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洪(1071—1128)，北宋中后期僧人、诗人。亦作慧洪，号德洪，字觉范，又号冷斋，后署寂音尊者等名号。筠州新昌(今江西省宜丰县)人，俗姓喻(一作彭)。少依三峰靘禅师，后得法于云庵真净(1025—1102)。为临济黄龙派第三世。一生历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五朝，主要活动在哲、徽、钦宗三朝。
    对惠洪人生际遇、诗词作品、禅学理论以及现实交游与跨越历史的对话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洞见唐宋禅风嬗变之迹，可以揭示士大夫与禅学发展中双向互动之象，亦可以彰显出其千古卓异的人间性格。
    一  曲折坎坷的人生际遇：“百千大火聚，中有片玉清”
    惠洪一生遭际坎坷，曾四度入狱，且两裭僧籍，却始终奉戒清净，有如百千大火之中清净的莹玉，“冷面严眸，神光独耀”，展现出异乎寻常的人间性格。
    四次入狱两裭僧籍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14岁的惠洪在一个月内父母双亡，投依县城北郊三峰山宝云寺靘禅师为童子，博览群书。19岁离开宝云寺跟随临济宗黄龙派名僧克文在洞山、宝峰、九峰、归宗诸寺学习禅法，假冒亡僧惠洪之名得度。《石门文字禅》卷第二十四(以下凡径标卷数、未注出处者，皆引自《石门文字禅》，《钦定四库全书》集部三)有惠洪53岁时于湖南南台寺所作之《寂音自序》，载其生平颇详，再现了他由老成少年成长为一代宗师以及四度入狱、两裭僧籍的曲折人生遭际，彰显出他的人间个性与禅学特点。
    建康之狱。自大观三年(1109)七、八月间，至大观四年(1110)八月，前后一年。北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惠洪应朱世英(彦)之邀请，开法于抚州(今江西抚州)北禅寺。两年后，离开北禅，游金陵，又应漕运使吴仲正之邀请，住清凉寺，入寺未及半年，被诬入狱。自此开始了10年的流亡之旅。后因丞相张商英、太尉郭天信居士之保奏，得以出狱并重新得度。
    琼州之狱(开封之狱)。自政和元年(1111)至政和三年(1113)五月，前后3年。政和元年(1111)，由于张商英遭到同党蔡京等人的排挤被罢相，惠洪亦遭牵连治罪，被剥夺僧籍，发配崖州(今海南岛的最南端)。政和三年遇赦，回到筠州，寄居荷塘寺。两年后，又移居云岩。
    并州之狱(太原之狱)。自政和四年(1114)十月，至政和五年(1115)正月，前后数月。尝有偈记其事：“出狱未两月，单身寄孤馆。别甑容搭馏，酬以涤椀盏。那知复入狱，亲旧无半眼。但余半月粮，何以供岁晏。摩挲没柄杓，准拟吃官饭”(卷四)。
    南昌之狱。自政和八年(1118)八月至十一月，前后百余日。被狂道士诬为张怀素之同党，于南昌下狱百余日。罗织罪名虽仅百余日，但对惠洪的心理打击是不言而喻的。
    在四度入狱期间又被两裭僧籍。自1089年(19岁)得度之后，1109年(39岁)时以弘法婴难下狱，被裭僧籍。1110年(40岁)时重新得度，恢复僧籍。1111年，41岁时，因下开封狱，再被裭僧籍。其间，惠洪曾到刑部，要求平反，恢复其僧籍，没有结果。无望之余，便退游庐山。可能直到1127年57岁时，方再次恢复僧籍。次年，即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示寂于同安，春秋58岁。
    综观其一生58年，其中有5年的时光是在监狱、流放中度过的，对此，他曾对其法弟超然感叹说：“与君游遍人间世，折脚铛中滋味长。”(卷十一《秋夕示超然》)。“乞食尝扣门，但为口腹累”(卷五《同游云盖分题得云字》)“睡觉飞蚊绕鬓声”(卷五《次韵题颙颙轩》)。大半生在动荡的游方生活之中，行迹遍及江西、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山西、河南、海南。在《石门文字禅》的诗文中对其行迹多有记载。惠洪感叹：“余少游方，所历丛林，几半天下”(卷二十三《五宗纲要旨诀序》)。一句“我生饱忧患”(卷五《己卯岁除夜大醉》)，颇能概括其辛酸的人生经历。
    奉戒清净世无知者  惠洪一生尝尽颠沛之苦，“涉世多艰，百念灰冷”(卷二十四)，然“道心固有恒，至刚定无欲”(卷十七)，奉佛守戒，不稍失节。
