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是中国佛教名刹之一，位于扶风县北法门镇，东距西安城130公里。1987年4月2日，法门寺地宫的突然发现，使大批珍贵文物和佛指舍利重新现世，成为轰动世界的重要新闻。从此以后，法门寺更加引人注目，成为世界名胜和佛教僧徒瞻仰佛祖的圣地。自从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后，法门寺即为佛教在中国的发源地之一。据《大唐秦王重修法门寺塔庙记》记载：“按后魏志，阿育王役使鬼神，与阎浮提造八万四千塔，华夏之中有五，秦国岐山得其一焉。又按神州三宝感通录，华夏有塔一十九所，岐阳圣迹复载其中。”①尽管对阿育王在中国所造佛塔的多少有不同记载，但却都有法门寺，可见法门寺源远流长，是中国最古老的佛寺之一。法门寺所以修建在今法门镇，显然同这里自然环境优越、文化发达有密切关系。

    一、朊朊周原与法门寺

    周原久享盛名，不仅自然环境优越，而且也是周人兴起和发展的根据地。周人在关中西部不断迁徙，只有迁到周原以后才得到发展，并以周原为国号，建立了早周国家，休养生息，积聚力量，终于成为殷商的劲敌。周原是周文化的发祥地，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根”。

    周原的名称最早见于《诗经》，“周原朊朊，堇荼如饴”②，就是《诗经》中的著名诗句。周人歌颂周原，认为周原的土地非常肥美，就连生长的野菜也是甜的，因此，便以周原为国号，始称“周”③。从此以后，周原便闻名于世，成为中国地名中的佼佼者。周原的名称早于周人，如何称周原，已不得而知。从字面上讲，“周”者，遍也，说明周原范围清晰，有它明确的四至和界限。目前，在学术界对周原的具体位置和范围有分歧意见，而且差距很大。按照传统的说法，都认为周原在岐山之下，“岐山在美阳西北，其南有周原”④，“岐山，一名天柱山，……俗呼为凤凰堆，山之南周原在焉”⑤，“岐水……又历周原下，……水北即岐山矣”⑥，可见周原就在岐山之阳。问题在于岐山既是一个山峰的名称，又是关中北山西段的总称。《汉书·地理志》云：“美阳，《禹贡》岐山在西北。”《后汉书·郡国志》也说，“美阳有岐山。”两汉的美阳县就在今法门镇⑦。唐人颜师古说，其山两岐，俗呼箭括岭⑧，《元和郡县图志》则认为今岐山县北10里的天柱山就是岐山⑨。不难看出，古人解释岐山都是就具体的山峰而言，岐山者，“山有两岐，因以名焉”⑩，而箭括岭正好符合岐山的形状，因此，诸家所说的岐山，乃岐山山脉的主峰，当了无疑义。然而《禹贡》岐山则是指岐山山脉而言，即岍山与北条荆山之间的一段山脉，“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就是明证。岍山就是千阳县的吴山，东邻岐山，西接陇山，而荆山在朝邑镇西南32公里。由此可见，《禹贡》把岍山、岐山与北条荆山并列，并不是指具体的山峰，而是指关中北山的西段，即岐山山脉，后人注释《禹贡》岐山，并非《禹贡》原义。既然岐山是泛称，那么，岐山之下的周原，绝不是仅指箭括岭下的一小块地方，而是岐山之阳一块范围广阔的原。

