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是越窑空前繁荣的时期，窑匠们以其神奇精妙的构思和炉火纯青的技艺，烧制出无数造型别致、装饰靡丽、釉质青润的瓷器，备受朝野青睐。唐人陆龟蒙在《秘色越》诗中，将越窑青瓷的釉比作“千峰翠色”①。五代人徐夤的《贡余秘色茶盏》诗，则用“明月染春水”、“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嫩荷涵露”等华丽的辞藻来褒誉之②。当这些能工巧匠和文人雅士悄然退入历史惟幕时，随之带走了“秘色”的真实含义，留给后人的只有那不可再造的越瓷精品和聚讼纷纭的“秘色”之谜。

    历代进贡“秘色瓷”的概况

    从考古资料看，越窑青瓷被用于进贡的历史，可追溯到西晋以前③。唐代，由于制瓷工艺的精进，使越窑青瓷名闻遐迩，因而被地方官选为向朝廷进贡的土产。据唐人杜佑《通典》及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看，9世纪初，越瓷尚未用于进贡，至少未列为土贡项目④。大约在晚唐前期，也就是“秘色”一名出现的时候，越窑产品开始扮演御用瓷器的角色⑤。五代吴越钱氏统治时期，贡瓷频繁，数量惊人。

    宝大元年(924年)秋九月，“王遣使钱询贡唐方物：……秘色瓷器、……”⑥

    清泰二年(935年)九月，“王贡唐……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⑦

    天福七年(942年)十一月，“王遣使贡晋……秘色瓷器、……”⑧

    乾祐二年(949年)十一月，“王遣判官贡汉……秘色瓷器、……”⑨

    乾德四年(966年)，“惟治又献……釦金瓷器万事、……”⑩

    开宝二年(969年)秋八月，“王贡秘色窑器于宋”(11)

    开宝六年(973年)二月十二日，“两浙节度使钱惟濬进……金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12)

    开宝八年(975年)，“惟治私献……釦金瓷器万事、……”(13)

    开宝九年(976年)六月四日，“明州节度使惟治进……瓷器万一千事，内千事银棱”(14)

    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十月，“太宗即位，……濬贡……金银釦器五百事、……”(15)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四月二日，“俶进……瓷器五万事、……金釦瓷器百五十事”(16)

    太平兴国八年(983)八月二十四日，“王遣世子惟濬贡上……金银陶器五百事、……”(17)

    事实上，吴越钱氏进贡的瓷器远远不止这些，只是由于史籍漏载，故无法知其总数。但“太祖太宗两朝入贡，记之颇备，谓这贡奉录”，据记载，仅钱弘俶向北宋进贡的“金银饰陶器”就达十四万件(18)。吴越国用偌多“秘色瓷”向中原皇室进贡，完全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晚唐以来，地方官向朝廷厚贡，被视为忠顺朝廷的象征。如“威胜军节度使董昌”贡奉为天下最，由是朝廷以为忠，宠命相继，官至司徒、同平章事，爵陇西郡王”(19)。吴越立国后，钱氏统治者为了保全一隅江山，便以“秘色瓷”等大量方物向中原朝廷进贡。至北宋兴起，“俶势益孤，始倾其国以事贡献”(20)，而宋太祖则“以其恭顺，待之甚厚”(21)于是，“秘色瓷”生产进入全盛期。

    吴越国灭亡后，“秘色瓷”的产量逐渐下降，贡瓷方式也由特贡变土贡，数额为每次五十件(22)。越窑因当地农业经济的高度发展而于北宋中期以后迅速衰落(23)，瓷器质量也江河日下，朝廷不久就停止纳用“秘色瓷”。从嘉泰《会稽志》“今贡轻容纱五匹、越绫十匹而已”的记载(24)，南宋时，“秘色瓷”已不再列为土贡项目。

    各地出土的“秘色瓷”

    本世纪50年代以来，各地陆续出土了不少可以确切定为“秘色瓷”的越窑产品。其中，以陕西、浙江、江苏等地出土的最具代表性。

    陕西扶风法门寺真身宝塔地宫出土的越窑青瓷，是唐懿宗(859—973年在位)所供奉，地宫物收明确将之记载为“秘色瓷”(25)。这批“秘色瓷”共14件，其中有净水瓶1件、碗7件、盘6件(26)。器物成型规整，胎质细腻，施釉均匀，釉色有青绿、青灰、青黄之分，均光素无纹。