    在狱中的不少诗作，反映了他在逆境中修行的思想：“人间皆热恼，我自不随情。一室闲趺坐，天魔魂震惊。百千大火聚，中有片玉清。大哉慈忍力，妙湛合无生”(前有“三月二十八日，枣柏大士生辰用。达本情忘，知心体合。为韵作八偈供之。时在建康狱中”数语，卷十七)，反映出惠洪游戏人间而始终保持着自身佛子的操守。
    在《寂音自叙》中，惠洪以达摩四行自况、自励与自我鞭策。达摩四行为报冤行、随缘行、无求行、称法行四行。但惠洪在此将一、三次第互换，凸显无求于世、随缘而行的无求、随缘行：“其自治虽无求于世，然寓世当随缘而行”(卷二十八《请杲老住天宁》)。是借四行以喟叹、自遣人不我知，更是假自我反省、总结53年人生沉浮之机，借四行以明志，所谓“大火聚中，青莲花开”(卷十七)。无独有偶，《景德传灯录》卷三《慧可传》有慧可为人所诬而“怡然委顺，识真者谓之偿债”的记载，或许，来自祖师的启悟，正是其超越生死的精神泉源之所在。
    《自叙》虽自感慨“业熟会冤憎，遂尔遭横逆”，但身在困苦之中的惠洪却掺杂着“因祸以得窥佛祖之意”的欢欣：“孙思邈著《大风恶疾论》曰：《神仙传》有数十人，皆因恶疾而得仙道。何者?割弃尘累，怀颍阳之风，所以因祸而取福也。寂音之祸，奇祸也。因祸以得尽窥佛祖之意，不能文以达意以寿后世，则思邈之论可信也”(卷二十四)。此中突显世间困苦与出世间欢欣的比照，在体现惠洪以禅道化解生命烦恼的卓越智慧的同时，将其人间性格也昭彰于世。
    正因为此，惠洪虽屡遭坎坷，却有着“扪虱闲为抱膝蹲”(卷八《晚归自西，复得再和二首》)的闲适与超然。这是洞明生死大事之后的解脱自在。《偶书寂音堂壁三首》题壁诗云：“寂音闲杀益风流，寒涕垂膺懒更收。得失是非都放却，死生穷达信缘休。湘中戏剧三千首，海上归来十二秋。斋罢展单吾自课，暮年眠食更何求?霜须瘴面老垂垂，瘦搭诗肩古佛依”(卷十二)。“此生于世已无求，况有村原事事幽”(卷十三《吾山风物如故园，而甚僻。余居月余，爱之，将此卜居。二首》)。在植桑种麻、采笋补衣恬淡的农居生活中，不以境忧，不以己悲，随缘日用。
    许*(左岂右页)作于绍兴四年(1134)的《<智证传>后序》中称惠洪“守此以殁，不稍变节……奉戒清净，世无知者”(《卍续藏》第六十三册)。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云门僧人祖琇《僧宝正续传》卷二言，惠洪“及陷于难，著逢掖出，九死而仅生。垂二十年重削发(自1089年剃度至1110年恢复僧籍，近二十年，引者注)，无一辞叛佛而改图，此其为贤者也”(《卍续藏》第七十九册)。其人品学问、道业知识的超越卓绝，不仅为当时的僧俗识者所赞叹，也深深感动、影响后世禅门中的后杰。
    人品与作品可以相互解读。人品是作品的现实诠释，作品是人品的理论概括。在惠洪这里又一次地得到了印证。惠洪的人生行履就是其禅学思想的现实展开，同时惠洪的禅学主张也是其人生理论的真实写照。
    二  混迹朝市的富贵之缘：“喜与贤士大夫游”
    惠洪禅学的人间性格，还体现在他一生之中苦乐参半的“富贵缘”。
    僧中富贵缘  惠洪在游历期间，由于“博通儒书，尤精于诗”。因此交游甚广，以至“名重京华”。“我有僧中富贵缘，此会风流真法供”(卷四《郭佑之太尉试新龙团茶索诗》)。其交游者主要是官僚士大夫与江西派诗人。前者有张商英、郭天信、陈莹中、朱彦、曾孝序、阎资钦等等；后者有许*(左岂右页)、韩驹、黄山谷(庭坚)、苏轼、谢逸，为苏黄诗派的后继者。其中尤以张商英、郭天信等为典型。
    丞相张商英(1043—1121)，号“无尽居士”，如同唐宣宗时的宰相裴休，以宰相之尊与惠洪为禅喜之游，常有诗书往还唱和，甚为相得，誉惠洪为“天下之英物，圣宋之异人”(《僧宝正续传》卷二，《卍续藏》第七十九册)，经常延入府中，谈佛论法。并曾邀他出主禅刹(卷二九《上张无尽退崇宁书》及《上张天觉退传庆书》)。“一时权贵争至门下，执弟子礼”(《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九，《大正藏》第49册)。因张商英特奏，惠洪于大观四年再度为僧。《嘉泰普灯录》有记张商英与惠洪论及龙安从悦(1044—1091)与云庵真净的一段公案。在经过惠洪点拨之后，张商英赠词中有“前悦后洪，如融如肇”句，把兜率从悦与惠洪相提并论，比之道融与僧肇。后人把他看作是文字禅的肇始者(正受《嘉泰普灯录》卷七，《卍续藏》第七十九册)。张商英《护法论》羽翼惠洪《法华经合论》之注释，在惠洪所著《法华合论》、《大佛顶首楞严经合论》中，亦可见张商英的评论。据《宋史》记载，张商英通过惠洪等人与郭天信频繁往来，惠洪因之卷入了北宋党争的政治纠葛旋涡。
