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隋代南方佛教义学的北传
    
    隋之大兴城即唐之长安城，高僧云集，梵刹林立。粗考之，有一座寺院易被忽略；细察之，在了解隋唐佛教传承方面却又不可不注意。此寺，即日严寺。易被忽略，盖因其存世时间较短，与延至唐代的其他名寺相比，确为昙花一现。众所周知，中国佛教在隋代步入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新的时期里，南北佛学的交融与合流是如何进行的?发生了哪些变化?也许日严寺本身不能完全回答这些问题。但是，这些进行和变化的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却在日严寺简短的历史上表现得很具体，而且也比较典型。这也是不可不注意该寺的原因。有感于此，本文试图对日严寺简短的历史作一综合性的考察，希望能借此窥见一些隋代佛教义学发展与宗派建立的新线索，并借以求教于方家。
    一  引言：隋初大兴城的征请高僧
    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南北风格迥异，南方偏重于义理的探讨；北方则重视修持的研习。至北周武帝禁佛，北方佛教受到了极大打击，延及原北齐之地，寺庙尽毁，经相散佚，僧众或被迫还俗，或逃匿远方；南方佛教虽有“侯景之乱”的影响，到南陈时已基本恢复了昔日盛况。隋文帝杨坚崇奉佛法，代周自立后，针对前朝“刑政苛酷，群心崩骇”①的局面，以佛法的宽容精神收揽人心，大兴佛教。
    隋初虽大兴佛教，但承北周禁佛之后僧材奇缺，尤其是新修的京城大兴城，缺乏高僧主事。于是，不断地从外地征请高僧入京，如“六大德”②和普安、信行、僧璨、道尼、彦琮，以及从西方来的智周、宝暹、阇那崛多、达摩笈多等。特别是开皇七年(887)请的“六大德”洛阳慧远、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济阳宝镇、汲郡洪遵和太原昙迁等，均是名闻遐迩的义学大德。慧远以精研地论学闻名，慧藏专弘华严，昙迁是北方摄论学的代表，洪遵则是《四分律》的法将，等等。因此，文帝将这些高僧及其弟子请入京城。③大兴城佛教义学之研习，骤然勃兴。之后，为教化僧众，又敕立“二十五众”，以二十五位义学高僧为“众主”。自北周武帝禁佛之后，隋代一统，中土佛教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隋初所征请的高僧大多为北方名僧，其代表性还不足以涵盖全国，因为南陈仍划江而治，擅长义学的高僧要想北上并不方便，也仍有疑虑。开皇九年(589)晋王杨广攻灭南陈后，才有了条件大量遴选召请江南高僧。
    近人汤用彤先生曾指出：
    北入南游，多由于周武灭法，避难南渡。及晋王平陈，征选精英，在南者复群北趣。由是关中复为佛法之中心，且融会南北之异说也。④
    晋王杨广在平陈后于京城特建日严寺延揽南僧，予“融会南北”起了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严寺南僧的聚集是佛教方面南北朝时期结束的一个标志。
    二  关于日严寺的几个基本问题
    日严寺是晋王杨广所建，位于大兴城(案：即唐之长安城)东南隅的青龙坊，是隋代极负盛名的佛寺。但昙花一现，存留时间很短，从建造到废弃仅约30年。关于该寺的存留时间，人们多以北宋宋敏求所著的《长安志》为准，盖因此书乃参考唐代韦述《两京新记》而成。⑤检诸史册，《长安志》的记述不但简略，而且有重要失误。书中载道：
    青龙坊……西南隅废日严寺。隋炀帝为晋王，仁寿元年，施营第材木所造，因广召名僧以居之。贞观六年废。⑥
