天帝者，大迦叶是也。文陀竭王者，则是吾身。(《中本起经·卷下》)
(3)佛告诸比丘：尔时高行梵志，则吾身是也；五百弟子，今若曹是也；时谏师者，舍利弗是也。(《中本起经·卷下》)
在《六度集经》、《生经》、《贤愚经》、《杂宝藏经》中很多。下面举一些《生经》的例句：
(4)佛告诸比丘：欲知尔时甥者，则吾身是；女父王者，舍利弗是也；舅者，调达是也。女妇国王父，输头檀是也；母，摩耶是；妇，瞿夷是；子，罗云是也。(《生经·卷二》)
(5)佛告诸比丘：欲知尔时仙人者，则今此和上是；时象子者，死弟子是也；天帝释者，则我身也。(《生经·卷二》)
(6)佛告诸比丘：欲知尔时水牛王者，即我身是。为菩萨时，堕罪为水牛，为牛中王，常行忍辱，修四等心，慈悲喜护，自致得佛。其余水牛诸眷属者，诸比丘是也。水牛之犊，及诸梵志仙人者，则清信士居家学者。(《生经·卷三》)
(7)佛告诸比丘：欲知尔时孔雀者，我身是也；乌者，诸外异学也；天者，阿难也。(《生经·卷五》)
(8)佛告诸比丘：欲知尔时阿夷扇持子，今清信士子是也；清信士者，则今父也；其仙人者，我身是也。(《生经·卷五》)
1.2 研究者对这种很注意，但看法不一。袁宾(1989)首先注意到汉译佛典中的这种句子，但没有进一步分析。张华文(2000)认为这种句式是原始汉藏语SOV结构的遗留。江蓝生(2003)说：汉译佛典中的“N1者，N2是也”句式与先秦文献里以“是也”结句的判断句相似，可以认为是先秦句式的仿用。但按照古汉语判断句句法，如对位于句末的“是也”加以省略，则可省去“是”，不能省去“也”。所以她认为汉译佛典中的“N1者，N2是”句式是受梵文影响，“梵文文法，判断句主语与表语间不用be动词。……但在强调说明时，可在表语后加上be动词。”而汉译佛典中的“N1者，N2是”句式正是强调式，所以，“汉译佛经中以‘是’结尾的特殊判断句很可能是译者受梵文影响而产生的句式”。陈秀兰(2003)也认为是梵文的影响，朱冠明(2005)、龙国富(2005)赞同江说，并举《法华经》的梵汉对勘加以支持。张美兰(2003)认为有两种可能：(一)这个句式产生的基础与上古汉语(B)式“T，NP是也”式有某种关联。(二)可能与佛经原文句式表达有关。姜南(2008)不同意梵文影响说，她对鸠摩罗什译的《妙法莲华经》中的“S是N”74例和“S，N是”19例逐一做了梵汉对勘，认为两种句式的差别不是由梵文的判断词是否放在句末而造成的，而是因为译者用“S是N”句式翻译原文的简单判断句，用“S，N是”句式翻译原文的繁琐判断句。
关于这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将在下文讨论。(上述一些论文有的把汉译佛典中的“NP1，NP2＋是也/是”句式和元明时期的“NP1，NP2＋是也/是”句式一起讨论，本文只讨论汉译佛典中的“NP1，NP2＋是也/是”句式。)
二
2.1 首先要讨论的是：汉译佛典中的这种特殊句式是否可以分为两类：“NP1，NP2＋是也”和“NP1，NP2＋是”，而且，是否可以认为两者的来源不同：前者是秦句式的仿用，后者是受梵文影响而产生的?