    与节使、太尉郭天信的关系，由惠洪因郭天信之奏而被诏赐“宝觉圆明”之号可见一斑。《石门文字禅》中《祭郭太尉文》一文，生动、具体地描绘了惠洪与郭天信交往的亲密情形：“我昔观光，混迹都市。游公卿间，如梁宝志。公每延礼，忘其位势。我亦径造，必至卧内。兵卫如云，不敢呵止”(卷三十《祭郭太尉文》)。另，《石门文字禅》卷二十四并载有《答郭公问传灯义》一文。
    右正言、左司谏陈莹中(1057—1124)，号了翁，名瓘，自号华严居士，融通儒释。惠洪曾作《赠华严居士三首》、《华严居士赞》，称其“医国法门，笔端三昧。奋迅出入，游戏自在。”“惟我可与此道人游乎大华严毗卢法界也”(卷十九)，赞颂其忠义气节及超然生死的人生态度。陈则拟惠洪为维摩、灵山问法人。
    惠洪一生两任道场住持均由士大夫之邀。住持北禅景德寺乃应朱世英(朱彦)之邀；住持清凉寺乃应漕使学士吴开正(吴仲正)之邀。此外，惠洪交往的还有曾任义宁(今江西修水)县令的韩驹以及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儒生，如许邦基、吴世承、李敬修、邹元佐等。
    虽九死而犹未悔  阐提居士许*(左岂右页)(彦周)作于绍兴四年九月晦日的《<智证传>后序》记云：“顷辛丑岁，余在长沙，与觉范相从弥年。其人品问学、道业知识，皆超妙卓绝，过人远甚。喜与贤士大夫文人游，横口所言，横心所念，风驶云腾。泉涌河决，不足喻其快也。以此屡萦祸谴，略不介意。视一死不足以惊惧之者，守此以殁，不少变节”(《卍续藏》第六十三册)。惠洪“喜与贤士大夫游”，并由此屡遭牢狱之厄。惠洪一生四次入狱，有三次直接或间接与张商英、郭天信的交往有关。
    其因与士大夫交游而被牵连流放，与大慧宗杲一起，成为两宋的特例。“洪觉范之窜朱崖，坐交张无尽；杲大慧之流衡阳，坐交张子韶，而皆以语言为其罪。”“其为法门不幸，有若二师者，言事之过论，九重之不察也”(《佛祖统纪》卷四十七，《大正藏》第49册)。他被流放海南时曾对胡强仲说的一段话，正好彰显出他一贯的人间性格：
    “余学出世间法者也，辞亲出家，则知舍爱；游方学道，则能舍法；临生死祸福之际，则当舍情。顷因乞食，来游人间，与王公大人游，意适忘返。坐不遵佛语，得罪至此”(卷二十三《邵阳别胡强仲序》)。
    本当舍爱、舍法、舍情的惠洪却“坐不遵佛语”，“与王公大人游，意适忘返”，活脱脱一佛门削发之士大夫的形象，其与生俱来、矢志不渝的人间性格跃然纸上。
    然其始终不渝地与贤士大夫的交谊，来自于他骨子中散发出来的对士大夫的偏爱与欣赏。《石门文字禅》赞“东坡居士游戏翰墨，作大佛事。如春形容，藻饰万象，又为无声之语”(卷十九《东坡画应身弥勒赞并序》)。《林间录》(下引《林间录》，皆自《四库全书》子部释家类)还兴味十足地提到“王文公见禅者多问韩退之见大颠事”(《林间录》卷上)，且誉“此老人(王文公)通身是眼”(《林间录》卷下)。
    他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如此，甚至对相隔百年的士大夫也忍不住与之进行跨越时空的历史对话。《林间录》卷下载有白乐天(772—846)与济上人的一段公案，其云：“香山居士白乐天醉心内典，与之游者多高人胜士，观其《与济上人书》，钩深索隐，精确高妙，未尝不置卷长叹，想见其为人，恨不见济公所答耳。因作《补济上人答乐天书》一首，并乐天问词录于此。”自称“月日弟子”的白居易向济上人问所谓献疑二则：“未谕者一”乃所谓“六经二义”之疑。即《维摩经》、《首楞严三昧经》、《法华经》三经，与《法王经》、《金刚三昧经》、《金刚经》三经，前后阐释应病与药之道的文字相悖，“未谕者二”乃则五蕴与十二因缘所述色、行次第正逆不同，同样地，惠洪从五蕴乃“三苦已成之躯”，十二因缘乃“三世生因之法”，从“破有之教”与“沿袭之因”两个层面予以分疏(《林间录》卷下)以作答。两人相距近三百年，惠洪居然“恨不见济公所答”，忍不住饶有兴致地回应白居易的百年之问，其人间性格真可谓具有代表性。
    《僧宝传》、《林间录》除记开一代宗风的祖师，也记官居显位的护法檀越，如香山居士白居易、南京永宁寺护法王安石等。《石门文字禅》亦十分重视对士大夫与禅僧交游的记载。或许他对古代儒释交游给予的足够关注，似乎也是在有意无意间寻找着现实儒释交游的史据，这些史据成为他虽由于此道屡受牵连、历经磨难而不改的信心与力量的源头、动力。换句话说，他的这些记载，在留下历史上禅僧与士大夫交游的宝贵资料、体现出他的禅道观的同时，客观上亦为惠洪与士大夫交游提供了史实依据、精神力量和信心凭藉。
