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慧远大师开辟以来，庐山一直是南方佛教的中心，尤其是在律学方面，慧远建立的甘露坛成为最著名的戒坛之一。然庐山戒律后来一度消沉，至天宝年间，始由志恩大律师重振，其后百年，庐山又再次成为南方律学的中心，其中熙怡大师(726—796)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于东林律学再兴功莫大焉。
    许尧佐有《庐山东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师碑铭并序》：
    大师讳熙怡，姓曹氏，桂阳人也。旧勋前烈，垂休积庆，史氏详之矣。夫真如不远，其要在乎无垢；妙理不深，其要在乎见性。本于真实，畼于虚空，俾聆芳咀润，孜孜请益，则大师之教也。大师体识深静，风度端敏，受具戒于南岳，修律仪于东林。常趺坐一室，而四方学者差肩继踵。发此柔软，纳其归依，嘉言玉振，微文冰释，故崇德雅美，临坛执法垂五十年。尝以至德初隶东林寺，居耶舍塔院数逾二纪，而信心长者，怀甘奉贽，纷然并进，监厨守藏，不遑祗受，既而悉归精合，颁于众僧，大师率门人，布衣粝食而已。故推己以见相，因相而归空，搜阅精微，钻研旨要。常若背闷，而针石不能及也，故中夜累叹，有神人抚背，殊形骇物，斯须乃去。自知穷讨经论，切磋心要，加以律仪端静，受持勤至，感通之应，固难尽书。至于山鹿归仁，林鸟效祉，大师之室，不足骇也。
    大历五年，跻五老峰，望彭蠡，临瀑布，乃构凌云精室，为经行之地。旁引泉窦，以涤尘垢；近蹑松壑，以求清凉。丹崖云岫，势若屏牖。然趋风望景，攀危赞重，翼如而至者，难以数计。积十余年，乃止大林精庐。杖屡衣巾，屏居一室；行住坐卧，无非道场。乃淬法刃，燃慧炬，俾夫恂恂围绕者，割其缚，导其迷，洗然而自得也。
    贞元中，归东林戒坛院。以为吾道已成，吾教已行，十二年丙子岁秋七月二十七日，召门弟子曰：“吾随化还。”须臾寂灭，僧腊五十，报龄七十一。州闾赴吊，道路衔悲，宗师既没，法教畴依；莲沼芜涸，禅林凋折。以其年八月十四日迁座于香谷原，从人欲也。
    大师精贯六艺，旁达百氏，常与故太师鲁国公颜真卿，故丞相天水赵公憬，故郑、滑节度使兼御史大夫范阳卢公群，今吏部侍郎宏农杨公于陵为参禅之侣，幽键洞发，宏言两得。门人法粲，道镜，道宁，道深，道琛，道建，利辩等，并三明继轨，四禅绍迹，缘起皆泯，空有两诠，卜商传阙里之教，龙树演迦维之汝，其旨一也。咸以夙承甘露，愿勒贞珉。铭曰：
    演畅微妙，经行道场；昭昭大师，启迪无方；孰云虚空，不可思量。普涤缘念，永清心地；异物幽赞，灵鸟献瑞；景行如存，追思不匮。白日在水，澄虚则明；至人临池，无垢则清；信而不渝，冲而不盈。宛彼堂庑，空留法象；门人绍德，禅灯继朗；式播芳尘，以慰瞻仰。②
    熙怡俗姓曹，为桂阳望族，出家之年不详，天宝六载(747)受戒于南岳，从他受具之时来看，很可能是从南岳律学的始创者津大师受大戒。③他可能受具之后不久便离开南岳，到庐山传律，故谓“修律仪于东林”。他很快便获得了传戒度人的资格，故“临坛执法垂五十年”，与其僧腊相近。如此天宝九载(750)志恩大师在东林寺甘露坛传戒时，熙怡应当是临坛大德之一。
    熙怡至德初(756或757)奉诏正式成为东林寺的僧人，住止耶舍塔院二十余年。大历五年(770)又在五老峰建凌云精舍，为庐山再添一风景殊胜的伽蓝。他在凌云精舍经行十余年，到建中初，又居止大林寺。贞元中，返回东林寺，住戒坛院，贞元十二年(796)秋灭度。