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汉译佛典中的这种特殊句式中“是”的性质。这种句式中的“是”不是指示代词，而是后置的系词。
从例(2)可以看到，在同一段文字中，表示判断既可以用“NP1，NP2＋是也”，也可以用汉语正常的判断句式“NP1是NP2”。
从例(4)可以看到，在同一段文字中，表示判断既可以用“NP1，NP2＋是也”，也可以用“NP1，NP2＋是”，“是也”和“是”用法是一样的，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从例(5)—例(8)还可以看到，在同一段文字中，“NP1，NP2＋是也”和“NP1，NP2＋是”还可以和汉语正常的判断句式“N1者，N2也”、“NP1，NP2也”和“NP1＋是＋NP2”并用，说明“NP1，NP2是也”和“NP1，NP2＋是”都是判断句。
特别是下面《六度集经》中的例句看得更清楚，“理家者，吾身是也”也可以说成“理家者，是吾身也”，说明两句中的“是”都是表判断的系词：
(9)佛告诸沙门：理家者，吾身是也；彼荡子者，调达是；以鼠致富者，盘特比丘是。(《六度集经·卷三》)
(10)佛告诸沙门：理家者，是吾身也；国王者，弥勒是；鳖者，阿难是；狐者，鹙鹭子是。蛇者，目连是；漂人者，调达是。(《六度集经·卷三》)
在这种句式中如果有“即”、“则”出现时，一般都是“NP1，即＋NP2＋是也/是”、“NP1，则＋NP2＋是也/是”，但也有“NP1，NP2＋即＋是也/是”、“NP1，NP2＋则＋是也/是”的，这很清楚地说明“是”是系词。如：
(11)菩萨实时用草作索。作索已讫，与婆罗门。一切施者，我身即是。(《大庄严论经·卷十五》)
(12)佛告诸臣：欲知尔时四乌身不?今汝等四臣则是。安住国王，今波斯匿王是也。今者国王诸兵臣吏，卿等所将八万乌是。(《生经·卷三》)
还有一些例句也可以说明汉译佛典“NP1，NP2＋是也/是”句式中的“是”不是代词，而是系词：
(13)称伽拔吒语诸宗亲言：称伽拔吒非我身是。(《大庄严论经·卷十五》)
(14)欲知尔时净复净王发道意者，岂是异人?莫造此观。所以者何?则是今现莲华首菩萨是。(《正法华经·卷十》)
例(13)把“非是”拆开用，“非是”的“是”是系词。例(14)重复用两个“是”字，可能是译者的误用，但说明在译者心目中，句末的“是”和句中的“是”一样，是个系词。这种重复用两个“是”的句子不止一个，这里就不多引了。
2.2 然后再来讨论：这种句式究竟是中土文献固有的?还是受梵文翻译影响而产生的?
从形式上看，这种“NP1，NP2＋是也”句式，在中土文献中先秦就有。但“NP1，NP2＋是”句式在中土文献中是没有的。
那么，汉译佛典中的“NP1，NP2＋是也”句式是不是先秦的“NP1，NP2＋是也”的仿用或直接继承呢?
先秦文献中的“NP1，NP2＋是也”有不少，但“是”不是系词，而是指示代词。这一点江蓝生(2003)已经说到。如果仔细分析，这种句式还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NP1和NP2都是名词或名词性词组，NP1是一类，NP2是这一类中的一个。如：
(15)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孟子·梁惠王下》)
(二)NP1是名词词组或指称化的词组，NP2是名词；NP1比较抽象，NP2比较具体，两者分属不同的范畴。但NP1这种抽象的东西体现在NP2这个具体事物的身上。如：
(16)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荀子·不苟》)
(三)NP1是主谓结构，表示一种状况，NP2是名词或指称化的谓词。这种句式表示NP1这种状况体现在NP2，这个事物上。如：
(17)凡物不并盛，阴阳是也；理相夺予，威德是也。(《韩非子·解老》)
