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洪*
    一  中日佛教学术会议缘起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与发展，伴同两国综合实力趋向接近，毗邻在东亚的两大民族第一次处于“两强相向”的复杂局面。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调整过程中，中日两国战略利益的对抗因素不断凸显，“政冷经热”一度成为两国关系变化的基本特征。
    然而，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发展与摩擦交织状态之外，东亚国家共同的历史传统与文化血脉也依旧牵动着中日两大民族的精神联系。特别是两国共同的佛教文化观念与佛教学术研究，在国家关系调试、磨合过程中发挥了促进和谐的独特作用，在一定意义上为构建中日“斗而不破”并最终走向和解与共赢的新岸发挥积极作用。自1980年以来，中日两国文化交流迅速发展，佛教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促进中日两国佛教学术的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是中日两国佛教学者的共同愿望，并积极热情地付诸实践。
    1985年11月，日本《中外日报》社为纪念创刊90周年，经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协商，在日本京都举办了第一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此后，日本《中外日报》社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商定，每两年轮流在两国合作召开会议一次，至2003年连续召开过10次，以此促进两国佛教研究成果的交流和学术发展。在此后的岁月里，中国方面，以国家图书馆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任继愈先生为首的历任领导一直积极关心会议的召开，为会议的持续举行做出重要贡献；日本方面，以中村元为首的几代佛教学者热情参与，《中外日报》社历届社长、干部和职员为保障每次会议的成功举行，做出了大量细致而繁重的工作，终于成就了这项浩大的学术工程。
    今天，我们回首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走过的18个春秋，不仅历届会议积累的优秀论文逾百篇，支持、关心和参与的两国学者听众近千人，无疑给中日社会造成了深沉久远的影响。回顾这项事业的起因，则源自日本东京大学镰田茂雄教授、《中外日报》社本间昭之助社长和杨曾文教授之间的一个郑重承诺。换言之，在漫长的岁月里，杨曾文教授与镰田教授、本间社长之间的友谊和信任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使得中日佛教会议得以成功圆满地进行。
    二  一诺千金的跨世纪合作
    杨曾文教授祖籍山东即墨，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毕业前曾参加研究生考试，准备投在汤用彤先生指导下研究佛教。然而，不幸考试尚未发榜汤先生便去世。因此缘故，杨曾文教授在大学一毕业，便被分配到刚刚按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成立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当时负责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任继愈教授。杨曾文教授进入研究所后，经过下乡参加“社教”、经历10年“文革”，在世界宗教研究所恢复业务后，主要从事中国佛教史、日本佛教史、禅宗史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封闭多年、百业待兴的中国。当时出国进修的机会很多，然而当时杨曾文先生正潜心忙于由任继愈教授担任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的编写工作。杨曾文先生在任继愈所长的亲切关照下，1982年动身前往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做访问学者3个月。杨先生在归国前夕途经东京，结识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镰田茂雄先生，从此二人成为忘年之交，共同参与了中日佛教学术会议的发起和历届会议的组织工作。
    从学生的角度看师长，我以为杨曾文先生和镰田茂雄先生既志同道合又迥然有别。在相同方面，两人同样具有严肃的治学态度与旺盛的科研创造力。杨先生参与撰写《中国佛教史》第1—3卷，又撰写了《佛教的起源》、《日本佛教史》、《唐五代禅宗史》、《宋元禅宗史》、《佛教知识读本》等著作；先生还主编并参与撰写了《佛教文化面面观》、《当代佛教》、《日本近现代佛教史》、《中国佛教基础知识》、《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中日文化交流事典·佛教编》等书籍，参加辞书《宗教词典》佛教部分的编写，撰写《宗教词典》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的神道教词条，还在校编《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神会和尚禅话录》、《临济录》，翻译《日本佛教史纲》、《印度佛教史概说》之外，撰写200多篇论文、译文、序跋等作品，可谓著述等身。