    有思必有辩。思与辩是一对孪生姊妹，与他者的对话是深化思的重要途径。惠洪的僧中富贵缘体现的是身为衲僧与尘俗士大夫的心灵对话，体现出惠洪人间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思与史具有内在的合一与相通。思因史的凭籍而勃发，史因思的沉淀而深邃。倡导文字禅的惠洪，通过大量的僧史撰作展开了一场与历史上禅家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这种对话在使其思辨具有了厚重内涵的同时，也成为惠洪“与王公大人游，意适忘返”，虽九死而犹未悔的精神食粮。
    混迹朝市，好论是非，是惠洪自道的染行。但是，是否远离世俗才是道行高尚?事实上，“心通则万法俱融，著相则目前自昧”(《呆庵禅师》，《补续高僧传》卷十八，《卍续藏》第77册)。“高节长身老不枯，平生风骨自清癯。爱君修竹为尊者，却笑寒松作大夫。不见同行木上座，空余听法石于菟。戏将秋色供斋钵，抹月披云得饱无?”(卷十)诗中竹尊者正是惠洪虽混迹朝市而高节自清的自我写照。
    三  以欲示禅的不二梵行：情如维摩诘，心如赤头璨
    惠洪一生颇具争议，除身为道者、役志繁华之外，更为世所讥者，乃身为诗僧，却时作绮语。
    “溺情绮语”示禅机  “予幻梦人间，游戏笔砚，登高临远，时时为未忘情之语”(卷二十六《题言上人所蓄诗》)；“余少狂，为绮美不忘情之语”(卷二十六《题自诗与隆上人》)。正如惠洪自己所言，他的诗作中确实不乏饮酒、食荤、艳欲之作，充满着凡心俗情，烙上了深重的尘世墨痕。
    如饮酒之语：“淡云缺月两微茫，独酌沽来竹叶香”(卷十二《次韵宿东安》)。“一杯愁倡低眉峰，不平万事都消融”(卷五《子伟约见过，已而饮于城东，但以诗来，次韵》)。“每欲一醉竟未尝，今朝杯翠如桄榔。须臾耳热仰天笑，气吞万里驹方骧”(卷五《赠少府》)。
    如食荤之语：“山童解烹蠏眼汤，先生自试鹰爪芽。清香玉乳沃诗脾，抨纸落笔惊龙蛇”(卷二《夏日陪杨邦基、彭思禹访德庄，烹茶分韵得嘉字》)。“轩冕久知身是寄，鱼虾才说口生津”(卷十一《次韵李端叔见寄》)。
    张商英曾称惠洪为“圣宋之异人”(卷二十九《答张天觉退传庆书》)，陈衍则认为其“异在为僧而常作艳体诗”(《宋诗精华录》卷四，第689页，巴蜀书社，1992年)。据《石门文字禅》现存诗文，惠洪确曾与士大夫一道出入于楼堂酒肆之中，且有不少艳欲之作，几乎不加掩饰地描写女子之风情：“馔客酒酣腮玉缬，侍儿歌送眼波秋”(卷十一《余居临汝，与思禹和酬瓯字韵数首，后寓居湘山，思禹复和见寄，又答之》)；“玉纤金钏隔窗纱，醉整残妆满镜花”(卷十六《纪梦》)；“付子后堂以清夜，料理丝竹围酥胸”(卷五《子体约见过，已而饮于城东，但以诗来，次韵》)。此类之作还可见《临川康乐亭碾茶，观女优拨琵琶，坐客索诗》(卷三)，《次韵通明叟晚春二十七首》(卷十六)，《春去歌》(卷五)等。
    这些惊世骇俗的艳欲之作，招致世间的强烈指责：“忘情割爱，此瞿昙氏之所训。惠洪身为衲子，词句有‘一枕思归泪’及‘十分春瘦’之语，岂所当然!又自载之诗话，矜衒其言，何无识之甚哉?”(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六，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85页)四库馆臣认为“惠洪身本缁徒，而好为绮语”，“既役志于繁华，又溺情于绮语，于释门戒律实未精严，在彼教中未必蘧为法器”(《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三，卷一四五)。这些指责，在俗世眼光看来实乃入情入理。然由世出世间的不二而言，却又似乎不尽情理。
    我自调心非干汝事  “却忆少年行乐处，软红香雾喷京华”(卷十《上元宿百丈》)的夫子自道，多少透露出对少年行乐时留恋的个中消息。然许*(左岂右页)却说“觉范无纤毫之失，奉戒清静”(《<智证传>后序》，《卍续藏》第六十三册)。如何看待这种矛盾?
    “予幻梦人间，游戏笔砚，登高临远，时时为未忘情之语，旋踵羞愧汗下”(卷二十六《题言上人所蓄诗》)。如何解读这种自忏自悔?
    “酒入香腮笑未知，小妆初罢醉儿痴。一枝栁外墙头见，胜却千丛着雨时”(卷十六《海棠》)，却是借女子以喻海棠之美，借艳诗以悟道、示道。但何为艳?如何领悟艳的表象背后深层的禅学内涵?
