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秋天，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修专门史。入学不久，博士生导师姜广辉认为我的兴趣和专长是禅宗史，若能由杨曾文老师来指导会更适合，便把我介绍给杨老师。杨老师听了之后，立刻答应指导我，于是我就在二位老师的安排下，转到世界宗教系，成了杨老师的学生。在此之前，我对杨老师的印象全都来自姜老师，他说杨老师是研究禅宗史的大家、世界知名的学者。
    杨老师那时正在讲禅宗史，用的教科书就是他所著的《唐五代禅宗史》。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护持云门匡真禅师的那位“广主刘”，在老师的书中竟然有他的身份资料。大约20年前，我在一位禅宗大师的书中看到他引用《指月录》解说灵树向“广主刘”推荐云门继任方丈的历史：
    广主刘欲举兵，躬入院，请树决臧否。树已先知，怡然坐化。主问知事曰：“和尚何时得疾?”对曰：“不曾有疾。适封一函子，令呈大王。”主开函，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主悟树旨，遂寝兵。①
    这位禅宗大师指出，“树”是指灵树如敏，他赞扬当时担任首座的云门匡真是“人天眼目”可以胜任方丈，把他推荐给“广主刘”。然后书中就说，在禅史的观点“广主刘”只是配角，所以没有说明他的身份。我却觉得，基于学术的立场，查出“广主刘”的真实姓名和官位应该是重要的事，可惜当时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事，这个疑惑一放就是20年，直到读了老师的书，才获得解决。其实，这位“广主刘”不是一个小人物，他就是南汉高祖刘岩。《旧五代史》卷一三五，将他列入<僭伪列传>，所以《景德传灯录》、《指月录》等史传不承认他是帝王，也没有引述他的全名。虽然如此，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因为有他的大力支持，才使云门匡真有了弘法的舞台。如果没有他，云门宗说不定根本就不会成立。他对云门宗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禅宗史跨史学和禅宗两个不同的专门领域，必须二者都有相当的造诣，否则没有办法处理这类疑难问题。事实上，这样的问题一直持续着，因为禅门史传所叙述的士大夫，大多以字称之不写本名，要和正史对上并不容易。或许因为这样，大部分研究禅宗的学者并没有把士大夫的身份查出来，以致禅门的历史像是独自进行着似的，搞不清禅师与主政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实际上，中国古代体制没有得到主政者支持的教派是很难弘扬的。而且，外护(支持佛教的帝王和士大夫)和禅师之间的互动关系往往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在杨老师的著作中，外护一向列入重点，这在禅宗研究的领域中无疑是别具特色的。
    2006年11月，老师的《宋元禅宗史》出版了。该书仍然延续了《唐五代禅宗史》的特色，很注重外护身份的考证，再次让我大开眼界。因为我最想跟老师学的就是禅师与士大夫的交游，而《宋元禅宗史》正好有专章论述。那一个月，刚好我的硕士论文《禅宗的开悟与传承：大慧宗杲禅师及其士大夫弟子的典范》也在台北出版了。我收到航空寄来的样书之后，立刻把它呈给老师。老师看到我的书也参酌正史和儒家典籍补充禅史的不足，感到很欣慰。
    杨老师直接指导的社科院博士生，除了笔者之外，还有一位觉多法师。她跟我一样也是来自台湾，于2006年入学。不过她在入学以前，已经在旁听“唐五代禅宗史”。杨老师直接指导的硕士生有两位：一位是杭州佛学院如拯法师，一位是中国佛学院戒毓法师；大部分的时候，还有其他人来旁听。下页这张照片是2006年10月28日课后，在北京市朝阳区华威西里杨老师寓所拍摄的。杨曾文老师坐中央，后排由左至右分别是觉多法师、笔者、戒毓法师、如拯法师，中排右边是北京理工学院的陈洁老师，左边那一位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女居士(姓名不记得了)。
    下页的照片摄于2006年12月8日，也就是杨老师生日的次日。我们上完课以后，在潘家园附近的素势代餐厅，同学们为老师庆祝生日。前排居中的是杨曾文老师，右边是师母，左边是笔者。当时因为人多，所以前排摆了三张椅子，但学生都不敢坐。相持不下，后杨老师说：“年纪最大的过来坐!”我说：“不是我吧?”但同学们不许我冒充年轻，抵赖不掉，只好硬着头皮坐下来。后排由左至右，分别是陈洁老师、悟实法师、戒毓法师、如拯法师、觉多法师。
    老师在社科院已经退休，只收港澳台学生。另外，就是佛学院的学生。佛学院的学生都是出家人，港澳台学生虽然不一定是出家人，但是因为是佛教专业的缘故，也吸引了出家人来就读。变成杨老师现在的学生，除了笔者以外，其他都是出家人。有一次到老师家，电梯乘务员还问我：“他们都出家，你怎么没出家?”我说：“您有没有问过杨老师，他怎么没出家?”她笑着说：“他是老师，不算啊!”