    浙江临安晚唐水邱氏墓出土了25件越窑青瓷(27)，器型有灯、熏炉、罂、碗、罐、粉盒等，釉色大多青中泛黄，小部分呈青绿、青灰色。其中，灯、熏炉、罂还加饰褐彩。水邱氏为吴越国王钱谬的母亲，故这批瓷器无疑属“秘色瓷”。

    临安板桥五代墓出土的11件越窑青瓷(28)，造型有罂、钵、罐、洗、碗、釜等，制作精致，釉有青绿、青灰、青黄等几种，除罂等器物饰褐彩外，其余都是素面。一件罐所刻的“官”字，为这些青瓷的“秘色”属性提供了力证。临安其他的五代钱氏宗族墓，也出土过不少“秘色瓷”。

    此外，杭州玉皇山吴越国钱元瓘墓出土的越窑青瓷器，腹部浮雕双龙，龙身涂金，非常精美(29)。苏州七子山五代钱氏贵族墓出土的一只越窑青瓷碗，釉层莹润如玉，口沿用金釦边(30)。这足以证明，《吴越备史》、《宋史》、《宋会要辑稿》、《十国春秋》等古籍有关“金釦越器”、“金棱秘色瓷器”、“金银饰陶器”等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最早明确指出“秘色瓷”产地的是宋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该书云：“耀川(毛本作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31)。而明人的记载则更为具体，《嘉靖余姚县志》云：“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32)。早在本世纪30年代，陈万里先生就对上林湖窑址进行了考古调查，采集到大量优质的瓷片标本(33)。50年代后，人们对上林湖窑址作了更为详细的考察，在后施岙、高岭头、黄婆山等处发现了造型和纹饰与出土“秘色瓷”完全相同的瓷器残片，同时，上林湖附近出土的一件墓志罐上刻有“……中和五年岁在乙巳三月五日，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等语(34)，这不仅进一步证实了古文献关于“秘色瓷”的记载，而且也为各地出土的晚唐和五代前期“秘色瓷”的产地找到了归宿。

    五代后期，也就是钱弘俶在位期间(948—978年)，贡瓷数量猛增，动辄上万，这已非上林湖窑场所能承担，故宁绍地区许多窑场也于五代后期承烧贡瓷。其中，以上虞县窑寺前窑场最盛名。万历《新修上虞县志》记载：“广教寺，县西南三十里，昔置官窑三十六所，有官院故址。宋开宝四年，有僧筑庵山下，为陶人所祷，华州节度使钱惟治创建为寺，名保安。至治平三年改今额，俗仍呼窑寺”(35)。窑寺前窑址，规模宏大，堆积丰富，刻划莲花、牡丹、蝴蝶、鹦鹉、龙、波涛、萱草等纹饰的瓷片时常可见，器物造型与上林湖窑址同期制品基本一致。这类瓷器，在上虞联江帐子山、石井，绍兴上灶官山，鄞县东钱湖以及镇海、临海、象山、黄岩等处窑场也大量烧造，鉴于钱惟濬曾任镇海、镇东节度使，钱惟治曾任明州节度使，钱惟演曾任温州刺史(36)，并都曾受钱弘俶之遣向北宋进贡，所以，五代后期越州、明州等地窑场成倍增加的现象，绝不能看成是一般的技术传播，而是与“秘色瓷”要求量与日俱增状况密切相关的制瓷基地的扩展。

    “秘色”涵义的诠释

    “秘色”一名最早出现于晚唐，遗憾的是陆龟蒙以及徐夤的诗都只是用比喻、夸张的笔触对“秘色”瓷器进行描述，而未涉及“秘色”瓷器进行描述，而未涉及“秘色”的本义。由于吴越钱大规模烧造和进贡“秘色瓷”，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所以，民间普遍认为“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37)但宋代有不少文人对“秘色”始于吴越的说法提出异议。赵令畸的《侯鲭录》在记录民间关于“秘色瓷”的传说后，引用了陆龟蒙的诗，借以说明“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38)。曾慥的《高斋漫录》(39)、叶寘的《垣斋笔衡》(40)、嘉泰《会稽志》等书(41)，均持相同的看法。扶风法门寺唐代“秘色瓷”的出土及唐代越窑墓志罐上“贡窑”的铭文，为宋代的那场争论划了句号。然而，实质性的问题并未解决。