    如此三问，实在是领悟惠洪艳欲文字背后隐含甚深法义的关键，是理解惠洪不同凡响的卓异人间性格的肯綮。
    其一，身为衲子却心怀凡情，这种矛盾体现的是大智慧，还是无原则?有人认为，“他曾为自己的出格言行付出过沉痛代价”(陈自力《释惠洪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80页)，“试图在佛教理论允许的范围内寻找一种惬意遂心、圆融无碍的解脱方法”(同上，第381页)。然而，“不舍色声，而证真空”(卷十八《空生真赞》)，方有解脱自在的随缘任运。于世间之假以证出世之真；“以无我故，酒色海中有万奇趣”(卷十九《许彦周所作墨戏，为之赞》)，以无我的心态行于有我的酒色之海，体现的正是世出世间的不二法门。与以文字禅的形式表述无字禅的真髓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横向上说，《维摩诘经》所示的“在欲行禅”“不二法门”是惠洪的理论依据。《佛道品》：“火中生莲花，是可谓希有。在欲而行禅，希有亦如是。”另还有“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不断烦恼而入涅槃”，“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弟子品》)。“虽处居家不着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入诸淫舍示欲之过，入诸酒肆能立其志”(《方便品》)。“示行贪欲离诸染着，示行嗔恚于众生无有恚阂，示行愚痴而以智慧调伏其心，示行悭贪而舍内外所有不惜身命，示行毁禁而安住净戒”(《佛道品》)。唐玄觉《永嘉证道歌》：“在欲行禅知见力，火中生莲终不坏”(《大正藏》卷四十八)。宋延寿称之为“染爱法门”：“圆人有染爱法门(出自《圆觉经》：诸戒定慧及淫怒痴俱是梵行……地狱天宫皆为净土)。如和须蜜多女，人见人女，天见天女。见者即得见佛三昧，执手者得佛三昧，呜者得极爱三昧，抱者得冥如三昧(出自《华严经》卷六十八)。亦如魔界行不污菩萨，变为无量身，共无量天女从事，皆令发菩提心(出自《佛说首楞严三昧经》卷下)”(《宗镜录》卷二十一，《大正藏》第48册)。乃杂糅诸经之说，证以欲示禅之理。
    从纵向上看，自慧可以来对在欲调心的提撕则是惠洪以前在欲行禅、以欲示禅的先行实践者。“政和二年，余谪海外。……道人何故，淫坊酒肆。我自调心，非干汝事。”(卷十七)“道人何故，淫坊酒肆”，典出《维摩》；“我自调心，非干汝事”，化用二祖慧可狎妓饮酒亦可调心的典故。据《景德传灯录》卷三《慧可传》，慧可付衣法于僧璨后，垂示云：“吾亦有宿累，今要酬之。”“遂韬光混迹，变易仪相。或入诸酒肆，或过于屠门。或习街谈，或随斯役。”
    其二，惠洪一方面时时为“未忘情之语，旋踵羞愧汗下”，但“南州仁公，以勃窣为精进，以哆和为简静，以临高眺远未忘情之语为文字禅”(卷二十《懒庵铭并序》)，却又对仁公“以临高眺远未忘情之语为文字禅”表示赞赏。细细品味，不难发现，这种晚年的自忏自悔，不可执著文字相而迷失背后的深层意蕴，简单地解读为对出格之行的自我痛责。恰好相反，毋宁看作是一种对自身日常行止基于戒律的自警内省与自我策励，恰是戒行清净的表现，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厚颜无耻之徒实乃天壤之别，判若云泥。
    其三，思与诗形隔义殊，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但思与诗又具有内在高度的一致：诗表思、为思、证思。在思的源头，思与诗是融通无间的。“了知无性灭无明，空慧须从戒定生。频唤小玉原无意，只要檀郎认得声”(卷十五《注<十明论>》)。这里只是借世情以明佛理的方便而已，凸显出的是开口即错与闭口即丧的言意矛盾。其中隐含着甚深的法义。同为临济宗的另一支派杨岐派僧五祖法演(?—1104)，也有“红粉佳人，风流公子，一一为汝诸人发上上机，开正法眼”(《古尊宿语录》卷二十)，以之开示禅机之语。集思想家与诗词家于一身的惠洪，其大量诗词作品把以诗显思演绎得精彩绝伦，在僧人诗家中，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了。
    惠洪以欲示禅除自身性格的原因之外，还有其自身宗乘的影响。临济宗自汾阳至惠洪的传承是：汾阳善昭(947—1024)—石霜楚圆(986—1039)—黄龙慧南(1002—1069)—云庵真净—觉范惠洪。其师真净克文有云：“佛法门中，有纵有夺。纵也，四五百条花柳巷，二三千所管弦楼。”(《古尊宿语录》卷四十二)。“事事无碍，如意自在。手把猪头，口诵净戒。趁出淫坊，未还酒债。十字街头，解开布袋”(《古尊宿语录》卷四十五，《卍续藏》第68册)。其师祖黄龙慧南亦云：“避声逃色，何名作者?祖不云乎：执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体无云住”(《联灯会要》卷十三，《卍续藏》第79册)。