    上述记载日严寺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建造和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废弃，都与事实有较大出入。略考如下。
    据唐释道宣《续高僧传·智炬传》载：
    开皇十九年，(智炬)更移关壤，敕住京都之日严寺。供由晋国，教问隆繁，置以华房，朋以名德。一期俊杰，并是四海搜扬。⑦
    又同书《慧頵传》：
    开皇末年，(慧頵)被召京师。于时晋王开信，盛延大德，同至日严(寺)。并海内杞梓，递互相师。⑧
    这两则记载都说明日严寺建于仁寿元年之前。上引后一则史料中的慧頵法师，正是《续高僧传》的作者释道宣的亲教师，也是一位南僧。道宣幼年从慧頵剃度、受学，侍奉左右长达二十年，所记应当是比较准确的。
    另在《续高僧传》的<彦琮传>里也有线索可寻。彦琮为北方义学名僧，讲经著述，誉满京师，且精通内外文学，深受晋王杨广、秦王杨俊礼敬，被请往太原弘法。“至(开皇)十二年，敕召入京。后掌翻译，住大兴善寺，厚供频仍。……炀帝时为晋王，于京师曲池施营第材造日严寺，降礼延请，求使住之。”⑨查此次彦琮奉敕入京的原因，应是入大兴善寺国立译经馆的阇那崛多译场，担任重勘梵本，整理文义的工作。⑩所以，估计日严寺的建造应在开皇十二年(592)之后。
    在隋翻经学士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中，《达摩笈多传》等六部著作的署名曰：“右六部，合九卷，日严寺沙门释彦琮撰。”(11)《历代三宝纪》书成于开皇十七年(597)，可见在此年或此年之前彦琮已隶名于日严寺。
    综合以上的考察，日严寺的建造应当在隋文帝的开皇十二年(592)至十七年(597)之间，不会是《长安志》所载的仁寿元年(601)。
    关于日严寺废弃的时间，也不是唐太宗贞观六年(632)，而是高祖武德七年(624)。道宣与其师慧頵本住日严寺。日严寺被下令废弃，道宣师徒奉命移住长寿坊桂阳公主为驸马所造的崇义寺。道宣亲历其事，在他的著作中记得非常清楚：
    余本住京师曲池日严寺，寺即隋炀所造……至武德七年，日严寺废……僧徒配散，房宇官收……余师徒十人，配住崇义。(12)
    至于日严寺为什么被废弃?史无明载。估计与以下几方面因素有关。
    首先，经过隋朝末年的战乱，到唐初，京城民众的社会生活受到极大破坏，各寺的经济来源不能保证，大多僧众缺额，甚至“诸寺饥馁。烟火不续”(13)；其次，晋王杨广当年从江南征请的高僧在30年后多已凋零，另杨广在后期常住洛阳，日严寺已不复昔日之盛况；再次，唐高祖李渊攀附老子道教，又受傅奕上疏斥佛的影响，对儒释道三教的政策已发生了变化，有抑制佛教之意。最后，李氏占据京城后，隋杨氏宗族的财产房屋一概没收。日严寺为隋朝的皇室佛寺，自然难以得到新朝的支持。
    三  日严寺的江南名僧
    日严寺尽管存留时间短，但在隋唐佛教发展史上有独特的影响和贡献。这主要表现在它的义学上。下面根据《续高僧传》，并参考其他典籍，先列出该寺的义学名德，以便作进一步的研究。
    法澄，生卒年不详，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初从必皇朗公讲释三《论》，使教旨乘竞者皆条理而畅通。后在江都开善寺聚徒开讲，常听者有二百余僧，化洽吴、楚，传誉淮海。晋王杨广南下，置四所道场延揽名德，法澄被召入。仁寿三年(603)，奉晋王之命入关，住日严寺。法澄在日严寺披讲《智论》，声望弥重，京师硕学咸来拜谒请教。杨广即位后，法澄从驾东都洛阳，因疾而终，时年七十余岁。(14)
    道庄，生卒年不详，扬州建业(今江苏南京)人。初听彭城琼法师讲席，秉受《成实》。后以大乘为专业，跟随兴皇朗公听受四《论》。年德既富，深受僧众敬重。晋王杨广闻其名，至书礼向，又追请入京师，住日严寺，频频召见。道庄常奉命在内宫宣讲，以佛说为主，玄儒总萃，听者皆叹其博要。道庄晚年离开日严寺，宣讲《法华经》，并著疏三卷，炀帝赐帛五百段，毡四十领。大业初，随驾东都洛阳，因疾而卒，时年八十一岁。有文集数十卷，多流传于淮南。(15)
