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87年4月陕西抚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大批珍宝中有古文献一再述及的秘色瓷及与之相引证的唐咸通十五年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器《衣物帐》碑石后，秘色瓷成为国内外中国古陶瓷研究的一个新热点。在研究中，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少新见解，把秘色瓷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近来，笔者通过对法门寺出土秘色瓷和浙江越窑于青瓷窑场出土物的考察，并对有关传世实物和文献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现将这些认识汇集于斯，权充此次研讨会的会议论文，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一、法门寺秘色瓷的给赐时间和烧造年代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青瓷，经与《衣物帐》中所载“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以盘子、叠子共六枚”相引证，从而确证这些青瓷为秘色瓷。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最早也最具体的实物与实物文字资料直接引证的事例，这一发现，使今人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秘色瓷，同时也把秘色瓷的出现时限向前推进一步。在法门寺秘色瓷未发现前，唐人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为最早记载秘色瓷的文献史料，由于陆龟蒙卒于唐中和元年(881年)，因而其所作诗文必定在此年以前，这就是有文献可考的秘色瓷出现上限。此次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在同出《衣物帐》中记载了其入封地宫时间为咸通十五年(874年)，从公元874年到881年，前后仅七年时间，可见出土秘色瓷和《秘色越器诗》写成时间相差不会太远，很难区分两者孰晚，但不管如何，秘色瓷的绝对烧造上限至晚是公元874年已毫无疑问。
从与秘色瓷同时出土的两通碑石《大唐咸通启送真身志文》和《监关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内容推测，这些器物的给赐时间应是咸通十四年(873年)四月至七月间，因而它们的绝对烧造上限可能早于此年，而实际烧造年代应当更早。
咸通十五年正月是《真身志文》和《衣物帐》碑石勒石刻文结束后大批器物封于地宫的时间，不是“恩赐”物品到达法门寺时间。《真身志文》中有：“以十五年正月归安于塔下之石室，玉棺金筴，究天上之庄严，蝉翼龙纹，极人间之焕丽，叠六株而斥映，积秘宝以相鲜……”。此即指真身归安于当年正月，亦指大量物品随封于此，‘积秘宝以相鲜”，正是指的全部封存“秘宝”，秘色瓷即属此“秘宝”之一部分。在《衣物帐》中，记录了“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器宝物”有“恩赐”和“新恩赐”两类①，所赐物品有早晚之分，而且很可能的陆续赐到，因为《衣物帐》一开始便记录有：“真身到内后相次赐到”的第九类物品，这就是说，秘色瓷赐到物一百二十二件②。而各类秘色瓷器属“相次赐到”的第九类物品，这就是说，秘色瓷赐到的时间相对较早。而“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席褥、幞头、巾子、靴鞋显然比前一批物品更晚。按照“相次赐到”的顺序，秘色瓷在“真身到内”后不久即赏赐到位了。