    明清时，关于“秘色”涵义的辩论迭起。明人徐应秋《玉芝堂谈荟》云：越窑，“至吴越有国日愈精，臣庶不得用，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或云制器者姓，或云柴世宗时始进御云”(42)。清人朱琰《陶说》记载：“王蜀报朱梁信物，有金棱碗，致语云，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由秘色是当时瓷器之名。不然，吴越专以此烧进，而王蜀取以报梁耶”(43)。清人蓝浦《景德镇陶录》在淡及“秘色瓷”时指出：“其式似越窑器，而清亮过之”(44)。后又记述道：“秘色特指当时瓷色而言耳，另是一窑，固不始于钱氏，而特贡或始于钱氏。以禁臣庶用，故唐氏又蜀王不当有不知秘字。亦不必因贡御而言，若以钱贡为秘则徐夤秘盏诗亦标贡字，是唐亦尝贡，何不指唐所进御云秘，岂以唐虽贡不禁臣庶用，而吴越有禁故称秘耶?肆考又载，秘色至明始绝。可见以瓷色言为是”(45)。综观各种记载，关于“秘色”的解释可归纳为两点：(1)“秘色”为“秘密之色”(2)“秘色”为瓷器的名称或越窑青瓷的颜色。

    关于“秘密”的解释，与客观情况相悖。首先，现已查明烧造“秘色瓷”的窑场广布于宁、绍等地，这些窑虽在官监督下烧制部分贡瓷，但仍以生产商品瓷为主，其性质属民窑，故无“秘密”可言。其次，从古文献的描述和出土实物看，“秘色瓷”就越窑青瓷中的精品。五代人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云：“陶成先得贡吾君”，这表明，瓷器出窑时，在挑选出进贡用的瓷器后，便可出售。考古资料证实，除了钱氏贵族墓随葬的灯、熏炉、罂等大件特制品外，其他类型的“秘色瓷”不仅行销南北各地，而且还从海路运往亚、非各国。近年来，在彭湖岛发现了大批五代至北宋早期的越瓷精品，这为秘色瓷的外销，又提供了一个佐证。从宏观上讲，将大量越瓷用于商品贸易，是吴越钱氏增强国力的重要手段。可见，“秘色”二字，又说它是越窑所产，这说明“秘色”只是一个带文学色彩的形容词。如果说这种世人皆可睹可用的越瓷属于：“秘密”之物，那岂不违反逻辑?

    看来，“秘色”只能是指越瓷精品的颜色。究竟是何颜色?古人并没有交待清楚。最近，有人认为“秘色”是指香草之色(48)。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第一，“秘”为香草之说，本于明人杨慎的《转注古音略》、该书云：“秘，蒲结切，香草也”(49)。从《集韵》的记载看，“秘”与“*(左黍右必)”有时可通用。而“*(左黍右必)”在宋代字书中的解释是“馨香”(50)。此字又可写作“馝”(51)。在古文献中，“馝”也是指一种香气”(52)。显然，将香气附会成“香草”，只是明代人的臆测而已，不足为据。第二，倘若“秘”为香草，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这种处于生长阶段的植物的颜色必定的恒定的，那么，当时的人将香草的颜色比作“千峰翠色”、“明月染春水”、“薄水盛绿云”“古镜破苔”、“嫩荷涵露”以及“类玉”、“类冰”等(53)，就显得不可思议了。第三，出土的“秘色瓷”有青绿、青黄、青灰等不同的色阶，这是香草单一的颜色所不能形容的。再说，香草并不是随处可见的，即使可见，也无非是枯槁的熏香用料，人们绝不可能把青莹如玉的瓷器跟它联系在一起。更何况杨慎释成的这种“香草”，是无法在自然界中印证的抽象事物呢?第四，关于“秘色”的争论，早在北宋就已激烈地展开，北宋距“秘色”一名出现的唐代很近，“秘”字如果可释为“香草”，宋人不会不知。第五，《景德镇陶录》在谈到“秘色”时说：“秘色古作祕色”(54)。查阅古人有云“秘色”的记载，“秘”多作“祕”。“祕”字早在汉以前就已出现，而“祕”字早在汉以前就已出现，而“祕”字以“礻”为形旁，“香草”之义便自然不存在了。由此可见，“秘色”为“香草之色”的观点是错误的。