    智脱(541—607)，其先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后因流宦复为江都(今江苏扬州)人。七岁出家，为邺下颖法师弟子，学《华严》、《十地》。后听江都强法师讲《成实》、《毗昙》，深受金陵爝法师欣赏，称为“重器”，陈至德中(583—586)，帝请入内讲说。晋王南下，建慧日道场，搜扬硕德沙门，智脱预其一。后随晋王入京，住日严寺。曾奉命入内讲说，与吉藏法师往复驳难，举座钦然。作有《成实记疏》四十卷、《释二乘名教》四卷、《净名疏》十卷。大业元年(605)随驾洛阳，两年后病卒，终年六十七岁。(16)
    法论，生卒年不详，南郡(今湖北江陵)人，初住荆州天皇寺，后隐青溪之覆舟山。博通内外，研重《成实》，梁明帝曾厚礼征召。晋王杨广南下后，闻法论之声名，召入行在，时相咨询。入京后，奉命住日严寺。隋文帝美其清悟不俗，深加叹赏。大业元年(605)，赐“千秋树皮袈裟十领，帛五百段，毡四十领。皇后赐狐腋皮座及法服等物。”(17)随驾洛邑，不久因疾而终，时年七十八。法论崇尚文府，内弘佛教，兼涉道儒，有别集八卷行世。
    智炬(534—606)，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善草隶，好文章。初听兴皇朗公讲授，与吉藏为同学，容止端隆，威仪庠序。后聚徒开讲四《论》、《大品》，望重金陵，蒋州刺史郭演诚心归敬。晋王镇扬越，征请智炬入慧日道场。开皇十九年(599)入京，敕住日严寺。大业二年(606)正月卒于寺房，年七十二岁。门人有慧威、慧赜等，后行化于江南。(18)
    辩义(541—606)，贝州清河(今河北清河)人。初归猷论师，学《杂心》，贯通文义，誉传两河。北周灭法时，辩义南奔建业，传弘小《论》。晋王杨广南下，搜选名德，辩义以义学之功显著，遂入关住日严寺。京师名僧昙恭、道抚、慧赜、慧净等，皆执文咨义。汉王杨谅推举志念法师升座讲论，辩义与之辩论三日。道岳法师专宗《俱舍》，亦随辩义请析疑义，赞曰：“余之广扬对法，非义孰振其纲哉!”(19)大业二年(606)卒于住寺，年六十六岁。东宫舍人郑頲为之碑颂。
    明舜(547—606)，青州(今山东益都)人，以善《智度论》驰名，誉传海滨。北周灭法时，南投建业。栖止无定，周流于各寺讲席。后为晋王杨广召入京辇，住日严寺。大业二年(606)卒于住寺，春秋六十。门人慧相继其学业，弘化于江都。(20)
    法侃(551—623)，荥阳(今河南郑州)人，曾跟随渊法师学《十地》、《地持》。北周灭法，南投建业，从居士曹毗学《摄论》。后被晋王杨广召入京城日严寺，栖心于止观，“开道《唯识》，味德礼忏”(21)。入唐，为管理僧尼事务的“十大德”之一。武德六年(623)卒于大兴善寺，时年七十三岁。
    慧頵(564—637)，本清河(今河北清河)人，其先晋永嘉时避地建业。幼习儒道，后归释氏。善诵《法华》。陈太建中敕度入同泰寺，后从解法师研习《成实》。开皇末晋王召入京师，住日严寺，归宗龙树，弘扬大乘，研习《中论》、《百论》、《般若》、《唯识》，与智首、道岳等名德相友善。唐武德七年(624)废日严寺，率门人道宣等移住崇义寺。贞观十一年(637)卒于住所，年七十四岁。(22)
    道宣(596—667)，江南人氏，俗姓钱，父曾为南陈吏部尚书。(23)陈灭，隋迁南陈显贵及士人北上入关中，道宣乃生于长安。十岁，依日严寺慧頵法师受学。大业八年(612)剃度。后随智首律师进具并习律，专攻《四分》。在日严寺十八年后，与慧頵法师同迁崇义寺。常在终南山潜心研习《四分律》，作“南山五大部”，张“南山律”之帜。曾奉敕为西明寺上座，玄奘译场首位缀文大德。弘法护法，著作等身，被尊为中土律宗创始人。