所谓“真身到内”的确切时间是咸通十四年(873年)四月。根据史实，懿宗咸通十二年(871年)八月得舍利子于法门寺塔下，《真身志文》云：“有九陇山禅僧师益贡章，闻先朝乞结坛于塔下，果获金骨，潜夫圣心，以咸通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得舍利于旧隧道之西北角”。咸通十四年三月，唐皇敕使诣法门寺迎佛骨，上引碑文曰：“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诏供奉官李奉建，高品彭延鲁，库家齐洵敬承旨勒著文，与左右街僧录清澜……慧晕等同严香火，虔请真身”，又曰：“以同年四月八日御安福楼，会宰臣者，辟到延伫”。这是指当年四月八日佛骨到京，伫于大内中之安福楼，此即所谓“真身到内”，不久，十三件秘色瓷碗、盘、即赏赐到位了。
根据《衣物帐》明确记录的“恩赐”、“新恩赐”界限，前者属懿宗所为，后者属僖宗所为。由于懿宗于当年七月死亡，这批“恩赐”物应在四月八日佛骨到京后即陆续到位，至于新恩赐物品七百四十四套则应是新皇帝僖宗和太后、夫人等予赏赐。所以秘色瓷属于懿宗所刚赐也已毫无疑问。
至于这十四件青瓷的烧造时间，可以认为在咸通十四年前较长时间即已烧成，因为从产品烧成到包装运输，抵达京城长安，期间需足够的时间，如果瓷器全来自浙江越窑产地，所需时间更长，运入长安后供帝王赏玩使用，也可能有一定时间(这批作品出土时不是“束草装桶”或其它形式的原包装，而是以宫廷绘画稿样为包装纸)，尤其是两件漆平脱银釦碗，在烧成后还须经过髹漆匠和金银釦制作工匠的加工，费时应更多。因而把其烧造上限向前推一两年似乎没有多大问题，特别是八棱瓶，此瓶与五十年代西安张叔尊墓(咸通十二年)出土八棱瓶风格完全相同，可使人联想到它们可能属同时期烧造。均属咸通十二年前的出品，当然如果要精确推算法门寺这一批作品烧造上限的话，咸通十三年(872年)是一合理的时间，距次年“真身到内”仅三个多月中，当年生产的瓷器不可能很快进入并碾转运至法门寺，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正月至二月为全年最寒冷季节，窑场一般均停烧。如果笔者的这种推理成立，秘色瓷的绝对烧造上限至晚应是公元872年而不是874年。
从青瓷研究角度看，秘色瓷在九世纪中期已开始烧造的说法已为越来越多学者所接受，但由于没有确切资料可资佐证而难以深入，不少研究者把各地出土质量较高的唐代越窑青瓷看作秘色瓷，典型的如1973年宁波和义路遗址唐大中二年(848年)文化层中伴出的一组越窑青瓷(它们比法门寺秘色瓷早二十多年)，从而把秘色瓷的烧造上限推至九世纪中叶以前，这样的推论尽管缺乏其它的文字资料引证，但毕竟有一批质量较高的青瓷作品可作为一方面的证明，因而未尝不可。当然，这些出土的以“艾色”为主的越窑青瓷还缺乏与法门寺秘色瓷制作特征相仿的作品作为傍证，因为这些作品与宫廷无直接关系，其色调亦以“艾色”为多，严格地说与法门寺那种典型秘色瓷有一定差距，因而笔者认为，不妨把它们称之为“秘色瓷类型”的作品，其余那些出土或传世越窑器中烧造风格接近法门寺秘色瓷的唐代作品似亦可这样命名，直至找到确凿证据为止。这或许比径直称之为秘色瓷更为恰当。当然，五代至北宋作品另当别论。
二、法门寺秘色瓷产地问题
法门寺地宫共出土瓷器十六件，其中十四件为青瓷，两件白瓷，白瓷中一件为碗，一件为葫芦瓶，从制作看，白瓷的产地可能是河北的邢窑或河南的巩县窑，尤以前者可能性为大，早在约成书于唐开元二十六年的《大唐六典·卷三》中就曾记载有“河北道贡……邢州瓷器”。法门寺出土的青瓷有五件碗、六件盘子，另加二件漆平脱银釦碗和一件八棱净瓶，所有十四件作品，曾被全部确认为秘色瓷。
上述十六件瓷器，十三件见于《衣物帐》：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枚。“二口银棱”者即为二件漆平脱银釦碗，“叠子”则是碟子古称，实为盘，实物中有四件为口沿五曲的深腹盘，有撇口、侈口两种，二件为五曲菱花口盘。