    《说文解字》云：“祕”，“神也。从示必声”(56)。古代“祕”字又有“希奇”之意。因此，单从字面上看，“秘色”应理解为“神奇之色”。但最初“秘色”当为“碧色”。《山海经》记载：“高山，其上多银，其下多青碧”(57)郭璞注：“碧亦玉类也”。可见，碧是一种青绿色的玉。“碧”与“秘”古音相同，当越窑烧制出碧玉般的瓷器并销往各地时，令人惊叹不已，以为神奇因而讹写为“秘色”，同时，越瓷精品生产的历史又总是与越瓷进贡的历史交织在一起，故后人“秘”为“秘密”之意，也就很自然了。于是“秘色”的本来面目就被世人的讹传和附会掩盖了。然而，古人中亦不乏对此怀疑者，如：北宋欧阳修等人在编写《新唐书》时，回避了“秘色”一名，而将越州所贡的称为“瓷器”。元代脱脱等人在编写《宋史》时，也对“秘色”一名持审慎态度，而将吴越钱氏所贡的称为“金银釦器”、“越器”、“金釦越器”、“釦金瓷器”。到了明、清，人们在谈论透青瓷的釉色时，每每无意地触及“秘色”的真实涵义。这对揭示“秘色”的本来面目大有裨益。

    清人蓝浦《景德镇陶录》在叙述“秘色”时说：“秘色窑，青色近缥碧，与越窑同”(58)。“缥”字的古义为青绿而光亮的色泽(59)，这就是说，越窑“秘色瓷”具有碧玉的质感。该书在谈到其他窑口的青瓷时，也常用“碧”字作比喻，例如：“……官窑、内窑、哥窑、东窑、湘窑等云青，其青则近淡碧色，……”(60)。碧是分布较广的一种青色玉石，有由浅到深的许多色阶，正是这种“碧色”之美。宋代那场关于“秘色”的争论，虽未解开“秘色”之谜，却使“秘色”所指之物在人们头脑中更为清晰，因而使“秘色”的概念不断扩大。宋重和元年(1118年)，平江(今苏州)一座大墓被村民盗挖，“有一秘色香炉，其中灰炭尚存焉，诸卒争取破之”(61)。此墓残碑有“中平年”字样，宋人考证为东汉晚期孙策之墓(62)。很显然，在宋人眼里，“秘色”的明证。耀州窑青瓷，在宋代被称作“越器”，就是因为它具有与越窑“秘色”相同的釉色(64)。北宋汝窑所创的石灰碱釉青瓷，釉层丰润，宝光内蕴，金人越秉文《汝瓷酒尊》诗不仅称这为“秘色”，而且用“碧玉”来形容它的色泽(65)。由此可知，《景德镇陶录》将官窑、内窑、哥窑等青瓷的釉色称为“淡碧色”，是早有先例的。此外，广东出产的青瓷，亦曾被称作“南越秘色瓷”(66)。就连高丽(朝鲜半岛)受：“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影响而生产的青瓷(67)，也被誉为“高丽秘色”(68)。

    事实证明，诞生于越窑的“秘色”，并没有因越窑的倒闭而消亡，而是在各地窑匠的刻意追求中经久不衰。在晚唐到北宋的近三个世纪中，“秘色”的概念从清晰到模糊，又从模糊到清晰。所谓模糊，就是对“秘色”本义的曲解，而后来的清晰，则是在对碧玉般青瓷的认识，重新赋予“秘色”以正确的涵义——“秘色”实际上已成为“碧色”的同义词。

    注  释

    ①[唐]陆龟蒙《秘色越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全唐诗》卷六百二十九。

    ②[五代]徐夤《贡余秘色茶盏》：“捩翠融于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渍。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全唐诗》卷七百十。

    ③李刚：《论宋代官窑的形成》，《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

    ④《通典》成书于贞元十七年(801年)，书中记载，“河南府，贡瓷器十五事”，而未见越州或明州贡瓷。《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元和八年(813年)，其中也有河南府贡白瓷器的记录，却不见越瓷入贡。

    ⑤《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载：“越州会稽郡，中都督府。上贡……瓷器、……”。

    ⑥《十国春秋》卷七十八《吴越·武肃王世家》。

    ⑦《十国春秋》卷七十九《吴越·文穆王世家》。

    ⑧《十国春秋》卷八十《吴越·忠献王世家》。

    ⑨《十国春秋》卷八十一《吴越·忠懿王世家》。

    ⑩《宋史》卷四百八十《吴越钱氏》。

    (11)《十国春秋》卷八十二《吴越·忠懿王世家》。

    (12)《宋会要辑稿》第一百九十九册《蕃夷七》。

    (13)《十国春秋》卷八十三《吴越·钱惟治传》。此次进贡在“宋师伐江南，惟治从忠懿帅兵下常州”之后。考之史书，宋兵于开宝七年九月发兵进攻江南，十二月渡江，同月，吴越军队围攻常州。据此，将进贡的时间定在开宝八年。