    2007年1月，台北有一位知道我去社科院读书的朋友问我：“你的博士生导师是谁?”“杨曾文老师。”他立刻竖起大拇指说：“那可是教父级的学者啊!”身为学生的我，也连带地领受了别人羡慕的眼光。2007年3月，老师到杭州佛学院讲学，我和另外四位同学随行也沾了老师的光，享受了高水平的接待。事实上就算老师不在，人家一听到是杨老师的学生，往往刻意礼遇。
    觉多法师在入学以前已经旁听了一段时间，各种因缘使得她早已熟识宗教所的老师。而我初入学时并非宗教系，转系的申请差不多到一年级下学期初才确定，所以还不认识宗教所的老师。杨老师要我跟觉多法师到宗教所，请前期学长纪华传老师安排，让我和宗教所几位老师见面。2007年4月24日周二一早，我带着《禅宗的开悟与传承》前往，因为事先不知道有几位老师，只带五本，书一下子就送完了。纪老师说：“我没关系，先给别的老师吧!”结果这本书拖了半年，才在中日临济宗学术研讨会中送给纪老师，真是对不起他。
    2007年9月24—27日，朝阳市人民政府、中国宗教杂志社和宗教文化出版社主办的“首届朝阳佛教文化研讨会”，杨老师替我们四个学生争取了列席的机会。这次大型的研讨会，与会者层次高而范围广，我们因此得以有幸拜见许多知名的学者，以及主管宗教事务的领导。我认识一位《中国民族报》的记者，因为这个因缘获得约稿，后来有一篇短文发表在《中国民族报》上，这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先前我们曾旁听过“第二届中日佛学会议”(2006/11/1—11/2，在人民大学)，后来又旁听了“中日临济宗学术研讨会”(2007/10/24，在京都信苑饭店)。这都是老师要我们参加的。参加学术会议可以搜集资料、增广见闻、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与动向，老师认为我们应该积极的参与。
    最近笔者获邀发表论文，我在电子邮件中跟老师汇报这件事，老师很快就回复，鼓励我参加。之所以会有这次机会，是因为2007年4月24日杨老师安排我到宗教所拜会老师，副所长张新鹰老师因此知道我曾经研究过寒山子，而这个研讨会的议题正是寒山子，因而透过纪老师要我参加。
    杨老师上课特别的认真，原则上每两周就在老师家里上一次课，要连上三年的，这远远超过学校规定的学分。老师要求学生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所以不但上课多，作业也多。据说，以前曾有学长跟老师抱怨说，别的博士生周末都可以出去玩，而他们却必须留在图书馆中查资料、赶作业。老师在治学方面，注重历史、文献和思想三大主轴。他还要求：“只要是我的学生，都必须做到治学严谨、教学负责。”老师的学生在学术界都有相当的成就，这跟老师严格的要求有很大的关系。
    还记得2007年12月底的一次上课，几个学生事先都被指定一个专题做报告。我的题目是《永明延寿禅师的心性论》，规定时间是12分钟。我没有用计时器，仅凭着直觉看着大纲做报告，结束时正好12分钟。杨老师对我的时间控制很称赞，他说：“讲得太详细，时间到了就讲不完。要是讲得太简略，时间还没到就讲完了。参加学术会议，时间要控制得恰到好处，才不吃亏。”之后他交代我：“公开发表时，要讲普通话。”我心里想：老师应该是说我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台湾腔。觉多法师也被这么交代了，她苦笑着说：“我不是已经在讲普通话了吗?”