这三类虽然有区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NP1范围较宽(是“类”)，NP2范围较窄(是“个”)，NP1和NP2不同指，NP2只是NP1的一个例证，所以NP1和NP2不能颠倒。“NP2是也”构成一个判断，这是先秦那种不用系词的判断，“NP2”是主语，“是”是指代NP1的指示代词，充当判断句的名词性谓语，“也”是表示判断的语气词。整个判断句的意思是“NP2就是这类/这样(指NP1)”。这三类句式都和汉译佛典中的“NP1，NP2＋是也”性质不同，在汉译佛典中的“NP1，NP2＋是也”是汉语中新兴的使用系词“是”的判断句，“NP1”是主语，“NP2”是表语，NP1和NP2是同指的，都是具体的个人(前世的NP1就是现在的NP2)，“是”是连接NP1和NP2的后置系词，不是指代NP1的指示代词。
既然先秦的“NP1，NP2＋是也”和汉译佛典的“NP1，NP2＋是也”有这样的区别，我们就很难说汉译佛典的“NP1，NP2＋是也”是先秦“NP1，NP2＋是也”的仿用或直接继承。
2.3 但是，到了《史记》中，“NP1，NP2＋是也”出现一种新的类型，如：
(18)行见其友，其友识之，曰：“汝非豫让邪?”曰：“我是也。”(《史记·刺客列传》)
这个句子中的“我是也”表面上和先秦的“武王是也”、“后王是也”相同，但实际上不一样。按照文意，在“我是也”前面可以补上“豫让”，构成为“NP1(豫让)，NP2(我)＋是也”的句式，但这种句式中的“NP1(豫让)”不是“类”而是“个”，这样，“NP1(豫让)”和“NP2(我)”就形成同指。既然“NP1”和“NP2”同指，“是”就从指示代词演变为表示两个同指成分的等同关系的系词，整个结构也就发生了重新分析，从“NP1(话题)，NP2(主语)＋是(指示代词，名词性谓语)也”演变为“NP1(话题)，NP2(主语)＋是(系词)也”。“我是也”显然不能理解成先秦那种“(豫让么)，我是这类”，而应当理解为“(豫让么)，我是”，“我是”是一个使用系词的判断句，只不过系词“是”的表语“豫让”承前省略了。这种承前省略表语的判断句今天还在用，如“你是张晓东吗?——我是。”
系词“是”在战国末期已经产生，在《史记》中已经出现，而且就在《刺客列传》中：
(19)此必是豫让也。(《史记·刺客列传》)
众所周知，系词“是”是从指示代词“是”演变而来的。《荀子·天论》：“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其中的“是”是个代词，但是这种位置的代词“是”后来就演变为系词。从“武王是也”到“我是也”，也是同样的演变路径。
2.4 这种“NP1，NP2＋是(系词)也”的句式，在西汉后期、东汉和魏晋南北朝的中土文献有进一步的发展。下面先把例句按时代列出，然后对其中一些例句加以讨论。
(20)钩弋夫人姓赵氏，河间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史记·外戚世家》，褚少孙补)
(21)单父吕公善相，见高祖状貌，奇之，因以其女妻高祖，吕后是也。(《论衡·骨相》)
(22)简子后废太子而立无恤，卒为诸侯，襄子是矣。(《论衡·骨相》)
(23)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三国志·蜀书·秦宓传》)
(24)布骑得太祖而不知是，问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黄马走者是也。”(《三国书·魏书·武帝纪》裴注引袁*(左日右韦)《献帝春秋》)
(25)太祖出，为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开门受之。寇问太祖所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裴注引《魏略》)
(26)捐所破竹于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华阳国志·卷四》)
(27)昔武王下车，出倾宫之女，表商容之闾，以理人伦，以表贤德，故天授以圣子，成王是也。(《后汉书·郎*(左岂右页)传》)
(28)时司徒史鲍恢以事到东海，过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从田中归。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来受书，欲见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无书。”(《后汉书·王良传》)