从釉色看，除了两件平脱碗属青黄色釉外，其余十二件盘碗、瓶均为青绿色或湖绿色釉。长期以来，我们都习惯了唐代越窑青瓷的“艾色”或青黄色，很少把唐代的“秘色”同青绿、湖绿的釉色相联系，因为古人所云“越乃艾色”早已深入人心。所以，我们通常把上海博物馆所藏唐代越窑海棠式大碗和四系罐、故宫博物院所藏执壶等一大批唐代越窑中的上等制品看成典型的秘色瓷色泽。平心而论，笔者第一次见到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盘、碗时，就产生过一种新奇、异样的观感，因为此类青绿釉色的作品在唐代传世品中难得一见，国内外所藏越器至少以万计数，唐代越窑器也何止成百上千?但未见一件完整作品能与这些盘、碗相比较，釉层薄而均匀，洁净而清亮，更没有这种清澄的湖绿色釉面，而国内外所见唐代越器除了“艾色”还是“艾色”，仅少量的为青灰色，真正青绿色者，千百件作品中偶见一二。从造型看，传世及出土的唐代越窑青瓷与法门寺秘色瓷盘、碗相同的作品难以得见，只有唐代金银器中有此相似形制，可以认为，这些秘色瓷可能属宫廷订货，以金银器为蓝本予以制作。从胎质看，法门寺秘色瓷胎体质量是无与伦比的，一般唐代越器断面以青砖色居多，且颗粒较大，而秘色瓷胎体薄匀，质地细腻，虽无法看清其断面，但看出其胎土经严格淘洗。从底足看，法门寺秘色瓷也有与唐代越器盘碗不尽相同的风格，其中有的内外两圈支钉，内十二、外十四，有的为二十四个或十六个，这些支钉似比一般越器稍小，这似乎是制作者尽可能缩小支钉，增加美观程度所为。更值得注意的是，唐代越窑盘、碗内心常见留有一圈支烧痕，这是因为采用叠烧法的缘故，上海博物馆所藏越窑海棠式大碗，内心有十六个支烧痕，这是因为采用叠烧法的缘故，上海博物馆所藏越窑海棠式大碗，内心有十六个支烧痕，此件作品堪称唐代越器中之佼佼者，但也采用叠烧法，而秘色瓷内心无支烧痕，很显然，所有作品均采用单件匣钵装烧的制作方法。笔者从浙江省考古所提供给本次研讨会的一块上林湖越窑青瓷标本上看到了这种单件匣钵装烧的越窑碗制作方法，这块标本的釉色呈淡淡的湖绿色，与法门寺秘色瓷呈淡湖绿色的作品色调相似。据认为，此碗片属晚唐越窑器，其依据据说是粘着瓷片的匣钵是瓷质的，而瓷质匣钵为晚唐所特有，五代未见发现。笔者认为，此标本确实有着类似秘色瓷的风格，但唐代特征不明显，底足也看不清，单以瓷质匣钵为唐代独有，五代没有为理由，恐怕还是缺乏足够依据的，因为五代上林湖越窑是否用过瓷质匣钵尚待证实。另一块标本色泽与之相似，为一宽足碗底，据认为，此碗也属晚唐烧造，但这种圈足是不是典型的唐代圈足，仍值得研究。在此次送研讨会展示的还有一块耀州窑青瓷碗标本，与上述二块越窑标本胎釉也十分相似，据介绍，此为五代耀州窑所烧，因而可以认为，在五代，这种湖绿色青瓷南北皆有烧造，在唐代是否如此就十分难说了。
笔者还注意到，法门寺出土盘、碗口径多在二十公分以上，这在唐代的上等越器中几乎是难得见到的，传世品中，除上海博物馆藏海棠式大碗口径为32.2X23.3公分外(作品为椭圆形)，其余唐代越瓷中制作精致的盘、碗几乎未见口径超过二十公分以上者。不仅如此，甚至连五代、北宋的上等越器盘、碗也较少见有此大口径者。超过二十公分者多为粗品。多年来，笔者数度去浙江一些地区参观考察，也曾去上林湖等地越窑窑址调查，企望寻找到点滴资料，遗憾的是，与法门寺青绿釉秘色瓷相似的唐代越青瓷或瓷片极难见到。据当地有关专业人员介绍，这种釉色的瓷片在上林湖窑址采集较多。但笔者觉得实际所见的多为五代和北宋制品。朱伯谦先生等把1987年窑场采集到的部分上林湖越窑瓷片和残器“带至法门寺，与该寺出土的上述秘瓷相比后，发现除SL2瓷片和另一五瓣葵口小碗残器呈千峰翠色外，其余都很难与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釉色相比，一般都是青中带黄或青中带灰，可见真正千峰翠色在上林湖地区越窑窑址的堆积中是很难见到的③。”而且，这块编号为SL2的瓷片为上林湖竹园山出土的五代未北宋初的产品④浙江省考古所提供此次研讨的标本中，有几块几乎可以达到“千峰翠色”程度，一为执壶，一为撇足碗，一为卧足小碗，均为残片，这些标本是上林湖窑场选的上等瓷片，乍看上去釉色青绿，堪与法门寺秘色瓷媲美，但仔细观察，釉色青翠中略偏灰色，与法门寺秘色瓷的湖绿色相比似有一定距离。当然不管如何，我们已见到唐代的青绿色标本了。但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确认这些标本是否一定是唐代越窑器。因为要区分法门寺秘色瓷，必须用唐代的标本，五代青瓷中这青绿标本比比皆是，惟唐代标本却不可多得。而且笔者觉得，这些标本的色泽，正是我们几十年来常见于五代越窑瓷和釉色，传统所说的唐代越器很少见这种釉色。当然，这是传统的观点，这一观点是否应更新，要根据地下出土特别是窑场出土而定。笔者期望此次会议对二者的比较对我们有所启迪，更希望这些标本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与法门寺秘色瓷有“血缘关系”的唐代越窑秘色瓷。