与之相同，镰田茂雄先生在日本佛学界也以“优质和多产”著称，近百部专著、合作及监修、编修的著作，几百篇学术论文之外，还曾执笔、编导过大量佛教文化的影视作品。笔者见过《镰田茂雄作品目录》，即便是把每部成果简约为一行标题和版权页上的浓缩的三行文字，镰田先生的作品目录仍旧是一本厚重的书。2001年，镰田先生辞世，家人按他生前的安排将他收藏的大部分图书捐赠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镰田茂雄文库”。而且，两人同样都是日语中的“酒豪”。1996年，我陪同镰田先生为团长的考察团到陕西考察佛教传播路线，曾亲眼见过他老人家的“海量”。当时，我劝已经喝下整整一瓶60度“西凤”的镰田先生喝茶解酒，镰田先生大笑着告诉我他解酒的独家秘诀：再喝两瓶啤酒稀释烈酒，“方便”之后就会醉意全消!老实说，杨先生酒量略逊于镰田先生，但对酒的理解和酒文化的品位当在同一水平上。据杨先生教诲，一个文人当是风雅之士，那么理解“琴棋书画诗酒花”中的酒也必须有足够的“海量”和相应的“品位”。
    或许是不同的国情与生长环境使然，杨曾文先生和镰田茂雄先生的“相异”主要表现在容貌、性情方面。认识杨曾文先生的人都说他是“一脸佛相”，尤其是受命国务院宗教局出任中国佛教协会下属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一职后，更是多了几分弥勒菩萨的感觉。不过，杨先生严于律己，不苟言笑，是不怒自威的严师。假如说杨先生是生着佛相的谦谦学者，那么目光炯炯的镰田先生则更像魏晋时期的豪放文人。目光炯炯的他多年习武，身怀绝技，合气道段位高达九段。有一年，杨先生和镰田先生在深夜街头遭遇一伙貌似黑社会流氓的人群，身材只有一米六五的镰田茂雄先生竟以凛然正气震慑住一群无赖，让杨先生惊叹不已。有位智者说过，“幽默是凡人暂时闪现出佛的智慧”。镰田先生的性情中也不乏幽默诙谐。有一次，我与他在善导大师塔前经过时，镰田先生在一面残垣前驻足寻觅着什么。上去一问，回答竟是：“5年前我来时学着中国游客刻画的‘镰田茂雄到此一游’怎么不见了呢?”
    如果说，杨先生与镰田先生共同商量发起了中日佛教学术会议，那么，时任日本《中外日报》社社长的本间昭之助先生的加入就带有将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付诸实践的决定性意义。离开《中外日报》的鼎力支持，中日佛教学术会议难免会成为无源之水。仿佛是在与杨曾文先生的“齐鲁壮士风骨”和镰田先生的“侠肝义胆”相匹配，本间先生也是一位嫉恶如仇的斗士，三人之间约定的跨世纪合作终于从涓涓溪水发展成姿势汪洋的洪流，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可圈可点的篇章。据本间夫人介绍，本问先生出身贫苦，自幼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在战争期间军国主义高压统治时期就怀有清冽的和平、反战思想。战后，本间先生经过刻苦努力成长为一名新闻记者，直至担当日本最大的综合性宗教报刊的社长，一生笔耕不辍，为正义事业战斗不止。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启动后，本间社长及下属员工更加关心日中关系的正常发展。90年代中期，日本文化右翼在社会上掀起篡改侵略战争历史的浊浪。本间先生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歪曲历史的言论，还亲自率领考察团组到中国、韩国各地调查当年日本侵略军制造的罪行，拍摄各地“抗战纪念馆”、“万人坑”等照片，在《中外日报》上连载。
    本间先生的活动赢得了中国学术界的一致好评，也进一步巩固了他与杨先生、镰田先生之间的郑重承诺。笔者因翻译工作的关系多次目睹过三人筹办会议的协商——大约是心相通、神相交的缘故，杨先生提出的计划方案往往与镰田的方案、本间的构想十分吻合，每当遇到困难，三八均是从对方立场出发，其忘我精神和奉献事业的境界令人感叹不已。
    三  十次会议留下丰硕成果
    从1985年至2003年的每隔两年召开一次的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共有两国著名学者100多人次出席会议并发表论文。在中日佛教学术会议的筹备和召开历次会议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有关部门领导、世界宗教研究所领导和全所同志，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兄弟院校、科研部门学者的亲切指导和帮助，也得到各地佛教研究学者的关怀和大力支持。在两国举行会议的时候，都有来自各地的学者出席会议，并积极参与学术交流，在两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中日第一次佛教学术会议
    1985年11月9—10日在京都的佛教大学四条中心举行，是《中外日报》社创立9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心议题：“中日佛教的特点和古代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两国代表和发表论文是：
