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所在

    对于华严宗第三祖法藏的传记，目前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①，但仍存在着不少的疑难问题。本文拟想通过着重探讨法藏与法门寺有关的记事，来了解法藏形象的一个侧面。

    法门寺，是位于陕西省扶风县的一座寺院。1987年4月，从新发现的地宫中出土了四枚释迦牟尼指骨舍利和大量唐代珍贵文物。这些文物，被收藏、陈列在新落成的法门寺博物馆内。1988年11月9日，邀请海内外人士参加，在此还举行了一次空前盛大的“释迦如来真身舍利瞻礼法会”，从此地宫珍宝正式公之于世了。我也荣幸地参加了这次法会，并详尽地亲眼目睹了法门寺出土的佛指舍利和珍宝②。

    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说：“法门寺如来指骨舍利及佛教文物的发现，是仅次于陕西省半坡遗址和秦俑的又一重大发现，它的发现，将对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及文化交流等的研究做出重大贡献”。③

    在法藏的事迹中，与法门寺有关的资料之一，就是张彧在唐代大历十三年(778年)撰写的《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真身宝塔碑铭并序》)。从中可以弄清楚法藏迎奉佛舍利的事实，我觉得在明确新罗崔致远《法藏和尚传》(《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的记事可以信赖之外，同时也有必要订正一下法藏的事迹。

    二、唐代法门寺佛舍利的迎奉    

    法门寺的佛舍利，在唐代先后六次被公开迎奉到宫中。关于法门寺的历史和迎奉佛舍利的情况，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景富先生撰写过一篇论文④，我想根据这篇论文，作一个简单地叙述。  
  
    据记载在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太宗下敕开启舍利塔，数千僧侣同观舍利。此资料保存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周岐州岐山南塔缘”第五之中。当时，仅仅是公开舍利，而没有迎奉供养。

    在显庆四年(659年)至龙朔二年(662年)二月十五日之间，举行了第一次迎奉佛舍利的活动。当时参与供奉的僧侣是内山僧智琮和弘静，他们从法门寺出发，途经长安，将佛舍利迎奉到洛阳宫中。据记载武则天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这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和《真身宝塔碑铭并序》中，都可以看到这一记事。 

    第二次是在武周长安四年(704年)十月，法藏等僧侣前往法门寺迎奉佛舍利入洛阳宫中供养。景龙二年(708年)，奉中宗敕命，又将佛舍利送还法门寺。这一记事，见于《法藏和尚传》和《真身宝塔碑铭并序》之中。

    第三次是在肃宗上元元年(760年)五月，法澄等僧侣迎奉佛骨入内道场供养。这一记事，见于《真身宝塔碑铭并序》之中。

    第四次是在德宗贞元六年(790年)二月，迎奉佛骨入宫中供养。这在《旧唐书》卷十三德宗下和《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唐纪四十九、德宗贞元五年条文中，均有记事。

    第五次是在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迎奉佛骨入宫中供养。当时，刑部侍郎韩愈上疏极陈迎奉佛骨之弊害，这是非常有名的话题。除了参看《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唐纪五十六、宪宗元和十四年条文等之外，还可参照《佛祖统纪》卷四十一。    

    第六次是在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年)三月，迎奉佛骨入内道场供养。这次迎奉佛骨活动，是历史上最隆重的一次盛仪。在《旧唐书》卷十九上、本纪第十九上，懿宗条文和《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唐纪六十八、懿宗咸通十四年条文中均有记载。其中在《资治通鉴》中这样记载道：“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还叙述道：“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元和之时不及远矣。”    

    从以上所述可以清楚看出，先后共举行过六次迎奉佛骨入宫中进行供养的活动。在这六次当中，第二次和第三次迎奉佛骨活动与武则天有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藏在第二次迎奉佛骨活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三、在法门寺塔前的炼指供养

    我想在叙述法藏迎奉佛骨之前，首先就他在十六岁时炼指供养之事作一个简单地介绍。其实，法藏在年轻时，就同法门寺有着密切的关系了。

    关于炼指的记载，最早见于公元713年阎朝隐所撰写的《碑文》(《大唐大荐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师之碑》)。《碑文》中只是这样记载道：

    年甫十六，炼一指于阿育王舍利塔前，作法供养。(大正五十·二八〇中)

    在后来公元904年所撰写的《法藏和尚传》中，原原本本地沿袭了《碑文》“第七科修身善巧心”条文的开头，文中这样记载着：

    法藏，年十六，炼一指于阿育王舍利塔前，作法供养。(大正五〇·二八三中)

    问题的所在在于《碑文》和《法藏和尚传》中所说的阿育王舍利塔，是不是就是法门寺舍利塔呢!不过，据《法藏和尚传》第八科长安四年(704年)迎奉舍利条文记载：

    藏以乐昔尝炼指，今更隳肝。(大正五十·二八四上)

    由此可知，法藏所前往的阿育王舍利塔，就是法门寺舍利塔。虽说《法藏和尚传》这一资料采用于何处不大清楚，但如果是法藏自己所说的话，那么可以说炼指供养的地方也就是法门寺舍利塔之前吧!