(29)宋武平中原，使将军陈倾致三钟，小大中各一，则今之太极殿前二钟，端门外一钟是也。(萧衍《钟律纬》)
(30)《鲁论》有二十篇，即今日所讲者是也。(皇侃《论语义疏序》)
(31)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阮孝绪《七录叙》)
(32)(介子推烧死绵山)百姓哀之，忌日为之断火、煮醴而食之，名曰寒食，盖清明节前一日是也。(《齐民要术·卷九》)
《史记·刺客列传》中的“NP2(我)是也”，显然“NP2(我)”是主语。主语在系词前面，这是汉语正常的语序。但上述例(20)—(32)就不同了。例(28)“NP2也”中的“NP2”是主语还是表语?似乎在两可之间。其余例句中“NP2是也”中的“NP2”应当是表语。系词在表语前，这是汉语的特殊语序。
为什么处于“是”前的NP2会从主语变为表语?这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这种判断句都是主语和表语同指的，所以从意义上说，主语和表语可以互换，“A是B”和“B是A”意思一样。第二，这种判断句“NP2是也”是不完整的，系词所连接的两项在小句中只出现一项，另一项承前省略。如果把省略的一项补上，补上主语和补上表语，基本意思没有区别。
这两点在例(28)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例(28)前面没有问话，只是说话的一方要见夫人，而对话的一方表示对方要找的“夫人”和“妾”是同一人。既然“夫人”和“妾”同指，那么，说“我是夫人”和“夫人是我”都可以，没有很大的差别。至于对话方所说的“妾是”一语究竟应该理解为省略表语还是省略主语，根据对话的情景，有两种可能。一是对话方强调自己，把“妾”作为主语，并省略表语；表语补出后，这句话应是“妾是(夫人)”，这就和《史记·刺客列传》例相同。二是对话方接着说话方的话，把说话方刚说过的“夫人”作为主语而承上省略，只说表语和系词“妾是”；补出主语后，这句话应是“(夫人)妾是”。后一种理解更符合对话的情景。这就出现一种表语在系词前的新句式。
例(24)、(25)都是问答，但和《史记·刺客列传》例不同。《史记·刺客列传》例前面的问话是“汝非豫让邪”，要求对方针对这个问题回答。问话的焦点是“汝”，答话的焦点应当是“我”，焦点是句子的主语，所以“我是”应当是“主语＋系词”，而表语承上省略。例(24)、(25)前面问的是曹操/太祖在什么地方，针对问题作答，要把曹操/太祖作为焦点，而把“乘黄马走者/我”作为一种新信息告诉问话者，所以“曹操/太祖”是主语但承上省略，而“乘黄马走者/我”是表语，处于系词“是”之前。
其余例(21)、(22)、(23)、(26)、(27)、(29)、(30)、(31)、(32)中，没有问话，不需要针对问题作答，上下文都是一种叙述，因此就可以根据“是”前的“NP2”是新信息还是旧信息，来决定它是表语还是主语。因为，除了问答句，在一般判断句中，主语都是旧信息，表语都是新信息。而在这些例中“是”前面的NP2显然是新信息，所以应该是表语；表语都在系词前。
根据上面所说，可以知道，这种中土文献的“NP1，NP2＋是也”句式，其中的“NP2”，按照汉语传统的语序，应该是主语；但理解为表语，其基本意义也没有变；如果“NP2”在上文中没有出现过，是一种新信息，它一般只能理解为表语。在这种情况下，“是”就成了后置的系词，表语在系词前。
这种表语在系词前的“NP1，NP2＋是也”句式，在中土文献中确实不多见。但这些少量例句告诉我们，这种句式在当时口语中是存在的。而且，这些句式在中土文献中出现的时代要比它们在汉译佛典中出现的时代要早得多。褚少孙是西汉元成间(公元前48—12)的博士，王充《论衡》作书大约在东汉章帝时(公元76—89)，而康孟祥和竺大力、竺昙果译的《中本起经》成书在东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所以应该说，汉译佛典的“NP1，NP2＋是也”，是对比它早一二百年的汉语口语中就存在的这种“NP1，NP2(表语)＋是(后置系词)也”的仿用或直接继承。