    佛法不离世间，“证必依于俗谛，如解空弗离于色”(卷二十八《岳麓为沩山茶榜》)。只有不离世间才能深尊法道：“嵩山宏别传之宗，终依帝里；天台修远举之行，尚游人间”(卷二十八《山门疏》)。似乎一切都化解成了任运自然。但惠洪《山谷老人赞》有云：“情如维摩诘，而欠散花之天女；心如赤头璨，而著折角之幅巾。岂平章佛法之宰相，乃檀越丛林之韵人也耶”(卷十九)。这是他对黄山谷的称誉，然而也是惠洪的夫子自道与自我期许。惠洪一生在欲行禅、以欲说禅，以凡心俗情入诗，以不二法门示行，这种貌似冲突的和谐则是合乎大乘佛法逻辑的体现，在指向世出世间不二的同时，却平添了一番人间的气韵。
    四  惠人灭障的文字之禅：开迷显智，呈示方便
    思起于问，无问无以为思。惠洪将了生脱死的誓愿与开迷显智的慈念，寄寓在了对文字禅的提倡之中。
    薰发佛种的文字禅  善昭以文字说禅，一向被公认为禅门颂古的权舆。惠洪不仅是临济宗黄龙派法孙，同时也继承了善昭说禅不离文字，透过文字以解悟禅理的传统。他自叙《僧宝传》之初衷：“一精想中，十法界种子皆具。随其所熏发而起，譬之田有稻种，借时雨以芽孽之。十法界者，六凡四圣谓也。今端屏绝诸缘，日唯录佛祖之语，味佛祖之意，则亦熏发佛乘之种”(卷二十六《题端上人<僧宝传>》)。《禅林僧宝传》记载以北宋为主的81位高僧，“一切文字语言，学者嗜著，是名壅塞自心光明。然前圣指道之辙，入法之阶，后世不闻而学，则又如无田而望秋成，无有是处”(卷二十六《题谊叟<僧宝传>后》)。乃是借文字以“味佛祖之意”，“薰发佛乘之种”。
    由此，惠洪对语言文字在领悟禅道之中的作用给予格外的重视。《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五《题让和尚传》有云：“心之妙，不可以语言传，而可以语言见。盖语言者，心之缘，道之标帜也。标帜审则心契，故学者每以语言为得道浅深之候”。“非即非离”是文字禅的原则：“非离文字语言，非即文字语言，可以求道也”(卷二十六《题圆上人<僧宝传>》)。《智证传》亦言：“宗门旨要，虽即文字语言不可见，离文字语言亦安能见哉?”(《卍续藏》第63册)。
    为薰发佛种，惠洪倡导藉教悟宗、禅教合一之论。《智证传》、《石门文字禅》和《禅林僧宝传》、《临济宗旨》最能表达惠洪对禅林、宗法的关注，也是其“禅教合一”观的具体表现。《智证传》是惠洪对经疏之理解、辩正与阐扬禅师论道之语。全书经论传文一百余则，所引经论近三十种之多，其中又以《华严经》、《法华经》、《楞伽经》、《圆觉经》、《维摩诘经》及《破色心论》等经论之出现次数为多。是其传达“禅教合一”的重要著作。《石门文字禅》于叙述其他禅师之序文、塔铭、行状时，则处处强调禅师们兼习禅教，由文字入道的经验。《禅林僧宝传》所记录的81位禅师，大多数都兼习教典或经论，于教典有悟得的禅师，惠洪尤其重视。他以极长的篇幅叙述永明延寿禅师，且倡议举扬《宗镜录》。惠洪评价最高的禅师——真净克文，由于博通禅教，为惠洪再三言及而不惮烦。
    大体而言，《石门文字禅》正是以诗文作佛事，要使“学禅者不务精义，学文字者不务了心”(紫柏真可《石门文字禅序》)的怪现象得到根本解决；《智证传》则是老婆心切，为裨益后学而不惮反对者诟骂，代为佛典经论、古德祖师充满智证的机锋语句详作疏解。明代紫柏真可禅师于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撰写《重刻智证传引》，对“智证”一词有独到精辟的诠释云：“非智不足以辨邪正；非证不足以行赏罚。盖照用全，方能荷大法也”。至于名之曰“传”，则是仿同儒家经典有经有传的体例；易言之，惠洪正是以佛菩萨垂示、历代祖师珠玑问答，为千古永恒的经典。
    为薰发佛种，惠洪大胆改造传统僧史撰作的体例，《禅林僧宝传》“依仿史传，立以赞词”，开僧传僧史作赞之先例。晁公武曾指斥该书“多寓言”，《四库全书总目》褒扬之曰“往往自立议论，发明禅理，不尽序录旧事也”(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38页)，可谓不幸言中。此乃惠洪借禅史以为寓言，借题发挥，阐述自己的禅学见解，说禅道之不可说之方式，以为文字禅张目。陈自力指出：“诗可以言禅，禅可以化为诗，诗与禅，偈与诗，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释惠洪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61页)。以之言禅与史的关系亦颇恰切。史亦禅，禅亦史，史禅不二，史为禅之权教耳。在惠洪这里，需要的不是禅史，而是对禅弊的救赎。熔文学与史学于一炉，亦体现了惠洪为方便初学的一片苦心。在卷二十五《题修僧史》中，惠洪从“齿少志大”之“苾刍三四辈”之献言，对旧僧史“粗加删补，使成一体之文，依仿史传，立以赞词，使学者临传致赞语，见古人妙处”。于此，陈垣有激烈的反弹：“所谓一体者，即熔从说以成文，此文家之法也；所谓聚众碣之文为传者，此史家之法也”(《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第115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陈垣虽不同意惠洪之说，但却点出了惠洪史传的特点。惠洪僧传确乃“文家之法”，而“非史家之法”。“成一体之文”，固然改变了史料的原始面貌，但文体一致，只是引领初学契入禅道之便。