    老师对于亲友特别的重情。2007年暑假我回到台湾，奉师命拜访林光明先生。老师嘱咐我，林先生是他的好朋友，听说病了，虽然曾经以电话通过话，毕竟不放心，要我带着礼物替他探望林先生。林光明先生是一位语言天才，精通日文、藏文和梵文，著作有十余种，包括《梵汉大辞典》、《新编大藏全咒》等。据林先生说，他在多年前曾帮过杨老师一个小忙(他不肯透露详细的情形)，杨老师竟感念至今。林先生说，有一次他在北京转机，停留了几个小时，杨老师还特地赶到机场来见他。林先生虽然病了，并无大碍，仍然可以处理公司业务，并且著作不辍。我请林先生跟我合照，用电子邮件将照片传给老师，并跟老师汇报林先生的情况。老师收到信，总算才放心。林光明先生送我一套《梵汉大辞典》和其他著作，我一一悉心收藏。
    2007年12月底，老师又嘱咐我探望他的堂兄。他的堂兄住在台北县一所养老院，杨老师一直与他保持联系，但最近因为老先生重听得厉害，在电话里头老是说不清楚，不知道他到底好不好。我在圣诞节早上带了白兰氏鸡精礼盒去看老先生。当老先生听说我是他堂弟的学生从北京过来看他时，非常高兴，马上打电话给杨老师，谢谢老师对他的关心。老先生年纪虽然高寿，却十分硬朗，是一位健康快乐的老人家。老先生要请我吃午饭，我不敢让他破费，但是他非常坚持，我只得从命。后来从老先生口中得知，这家养老院管吃管住，每个月还给一笔零用钱。有亲友来探望他，是他最欢喜的事，他都会请吃饭，略尽地主之谊。老先生说，小的时候他和杨老师是一个大家庭，同灶吃饭的。老先生是家族中第一位读大学的，后来陆续出了好几位大学生，杨老师也是其中之一。
    2008年3月初回京上课，杨老师拿了人民币250元给我。我说：“太多了，那盒鸡精不值这么多。”老师以为不够，又拿50元出来，问我：“这样够不够?”我说：“是太多了，最多只要200元就够了。”老师笑着说：“老师给你的，你拿着就是了。”我心里想：是的，老师!您教我学问和做人的道理，我会仔细收下来。
    还记得刚入学的半年，对于北京的气候，特别难以适应，常常感冒和流鼻血。跟老师谈起这件事时，师母在旁听到了就告诫我：“不要保护得过头了!洗手洗脸要尽量用冷水，慢慢就会习惯。”后来，感冒和流鼻血才慢慢减少。
    2007年3月4日元宵节，老师召见，与我谈未来的研究方向以及生涯规划。或许我看起来还算年轻，所以当老师知道我的孩子已经十多岁时，感到有些意外，问我家里怎么维持，又要我认真学习，必要时他会帮我推荐。那时我刚回京两天，望京南湖东园租来的公寓，因为寒假期间没缴电费，被断电了，正好又碰到周末，没办法申请复电，晚上必须点蜡烛。师母问清楚，屋里还有水和燃气供应，给我一盒元宵，交代我回去以后，什么事都先别做，先把它放在水里煮了吃。那天，北京下着雪。我搭公交车回去的路上，天色已黑，北京城里到处都是庆祝元宵的烟火，非常美丽。晚上，我就在寒冷的雪夜中，吃着师母给的元宵，一个人欣赏此起彼落的灿烂烟火。
    从入学到现在，大约一年半，这段日子过得很充实，虽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但是各方面的积累，也看出相当的差异，这必须感谢曾文老师的教导。希望将来我也能够跟学长一样，有所成就，不辱没老师的名头。今年12月，老师将要过70岁生日，学生们准备替老师出版一本《杨曾文先生七秩寿庆纪念论文集》。纪老师发来电子邮件，问我有没有佛学论文可以拿出来，不管是否发表过都可以。我想，老师的学生出类拔萃的太多了，佛学论文就不必我来操心，不如就以这一篇笔记，记述跟随老师学习的日子，好让后人得以略窥老师的生活与道德事迹吧!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①《指月录》卷20 (CBETA，X83，no.1578，p.620，c17—20//Z 2B：16，p.225，c8—11//R143，p.450，a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