由于讫今为止尚未见到一件十分过硬的秘色瓷比照作品，因而法门寺秘色瓷之神秘面纱还不可能全部撩开。更令人感到困惑的是，近几十年来的田野考古发掘已出土了数量较大的唐代越窑青瓷，但其间能与法门寺秘色瓷青绿釉色相媲美的作品极难找到，浙江地区提供的标本如能肯定为唐代烧造的话，也是少数而已。几十年浙江等地出土的越窑瓷器表明，中晚唐百多年间烧造的作品，为下自平民，上至官吏豪绅乃至年钱氏王室陪葬，在等级上有参差，质量上有优劣，几乎没有一件具有法门寺青绿釉盘碗的水平。最难以理解的是，晚唐吴越王及后妃墓出土的青瓷也与法门寺秘色瓷有较大差距，这简直有点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一切都是事实。
由此看来，法门寺出土秘色瓷确实带有一种神秘色彩，难怪有的学者要提出它们是否属耀州窑或鼎州窑烧造的看法了。当然，耀州窑烧造的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唐代耀州窑产品烧造质量不高，绝大多数产品呈青灰或青黄色。尽管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有“耀州窑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之记载，但与法门寺出土物比较，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区别，尤其是制作特征的区别。但是有一点值得指出，除了胎釉、制作方面的差距外，唐代耀州窑也烧造法门寺秘色瓷形制近似的作品，陕西考古工作者在耀州窑窑址发掘出来的多件盘碗，其中有与之略为相似的青釉五曲撇口平底碗、青釉葵口碗和白釉五曲花瓣形盘。按照《唐代黄堡窑址》一书作者的分期，这三种碗、盘均属唐时期北方地区确实生产这类形制的作品。这不能不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尽管我们对唐代耀州窑烧造秘色瓷之说完全可以持否定态度，因为基本风格不相符，质地也较粗糙，但似乎难以完全否定北方烧造的可能性。在这里，我们能否再大胆一点推测，唐王朝为了烧造供御用的精美青瓷，从南方越窑调遣能工巧匠至北地某一瓷窑，用越窑的制作方法即支圈支烧方法在北方馒头窑中严格控制还原气氛的烧造方法烧造青瓷，从而达到了南方龙窑中极难烧出的青绿釉色效果，对于这一点，可能被感觉到有些离奇，其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但笔者觉得，这样的推测或许对加深法门寺秘色瓷的认识不无作用。在法门寺秘色瓷出土后不久，文物考古还有对一种鼎州窑烧造的说法，由于窑场未发现，一切难以证实，但此说或也可保留，未发现者不一定不存在，唐人陆羽《茶经》曾把它列为唐代六大名窑中青瓷之二位，其产品看来不致太差，从品茶角度名列第二，其产品看来不致太差，从品茶角度名列第二，烧造角度如何不得而知。笔者曾经怀疑，这些秘色瓷是否属北方烧造?北朝、隋唐的北方青瓷已有长足进步，已发现北朝隋代北方青瓷均比南方青瓷质量高，唐代宫廷会不会在北地置一窑场，专烧“臣庶不得用”的秘色瓷?另外，联系到五代耀州窑出土了这么多精美的青绿色瓷器，再设想传闻中的五代后周柴窑雨过天青色的产品⑥，可否构想一个唐宋北方严格控制还原气氛的官用瓷烧造延续序列，即：唐法门寺类型秘色瓷窑场(未发现的鼎州窑或其它瓷窑)——五代耀州窑·五人柴窑—北宋汝窑。因为目前至少已有以前被称为“东窑”的五代耀州窑青绿色釉瓷存在于世，如此精湛的青瓷，其烧造似乎应有一个渐变过程，也就是说，耀州窑青绿釉瓷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应是唐代某一盛产精美青绿釉瓷窑场生产的继续和发展。这一窑场似乎不一定是耀州窑本身，也似乎不绝对是浙江的越窑。