    这一记事，在后代史书《释门正统》卷八“贤首相涉载记”(《续藏经》一三〇·九一一)和《佛祖统纪》卷二十九“法藏传”中，也是有记载的。但是，在《佛祖统纪》中则这样记载道： 
   
    藏年十六，诣四明之阿育王舍利塔，炼一指。(大正四十九·二九三上)

    在《释门正统》中，也是作为“四明之育王舍利塔”来记载的。

    在以上两部书中，都把四明阿育王舍利塔作为法藏所去过的地方，这显然是错误的。所说的“四明”，它是浙江省宁波府的别名，因其境内有座“四明山”而得名。所以说四明舍利塔，是指浙江省鄞县鄮山阿育王舍利塔而言。

    《佛祖统纪》之所以能够犯这样的错误，这大概是因为浙江省阿育王寺舍利塔有名的缘故吧!或者是则天皇后长安年间三阶教化度寺检校无尽藏院，后延为荐福寺大德的法藏，由于出身于苏州吴县，也许是同华严法藏混淆了吧⑤!可见，《全唐文》的作者显然是将华严法藏与三阶教法藏混为一谈了。例如：在《全唐文》卷九一四所收录的法藏“大乘起信论疏序”、“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序”、“华严经指归序”以及“心经略疏序”之前，都有一段简单的传记：  
  
    法藏字贤首，俗姓诸葛氏，苏州吴县人，一云姓康氏，康居人，自少出家，如意元年，武后制于东都大福先寺检校无尽藏，长安四年，又制于化度寺检校无尽藏，后延为荐福寺大德，开元二年卒七十八。

    一看这一段传记，就可以明白它是把华严法藏的传记与三阶教法藏的传记混淆之后而写的。卒年也记载的是三阶教法藏的卒年。由于两位法藏的生卒年代较为接近，所以我认为才导致出现了上述这样混乱的情形。

    举出炼指事件的最晚的资料，就是《法界宗五祖略记》，该书中这样叙述道：

    十六岁时，炼一指于岐州法门寺舍利举前，作法供养，誓悟佛乘。(《续藏》一三四、五四五下)

    由《法藏和尚传》内容的解读来推断，它就是岐州法门寺舍利塔。

    从上述《碑文》和《法藏和尚传》的记事来看，可以断定法藏十六岁时于岐州法门寺舍利塔前炼指供养确属事实。至于法藏为什么要炼指供养呢？此事还不大清楚。但是，可以认为这表明了他进入佛教界的决心吧!如果没有出家人的坚强意志，十六岁时炼指供养是绝对办不到的。偏偏在远离长安的法门寺舍利塔前炼指供养，又是为什么呢?    

    一谈到炼指，这使我立即想起了《弘赞法华传》卷五(《续高僧传》卷二十七有传记)所收录的周益州大乘寺僧崖传。僧崖焚指弘经，乃至烧身供养，而法藏只限于在佛舍利塔前表明自己的决心。不过只有炼指、烧身与《法华经》的“药王菩萨品”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年轻的法藏阅读过《法华经》，正因为如此，在《华严五教章》建立佛乘分门，论述一乘与三乘之间的慈异时，好多处完全引用和利用了《法华经》。涉及到《法华经》对法藏华严教学说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倒是一个值得重新研究的课题。

    四、法门寺佛舍利的迎奉

    以前，记载法藏从法门寺迎奉佛舍利这一实事的华严宗资料，唯有《法藏和尚传》和《法界宗五祖略记》。不过，后者的资料是根据前者《法藏和尚传》的资料来记述的，可以说作为最原始的资料，唯有《法藏和尚传》。此书中作了如下叙述：

    长安四年(704年)冬杪，于内道场因对敭言及岐州舍利。此阿育王之灵迹。即是《魏册》所载的扶风塔。则天特命凤阁侍郎、博陵崔玄*(左日右韦)与藏偕往法门寺迎之，时藏为大崇福寺寺主。遂与应大德、纲律师等人俱至塔所，行道七昼夜，然后启之，神辉煜爚。(大正五十·二八三下～二八四上)

    接下来记载的是，法藏的感怀、舍利的状态、直到抵达西京崇福寺的盛仪、安置于宫中明堂、观灯日武后奉戴舍利、舍利发七回瑞光等。

    传说武后敕命凤阁侍郎崔玄*(左日右韦)(《旧唐书》卷九十一有传)与法藏迎奉佛舍利，大崇福寺寺主法藏与应大德、纲律师等十人俱往法门寺舍利塔，行进七昼夜。这一记事，不仅在《旧唐书》武皇后列传和崔玄*(左日右韦)传中没有记载，而且在《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唐纪二十三、则天后长安四年条文中同样也是没有记载的。据《法藏和尚传》记载：长安四年冬，崔玄*(左日右韦)与法藏等僧侣前往法门寺迎奉佛舍利，十二月三十一日抵达西京崇福寺，翌年正月入洛阳，在正月十五日，举行了迎奉佛舍利的仪式。另外，根据崔致远所作的小注，可以推断出从法门寺至洛阳宫中明殿的途径。从法门寺途经武功县时，滞留于崇福寺；途经崇仁坊之门时，留宿于渭南县的兴教寺；后经寿安县，安置于洛阳明堂。