    或许惠洪算不上一位严格意义上的禅史家，但禅史只为引禅者入禅道之凭藉耳，由此，惠洪乃不折不扣之禅学家。文字禅之的，只是希望后学能由老宿的既往言行之中悟入门径，是为稳妥的入道之阶。“汝能自勤，自诵习此书，玩味其旨，踪迹其行事，继之以不休，则古人岂难到哉?如写而不读，读而不味其意，徒欲粉饰清兴，于道何有?”(卷二十六《题其上人<僧宝传>》)。这里明确地论及了言、意、道三者的层递关系。南宋张宏敬序《禅林僧宝传》：“若有因书省发，得意忘言，即同入此道场，则灵山一会俨然未散，不为分外”(《卍续藏》第七十九册)。“可信”与“可爱”之间的张力，王国维无意中将其说破。但“可信”与“可爱”在境界上并非不可相通。可爱者常为史家所讥，却恰符契证禅之旨。
    开迷显智惠人灭障  经过几番磨难，惠洪万念俱灰。曾有《偶书寂音堂壁三首》题壁诗，其中有：“寂音闲杀益风流，寒涕垂膺懒更收。得失是非都放却，死生穷达信缘休”。“灭迹尚嫌身是累，此生永与世相违”。“寝处法华安乐行，荡除五十二年非”(卷十二)。法华安乐行，指于恶世末法期间，弘扬《法华经》时安住身心之法。据《法华经》卷四《安乐行品》，安乐行即远离身、口、意三业之过失，并誓愿自利利他之行。惠洪从事文字著述，乃发挥过去贤圣之妙旨，作惠人灭障的梵行。
    与其说惠洪著文的目的在于惠人灭障，毋宁说其著作都是在障中呕心沥血的惠人之作。卷二十三《送李仲元寄超然序》：“余至海南留琼山……作息之余，发《首楞严》之义以为书。他日以寄吾弟祖超然，使知余虽困穷于万里，不能忘道也。”
    政和五年六月，在石门寺坐夏时为《华严十明论》作注，并作《题华严十明论》，鼓励世人以勾践伍子胥雪耻之心“学无上菩提”，“遣虚名，收实效”，“通入法华三昧乳中之酪”(卷二十五)。虽窜逐万里，不敢忘道，开迷显智、呈示方便的弘法初衷始终未改。
    惠洪十分注重僧史的撰著，特别是对禅门祖师嘉言懿行的搜访辑佚不遗余力，洪武六年灵山人戴良誉之为“佛门史迁”：“盖听言以事观。既书其所言，固当兼录其行事，觉范可谓得迁之矩度矣”(戴良《重刊<禅林僧宝传>序》，《卍续藏》第七十九册)。
    为开迷显智，惠人灭障，惠洪一生笔耕不辍。惠洪一生著作丰赡，至今传世者仍然不少，映显出他极力反对当时丛林“以拨去文字为禅，以口耳受授为妙”，一生只当个哑羊僧的弊风陋习，所以要殚精竭虑，振笔疾呼。惠洪曾屡次下决心置笔搁纸，甚至因此而焚去笔砚，但终究“决堤”提笔(见卷四《瑜上人自灵石来求鸣玉轩诗，会予作断语，复决堤作一首》)。可见其人间性格终不能改。惠洪以博极群书之识见，了无滞碍之辩才，孜孜于著述。正是“撰述佛祖旨诀之意，欲以惠人”的菩萨道精神，使得惠洪著作丰富，为禅史上之罕见。现存著述大致可分为论诗、论史、论禅、注经四类：论诗有《冷斋夜话》十卷、《天厨禁脔》一卷；论史有《禅林僧宝传》三十卷、《林间录》二卷、《林间后录》一卷。论禅有《石门文字禅》三十卷、《智证传》、《临济宗旨》一卷；注经有《法华合论》、《华严合论》等。
    在以“不立文字”为立宗之旨的禅门而言，惠洪这种用大量文字来表达禅观的作风，可说非常稀有。惠洪在落实“禅教合一”理念的当时，因“发其所秘、犯其所忌”而引来讥谤(如枯木崖辈讥其为“文章僧”)；而同时的法友灵源惟清亦曾以书纸之曰：“窒后人自悟之门”(见雷庵正受《统论》，《大佛顶首楞严经合论》卷末，《嘉兴藏》第18册)。然识其作法乃应病予药者，则称“于佛法中，与救鸽饲虎等；于世法中，程婴、公孙杵臼、贯高、田光之用心也”(许彦周《<智证传>后序》，《卍续藏》第63册)。如长沙侯延庆序《僧宝传》云：“其识达，其学诣；其言恢而正其事，简而完其词，精微而华畅；其旨大而空寂，窅然而深矣”(《卍续藏》第79册)。
    《临济宗旨》文末自述著作之意：“予涉世多艰，盖其夙障，闻曼殊师利之言，以法惠人则罪自灭。故有撰述佛祖旨诀之意，欲以惠人，而自灭夙障耳”(《卍续藏》第63册)。与其说惠洪欲惠人以灭障，毋宁说是发扬《维摩诘经》维摩大士“因众生病是故我病”的慈悲精神，以菩萨应化之身示现禅道。
    五  世间千古逸格禅
    惠洪一生58年，少年饱受失怙之苦，以投身佛门；出世屡遭讥嫌之累，四次入狱，两裭僧籍，颠沛漂泊，大起大落20年。其一生行实，褒贬不一，毁誉参半。
    提持纲宗而嘉惠禅林  客观地说，惠洪的禅观对当时及后世禅宗的发展意义重大。正如论者所指出的，《林间录》之于北宋禅宗，“颇似《世说新语》之于魏晋玄学”(《释惠洪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3页)。深受其影响的禅师也代不乏人。者庵惠彬在《丛林公论》中批评《僧宝传》时，恰好为我们留下了《僧宝传》在当时风行的盛况：“《禅林僧宝传》乃光昭先德之大道，辉曜既没之盛致，所以继《传灯》、《广灯》、《续灯》之作也，此书流行犹燧火，户户有之”(《卍续藏经》第64册)。稍后的大慧宗杲(1089—1163)对惠洪极为推崇，智昭《人天眼目》引惠洪著作亦极为频繁。而500年后的晚明尊宿中，紫柏真可(1543—1603)则大力声援其“文字禅”说，且惠洪多部著作，《智证传》、《妙法莲华经合论》、《大佛顶首楞严经合论》、《禅林僧宝传》、《临济宗旨》、《石门文字禅》，都是由紫柏经目，收入《嘉兴藏》而得以传世。此外，还为惠洪《石门文字禅》、《智证传》写序，撰《礼石门圆明禅师文》，《全集》卷十五《跋宋圆明大师邵阳别吴强仲叙》三篇、《跋寂音尊者十明论叙》、《跋宋圆明大师邵阳别吴强仲叙遗愚庵讲主》等都因惠洪文章而作。卷二十《断淫偈》序文引惠洪《观音赞》：“悯我心明力不逮，时时种子发现行。”