总之，笔者认为，从唐代至北宋，严格控制还原气氛的官用北方青瓷烧造可能有一个一脉相承的延续序例。五代至北宋北方官用瓷的发展序列似乎是：汝窑的烧造方法沿袭了耀州窑的烧造方法(当然如果历史上存在柴窑，它也有可能为承上启下者)。可能的情况是：“汝窑的支烧应源自耀州窑”。汝窑“天青釉只是从原来的耀州窑青瓷系统制品，控制更严格的还原气氛而形成的”⑦。对唐代法门寺出土青绿釉秘色瓷盘、碗的烧造窑场，目前还缺乏足够的依据，因而笔者这一假设能否贯穿前后，这一推想是否符合逻辑，目前尚难肯定，至少在现阶段还行不通。因为目前的现状注定了绝大多数学者一致的倾向性，这就是从作品的制作特征上看，只有上林湖越窑有此烧造条件和烧造水平，其余窑系难以归纳，尤其是秘色瓷所具备的越窑垫烧方法，与目前所见的唐代北方青瓷烧造方法不太相同。窃以为，在未发现新的窑场以前，把这些瓷器划归上林湖窑烧造是顺理成章的，尽管目前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肯定其全部为上林湖产品，但除此之外似平别无选择。要搞清秘色瓷产地，最有效的手段是对出土物进行科学的数据测试，但法门寺秘色瓷均为完整器，由于多种因素，无法进行这项工作，而单方面对唐代越窑瓷进行测试，只能了解越窑青瓷的烧成情况，二者无法进行对照，因此，只能指望以后的有新的发现，特别是陕西省和浙江地下出土。从发展眼光看，陕西地下将来再次出土秘色瓷《包括同类器碎片》的可能并非绝对不存在，因而要搞清这一问题可能需要足够的时间。
因而，我们姑且搁下其他地区烧造的可能，把着眼点放在浙江上林湖窑场。但是，以往能够证明秘色瓷烧造于上林湖的依据似乎不太充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们不能把法门寺出土的八棱直颈瓶和有“浙西”字样的鎏金双耳银盆等产品均产自浙江来作为法门寺出土所有青瓷均为浙江越窑烧造的主要依据。
法门寺出土八棱直颈瓶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同类器毫无疑问为上林湖烧造，两者的造型、釉色、尺寸均基本相似。余姚文管会曾在上林湖采集到一件完整的八棱瓶，与法门寺同类器如出一辙，颈、肩部也有三条凸棱纹，1954年故宫博物馆调查上林湖时也有过同样发现。朱伯谦、林士民先生等曾在上林湖庄基、后施岙等处均采集到此类瓶的肩、底、颈部⑧。还值得一提的是，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两件八棱瓶与法门寺、张叔尊墓出土器及余姚文管会残器稍有不同，颈肩间无三条凸弦纹，其中一件底部刻有“四”字⑨。可见这种作品也有两种风格，而且前者在当时有编号成套烧造，数量似不会太少。但是，法门寺这件被人们称为秘色瓷的八棱瓶，不是明确记载的秘色瓷，它在《衣物帐》中没有记录。此器应属于供佛家所用净水之器。这件作品与其它秘色瓷的赏赐性质有所不同，尽管制作精致，属于等越窑精品。但它不能肯定为宫廷给赐品，根据出土情况看，八棱瓶和白釉碗出土于地宫中室第三道站东隅之侧，白釉葫芦瓶出于前室北部，其余十三件置放于中室汉白玉石灵帐后正中靠北壁的大型银风炉前⑩且装在银风炉下圆形漆盒中(11)。有学者在分析法门寺地宫出土《衣物帐》中没有记录的物品时认为：“有物无载者，主要是地宫封闭之时临时供奉的，唐代世传舍利塔三十年一开，迎入长安时，都人若狂，朝野震动，封闭之时自然缁徒民庶奔走云集，竞相施舍，惟恐后时，大量的货币及部分器物，如十事鞢*带、鎏金单轮六环铜锡杖、葫芦形小白瓷瓶、八棱净水瓶、白瓷碗等均属此类，无法记入帐内(12)。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另外，从张叔尊墓出土的八棱瓶造型特征看，与法门寺八棱瓶也基本相同，由此可证明皇家以外的有身份家庭也拥有此类瓷器，并非帝王之家独享之“秘宝”。
上述事例说明，法门寺八棱瓶与《衣物帐》记载的十三件秘色瓷作品不是同一批“恩赐”物品，它不应是宫廷给赐的秘色瓷(13)，而是通过另外途径进入的越窑上品。