    据刘轲《栖霞寺故大德玭律师碑》，昙玭(723—797)“落发于金陵希瑜律师，受戒于过海鉴真大师。后与友人高陵恩律师追远永之游，乃偕隐匡庐之东林，虽欲遗名而名已高矣，于是奔走吴楚青徐之学者”。④高陵恩即志恩，高陵为其生缘，在长安。昙玭天宝六载(747)受戒于鉴真(687—763)，其与志恩偕隐东林当在此后。昙玭与熙怡同年受戒，又都是受戒之后隐居庐山，其到达庐山的时间可能相去无多。然而昙玭“始五腊讲律于豫章龙兴，环座捧帙者麻苇。明年登明寺坛。至德三载勅隶于明寺，后累蒞事于甘露坛，端肃严恪，仪刑梵众，大历初，乃归栖霞”⑤，天宝十载(751)才得以讲律，次年才有登坛度人的资格，至德三载(758)才奉诏正式成为上明寺(碑文可能遗漏了“上”字)的僧人，不论是登坛度人的律师资格还是朝命大德的身份，年长三岁的昙玭都晚于与之同年受具的熙怡，而且后来至大历初昙玭离开庐山，回棲霞寺传戒，这使他在庐山的影响远远不及熙怡。
    与昙玭为同门的志恩则是重振庐山律学的第一人。《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了志恩的师承和传戒时间：
    ……从此向江州，至庐山东林寺，是晋代慧远法师之所居也。远法师于是立坛授戒，天降甘露，因号曰甘露坛，今尚存焉。近天宝九载，有志恩律师，于此坛上与授戒，又感天雨甘露，道俗见闻，叹同晋远。⑥
    志恩是鉴真大师的高足，在鉴真东度之前，便已成为有影响的大律师，位列“超群拔萃，为世师范”、“并为翘楚”的三十五大弟子之一，号“江州大林寺僧志恩”⑦。志恩与昙玭虽为同门，资历威望却远远超过了昙玭，因此年后于昙玭的熙怡最初亦不能与志恩抗礼。
    然而可能到永泰元年(765)时，东林志恩便已经灭化。颜真卿《东林寺题名》谓：
    唐永泰丙午岁，真卿以罪佐吉州，夏六月壬戌，与殷亮、韦桓尼、贾镒同次于东林寺，时则同惜、熙怡二公，惠秀、正义二律师臮杨鹔在焉。仰庐阜之炉峰，想远公之遗烈；升神运殿，礼僧伽衣，睹生法师法场尾扇，谢灵运翻《涅槃经》贝多梵夹，忻慕之不足，聊写刻于张李二公耶舍禅师之碑侧。鲁郡颜真卿书记。⑧
    颜真卿永泰元年(765)游东林时，接待他的是同惜、熙怡两位长老和惠秀、正义两位律师，据颜真卿《西林寺题名》，正义为其内弟，是律祖师志恩的法孙，西林寺法真的上足。⑨这表明志恩大师不在东西二林寺住持，可能已经圆寂了。东林寺的长老则是熙怡和同惜，同惜唯此一见，只知他是与熙怡身份相当的东林长老，法系机缘不明，惠秀则是与正义同辈的律师。可见此时熙怡已经取代志恩，成为东林寺的持律大德了。
    熙怡临坛度人垂五十年，屡主法会，度人无数。据郑素卿《西林寺水阁院德大德齐朗和尚碑并序》，志恩法孙齐朗“贞元三年从峰顶本大师陪荆州庆门寺灵裕、台州国清寺法裔同受廉使李公兼龙兴道场之请，洎七年刺史崔公衍置方等于当州开元寺，请东林大德熙怡、大林法粲、兴果神清(当为湊)同赴坛会”。⑩齐朗贞元三年(787)跟随业师峰顶法真和荆州灵裕、国清法裔同受李兼之请，赴龙兴道场法会，贞元七年(791)时崔衍于开元寺设坛会，请的则是长老“东林大德熙怡”与其弟子大林法粲(?—813)，与会的还有兴果神湊(744—817)和西林齐朗等。这表明至少贞元七年(791)时熙怡已经回到东林寺戒坛院，大林寺改由其大弟子法粲住持。
    熙怡学问广博，不仅精研毗尼，于禅学亦有心得。他内外兼通，“精贯六艺，旁达百氏”，还与颜真卿等为“参禅之侣”，这表明他有可能是禅宗传人。据李华《故中岳越禅师塔记》：