    关于周原的范围，我们曾多次进行过调查，从山川形势分析，周原的名称，实际上是周原的形象化，它的周边清晰，完整而平坦。具体来说，北倚岐山山脉，南临渭河，西抵汧河，东到漆水河，海拔高程500～800米，东西长85公里，南北最宽处35公里。今凤翔、岐山、扶风三县，以及宝鸡、武功、永寿三县的部分地区，都在周原的范围之内。由于岍山在西北，岐山山脉在北，渭河在南，周原虽大体平衍，但地势却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周原上的主要河流就是*(左氵右韦)河，随地易名，在凤翔县境称雍水，在岐山县境称后河，在扶风县境称*(左氵右韦)河，在武功县境称小北河，横贯东西，把周原分为南北两半。由于*(左氵右韦)河以南原面平坦，无流水下注，故*(左氵右韦)河南岸没有支流，而北岸则支流众多，均发源于岐山山脉，向南或东南注入*(左氵右韦)河。从东向西，其主要支流有美阳河、畤沟河、龙尾沟水、鲁班沟水和横水河等。这些支流不仅把*(左氵右韦)河以北的周原切割成南北向的长条块，而且还顶托*(左氵右韦)河，使其不断向南滚动。加之偏右率的影响，*(左氵右韦)河向南滚动的痕迹十分明显。由于*(左氵右韦)河及其支流把周原切割成互不相连的原，因此统一的周原已经解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自都有不同的名称。*(左氵右韦)河以南周原的中段和西段，在三国时已称为积石原或北原(11)，而东段隋代已称为三畤原(12)。*(左氵右韦)河以北的周原名称更加繁多，虽不能确定这些原名出现的准确时间，但相延成习，已为人们所熟悉。譬如，漆水河与美阳河之间的原，雍水以西有石鼓原、五畤原等，只有美阳河与龙尾沟水之间的原，才保持了周原的名称。周原的被切割和名称的变化，都是周人建都以后，或者说晚至魏晋以后的事情。周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就在今岐山县京当乡、扶风县黄堆乡和法门镇一带，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而周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却恰好是周原上沟壑最密集的地区，连早周国都的遗址也被切割在数条沟的两岸。这就证明，周人在此建都时，这些沟还不存在，或者说仅为清澈见底的小溪，不仅与岐山相辉映，为国都增添了无限美好的风光，而且也是都城的主要水源地，又有游鱼跳动，别有一番情趣。今天以王家沟、刘家沟、双庵沟、祁家沟相称的畤沟河的上游，都是周人迁都以后逐渐形成的。刘家沟在刘家村附近冲毁一座东汉墓群，证明它的形成在东汉以后。而流经法门镇东的美阳河，今天深达30余米，但从赵家窑、柳村、大北巷、云岭一带发现古河床来看，它的河床原来也很浅，可能是在北魏迁徙美阳县以前不久，被大洪水冲成大沟，并冲毁了美阳城(13)。这就证明，在两汉以前，周原原面平坦，见于记载的只有漆沮二水(14)。沮水就是雍水，而漆水又称岐水，《水经注》认为就是小横水，即今横水河(15)。今天的美阳河、畤沟河等均为小溪，是人们依溪居住和取水的理想所在。由于*(在氵右韦)河呈西北、东南走向，岐山山脉在岐山县北向南突出，因此，在横水河与漆水河之间的周原，恰好以法门镇为中心，是东西、南北地势最为开阔的所在。周人建都的地方就在法门以北，而周人迁都洛邑以后，秦人即成为关中西部的主人，今凤翔县就成为秦国的国都。但秦和两汉的美阳县却一直设在法门镇，尽管今天对美阳的位置仍有争议，但经罗西章同志调查，在法门镇、东桥、北桥一带发现汉代遗物、以及古城来看，秦汉的美阳县就在今法门镇无疑。今武功镇西北的美阳县，是北魏迁治以后的美阳县，大致在今古道沟一带。经调查，这一带未发现秦汉遗物，更加证明秦汉美阳县不在今武功镇西北。由于法门镇位于周原的正中，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又是周人最早在此活动和秦汉率先设县的地方，堪为一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佛教传入中国后，选址建寺，周原朊朊，当然舍今法门镇而无他。

    周人是农业民族，他们的祖先后稷就是农业的发明人。周人迁到周原以后，利用朊朊周原的肥美土地，继续经营农业生产，使周原成为关中地区农业经济最发达的所在。“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组东，周爰执事”，正是周人整理土地，开发农田的真实记录。周人就是凭借周原农业发达，经济实力雄厚，山川地势险要，休养生息，积聚力量，成为殷商的劲敌。到了周文王时代，终于把国都从周原迁到了沣河西岸，建立了丰京。但从周原考古得到的铜器铭文证明，迁都以后的周原，仍然是周人的故都，有不少元老还聚居在这里。也就是说，周人虽然迁都，但周原的农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在西周时代，关中有两个农业基地，一个是周原，一个是丰镐附近。当周人定都丰镐以后，开发了今西安一带，但渭北地区的东部却十分荒凉，沼泽纵横，草木丛生(主要为芦苇)，麋鹿成群，是周人的狩猎区(16)。秦人建都雍城以后，仍以周原为依托，因为雍城位于周原之上，并处于枢纽的地位。秦人正是利用“雍隙”的有利条件，纵横捭阉，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人也是在周原上积聚力量后，才向东发展，先迁都栎阳，再迁都咸阳，始终以渭北为中心。自从秦始皇开凿郑国渠以后，今关中东部的渭河以北才成为粮仓，而周原仍为秦的故都，农业继续发展，自不待言。由于西周末年的混乱，渭南的农业区遭到了破坏。春秋时周大夫行役路过丰镐，见“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17)，居民点的减少，土地自然就被撩荒了。秦建都咸阳以后，就以今西安地区为上林苑，成为游猎的场所。西汉建都长安，而汉武帝却广开上林苑，西至周、户，东到蓝田，北起渭河，南抵秦岭，长安一带几乎无农业可言。由此可见，历经周、秦、汉、渭北是关中地区农业最发达的所在，而周原更是最古老的农业区。佛教传入中国后，选址建寺，当然要以农业经济为基础，把寺院修建在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中，寺院的发展才有物质保证。周原是关中地区农业兴起最发达的所在，选择周原兴建法门寺，当然是最理想不过了。