    晚明汉月法藏(1573—1635)以《智证传》为教本，恰如圆悟克勤之与雪窦《颂古百则》。汉月以惠洪为印法之师，称“得心于高峰，印法于觉范，临济则为真师”(引自圆悟《辟妄救略说》卷八，《卍续藏》第65册)。其弟子潭吉弘忍在《五宗救》中亦有云：“廿九岁，揭《高峰语录》，宛若自语。因发大心参禅，自誓大彻之后，当绍此宗。万楚千辛，至四十岁。于折竹声边，捉得落地枕子。那时心肯，早已承嗣双髻了也。及参济上玄要宾主，深见祖道不可草草，愈入愈深。既透济宗，旁参四家，兼搜河洛。因见寂音尊者著《临济宗旨》，遂肯心此老，愿弘其法。自谓得心于高峰，印法于寂音，无复疑矣。乃复发愿，此两枝法脉，合起临济正宗。凡遇扫宗旨者，力为诤之”(《五宗救》卷八，《禅宗全书》第33册)。在惠洪的著作中，以《智证传》和《临济宗旨》给予汉月的影响最深。汉月对“临济宗旨”的坚定信仰，著《济宗颂语》以明志；与门人提唱《智证传》，作《于密禅师提智证传》(“于密”乃汉月自号，此书今佚)，反映出与惠洪禅观的遥相契应。
    世间逸格禅  惠洪禅学正如其评其师所言为逸格禅，但此逸格禅却处处展现、透露出其人间性格。寓人间性格于曲折坎坷的人生遭际，寓人间性格于混迹朝市的富贵之缘，寓人间性格于在欲行禅的不二梵行，寓人间性格于惠人灭障的文字之禅。
    惠洪以曲折坎坷的人生际遇演绎达摩四行，以梁宝志作混迹朝市的史实根据，以在欲示禅、以欲说禅实践《维摩》不二法门，以文字之禅圆满惠人灭障的慈念，彰显出鲜明的人间性格。
    惠洪少读儒家经典，和离群索居的佛门人相比，对世间表现出更大的热情。以忠义之德作为惠洪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甚至作为评价僧侣的标准，如他说光上人：光之为人纯素，洁忠于事，孝奉于亲，为里闬所敬信，法眷所追崇，是真比丘也(卷二十五《题光上人书》)。惠洪希望国家有狄仁杰、颜真卿那样的忠臣，渴望君王有舜禹之智、尧汤之德，“伏愿陛下，睿齐舜禹，德比尧汤”。惠洪曾作《祈雨》、《谢雨》、《祈晴》，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和关切。无论世出世间，佛法禅道始终是惠洪进退出入的基地。
    惠洪及其禅学的特异之处体现在诸个层面的矛盾：因祸以得窥佛祖之意，困苦辛酸的人缘、世缘之中掺杂着出世的欢欣佛缘，苦乃乐中之苦；因富贵缘而饱受牢狱之厄，朝市之中掺杂着离尘之志，离尘仍乃朝市之中；因行食色之欲，以欲说禅而饱受讥嫌，食色之中掺杂着超然之趣，超然仍乃不离食色；因倡导文字之禅而遭尽误解，在诗缘、词缘、字缘的文字之中开示着宗乘无字之道，无字仍不离文字。由此，仅以世间行迹而论，极尽诋毁之亦不为过；仅以出世体用判之，极尽赞誉之亦不失差。但若将惠洪视为一个鲜活的生命存在，这些矛盾归结起来无非源于世、出世间的张力，而惠洪心怀出世之志，身行入世之道，乃将世出世间不二法门演绎得淋漓尽致，同时在在处处极尽显发其禅学鲜明的人间性格。因此，圆融而评之，惠洪在禅学史上之所以引人注目，历来对惠洪的评价之所以毁誉参半，实乃源于其殊异于常人的人间性格。
    惠洪及其禅学所表现的人间性格既是其个性使然，也是家庭熏陶、时代风习影响下的产物。就家庭的影响而言，惠洪虽少年失怙，但却有着良好的文化氛围。其族叔彭几曾编写《乐律》一书献给宋神宗，官至协律郎(掌握乐府的官员)；堂兄彭乘饱读诗书，官至翰林学士。其他几个堂兄弟如彭国晦、彭超然(即希祖超然)、彭恩禹等，都是名噪一时的文人雅士。就时代风习而言，由唐入宋，封建专制的进一步加强，使得大量士大夫的心理结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唐代的开放转向内倾。因寻找心灵寄托的驱动，频繁与禅僧的主动交往成为时尚。由此，禅风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转型期的巨大社会变化，赋予身处这种转型之中的惠洪以巨大的人生磨难，而深谙佛理、戒行清净的惠洪却将之转化为“因之得窥佛祖之意”、“惠人灭障”的出世欢欣。
    古代惠洪因“高者忌其异己，下者耻其不逮”(许*(左岂右页)《<智证传>后序》，《卍续藏》第63册)而饱受讥嫌。时至今日，惠洪仍然是备受争议的人物。这种争议主要体现在其人格特征和禅学理论的二重性和矛盾性，即入世与出世的矛盾。惠洪的生命历程与禅法主张真实地展示了这种矛盾性。无论是禅门中人还是世俗人士，对其评价值都充满着这种矛盾的心态。以至他自己在积极入世的同时，也喟叹此生与世相违，在内心亲证着这种矛盾性，经历着这种矛盾性所带来的痛苦与欢欣。尽管惠洪毕生以不即不离来圆融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的矛盾；以出世心态做入世的事业来圆融世间与出世间的矛盾；以在欲行禅来圆融戒律与放纵的矛盾；但不立与不离、世间与出世间、戒与欲之间的沟壑并非理论上的圆融如此的简单，不同视点的评论出诸众口，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而这，正是作为一代宗师的惠洪人间性格的真实写照。
    ①本文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资助成果。
    *厦门大学佛学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