这种表语在系词前的“NP1，NP2＋是也”句式在表达上有什么特点?前面已经说过，在汉语的叙述句中，表语一般都是新信息，无论是“NP1＋是＋ NP2”还是“NP1，NP2＋是也”，其中的“NP2”都是新信息。这是它们的共同点。那么“NP1，NP2＋是也”和“NP1＋是＋NP2”有什么不同?不同之处是在“NP1＋NP2＋是也”中，因为“NP2”在系词前，所以显得特别强调。这个特点使它在汉译佛典中更适宜于表达某类故事，所以用得很多。而且，这些句子中的NP1和NP2都具有这样的关系：两者虽然同指，但还是有所不同，NP1是上文所谈论的，但是存在于过去的人或物，NP2是现今所存在的人或物；或者，NP1是上文所谈论的，但人们不很熟悉的人或物，NP2是人们熟知的人或物。下面会看到，汉译佛典“NP1，NP2＋是也”句式中NP1和NP2的关系也是这样。所以，汉译佛典中的“NP1，NP2＋是也”句式和中土文献中的这种“NP1，NP2＋是也”关系非常密切。
三
3.1 现在，再来看汉译佛典中的“NP1，NP2＋是”句式。
这种句式，在先秦至六朝时中土文献中没有，只出现在汉译佛典中。那么它是不是梵文原本的对译呢?确实，有不少学者这样主张。但从梵汉对勘来看，它和梵文原本无关。我不懂梵文，有关梵汉对勘的材料，都引自姜南(2008)。
(一)从同经异译看，同一句话可以译为“NP1，NP2＋是”，也可以译为通常的“NP1，NP2也”判断句。如：
(33)时国王，则吾身也。(《正法华经·卷六》)
(34)尔时王者，则我身是。(《妙法莲华经·卷四》)
aham sa tena kālena tena samayena rāja abhūvam(abhūvam：系词)
(二)从梵汉对勘看，《妙法莲华经》中是用“NP1＋是＋NP2”还是用“NP1，NP2＋是”，并不与梵文的语序对应。梵文语序为“表语＋系词＋主语”的，有的反而译为“NP1，NP2＋是”(例35)；梵文语序为“表语＋主语＋系词”的，有的反而译为“NP1＋是＋NP2”(例36)；梵文不用系词的，有的也译为“NP1，NP2＋是”(例37)：
(35)妙光法师者，今则我身是。(《妙法莲华经·卷一》)
aham ca āsīt tada dharma-bhānakah(āsīt：系词)
(36)彼即是汝身。(妙法莲华经·卷二)
tvam eva so tādrsako bhavisyasi(bhavisyasi：系词)
(37)如来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来座者，一切法空是。(《妙法莲华经·卷四》)
katamac ca bhaisajyarāja tathāgatacīvaram/mahā ksāntisaurtyam khalu punar bhaisajyarāja tathāgatacivaram
katamac ca bhaisajyaraja tathāgatasya dharmāsanam/sarvadharmasūnyatāpr-avesah khalu punar bhaisajyaraja tathāgatasya dharmāsanam
例(37)的梵文原文，“tathāgatacovaram(如来衣)”、“tathāgatasya dharm-āsanam(如来座)”是主语，“mahāksāntisaurtyam(柔和忍辱心)”、“sarvadhar-masūnyatāpravesah(一切法空)”是表语，句中没有系词。《妙法莲华经》的翻译采用“NP1，NP2是”的句式，加上了原文没有的系词，把表语“柔和忍辱心”、“一切法空”放在系词“是”前面。这句话在《正法华经》中是另一种译法：
(38)何谓着衣于如来被服?谓人忍辱和安雅，是则名为如来被服；何谓世尊师子之座?解一切法皆悉空寂，处无想愿，是为世尊师子之座。(《正法华经·卷六》)
《正法华经》把梵文原文的主语译成表语，表语译成主语，而且加上了准系词“为”，采用的是汉语中常见的“NP1为NP2”的句式。《妙法莲华经》把梵文原文的主语译成主语，表语译成表语，这是忠实于原文的；但并没有采用“NP1是NP2”句式，而是采用“NP1，NP2＋是”句式，显然，这不是直译原文，而是要表示对“柔和忍辱心”、“一切法空”的强调。
所以，不能说汉译佛典的“NP1，NP2＋是”是根据梵文对译的结果。
3.2 那么，汉译佛典中的“NP1，NP2＋是”句式是怎样产生的呢?