    东西大道是关中对外交通的干线。由于渭河横贯关中平原，东西大道也基本上与渭河平行。在咸阳以东，渭河北岸支流多大川，故咸阳以东的干道就走渭河以南。与此相反，咸阳以西的渭河南岸多大河，而咸阳原上却没有一条河流，因此，向西去的大道就走渭河以北，从咸阳西去的大道，今天经过武功镇、扶风、岐山、凤翔，然后到宝鸡市。而历史上则是经过武功、扶风、岐山、凤翔，汧阳、陇县，翻越陇山再向西。武功镇、扶风、岐山、凤翔均在周原之上，今天仍然为东西大道必经之地。然而，由于县治的变迁，这条大道也并非固定在一条线上。秦汉时代，周原上只有美阳县和雍县，而美阳县在今法门镇(18)，雍县在今凤翔县南(19)。当时的东西大道必经美阳而达雍县，并不绕道今天的扶风县城。从美阳到雍县的道路沿岐山脚下而过，因为当时周原平坦广阔，不存在翻沟越岭的问题。北魏迁美阳县于今武功镇西北7里(20)，北周始于今武功镇设武功县(21)。可见北朝时代，从咸阳西去的大道，经武功、美阳，折向西北，沿秦汉大道西去，今法门镇仍为必经之地，这从北周于今岐山县东北的杜城一带设立三龙县(22)，即可证明西去的大道必经岐山脚下。从唐代于今法门镇设立的岐阳县，于扶风县城设扶风县，并把岐山县迁于今治(23)，西去的大道才有了变化。也就是说，西去的大道经武功后，一支折向西北，经岐阳、岐山，以达凤翔；一支则向西经扶风、岐山，以达凤翔。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岐阳县被撤销后，由岐阳到岐山之间的道路即被废弃，扶风至岐山的道路才成为干道。由于唐代的法门寺兴盛一时，九成宫(今麟游县)为避暑胜地，因此从咸阳经武功到法门寺、九成宫的道路仍为干道。唐代迎送佛骨和皇帝去九成宫避暑，都是走的这条路。从今天东西大道的形势来看，法门寺远离干道，当年在此建寺，就成为不可思议的问题。然而，从上述交通道路的变迁不难看出，直到唐代以前，法门镇始终是东西大道的必经之地。佛教传入中国后，选址建寺，当然要以交通方便为原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便于传播，使宗教影响迅速扩大。

    周原自然环境优越，农业经济发达，交通十分方便，具有建立寺院的一切必备条件。佛教传入中国后，首先在此建寺，使其成为中国佛教的发源地，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二、周文化与法门寺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规范已经形成，政治制度、礼乐教化、衣食住行都与后世相仿佛。当然，这只能是传说。不过美好的传说也往往反映了时代的影子，只不过被后人形象化罢了。黄帝以后当数夏文化，夏也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关于夏人活动的地区、都城所在、文化规范，今天仍然没有得到考古上的证实。夏以后的殷商历时久长，其后期的都城就在今安阳市西北的小屯村，称为殷墟。由于发现了殷代的甲骨文、铜器、宫殿、墓葬等，它的文化轮廓远比夏代要清晰。到底殷人继承了夏文化，还是独立的文化体系，眉目还不大清楚。与殷商并存，后来灭掉殷商的周人，一直活动在关中地区，尽管不断迁都，但从未迁出今关中政区所辖的范围，它确实是关中地区的古老民族。由于与殷商并存，周商文化互相影响，不断融合，发展成为一种独有的新文化。周灭商后，商文化也成为周文化的一部分，已经不分彼此了。然而，周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即承前启后，奠定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实际上，周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老根，一直延续发展下来，并不断完善和发扬光大。我国历史上的许多典章制度，包括官制、礼制、乐制、宫室、宗庙、墓葬等，无不以周文化为渊源。所谓夏制、商制，留给后世的已基本上不复存在。周文化所以延续发展，是因为它创造了完整的典章制度，成为后世遵循的典范。直到现在，《周礼》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遗产。周代虽然也灭亡了，但它的灭亡与商灭夏、周灭商不一样。因为平王东迁以后，史称东周，周文化继续发展。东周也就是春秋战国，而灭掉东周的恰好是周的诸侯国秦，秦人完全继承了周文化，并继续完善。秦王朝为时很短，但却是中国历史上典章制度统一完整的时代。刘邦灭秦以后，项羽放火烧秦宫室，但萧何却早已“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24)，成为西汉典章制度和文化的重要依据。所谓“汉承秦制”，也正是这样的意思。从某种程度上说，西汉王朝也就是秦王朝的延续和发展。汉文化是在西汉大一统的条件下形成的，但其渊源也就是周秦文化。周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鼻祖，其发源地就在周原，我们说周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据地，量不为过。