    任继愈(北京图书馆馆长、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佛教的特点》、杜继文(当时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化》、方立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严宗哲学范畴体系简论》、楼宇烈(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近代佛学的振兴者——杨文会》、杨曾文(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中村元(东方学院院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佛教的服务精神》、道端良秀(光华女子大学名誉教授、日中友好佛教协会会长，现已去世)《中国的净土宗和玄中寺》、牧田谛亮(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参天台五台山记>的意义》，盐入良道(大正大学教授，现已去世)《日中佛教寺院形态的相异点》、镰田茂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在中国撰写碑文的日本僧——邵元的伟业》。
    (二)中日第二次佛教学术会议
    1987年10月7—8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中心议题：“佛教和中日两国的文化”。两国的代表和发表的论文是：
    中村元《日本佛教的特点》、福永光司(北九州大学教授、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佛教与道教》、镰田茂雄《禅和日本武道》、沟口雄三(东京大学教授)《阳明学与佛教(禅)》、荒木典俊(大阪大学教授)《中国对佛教的接受——“理”的一大变化》。
    任继愈《禅宗与中国文化》、杜继文《毗昙的哲学基础及其对中国佛教的影响》、方立天《佛教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冲突与融合》、楼宇烈《杨度的“新佛教论”》、杨曾文《中日的敦煌禅籍研究和敦博本<坛经>、<南宗定是非论>等文献的学术价值》。
    (三)中日第三次佛教学术会议
    1989年11月20—21日在东京有乐町朝日会馆召开。中心议题：“中日两国佛教的民族化”。两国代表及论文是：
    孔繁(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当时任所长)《谭嗣同与佛学》、周绍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当时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弥勒信仰在佛教初入中国阶段和其造像意义》、黄心川(当时任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因故未能出席，书面发表)《密教的中国化》、郭朋(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从汉僧生活看佛教中国化》、杨曾文《天台宗“性具善恶”的心性论》、蓝吉富(台湾福报周报社总顾问、中华佛学研究所研究员)《现代中国佛教的反传统倾向》；中村元《生活在自然中》、田村圆澄(九州历史资料馆馆长、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古代日本的佛教吸收》、荒木见悟(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儒家何以畏禅?》、镰田茂雄(爱知学院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华严思想的接受形态——中国、朝鲜、日本华严的特点》、山折哲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关于中世的日本佛教》、伊藤瑞睿(立正大学教授)《<法华经>在日本佛教中的传播和发展》。
    (四)中日第四次佛教学术会议
    1991年10月14—1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厅召开。中心议题：“十至十四世纪的中日佛教”。出席会议的代表和论文是：
    镰田茂雄《东亚的佛教交流》、竺沙雅章(京都大学教授)《关于白莲宗》、柴田泰(札幌大谷短期大学教授)《宋代的净土思想》、木村清孝(东京大学教授)《圆悟克勤的禅和华严教理》、土田健次郎(早稻田大学教授)《道学与佛教》。
    陈高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所长、教授)《元代大都的皇家佛寺》、何兹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元寺院经济》、石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宋代正统儒家反佛理论的评析》、蓝吉富(台湾现代佛教学会理事长)《关于白云宗之形成及灭亡的若干考察》、李富华(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副主任)《赵城金藏研究》、陈来(北京大学教授)《南宋的心学与佛教》。
    (五)中日第五次佛教学术会议
    1993年10月17—18日在日本京都的佛教大学四条中心举行。中心议题是：“鸠摩罗什与中日两国文化——纪念鸠摩罗什诞辰1650周年”。《中外日报》前社长本间昭之助以《创造“太平洋文明”的基础——鸠摩罗什》为题致词。出席会议的代表和发表的论文是：
    杜继文(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大乘大义章>析略》、余敦康(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鸠摩罗什与东晋佛玄合流思潮》、杨曾文《鸠摩罗什的“诸法实相论”》、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因故未出席，书面发表)《鸠摩罗什与姚兴》、丁明夷(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鸠摩罗什与龟兹佛教艺术》。