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它是产生于“NP1，NP2＋是也”句式。汉译佛典中的“NP1，NP2＋是”产生在“NP1，NP2＋是也”之后。在东汉的汉译《中本起经》中还只有“NP1，NP2＋是也”，没有“NP1，NP2＋是”，在三国以后的汉译佛典中才出现“NP1，NP2＋是”。“NP1，NP2＋是”是“NP1，NP2＋是也”的变体。本来，在先秦的“NP1，NP2＋是也”中，“是”是指示代词，“NP2＋是也”之所以能构成判断句，句末的语气词“也”起很大作用，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到汉译佛典的“NP1，NP2＋是也”中，“是”已经演变为系词，“NP1，NP2＋是也”能构成判断句主要靠系词“是”，句末的“也”已经失去作用。用传统的“NP1，NP2＋是也”当然也可以，但去掉“也”字，用“NP1，NP2＋是”的句式，和汉语“NP1＋是＋NP2”的句式更加一致。在语法功能上，“NP1，NP2＋是也”和“NP1，NP2＋是”两种句式完全一样。最好的证明，就是在同经异译中，原文的同一句，一种译经用“NP1，NP2＋是”式。如另一种译经用“NP1，NP2＋是也”式。如：
(39)佛告宿王华菩萨。欲知尔时众生喜见菩萨大士。今药王菩萨是。(《正法华经·卷九》)
(40)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岂异人乎。今药王菩萨是也。(《妙法莲华经·卷六》)
所以，“NP1，NP2＋是”这种句式，只是“NP1，NP2＋是也”式在汉译佛典中的变体，而不是由梵文的对译而形成的。
四
但是，“NP1，NP2＋是也”式在中土文献中虽然有，但数量不多，“NP1，NP2＋是”式是中土文献中没有的。但这两种句式在汉译佛典中却大量运用。这是为什么?应该说和梵文以及佛典的翻译有关。但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需要研究的。
一种可能的回答是：“NP1，NP2＋是也”和“NP1，NP2＋是”都是系词处于句末，这和梵文判断句一般的词序“主语＋表语＋系词”相合，所以熟悉梵文的译经者很容易接受这种句式。但是，这种回答只能解释这种句式在中土文献和在汉译佛典中的差异，而不能解释同是在汉译佛典中，为什么既有这种句式，又有“NP1＋是＋NP2”的句式。事实上，汉译佛典中“NP1，NP2＋是也”、“NP1，NP2＋是”和“NP1＋是＋NP2”句式都有，而且，在数量上，“NP1＋是＋NP2”句式还超过前者(见下)。所以，我们还要回答，同是在汉译佛典中，什么时候用“NP1＋是＋NP2”句式，什么时候用“NP1，NP2＋是也”和“NP1，NP2＋是”句式。
有些学者认为“NP1，NP2＋是也/是”这种句式的使用和梵文原文的句式有关，即：梵文“在强调说明时，可在表语后加上be动词”，“NP1，NP2＋是也/是”就是对这些强调句式的对译。江蓝生(2003)以及陈秀兰(2003)、朱冠明(2005)、龙国富(2005)等都持这种看法。但在本文3.1中，已经说明这种看法与事实有距离。
关于这种句式和梵文原典的关系，姜南(2008)提出另一种看法。她对《法华经》的两个汉译本中的判断句做了统计：在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中，“S是N”，式有48句，“S，N是”式有14句，鸠摩罗什译的《妙法莲华经》中，“S是N”式有74句，“S，N是”式有19句。姜南认为，在《妙法莲华经》的19句“S，N是”式中，有16句都是“繁琐句式”。如：
(41)《法华经》：欲知尔时比丘法师号超光者，则吾是也。
(42)《妙法莲华经》：尔时妙光菩萨岂异人乎?我身是也。
Anysh sa tena kālena tena samayena varaprabho nāme bodhisattvo mahāsattvo’bhud dharma-bhānakah/na khalu punar evam drastavyam/tat kasya hetoh/aham sa tena kālena tena samayena varaprabho nāma bodhisattvo mahāsattvo’bhud dharma-bhānakah
[直译]：此时名为妙光菩萨大士的法师是别人。然而所见不应该如此。为什么呢?此时那个名为妙光菩萨大士的法师是我。
而那些“S是N”式，梵文原文都是简单的判断句。所以，她认为“S是N”式和“S，N是”式的区分是：前者对译梵文的简单判断句，后者对译梵文的繁琐判断句。
姜南的分析统计是值得注意的。但是，她的对勘和统计只是说明了“S，N是”和梵文的繁琐判断句有对应关系，却没有说明梵文的繁琐判断句为什么适合于用汉语的“S，N是”来翻译。
我想，如果进一步分析，那么，就可以看到，那些“繁琐”判断句之所以“繁琐”，就是为了要先说“NP1是别人”，然后加以否定，再说“NP1是NP2”，通过这一反一正的对比，来强调那个肯定的表语NP2。