因而笔者认为，以此件作品来证明法门寺所有秘色瓷全部出自上林湖似乎是不够的，至于把那件錾刻有“浙西”字样的鎏金双耳银盆等金银器的共同出土来进一步证明秘色瓷是上林湖烧造似更属欠妥。金银器制作与瓷器烧造属完全不同的两手工艺类型，如果这也可作为傍证的话，法门寺出土的琉璃器有的产自东罗马和西亚伊期兰地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同出的秘色瓷看成外国瓷呢?所以，这些并不能构成所有秘色瓷全为上林湖烧造的理由。
笔者之所以要提出这些看法，目的不是要全盘否定法门寺秘色瓷为越窑烧造，只是感觉到法门寺秘色瓷全为上林湖烧造的证据不足，这些作品与常见越窑上等青瓷与常见越窑上等青瓷的风格都不尽相同。在所有出土瓷器中，除了浙江考古所这块粘着匣钵的青瓷碗和宽圈足碗标本外，稍稍接近的当推宁波和义路一组越窑青瓷中的一件盏托，造型、釉色略近似，但体量较小。其次是水邱氏墓的一件越窑碗，但造型不太相同，体量也小，釉色明显不及法门寺秘色盘、碗。呈青黄色，笔者以为，除此以外，唐代南方青瓷中很难找到雷相者。
鉴于上述种种情况，笔者认为，法门寺那种典型秘色瓷的烧造，应有一专门窑场，问题是这一窑场在何处。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在唐代中晚期，除了越窑之外，没有一座青瓷可以替代它的位置，所以，目前要肯定或推测其它窑场依然毫无意义，另外，这些秘色瓷采用支垫的越窑烧造方式，令人较难否定其产地为南方的越窑，尤其是越窑的代表性窑区——上林湖。但从目前的发现情况看，上林湖地区还未发现过一座烧造这种秘色瓷的窑场。笔者认为，法门寺秘色瓷窑场的最合理推测应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我们不要完全排斥产自北方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从上林湖窑场中寻找其最恰当的位置。对北方烧造的可能性前面已有叙述，(笔者只是对一些现象进行罗列和分析，对此也不抱有过多希望)。而从上林湖窑区探寻，则应寻找当地专烧贡品的瓷窑，这一瓷窑即是1977年上林湖吴家溪窑晚唐墓出土的一件墓志罐志文中提到的“贡窑”。
三、关于“贡窑”烧造秘色瓷的推想
上林湖吴家溪唐墓出土墓志罐志文中“光启三年(887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一段文字，为研究唐代上林湖越窑烧造制度提供了十分有用的资料。可以推想，如果法门寺秘色瓷均为上林湖烧造的话，出自贡窑应无多大疑问，因为讫今为止还没有哪一座已发现上林湖窑场能把这些秘色瓷对号入座(八棱瓶除外)，而这些作品烧造质量之高，为已发现窑场所望尘莫及。笔者认为，如果能排除北方烧造可能的话，上林湖贡窑是烧造唐代秘色瓷(青绿釉盘、碗)的首选瓷窑。我们不妨再作一次推测，中晚唐时期，地方政府在上林湖设置了这座贡窑，其性质或似南宝丰清凉寺专烧北宋汝官的窑场，这一窑场应当具有较严格的管理要求，其生产任务是专门烧造提供皇家的秘色瓷(如法门寺类型)，这一窑场应由地方直接管理，不应是松散的个体性质的手工业作坊，当然，这一贡窑的规模似乎不会太在，因为有“贡窑”之名，所以它应当属于不惜工本，烧造那些具有“千峰翠色”特征之秘色瓷的瓷窑。而且这一贡窑的贡御产品烧造或许是保密的，因为传世及出土中未找到过与法门寺青绿釉盘、碗相同的作品。
在此，我们应当进一步了解墓志罐志文中“贡窑”之前还有“当保”二字，对此二字，笔者百思不得其解，但后来发现别的出土墓志上有也类似文字，五十年代在上林湖发现一五代后梁龙德二年圆筒形瓷墓志(14)，志文中有“余姚县上林乡使司北保之私舍……”等文字。“当保”与“北保”同见于墓志上，说明这种“保”在当地不只一个。“保”字在古代有多种含义，与上述墓志罐相联系的可能主要有两种含义，一为旧时户籍编制的单位，《文献通考·兵考·五》：“畿内这民，十家为一保”。另一种则是古汉语文字的通用，“保”与城堡之“堡”相通，意为小城，《礼记·月令》：回鄙入保。出土墓志罐上的“当保”和“北保”可能属于前一种。可以认为，唐、五代上林乡区域以“保”划分，并以此作为地名，晚唐贡窑设于“当保”，以可理解为贡窑只此一座或在“当保”这一区域，当然也可理解“当保”区域内有“贡窑”其它“保”区内也可能分设“贡窑”