    中村元《基于现实生活的思考》，梶山雄一(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佛教大学教授)《<大智度论>中的宇宙观与佛陀观》、镰田茂雄《鸠摩罗什对东亚佛教史的影响》、牧田谛亮《罗什外传——关于七寺一切经中<大乘菩萨入道三种观>等问题》、汤山明(日本国际佛教研究所所长)《从中亚地区对佛教典籍的接受情况来看罗什汉译<妙法莲华经>》。
    (六)中日第六次佛教学术会议
    1995年10月17—18日在北京万寿宾馆举行。中心议题“佛教与儒、道二教的关系”。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授予当时的《中外日报》社长本间昭之助以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誉顾问的称号。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授予镰田茂雄教授荣誉教授的称号。会议代表和发表的论文是：
    镰田茂雄《宗密的三教观——以<原人论>为中心》、福井文雅(早稻田大学教授)《佛教与全真教的成立》、冈部和雄(驹泽大学教授)《<父母恩重经>中的儒教、佛教、道教》、荒木典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从汉晋壁画及副葬物中发现佛像的意义》、中岛隆藏(东北大学教授)《佛教的接受与传统命运的改变》。
    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佛教与宋明理学的和合人文精神》、许抗生(北京大学教授)《南朝佛教论中印文化之异同——析宋齐之际佛道的夏夷之辨》、蒙培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任)《儒、佛、道的境界说及其同异》、马西沙(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道教研究室主任)《林兆恩的三教合一思想》、魏道儒(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教授)《从伦理观到心性论——契嵩的儒释融合学说》。
    (七)中日第七次佛教学术会议
    1997年10月19—20日在京都佛眼针灸理疗学校讲堂举行，协办单位是京都佛眼协会。此是纪念《中外日报》创立100周年的重要庆祝活动之一。中心议题：“法华经思想和中日两国文化”。应邀赴日出席会议的除学者代表外，尚有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吴云贵、副所长戴康生、曹中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郑文林、副总编辑宋立道作为特邀来宾出席会议。代表和发表的论文是：
    任继愈《<法华经>和中国佛教》、方立天《<法华经>与“一念三千”说》、楼宇烈《<法华经>与观音信仰》、杨曾文《日莲心目中的<法华经>》、方广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教授，佛教研究室副主任)《敦煌遗书中的<法华经>注疏》。
    中村元《日本人能拓展抽象思维吗——超越鸠摩罗什译<法华经>的一个思想动向》、梶山雄一(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教授、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法华经>的空、神变、佛身》、镰田茂雄(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海东天台宗的形成——朝鲜佛教和<法华经>》、渡边宝阳(立正大学前校长、立正大学日莲教学研究所所长、教授)《日莲对<法华经>“一念三千”的继承》、池田鲁参(驹泽大学教授)《道元“法华转法华”的传统》。
    (八)中日第八次佛教学术会议
    1999年11月9—10日在北京温特莱酒店举行。中心议题是“21世纪的佛教和佛教研究”。新任《中外日报》社长轰照次首次出席会议。两国代表及发表的论文是：
    镰田茂雄《21世纪的佛教》、赖富本宏(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因病未能出席，由中国学者代读)《佛教图像学的成果和问题点》、落合俊典(华顶短期大学教授)《写本一切经的资料价值》、菅野博史(创价大学教授)《中国法华思想研究的诸问题》、下田正弘(东京大学副教授)《佛教研究的现状和课题——以佛陀观的变迁为例证》。
    楼宇烈《“无我”与“自我”——佛教“无我”论的现代意义》、潘桂明(苏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从太虚的“人间佛教”展望新世纪的中国佛教》、王雷泉(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室主任、教授)《面对21世纪的中国佛教》、尕藏加(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教授)《新中国的藏传佛教研究——回顾与展望》、杨富学(敦煌研究院副教授、《敦煌研究》编辑)《敦煌文献对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贡献》。