我不懂梵文，无法用梵文来一一检验；但在汉译佛典中，可以看到用“NP1，NP2＋是也/是”表达的句子，有两个特点：
(一)这种句式无一例外地用于叙述佛教中“前世的NP1就是今生的NP2”之类的故事，这种故事强调的是今生的NP2。使用“NP1，NP2＋是也/是”句式对表达这种意思特别适合。因为，在这种句式中，NP1是旧信息，NP2是新信息，而且是强调的重点。汉语的通常的判断句“NP1，是＋NP2”中，NP1通常是旧信息，NP2通常是新信息，但一般来说不是句子的焦点(除非有重音加以强调)。而“NP1，NP2＋是也/是”中的NP2，既是新信息，又放在系词的前面，能起到强调、突出的作用，最适合于表示佛教故事中对今生的NP2的强调，所以大量使用。
(二)有不少用“(前世的)NP1，(今生的)NP2是也/是”的句子，前面常常有“岂异人乎”一类的表述。我对这类句子做了一个小统计：在《正法华经》中有2例，在《妙法莲华经》中有6例，在《贤愚经》中有10例。列举如下：
《正法华经》
(43)比丘欲知时王宝盖，岂将异乎?今现在佛宝*(左火右佥)如来至真等正觉是。(卷六)
(44)欲知尔时净复净王发道意者，岂是异人?莫造此观。所以者何?则是今现莲华首菩萨是。(卷十)
《妙法莲华经》
(45)尔时妙光菩萨岂异人乎?我身是也。(卷一)
(46)尔时常不轻菩萨岂异人乎?则我身是。(卷六)
(47)尔时四众常轻是菩萨者，岂异人乎?今此会中跋陀婆罗等五百菩萨、师子月等五百比丘尼、思佛等五百优婆塞，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者是。(卷六)
(48)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岂异人乎?今药王菩萨是也。(卷六)
(49)尔时云雷音王佛所妙音菩萨伎乐供养奉上宝器者，岂异人乎?今此妙音菩萨摩诃萨是。(卷七)
(50)妙庄严王岂异人乎?今华德菩萨是。(卷七)
《贤愚经》
(51)佛告阿难：尔时大王摩诃罗檀那者，岂异人乎?今我父王阅头檀是。(卷一)
(52)尔时太子摩诃萨埵，岂异人乎?我身是也。(卷一)
(53)欲知尔时担蛇人者，岂异人乎?则我身是。(卷一)
(54)尔时比丘阿梨蜜者，岂异人乎?乃往过去定光佛是。(卷二)
(55)王女牟尼岂异人乎?我身是也。(卷二)
(56)尔时大富散檀宁者，岂异人乎?我身是也。(卷二)
(57)尔时五百诸贾客者，岂异人乎?今此五百比丘是也。(卷七)
(58)尔的刹罗伽利王者，岂异人乎?我身是也。(卷八)
(59)尔时大王阿婆罗提目怯者，岂异人乎?我身是也。(卷十一)
(60)尔时大臣以上衣服施佛及僧供养之者，岂异人乎?则我身是。(卷十三)
也有的汉译佛典用别的词句，意思也一样。如：
(61)彼时优波伽者，其人是谁?莫作异见，即我身是。……于彼之时，梵德王者，其人是谁?莫作异见，此即输头檀王是也。(《佛本行集经·卷五十三》)
这些句子整句的意思都是说：“(前世的)NP1难道是别人吗?(不!)就是(今生的)NP2。”也就是说，通过先否定后肯定的方法，来强调今生的NP2。而这种句子无一例外地采用“NP1，NP2＋是也/是”句式。可见这种“NP1，NP2＋是也/是”句式最适合表达对今生的NP2的强调。
所以，江蓝生先生说：汉译佛典中的“N1者，N2是”的一些例句“都是在强调事实真相时的解释说明，不是一般的陈述介绍，正是强调式”。这是有道理的。只不过，这种强调式之所以采用“NP1，NP2＋是也/是”句式，不是因为梵文的强调式判断词用在句末，而是因为这种句式适合表达梵文原典强调NP2的语义
我不懂梵文，所以本文说可能有误，希望得到方家指正。
参考文献
陈秀兰 2003 《魏晋南北朝文与汉文佛典语言比较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
江蓝生 2003 《语言接触与元明时期的特殊判断句》，《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八辑。
姜南 2008 《基于梵汉对勘的〈妙法莲华经〉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稿。
龙国富 2005 《从梵汉对勘看汉译佛经中的特殊判断句》，待刊。
袁宾 1989 《敦煌变文语法札记》，《天津师大学报》第5期。
张华文 2000 《试论东汉以降前置宾语“是”字判断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
张美兰 2003 《〈祖堂集〉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朱冠明 2005 《中古汉语佛典语法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
(原刊于《中国语言学集刊》第三卷第二期，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