很可惜，有关贡窑的记载只此一例，在唐以后的实物中不复出现，因而未能进一步取证。当然，只此一例便已足证唐代贡窑的存在，而且可以认为，如果秘色瓷可肯定为上林湖烧造，必然出自贡窑。由于明确为贡窑，因而不能肯定是皇家开设的官窑而可被认为是地方设置之窑，因而不能肯定是皇家开设的官窑而可被认为是地方设置之窑。到了五代，贡窑有可能已演变为官窑。其烧造规模也显然是扩大了，它甚至扩大到今日慈溪以外的地区，包括鄞县东钱湖和上虞窑寺前等地区，这些地区，构成了五代、北宋烧造全部官用越窑青瓷的基地。
晚唐上林湖贡窑的存在已可肯定，但浙江兄弟单位提供的标本是否即唐代秘色瓷或同类产品，它们是否属贡窑烧造，目前都不清楚。笔者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依然是标本的问题，如果可肯定这些标本为唐代器物，那么秘色瓷产地问题可望有所突破，而一俟产地被确认，出土这些标本的窑区当也可被认为是贡窑区域。但目前要解决这一问题显然有较大难度，所以，仍应寄希望于以后的地下出土。
四、唐代秘色瓷含义及其色泽
对秘色瓷的含义，历来众说纷纭，各有各的见争，按宋曾慥《高斋漫录》等文献解释：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这是宋人对秘色瓷的理解，这一理解显然是错误的，在宋以前至少一百多年，在五代以前少三十多年的唐代咸通朝已有秘色瓷已成定论。
今人对秘色瓷有诸多理解，或曰“蜜色”或曰“碧色”，又有“香草色”之说，还有“神秘色调之简称”一说等等。上述几种理解均集结在釉色上，究竟如何理解秘色瓷之由来，我们不妨再了解一下这个“秘”字”。“秘”，异体字读作“祕”，此字在古汉语中有多层字义，主要有以下几种：1.深奥难知，如《说文，秘系传》秘不可宣也，秘之言闭也。《史记陈丞相世家》其计秘，世莫得闻。2.密或隐之意，《广韵》：密也。3.珍奇之意，《文选，张衡，西京赋》：舞更奏，注：综曰，秘言稀见为奇也。”事实证明，仅以色调假借为秘色瓷之“秘”看来似不够完整，在唐代法门寺《衣物帐》记载之，秘色瓷和陆龟蒙《秘色越器诗》，在五代、北宋，秘色瓷之名一如既望袭唐之说。笔者认为，唐人对秘色瓷的命名可能不是简单的强调一个色调，它可能既含神秘之意，又有珍奇之意，当然更有本身色调的因素。因为秘色瓷初入长安时，势必引起王侯公卿之惊讶叹息，在此之前，京畿王公贵族几曾见过如此精美绝伦之青瓷?由此可能自然而以其神秘、珍奇和青翠色调综其名曰秘色。而且，此名一经出现，便广传至文人阶层，作《秘色越器诗》的陆龟蒙生于苏州，长期隐居松江甫里，自号甫里先生和江湖散人，说明他一生未入仕林，但竟也知秘色瓷之名，可知其时秘色瓷之名在京师以外已天下皆知。很有可能，在贡入朝廷的那部分瓷器被命名为秘色瓷后，大量流散民间的优质越窑青瓷也被文人阶层混称为秘色瓷了。而且，陆龟蒙所说的是“秘色越器”，定义既下，那无疑为越窑作品，但不见得即是法门寺出土的那种秘色瓷，这种贡入朝廷的贡品，为“人主”独享之宝藏，陆氏似难以见到，他见到的可能只是流通于民间的越窑青瓷上品而已。
还应指出，所谓“千峰翠色”应是指青绿色调，翟色即绿色，自然界美丽的万千峰峦呈现出来的正是这种葱绿的千峰翠色，若纯粹以青黄的艾色瓷陈设案头，诗人似乎不会对出如此妙句。青黄釉色瓷自汉魏六朝以来代有出新，少见唐以前文学家名诗佳赋咏吟，但古人皆善夸张，用辞不须与事物完全对应，因而“千峰翠色”的含义可能较为抽象，把青黄之色看成“千峰翠色”也不是不可能的。可以认为，秘色瓷之名在陆龟蒙之前可能早已出现，由于文献只见《秘色越器诗》，因而他似乎成了始作俑者，其实，此诗只是陆龟蒙见到越窑青瓷后抒发的情感，其标题中的“秘色越器”概念或许早已存在于世。
笔者认为，真正能够达到逼真的自然界“千峰翠色”韵味的唐代秘色瓷，应当就是法门寺出土的那种具有碧玉质感的青绿釉作品，那种色黄的银釦碗，只能算作秘色瓷中质次者，由于它们可能与其它秘色瓷同窑烧造，又同时贡入，因而也混称为秘色瓷。五代以后，越窑成为吴越王钱氏指定烧造基地，于是，早已名传天下的秘色瓷的范围更广泛了，不论色泽青绿还是青黄，只要烧造质量高，进贡皇室的上等越器一律以秘色瓷名之，秘色瓷变成了一抽象的概念，变成了上等越器的代名词。由于文献的不断引申和发展，二者几乎划上了等号。而今人则多把出土和传世的唐五代北宋越器上等品混称为秘色瓷，近几十年来浙江、江苏、河南、内蒙古、北京等地出土的大批皇帝贵戚、官吏墓陪葬析越窑青瓷即是明证。