    昙瑎，生卒年不详，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少学《成实》，以及《涅槃》、《大品》，以慧解驰名。后晋王征居京师日严寺，内史令萧琮合门礼敬，奉为家僧。唐武德初卒，年八十三岁。(24)
    善权，生卒年不详，杨都(今江苏扬州?)人。研学《成实》，颇有造诣。尤善唱导，能悟发时极，随言连贯。晋王杨广召请入京，住日严寺。献后去世，召日严寺大德五十余人内宫行道。善权梵呗礼导，闻者皆赞叹不已。大业初，卒于日严寺，年五十三。有门人法网，传善权之唱导法。(25)
    吉藏(549—623)，本西域安息人，祖世避仇，移居南海，后迁金陵而生吉藏。初从兴皇朗公剃度，研学三《论》。后至会稽嘉祥寺开讲，从智*(左岂右页)弟子灌顶听受天台要旨。开皇末，晋王杨广置四道场，召而居之，后又奉命入京住日严寺。吉藏周流京师各讲席，声誉鹊起，被赞为“论主”。曾与僧璨法师辩论数日，四座皆惊，传为美谈。又将所得巨额财施充无尽藏，助修京城曲池大像。隋末，写《法华》两千部，造像二十五尊。入唐，高祖李渊召对。敕为“十大德”之一，统摄僧尼，任实际、定水两寺上座。武德六年(623)卒，年75岁。平生讲三《论》一百余遍，《大品》、《智论》、《华严》、《维摩》等各数十遍，并有多种文疏行世。弟子慧远、慧灌、智*(左岂右页)等，均以才学著名。(26)
    以上共13位，除去道宣是生于京城之外(案：道宣的祖籍也在江南)，其余12位都是晋王杨广征请入京的江南义学僧人。这12位僧人虽然不是日严寺南僧的全部，也只是晋王平陈后由江南北上的义学僧的很少一部分，但都有义学专长，久负盛名，所以很有代表性。
    四  日严寺的学派与宗风
    日严寺以南僧为主，其他为少部分北方名僧。
    如著名的学问僧彦琮(557—610)。赵郡柏仁(今河北隆尧)人，曾受北齐和北周皇室的钦重，杖迹朝野，屡升高座。后来杨广在藩时任总河北，承风请谒并延入内堂，讲《金光明》、《般若》等。文帝召彦琮入京，命掌翻译之事，杨广请其入居日严寺。彦琮博闻强记，内外贯通，精研梵文，长于著述，有多种著作行世。又如慧常，生卒年不详，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以善于唱诵梵呗见长，可唇口不动，声发喉中，而又长引滔滔，清音不竭。(27)还有法显，亦生卒年不详，雍州扶风(今陕西扶风)人。在日严寺行止与他人不同，完全是北方的学风。专事禅寂，沉默寡欲，不涉文字纸笔，而戒行卓荦，常为受具者开发戒缘(28)等等。
    总之，各方面名僧汇合在一起。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征居日严寺的人数在五十人以上。据《续高僧传》记载，仁寿二年(602)献皇后去世时，“召日严英达五十许人，承明内殿连时行道”。(29)又载：“召日严大德四十余人，皆四海宗师，一时翘楚”，“时有沙门智炬、吉藏、慧乘等三十余人，并炀帝所钦，日严同止。”(30)这几句话的意思应当是这样：献后去世时，共召日严英达五十许人入内殿行道，其中“四海宗师，一时翘楚”的大德高僧有四十多人。当时，为“炀帝所钦”而请住日严寺的共有三十多人。文帝征请大德入京时，敕令可各带弟子若干同行。炀帝亦当如是。再加上其他普通僧人，所以，日严寺住僧的数量当在二百人以上，其中大部分是江南北上的僧人。
    陈灭之后，经战乱的摧残和战后的整顿，江南佛教元气大伤，京城大兴城成为佛法传播最重要的中心。(31)在京城一百多座佛寺中，日严寺以保持江南佛教义学传统为特色。虽只存留了约30年，但对中土佛教义学的发展很有贡献，与南方天台宗的成立相呼应，日严寺树起了三论宗的旗帜。