    (14)《宋会要辑稿》第一百九十九册《蕃夷七》。

    (15)《宋史》卷四百八十《吴越钱氏》。

    (16)《宋会要辑稿》第一百九十九册《蕃夷七》。其中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二日”，《宋史》卷四百八十《吴越钱氏》作“三月”。

    (17)《吴越备史》卷四。四部丛刊续编本。学津讨原本作“七年”。

    (18)《吴越备史》卷四。四部丛刊续编本。同书卷四记载：太平兴国五年九月十一日，“王进朝，谢于祟德殿，复上金装定器二千事，……”这说明，十四万多件的贡瓷中，也包括少量的定窑瓷器等。

    (19)《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十九《钱氏据吴越》。

    (20)《新五代史》卷六十七《吴越世家》。

    (21)[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百川学海本。

    (22)《元丰九域志》卷五《两浙路》记载：“越州会稽郡，……土贡越绫二十匹、茜绯花纱一十匹、轻容纱五匹、纸一千张、瓷器五千事”。《宋会要辑稿》第一百四十二册《食货四一》记载：“神宗熙宁元年十二月，尚书户部上诸道腐土产贡物，……越州，绫一十匹、茜绯纱一十匹、秘色瓷器五十事”。

    (23)李刚：《论越窑衰落与龙泉窑兴起》，《文博》1987年第2期。

    (24)嘉泰《会稽志》卷五《杂贡》。

    (25)《法门寺真身宝塔地宫出土大批稀世珍宝》，《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

    (26)《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2期。

    (27)《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28)《浙江临安板桥的五代墓》，《文物》1981年第2期。

    (29)《中国陶瓷史》第196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30)《苏州七子山五代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午第2期。

    (31)[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涵芬楼本。

    (32)光绪《余姚县志》卷六《物产》。

    (33)陈万里：《越器图录》，中华书局1937年版。

    (34)《中国陶瓷》图录《越窑》分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

    (35)万历《新修上虞县志》卷二十《丛林志·寺》。

    (36)《续资治通鉴》卷九。

    (37)[宋]周焊：《清波杂志》卷五。知不足斋丛书本。

    (38)[宋]赵令畤：《侯鲭录》卷六。稗海木。

    (39)[宋]曾慥：《高斋漫录》。守山阁丛书本。

    (40)[元]陶宗仪：《辍耕录》卷第二十九《窑器》。津逮秘书本。

    (41)嘉泰《会稽志》卷十九《杂纪》。

    (42)[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二十八《柴窑秘色》。笔记小说大观本。

    (43)[清]朱琰：《陶说》卷二《说古·古窑考》。龙威秘书本。

    (44)[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七《古窑考·秘色窑》。美术丛书本。

    (45)[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十《陶录余论》。美术丛书本。

    (46)[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州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版。

    (47)陈信雄：《越窑在澎湖》，文山书局1994年版。

    (48)朱裕平：《中国瓷器鉴定与欣赏》第1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49)[明]杨慎：《转注古音略》卷五《九·屑》。函海本。

    (50)《类篇》卷七《黍部》。姚刊三韵本。

    (51)《康熙字典》亥集下《黍部》。同文书局版。

    (52)[宋]洪刍：《香谱》卷下《香之事·述香》。学津讨原本。

    (53)[唐]陆羽：《茶经》，《说郛》卷八十三。涵芬楼本。

    (54)[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十《陶录余论》。美术丛书本。

    (55)古代“祕”字经“礻”为偏旁，“礻的竖笔出头，则变成“禾”，于是便出现以“禾”为偏旁的“秘”字。《广韵》云：“祕，……俗作秘”。从出土资料看，“秘”字大我在南北朝时才开始较多地使用。由于“秘”演变而成，二字音义相同，所以古文献在传抄或刊印时通常将二字混用。

    (56)[汉]许慎：《说文解字》卷一。平津馆丛书本。

    (57)《山海经》卷二《西二经》。经训堂丛书本。

    (58)[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十《陶录全论》，美术丛书本。

    (59)李刚：《古瓷新探》第10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0)[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十《陶录全论》。美术丛书本。

    (61)[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十，稗海本。

    (62)[宋]范成大：《吴郡志》卷三十九《冢墓》。守山阁丛书本。

    (63)[宋]庄绰：《鸡肋篇》卷上。琳琅秘室丛书本。

    (64)[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涵芬楼本。

    (65)[金]越秉文：《汝瓷酒尊》，《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六。畿辅丛书本。

    (66)[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三《自奉之侈》。笔记小说大观本。

    (67)[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二《器皿》。天禄琳琅丛书本。

    (68)[宋]太平老人：《袖中锦》，学海类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