    周人迁到周原以后，凭借北倚岐山，南临渭河，汧水、漆水纵贯东西的周原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朊朊周原使周人有了用武之地，他们“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发展了周原上的农业生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周人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也日趋完善。“乃召司空，乃召司徒”(25)，而司空、司徒也就是中国最早的官名的一部分，在中国封建社会延用了很长时间，影响极其深远。“筑之登登”，“百堵皆兴”，“乃立皋门”，“乃立应门”，正是周人在周原上修建都城和宫室的真实记录，而且为周原考古发掘所证实，像凤雏遗址、少陈遗址等，都是早周的宫室或宗庙建筑。同时，这也是后来中国都城、宫室的典范，不仅丰镐以此为楷模，就是后来的秦咸阳、汉长安也都与早周国都的布局、规划有一定关系。“作庙翼翼”，在都城中设立宗庙，也成为后来都城建设不可缺少的部分。“俾立室家”，“筑室于兹”，家室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细胞”，它的组织形式和构成，也是从周原上首先兴起的。就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礼乐制度，也是在周原上萌芽，而贯串于西周，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26)，也是以早周的礼乐制度为其蓝本的。“文武之德，光照前绪，以集大命”，就是明证。“诗言志，歌永声”，而《诗经》正是西周及其以前的诗歌总集，表现出早周礼乐制度的完备。不难看出，《周礼》所记载的关于西周的一整套社会制度，大都起源于周原，与周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文化制度的正宗在周原，周原拉开了中国文化史的序幕。今天的周原考古不仅揭开了早周的政治制度、都城宫室、宗庙礼乐，而且发现了无数件珍贵的铜器、玉器和甲骨片，发掘了早周的墓葬和制骨作坊、制铜作坊，证明手工业作坊也发展到很高的水平。西岐有铜器之乡的美称，名不虚传。铜器、玉器制作之精美，令人惊叹不止。就是三千年前的瓦片、砖块，也成了真正的国宝。现存于周原上的砖、瓦，是中国最早的砖和瓦，在此以前，没有先例。殷商国都的宫殿仍为草泥房顶，比早周的宫殿要落后许多。房上用瓦，必有粗壮的木架支撑，证明早周的国都建筑得非常辉煌壮丽。有人说早周的文化都是学下殷商的，仅此一端，就足以证明这种观点毫无根据。   

    法门寺兴起于东汉，为什么选择周原建寺，显然和周原文化发达，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老根有密切关系。周原民风淳朴，“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27)。佛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体系，要使它发扬光大，建寺立庙，当然要选择文化发达、民风淳朴的地区，以便吸引更多的善男信女。佛教虽然是外来文化，但要在中国扎根、发展，也必须吸收中国文化的某些成分，使二者合二为一，形成新的文化特征，才能更加容易传播。佛寺的修建形式，几乎就是中国古代皇宫的翻版，文化上的融合，不言而喻。佛教宣扬因果报应，用以解释阶级的不平等、富贵贫贱相悬殊的原因，自然对统治阶级非常有利。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不谋而合，因此，佛教能在文化发达的地区得  到发展，得到更多的信仰者。既然周原是中国古老文化的发祥地，那么选址建寺，当以周原最为理想，使它倚仗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得以迅速发展。佛教的禅宗，由于适合中国士大夫的口味，终于成为佛教诸宗派中的大宗，并得到迅速发展，就是这样的道理。法门寺由于扎根于中国古老文化的土地上，能够一直延续下来，并几度兴盛，成为中国著名的寺院，这显然是民风淳朴，文化的渊源流长的必然结果。唐代是法门寺的鼎盛时期，皇帝多次迎佛骨到长安、洛阳供奉，据说沿途群众无不叩头膜拜，信奉如流。像唐太宗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第一次迎佛骨时，“京邑内外，崩腾同赴，屯聚塔所，日有千数”(28)；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第二次迎佛骨时，“京邑内外，道俗闻讯，接连二百里间往来相庆”(29)；武则天长安四年(公元704年)第三次迎佛骨时，为争看佛指舍利，“顶缸炬指者争先，舍财投宝者耻后”(30)；唐肃宗上元(公元760～761年)初第四次迎佛骨时，“道俗瞻恋，攀缘号诉，哀声振于林簿，痛□远乎海裔”(31)；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第五次迎佛骨和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第六次迎佛骨时，沿途供奉情况不详，而唐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第七次迎佛骨时，仍盛况不衰，人流如潮，“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32)。“有诏令京城及畿甸于路旁垒土为香刹，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饰之。”(33)足见唐代迎佛骨盛况空前，沿途群众烧香膜拜者无计其数。唐长安佛寺如林，而法门寺独占鳌头，除这里供奉着佛指舍利，是佛教的真正圣地外，也同周原民风淳朴，僧徒众多，佛事方兴未艾有密切关系。