    日严寺的学派应首先介绍成实学派，主要的有智脱、法论、慧頵、昙瑎、善权等法师。这一派以《成实论》立派，又被称为“成实师”。《成实论》由鸠摩罗什在北方译出，其传承和弘扬却盛行于江南。尤其齐梁时代，人才济济。入陈，诸家竞起，成实与三论沟通，学风稍有少歇，以智爝师为领袖，阐扬“新成实学”。智脱法师是智爝的入门弟子，继承师说，恢弘门风，入日严寺前就撰有四十卷《成实论疏》，深得同侪敬仰。智脱是智爝之后成实师中最有影响者。其他法论、慧頵、县瑎、善权等，在入日严寺前也都是南方有名的成实师。
    三论之学的研习和三论宗的建立是日严寺佛教义学最主要的特色，代表人物有吉藏、法澄、道庄、智炬等大家。三论指《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也是由鸠摩罗什于北方长安地区译出，是大乘空宗阐释般若思想最重要的典籍，三传之后便盛行于江南，僧诠法师在摄山创立了摄岭三论学派。僧诠门下弟子众多，最出色的是法朗(507—581)。从陈永定二年(558)起，法朗奉敕主持兴皇寺讲席长达25年，被尊为“兴皇朗公”。法朗是江南佛教义学之巨擘，“《华严》、《大品》、四《论》文言，往哲所未谈，后进或损略，朗皆指擿义理，征发词致，故能言气挺畅，清穆易晓。常众千余，福慧弥广。”(32)法朗门下特出者25位，以吉藏、智炬、慧哲和明法师为最。晋王杨广平陈时，法朗已去世。吉藏继其大业，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嘉祥寺盛开讲席。学者辐辏，见蔚于一方。四大弟子中的吉藏、智炬被请入京城，另两位道庄、法澄也是兴皇朗公的门徒。这四位三论学大家的入京，无异于将摄岭三论之学的研习中心直接移植到了日严寺。在同门和众多南僧的共同努力下，吉藏不负众望，完成了罗什之后数百年三论学派立宗的大业，在日严寺短短的历史画卷上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除了成实和三论，辩义法师的毗昙、明舜法师的智论、法侃法师的摄论等，也都各擅胜场，独树一帜。专业特长之外，这些义学大德们对《大品》、《华严》、《法华》、《涅槃》，也罕有不通者。
    日严寺的北上南僧不但保持了江南的学风，在行事作风上也保持了江南的传统，思想活跃，擅长于讲论，热衷于学术争鸣。辩义法师是毗昙师，开讲时，各派大师同来听受，其他寺的僧人也来请谒。法侃法师传江南真谛一系的摄论，在京城受到其他义学僧的重视。也有的到日严寺后专业发生了变化。如慧頵法师，本来是成实师，后广听众说，反复比较和思考，“深鉴诃黎漏文小道，乃归宗龙树，弘扬大乘。”(33)(案：“诃黎”即“诃黎跋摩”，中天竺人，《成实论》的作者)加入了三论宗的行列。
    辩论，是促进南方佛教义学发达的一种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日严寺内“每日讲乘，五轮方驾”，而且不分年德门派，各展所长，互相为师。(34)晋王杨广召日严寺大德入内行道，讲《净名经》。该经为大乘要籍。吉藏为三论宗主，“三论所斥，略辨四宗”，其中就有“排成实”(35)，因而开讲时自然有所抑扬。成实学派的领袖智脱不以为然，在“三解脱门”问题上反复驳难，辩论之后又专门写了《释二乘名教》和《净名疏》。(36)在寺外的辩论活动中，日严寺僧也积极参与。齐王杨暕集京师英彦论士60余人在府内集会，辩论佛法要义，以日严寺吉藏为“论主”。当时京师有一著名论士僧粲，自号“三国论师”。吉藏与僧粲辩论，各引经据典，滔滔不绝，时经三日，往复酬难七十余遍，京城为之轰动。(37)汉王从北方并州请来志念法师，在京城禅林寺创建辩论法会。志念以《智论》沟通《杂心》，并非专业毗昙。日严寺辩义法师与之交锋，前后三日，志念难以为继，最后答曰：“向所问者乃同疑焉。”(38)后来志念回到并州，专门精研《杂心》，成为北方最有名的毗昙师。