    (九)中日第九次佛教学术会议
    会议在当年10月30—31日于京都举行，中心议题是“佛教与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有中日两国各5位学者代表出席会议并发表学术论文：
    杨曾文《宋代云门宗佛印了元及其与士大夫的交游》；方广锠《僧祐的疑经观》；王邦维(北京大学教授)《从安然的著作看中国唐代的悉昙之学》；洪修平(南京大学教授)《道信与中国禅宗》；魏道儒(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华严宗的圆融思想及其实践价值》。
    末木文美士(东京大学教授)《日本的中国佛教研究的问题点》；赖富本宏(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金胎两部的成立》；竹贯元胜(花园大学教授)《兰溪道隆传禅的历史意义》；马渊昌也(学习院大学教授)《唐宋时期的生成论思维与儒教、儒佛》；西本照真(武藏野女子大学副教授)《关于三阶教研究的方法论》。
    (十)中日第十次佛教学术会议
    2003年10月29—3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厅举行，中心议题是“佛教的历史与未来”。这是连续18年的中日两国佛教学术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新任《中外日报》社长伊藤勉出席会议。两国学者发表的论文题目是：
    末木文美士《对近代佛教的评析》；菅野博史《中国佛教早期经典注释书的性格》；池田鲁参《近年日本研究中国天台学的动向及课题》；吉田一彦(名古屋市立大学教授)《日本的古代佛教与中国佛教》；佐佐木闲(花园大学教授)《律藏在未来佛教世界的重要性》(因故未能前来出席会议，由别人代读)。
    杨曾文《北宋惠洪及其<禅林僧宝传>》；魏常海(北京大学教授)《<大乘起信论>“三疏”比较》；宋立道(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南传佛教的今天与明天》；张风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天台宗第十六祖高丽义通行迹考》；黄夏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教授)《中国当代佛教学术刊物及其走势》。
    以上十次会议的成果在中日两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世界宗教研究所的《世界宗教研究》和《中外日报》刊登了历次会议的论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编的《中日佛教研究》、杨曾文、镰田茂雄编的《中日佛教学术论文集》分别集中刊载了前两次和前六次会议发表的论文。
    应当一提的还有长期为会议担任翻译工作的吉田富夫教授、小川隆教授、曹章琦先生、刘建博士、金勋教授等人，都为这项事业付出了自己的心血。
    四  友谊在历史回声中延续
    今天，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已经成为往事，曾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和参与会议的盐入良道、道端良秀、石峻、中村元、福永光司等一大批中日学者都已经先后离开了人世，对中日佛教学术会议有着掘井功德的镰田茂雄先生也在2001年5月12日不幸病逝。《中外日报》社前社长、京都佛眼针灸理疗学校理事长本间昭之助先生在病榻上与病魔抗争多年后，于2007年8月24日告别了人世。我听说镰田先生在临终时刻还念念不忘他与杨曾文先生之间的郑重承诺，用最后的力气拉着东京大学末木文美士教授的手托付他要努力将中日佛教学术会议继续进行下去。末木文美士教授不负重托，出色地承担了第九、十次中日佛教会议日本方面的组织工作，期间也得到了创价大学菅野博史等教授的热情合作。
    友人先后病故的噩耗传到中国，杨曾文教授痛不欲生。尤其是镰田茂雄先生驾鹤西去，成为杨先生内心深处无法愈合的伤痛。作为弟子，我不敢在恩师面前提及镰田，因为我深知老泪纵横的杨先生心里积郁着多少对故友的思念。但我有理由猜测，杨先生必定无愧于心——他最终恪守了与镰田之间的生死承诺，按照计划完成了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并按照镰田先生捐赠遗嘱，把他的大部分藏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里建立了“镰田茂雄文库”。
    虽然连续18年的中日佛教学术会议暂时画上句号，然而历史仍在继续前进，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已经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或许，中日佛教学术会议的结束只是中日文化交流历史中的一个“分号”，因为学术前辈留给后人的友谊还再延续。就在本文完成的时候，《中外日报》原社长本间昭之助先生的夫人、佛眼针灸学院新任理事长本间量惠女士又通过笔者给杨曾文先生打来电话，向中国四川发生的大地震灾害表示由衷的慰问，对灾害中的遇难者表示哀悼。从历史的角度观察，一切都不是结束，毋宁说是一种新的开始，而学术界新的一代在茁壮成长，中日两国佛教学术交流必将以更多更新的形式继续发展下去。这正是我的恩师杨曾文先生筹办中日佛教学术会议的初衷和夙愿，这一期盼也必定会在中日学者薪火相传的努力中得以实现。我独醒在北京初夏的晨风里，如是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