上述诸方面，是笔者对法门寺出土秘色瓷及有关问题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法门寺出土秘色瓷应属咸通十四年四月八日佛骨到京后至懿宗死亡的七月前由懿宗给赐。
2.法门寺秘色瓷至晚烧成于咸通十三年底前，因而秘色瓷的绝对烧造上限应在咸通十三年而不应在咸通十五年。
3.目前尚未有哪一批出土或传世越窑器的烧造质量能与法门寺秘色瓷相比较，也缺乏过硬的文字资料予以佐证，因而，与之风格接近的那些唐代越窑青瓷似不应直接称之为秘色瓷，而应以“秘色瓷类型”命名(当然，五代、北宋越器例外)。
4.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提供本次研讨会的两块粘着匣钵的碗片和宽圈足碗底，已接近于法门寺秘色瓷釉色，但时代为唐还是五代仍需作进一步研究，如能肯定为晚唐，法门寺秘色瓷产地的发现只是时间问题了；反之则不然，因为五代南方均有同类釉色作品烧造。另一些上林湖窑场发现的青绿釉标本，与秘色瓷标本也仅存细微差别，但时代为唐或五代值得研究。
5.由于法门秘色瓷与常见越窑青瓷在釉色、造型、尺寸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而似不能完全排除其它瓷窑尤其是北方地区烧造的可能性，同时应进一步推测上林湖“当保贡窑”烧造的可能性，当然，最大的可能依然是后者。
6.法门寺出土八棱瓶肯定为上林湖烧造，它与十三件记录在案的秘色瓷不应属一种类型，它不是宫廷给赐的秘色瓷。
7.秘色瓷之命名首先应来自宫廷，似以其神秘、珍奇、色泽青绿而综合名之。五代后，钱氏统治的越州继续烧造青瓷，并把所有供到使用的越窑精品均称为秘色瓷。后人则把越窑瓷中的上品(包括出土和传世器)混称为秘色瓷。
注 释
①韩伟：《法门寺地宫唐代随真身衣物帐考》、《文物》1991年第五期P27。
②这里所说的“件”实为“类”，有许多物品一件中包括多件器物。
③李家治、陈显求、陈士萍、朱伯谦、马成达《上林湖历代越瓷胎釉及其工艺的研究》、载李家治、陈显求主编《89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P343。
④同上图表4。
⑤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唐代黄堡窑址》下册P523。
⑥笔者对柴窑的看法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历史传说变历史事实的例子举不胜举。1994年11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南京年会期间，河南省考古研究所越青云先生以《柴窑》为题的录相片交大会播放，云已发现柴窑，窑址在河南中牟县柴窑地，当地是否为中国历史上的柴窑，尚有待证实。
⑦汪庆正《汝窑的发现及其相关诸问题》、见《汝窑的发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⑧朱伯谦《古瓷中的瑰宝——秘色瓷》、《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P250；林士民《越(明)州贡窑之研究》，载李家治、陈显求主编《92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P480。
⑨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全·陶瓷卷》P228图版177。
⑩《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和10期P10。
(11)《法门寺专辑》。
(12)与①同，见P30。
(13)关于八棱瓶是否秘色瓷问题，宋伯胤先生《秘色越器辩证》已作过部分考证，结论与笔者之意大致相合。宋文发表于《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中。
(14)金祖明《浙江余姚青瓷窑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