    总之，在隋代大兴城一百多座寺院中，不乏以义学著称的名刹。如大兴善寺的译传，真寂等五寺的三阶教法，禅定寺的禅学研习，等等，日严寺则以自己的江南义学特色厕身其间。特别是该寺的三论和成实，在京城众刹中独树一帜。
    五  日严寺的一些南陈佛教文物
    南陈灭亡之后，不独高僧播迁北方，南陈的许多文物典籍也被运送京城。与日严寺有关的，有金陵长干塔下的佛舍利，传为梁武帝的头发、指甲以及庐山西林寺的天竺石影像。
    长干塔即金陵长干寺之舍利塔。寺、塔久废，古址在朱雀门东南古越城之东。相传该塔为印度阿育王所建的八万四千塔之一，颇有名气。南梁大同四年(538)八月，梁武帝诏令重修长干塔，并取出佛舍利供养，设大无碍法会。《诏书》中有云：“改造长干寺阿育王塔，出佛舍利、发、爪。阿育，铁轮王也，王阀浮一天下。一日夜役使鬼神造八万四千塔，此其一焉。……凡天下罪无轻重，皆赦除之。”(39)当时舍利的数量、形状以及发、爪(案；即指甲)，据载：“铁银金三函相重，于金函内有三舍利，光明映彻，及爪甲一。又有一发，伸可数尺，旋则成螺，光彩照耀。咸以为育王之所藏也。”(40)可能在修塔时供养完舍利后，梁武帝将自己的头发和指甲一同埋于塔下。这些文物都曾运送京师，藏在日严寺。道宣律师亲历其事，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之甚详：
    余本住京师曲池日严寺，寺即隋炀所造。(隋炀)昔在晋藩，作镇淮海。京(日严)寺有塔未安舍利。乃发长干塔下取之入京，埋于日严塔下，施铭于上。于时江南大德五十余人咸言：京师塔下舍利非育王者，育王者乃(在)长干本寺。而不则其是非也。至武德七年日严寺废……余师徒十人配住崇义，乃发掘塔下，得合利三枚。白色光明，大如黍米。并爪一枚，少有黄色。并白发数十余。有杂宝琉璃古器等，总以大铜函盛之。检无螺发，又疑爪黄而小如人者。寻佛倍人爪，赤铜色，今则不尔。乃将至崇义寺佛堂西南塔下，依旧以大石函盛之，本铭覆上，埋于地府。余向隋初南僧，咸曰：爪、发，梁武帝者，舍利则有疑焉。埋之本铭，置于其上。据事以量，则长干佛骨颇移于帝里。(41)
    庐山西林寺天竺石影像，即印度所雕的石佛像，本为梁武帝供养，传自天竺，珍贵异常。这座像也被晋王杨广搜得，后藏在日严寺。《续高僧传僧明传》附记：
    京师崇义寺石影像者，形高一尺，径六寸许，八楞，紫色，内外映彻。其源梁武太清中，有天竺僧赍来谒帝。会侯景作乱，便置江州庐山西林寺大像顶上。至开皇十年，炀帝作镇江海，广搜英异。文艺书记并委雠括，乃于杂传得《影像记》，即遣中使王延寿往山推得。王自虔奉，在内供养。在藩历任，每有行往，函盛导前。(影像)初无宁合，及(杨广)登储贰，乃送于曲池日严寺，不令外人瞻睹。武德七年，(日严寺)废入崇义，像随僧来，京邑道俗备得观睹。其中变现，斯量难准，或佛塔形象，或贤圣天人。……贞观六年，下敕入内，外遂绝也。(42)
    以上只是与日严寺有关的部分南陈佛教文物，晋王杨广令取之运入大兴城。与其他寺院有关的以及隋文帝下令运走的当更多，此不赘述。
    总之，繁荣了数百年的金陵佛学，随着南陈的灭亡而告衰歇。隋代大兴佛教，长安地区又成为全国佛学研习与传播中心。日严寺尽管存留时间很短，然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如文中所述，该寺的建造和南僧的聚集，实标志着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南北朝时期的结束。
    *陕西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①《隋书》卷一，《高祖纪》：“宣帝时，刑政苛酷，群心崩骇，莫有固志。至是，高祖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页。