    正是由于周原上佛教僧徒众多，法门寺才能一直延续发展，从北魏起，历经隋、唐、宋、金、元、明、清，直到现在，有名的寺僧就有105人之多(34)。即使在佛教受到打击，法门寺处境最困难的情况下，寺僧几乎没有间断过。即使偶有间断，寺院仍由周围善男信女维护，像每年阴历四月初八日是佛的生日，法门寺庙会十分兴盛，上布施者络绎不绝。正因为有善男信女不断上布施供奉佛寺，法门寺才得以延续发展。历史上曾有不少僧徒，不避寒暑，长途跋涉，历尽艰险，虔诚化缘，以维护宝塔和翻修佛寺。尽管寺院多次废毁，但又多次在原址上重修，傲然屹立在周原之上，成为周原上的重要建筑物和主要标志。一提起法门塔，无人不晓，法门寺已几乎成为周原的代名词。当然，周原在先，建寺在后，寺以原兴，原以寺彰，周原与法门寺已不可分离。  

    锦绣的周原为法门寺的兴建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周文化的发展又为法门寺的延续奠定了基础。周文化与佛教文化并不是一回事，但二者也有相通之处，淳朴、虔诚、仁慈、教化向善，以及“放下屠刀，立即成佛”，已成为僧俗共通的哲理。由此可见，世界名刹法门寺所以能在周原兴建和延续发展，没有周原的地理基础和周文化的渊源是难以想象的。周原与法门寺相辅相成，二者已不能分离，如果离开周原来谈法门寺，法门寺就没有地理基础；与此相反，离开法门寺来谈周原，周原就失去了明确的标志。原、寺之间的关系，犹如鱼水相得，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

    注  释：    

    ①碑失，转引自《法门寺》。   

    ②《诗·大雅·緜》。    

    ③《史记》卷4《周本纪·集解》。    

    ④《史记》卷4《周本纪·集解》。

    ⑤《禹贡锥指》卷11上。

    ⑥《水经注》卷18《渭水注》。

    ⑦雍正《陕西通志》卷3《建置志》。    

    ⑧雍正《陕西通志》卷10《山川三》。

    ⑨《元和郡县图志》卷2《京兆府下》。

    ⑩《说文解字》。

    (11)《晋书》卷1《宣帝纪》；《三国志·魏志》卷26《郭淮传》。

    (12)《隋书》卷46《元晖传》。

    (13)《美阳岐阳城域考》(油印稿)。

    (14)《诗·周颂·潜》。

    (15)《水经注》卷18《渭水注》。

    (16)《禹贡新解》第146页。

    (17)《诗·王风·黍离·序》。

    (18)(19)雍正《陕西通志》卷3《建置二》。

    (20)《后汉书》卷77《梁慬传·注》。

    (21)雍正《陕西通志》卷4《建置三》。

    (22)嘉庆《一统志》卷236《凤翔府二》。

    (23)雍正《陕西通志》卷5《建置四》；《美阳岐阳城域考》。

    (24)《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

    (25)《诗·大雅·緜》。

    (26)《诗谱·序》。

    (27)《汉书》卷28下《地理志》。

    (28)《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转引自《法门寺》。

    (29)《法门寺》第100页。

    (30)《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转引自《法门寺》。

    (31)《宝塔铭并序》，转引自《法门寺》。

    (32)《资治通鉴》卷253《咸通十四年》条。

    (33)《杜阳杂编》，转引自《法门寺》。

    (34)《法门寺》第159—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