    另外，与法藏前往法门寺的纲律师，就是崇圣寺文纲律师。《宋高僧传》卷十四)在文纲传记载：

    长安四年，奉敕往歧州无忧王寺迎舍利。景龙二载，中宗孝和皇帝，延入内道场行道，送真身舍利于无忧王寺入塔。

    文纲迎奉法门寺舍利的事实，这是十分明确的。

    法藏迎奉法门寺舍利的记事，仅记载于《法藏和尚传》中，是否还有别的旁证资料呢?其实，这一旁证资料，就收录在前面所引用过的刑部侍郎张彧撰写的《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全唐文》卷五百十六和《金石粹编》卷百一)之中。这是究明有关法门寺舍利塔沿革、历史的文献资料。附带说一下，中宗还把法门寺舍利塔称之为“大圣真身宝塔”。在《全唐文》收录的《真身宝塔碑铭并序》里，有如下记载：

    则天圣后长安四年，敕大周□□□□□□鸾台□□□□□□公*(左日右韦)同往开之。

    (与《金石粹编》同文)

    由于法藏前往法门寺迎奉佛舍利事实的资料中有部分缺字，因而是不明确的。不过在陈景富先生著作中所收录的《真身宝塔碑铭并序》(《陈景富编著《法门寺》附录碑文，三秦出版社1988年)里，碑文则写为：

    则天圣后长安四年，敕大周西□□□法藏鸾台□□□□□□公*(左日右韦)同往开之。

    从以上可以清楚看到法藏的名字，假使将碑文的缺字部分都填补上的话，那么全文的内容就是这样的：

    敕大周西[崇福寺]法藏，鸾台[侍郎博陵崔玄公*(左日右韦)同]往开之。

    崔玄*(左日右韦)的传记，载于《旧唐书》卷九十一，列传第四十一之中。崔玄*(左日右韦)是博陵、安平(河北省安平县)人，长安三年为鸾台侍郎，长安四年再晋升为凤阁侍郎、银青光禄大夫。碑文中，显示出来了鸾台侍郎与官名。

    相传这幢《真身宝塔碑》原收藏于扶风县，现已亡佚。根据此碑明确的碑文来看，可以断定崔致远在《法藏和尚传》中关于迎奉佛舍利的记载是可靠的。此外，崔致远入唐，科举考试合格(874年)，还被任命为承务郎侍御史内供奉(《三国史记》卷四十六、列传第六、崔致远传)。另外，按照崔致远本人亲笔在《法藏和尚传》的所记来看，咸通十五年(实际上应为十四年，这大概是崔致远笔下之误吧!)三月懿宗皇帝迎奉法门寺真身佛舍利之际，他的确亲眼目睹了在西京迎奉舍利的盛仪，无疑怀念迎奉佛舍利的法藏。

    以上我从法藏的传记中，探讨了于法门寺舍利塔前炼指和关于长安四年迎奉法门寺舍利的阎朝隐《碑文》以及崔致远《法藏和尚传》的记事，从而明确了若干问题。    

    第一，我认为记载迎奉舍利记事的唯一最早资料《法藏和尚传》的记载是属于事实的。由此可见，不仅要更加深入细致到研究《法藏和尚传》的记载，而且还必须同时注意作为法藏传最重要的资料——《碑文》。

    第二，我认为既要研究法藏与舍利相关连的问题，又不容忽视每次诵经从口中得到数百粒舍利的樊玄智与法藏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我打算另加论述。

    第三，以前的法藏形象，不仅是华严宗的大成者，而且也是活跃于译坛、翻译过大部头著作的著名学者。所以他会不会是后代人将《宋高僧传》以后的资料胡拉乱扯而随意创作的法藏形象呢？有必要从神奇者的侧面来给予法藏形象以照明吧!

    此文由王维坤译自《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三十八卷第一号，平成元年(1989年)十二月。

    注  释：

    ①小林实玄《关于华严法藏的事传》(《南都佛教》第三十六号，昭和五十一年七月)；吉津宜英《法藏传的研究》(《驹泽大学佛教学部研究纪要》第三十七号，昭和五十四年三月三十日)。

    ②拙稿《法门寺出土佛舍利考》(藤田宏达博士还历纪念论集《印度哲学与佛教》藤田宏达博士还历纪念论集刊行会，平成元年十一月)。

    ③《季羡林先生谈扶风法门寺出土的佛教文物》(《法音》1987年第五期)。

    ④陈景富《关于法门寺历史的几个问题》(《人文杂志》1988年第五期)。同时还可参考陈景富编著《法门寺》(长安佛教研究丛书，三秦出版社1988年4月)。

    ⑤田休光撰《法藏禅师塔铭并序》(《全唐文》卷三百二十八)中记载，禅师讳法藏，缘氏诸葛，苏州吴县人，……如意元年，大圣天后闻禅师戒行精最，奉制请于东都大福先寺检校无尽藏，长安年，又奉制请检校化度寺无尽藏，其年又奉制请为荐福寺大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