    ②《续高僧传》卷十八，《昙迁传》云：“属开皇七年秋，下诏曰：‘皇帝敬问徐州昙迁法师，承修叙妙因勤精道教，护持正法利益无边，诚释氏之栋梁，即人伦之龙象也。深愿巡历所在承风餐德，限以朝务，实怀虚想，当即来仪以沃劳望。弟子之内，闲解法相能转梵音者十人，并将入京。当与师崇建正法，刊定经典。勿辞劳也。寻望见师，不复多及。’时洛阳慧远、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济阴(阳)宝镇、汲郡洪遵，各奉明诏，同集京辇。”《大正藏》第50册，第572页。
    ③案，“六大德”入京可各带十名弟子，实际远不止此数。慧远入京时，另带有“长随学士二百余人”，不久，又有“四方投学七百余人”入京。(见《续高僧传·慧远传》，《大正藏》第50册，第491页)
    ④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一章第一节，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页。
    ⑤案，《两京新记》，唐玄宗时韦述所著，为现存记载唐长安古迹最早最详之著作。据《旧唐书》卷一〇二，<韦述传>，韦述在书府四十年，任史职二十年。韦氏家族中，史才博识，以述为最。然该书现仅存残本，朱雀街东之内容佚失，而日严寺正在街东青龙坊。宋敏求，《宋史》卷二九一，有传，家藏书三万卷，亦以史才博识闻名，有多种著作，如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唐大诏令集》、《春明退朝录》等。《长安志》也是宋氏名作。
    ⑥《长安志》卷八。(《关中丛书》本，第24页)清徐松：《唐两京城坊学》亦沿袭此说。
    ⑦《续高僧传》卷十一，《智炬传》，《大正藏》第50册，第509页。
    ⑧《续高僧传》卷十四，《慧頵传》，《大正藏》第50册，第534页。
    ⑨《续高僧传》卷二，《彦琮传》，《大正藏》第50册，第437页。
    ⑩见拙作《大兴善寺》第四章，《大兴善寺译经馆·隋代的译经活动》，西安三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118页。
    (11)《历代三宝纪》卷十二，《大正藏》第49册，第106页；又见《大唐内典录》卷5。
    (12)《集神州兰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第52册，第405页)。案，崇义寺，据《唐会要》卷四十八，在长寿坊，本隋延陵公于铨宅。唐武德三年，桂阳公主为驸马赵慈景所立。
    (13)《续高僧传》卷二十四，《智实·普应传》，《大正藏》第50册，第636页。
    (14)见《续高僧传》卷九，《法澄传》，《大正藏》第50册，第499页。
    (15)见《续高僧传》卷九，《道庄传》，《大正藏》第50册，第499—500页。
    (16)见《续高僧传》卷九，《智脱传》，《大正藏》第50册，第498—499页。
    (17)《续高僧传》卷九，《法论传》，《大正藏》第50册，第500页。
    (18)见《续高僧传》卷十一，《智炬传》，《大正藏》第50册，第509页。
    (19)《续高僧传》卷十一，《辩义传》，《大正藏》第50册，第510页。
    (20)见《续高僧传》卷十一，《明舜传》，《大正藏》第50册，第510—511页。
    (21)《续高僧传》卷十一，《法侃传》，《大正藏》第50册，第513页。
    (22)见《续高僧传》卷十四，《慧頵传》，《大正藏》第50册，第533—534页。
    (23)案，道宣原籍有吴兴、丹徒、长兴三说，三地皆在江南。据《宋高僧传》卷十四，道宣之父曾任南陈吏部尚书。然查《南史》、《陈书》诸史籍，南陈五帝三十二年，任过吏部尚书者起自袁枢，终止姚察，共12位，其中并无钱氏。考南陈吏治，比较混乱，如武帝之时，“府库空虚，赏赐悬乏，白银难得，黄札易营，权以官阶，代于钱绢，义存抚接，无计多少。致令员外、常侍，路上比肩，咨议参军，市中无数。”云云。