    禅师法号常超(应为“越”)，发定光于大照禅师，垂惠用于圣善和上，证无得于敬受阇黎。司徒郭公举为东京大德，御史中丞郑公表敷教于三吴，乃沿汉至黄鹤矶，州长候途，四辇瞻绕，请住大云寺。浩浩群醉，愿沾醒药，于是以《梵网》心地还其本源，《楞伽》法门照彼真性，荆越之俗，五都侨人，有度者矣。宝应二年暮春季旬之二日，证灭于禅居。缞杖百千，江哀山悴。凡入诸佛正位二十九夏，存父母遗体五十九年。门人宝藏、熙怡等号捧香氎，建塔东冈，遵象法也。(11)
    常越(705—763)为北宗传人，习定于大照普寂(651—739)，学慧于圣善弘正，证无得于敬受阇黎。圣善和尚即普寂大弟子弘正，(12)此碑亦云“菩提达摩以智月开瞽，法雷破聋，七叶至大照大师，门人承嘱累者曰圣善和上”。常越开元二十三年(735)于西河受具，后于嵩颍从大照习禅，此时大照已到晚年，不久灭度，故又从师于弘正。敬受则不明其人，可能亦为大照门人。常越受到司徒郭子仪和御史中丞郑公的崇奉，郑公表奏其化导三吴，于是沿汉水东下，至黄鹤矶，受请主持本州大云寺。常越弟子有宝藏、熙怡，这位熙怡应当就是亦为律师的熙怡。
    从时间上看，宝应二年(763)时熙怡38岁，后常越21岁，恰隔一代，宜备师资之礼。从地点来看，常越传教之地在湖北武昌，距庐山不远，且同临长江，舟楫往来，十分便利。从熙怡的碑文来看，他很像禅宗传人。他“常趺坐一室”，显然是在坐禅习定。他性爱棲静，屏居一室，不喜交接，又于险处构凌云精舍，以经行宴坐。又与颜真卿等为参禅之侣，以禅教化人。他修禅还须颇著实绩，感神人抚背，异物幽赞，又有灵鸟献瑞，大概与牛头法融感众鸟衔花、百兽献果类似。禅者虽不重神异，但神异毕竟也是习禅之效的一种证明，从熙怡颇获感应来看，他的禅定功夫也是一流的。熙怡对禅门心法领悟甚深，他广阅经论，参究心要，以为真如不远，无垢即是；妙理非深，见性则得，且行住坐卧，无非道场。这与四祖道信之“举足下足，常在道场；施为举动，皆是菩提”(13)和永嘉玄觉之“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14)一致。然而，从熙怡的教法中明显可以看到他受北宗影响更大。其“推己以见相，因相而归空”，还是一种渐修法门，推己即观自身心，观心而见相，遣相而归空，以“普涤缘念”而“永清心地”，属于典型的“拂尘看净”的北宗禅法。“白日在水，澄虚则明；至人临池，无垢则清”，是说由定发慧，因澄虚之定体而垂明朗之慧用，身本无垢，影何不清!他对从学者亦是“淬法刃”以“割其缚”，“燃慧炬”以“导其迷”，使其“洗然而自得”，渐洗尘缘，自得本净。其“本于真实，暢于虚空”也是《楞伽经》的宗旨，以有为体，以空为用，本于如来藏之实体，达于自在无碍之净境。
    熙怡保持了禅者的生活方式，布衣粝食，不事奢华，虽多供施，散于大众。他也被时人视为禅者，如其灭化，道是“莲沼芜涸，禅林凋折”。他的弟子也同样禅律互传，“三明继轨，四禅绍迹，缘起皆泯，空有两诠”，在其卒后“禅灯继朗”，不失本教。
    熙怡从学于常越当在天宝十四载(755)至宝应元年(763)间。碑文谓“及狂虏逆天，两京沦翳，诸长老奉持心印，散在群方，大怖之中，人获依怙”，表明常越是在两京沦陷时南下传禅的。北宗本来以北方嵩洛一带为根据地，安史之乱迫使其诸大禅师散在各地，促进了北宗的南移。与常越同为弘正大师弟子的契微(720—781)亦到南方传法，居苏州朱明寺，且“外示律仪，内循禅悦”，(15)北宗与律宗的结缘，可见一斑。
    熙怡在志恩灭度后接掌东林戒法，纲维东林30余年，晚年还主持建立慧远法师影堂。据李演《东林寺远法师影堂并序》，贞元十一年，江州刺史马士良见远公影像藏于壁中，刀发愿为建影堂，“乃与寺之上首熙怡律师图之，将构胜宇，且图实相。律师久储于怀，果协其素。旌美树善，二谋同心；悦徒劝工，成之匪日。”(16)继之主持东林律法者为上弘，据刘轲《庐山东林寺放临坛大德墖铭并序》，上弘(739—815)贞元三年(787)开始临坛传戒，“至十四(原文作“四十”，误)年春，九江守李公康以东林远公旧社，不可以无主，固请住焉”。(17)上弘之后则是兴果神湊，据白居易《唐兴江州兴果考律大德湊公塔碣铭并序》，神湊初奉诏住江州兴果寺，“后从僧望，移隶东林寺，即雁门远大师旧道场，有甘露坛、白莲池在焉。师居是寺，兴佛事”(18)。
    熙怡大弟子为法粲。法粲贞元七年便开始临坛度众，为大律师。初住大林寺，后来可能移居东林寺。据《庐山记》五记载，“《唐故东林寺大德粲公碑铭并序》，吉州司户参军员外同正员许尧佐撰，吴郡陆蔚之书并篆额。元和癸巳岁端午日建，大中八年七年二十二日再立。”(19)此碑建于元和八年(813)，这大概也是法粲的卒年。此碑《全唐文》题作《粲律师碑铭》：
    六度既修，三明未分；英英大师，执濯就焚；青莲挺秀，朗日开昏。学者归心，邦人居敬；既去尘缘，乃知真性；追思精室，如悬法镜。音容永秘，瞻仰畴依；门人掩泣，宝炬藏辉；北望松阡，其谁与归!(20)(19)
    由于只剩下铭文，从中无法找到有价值的史料，只知法粲当时是很受尊敬、影响很大的大律师。除法粲外，熙怡弟子中道深曾在会昌年间灭佛时保护东林经藏，于庐山佛法存续颇有功。弟子道建、利辨与白居易等游，颇为时贤所重。
    熙怡一系律承南岳，禅传北宗，使庐山佛法得以再兴，远公旧地得以重振，值得研究和重视。
    ①本文为教育部基地项目《中国律宗研究》部分成果，项目批准号：05JJD730004.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②《全唐文》第63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833页。
    ③徐文明：《津大师与南岳律学传承》，戒幢佛学第三卷，岳麓书社2003年版。
    ④《全唐文》第742卷，第3403页。
    ⑤同上。
    ⑥《大正藏》第51册，第992页上。
    ⑦同上书，第992页下。
    ⑧《全唐文》第339卷，第1518页。
    ⑨同上。
    ⑩《全唐文》第747卷，第3428至3429页。
    (11)《全唐文》第316卷，第1419页。
    (12)徐文明：《禅宗第八代北宗弘正大师考》，《敦煌辑刊》1999年版。
    (13)引自石峻、楼宇烈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2卷，第4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1页。
    (14)引自石峻、楼宇烈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2卷，第4册，第144页。
    (15)权德舆：《唐故东京安国寺契微和尚塔铭并序》，《全唐文》第501卷，第2261页。
    (16)《全唐文》第513卷，第2307页。
    (17)《全唐文》第742卷，第3404页。
    (18)《全唐文》第679卷，第3074页。
    (19)《大正藏》第51册，第1048页下。
    (20)《全唐文》第63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8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