    (24)见《续高僧传》卷二十六，《昙瑎传》，《大正藏》第50册，第670页。
    (25)见《续高僧传》卷三十，《善权传》，《大正藏》第50册，第704页。
    (26)见《续高僧传》卷十一，《吉藏传》，《大正藏》第50册，第513—515页。
    (27)见《续高僧传》卷三十，《慧常传》，《大正藏》第50册，第704—705页。
    (28)见《续高僧传》卷二十六，《法现传》，《大正藏》第50册，第673—674页。案，法显为元魏法开禅师门下。
    (29)见《续高僧传》卷九，《智脱传》，《大正藏》第50册，第450页。
    (30)见《续高僧传》卷十一，《辩义传》，《大正藏》第50册，第510页。案，引文中智炬、吉藏俱为住日严寺的南僧，而“慧乘”事迹，见《续高僧传》卷二十四，也是江南北上的义学僧。慧乘之父为南陈兵部郎中，叔祖少出家，法名智强，善《成实》、《大涅槃》，为南陈广陵大僧正。慧乘以智强为师，后预智爝法席，习《成实》，以善讲论崭露头角。陈亡，随晋王入京，后又为东都四方馆大讲主。
    (31)《续高僧传》卷十二，《慧觉传》载：“隋朝克定江表，宪令维新，一州之内止置佛寺二所，数外伽蓝皆从屏废。”，《大正藏》第50册，第516页)。盖因隋进兵灭陈时，陈“重立赏格，分兵镇守要害，僧尼道士尽皆执役。”《南史》卷十，《陈本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8页。
    (32)《续高僧传》卷七，《法朗传》，《大正藏》第50册，第477页。
    (33)《续高僧传》卷十四，《慧頵传》，《大正藏》第50册，第534页。
    (34)同上。
    (35)吉藏：《三论玄义》卷上云：“三论所斥，略辨四宗：一、摧外道，二、折毗昙，三、排成实，四、呵大执。”《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卷二，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2页。
    (36)《续高僧传》卷九，《智脱传》载：“寻又下令讲《净名经》，储后亲临，时为盛集。沙门吉藏命章元座，词锋奋发掩盖玄儒，道俗翕然莫不倾首。脱以同法相让，未得尽言。藏乃显德自矜，微相指斥。文至三解脱门，脱问曰：三解脱门以何箭射?藏曰：未解弯弓，何得放箭?脱即引据征勘，超拔新奇，遂使投解莫从，处座缄默。”《大正藏》第50册，第499页。
    (37)见《续高僧传》卷十一，《吉藏传》。案，据《续高僧传》卷九，僧粲以游学为务，历北齐、北周、南陈三国，故自号：“三国论师”。开皇十年(591)敕住大兴善寺，十七年(598)为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著有《十种大乘论》、《十地论》等。与吉藏之辩论在大业五年(609)。
    (38)《续高僧传》卷十一，《辩义传》，《大正藏》第50册，第520页。
    (39)《广弘明集》卷十五，梁高祖：《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诏》，《大正藏》第52册，第203页。
    (40)《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第52册，第405页。
    (41)同上书，第405—406页。
    (42)《续高僧传》卷二十九，《僧明传》，《大正藏》第50册，第6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