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元和十三年(818年)冬，功德使上言，凤翔府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牟尼佛指骨一节，传当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明年至期应开。宪宗于次年正月令中使杜英奇率僧众持香花，迎佛骨入大内，留宫中三日，再历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施舍，唯恐不及，至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背，以求供养者。刑部侍郎韩愈，因此上表切谏，此即有名的《论佛骨表》。新旧《唐书》、《唐会要》均载有此表，《韩昌黎集》自应收入此表，《全唐文》则当录自集中。两《唐书》、《唐会要》及文集四书，所载此表在文字上均略有不同，《全唐书》则同于文集所载。本文引用时，拟据《唐会要》所载。
两《唐书》，及《唐会要》均不书此表名，《韩昌黎集》则书为《论佛骨表》，集为韩愈门人李汉所编，表名自当无误，故《全唐文》等书均用此名。此表切谏唐宪宗迎佛骨事，触怒了宪宗，两《唐书》、《通鉴》等书均载其事，兹引《旧唐书·韩愈传》的记载如下：
疏奏，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裴度、崔群奏曰：韩愈上忤尊听，诚宜得罪，然而非内怀忠恳，不避黜责，岂能至此?伏乞稍赐宽容，以来谏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至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警惋，乃至国戚诸贵，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贬为潮州刺史。
一篇谏止奉迎佛骨的表疏，何至引起皇帝如此怒气，要处死韩愈呢?对表文内容略作分析说明，可以探知个中缘故。案表中所说，首先陈述中国上古三代时，帝王年祚长久，而这时并无佛法，汉明帝时始有佛法，但年祚不长，以后事佛日益虔诚，年代尤促。兹略节引其文如下，文据《唐会要·议释教上》：
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年亦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推其年数，盖亦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永。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以上表文，为韩愈获罪的关键所在，故多引之。接着，表文指出唐高祖拟除佛教没有成功，韩愈曾寄望于宪宗能行之，故表中这样说，“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事实确是这样，宪宗令京都僧众于凤翔迎取佛骨入宫，还亲自登楼观看，又令诸寺轮流供养。表文谈过这些过程后，接着，指出在京城所发生的影响，京城百姓如表文中所述是：“焚顶烧指，百千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予禁止，“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最后，表文中表述了韩愈的主张，即假若佛本身到今犹在，奉使来华，皇帝容而接之，赐以衣食，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应“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这是表文的主要内容。
《论佛骨表》的这些内容，就是反对佛教。其论点不是韩愈的创见，前人已经说到。先就表文的开始部分来说，中国古代未有佛法时，帝王年祚长久；佛教传入后，事佛愈谨，年代愈促。这一论点，唐初傅弈和景龙年间的辛替否，早就言及。两《唐书》的《傅弈传》均载有傅弈请除佛法的表疏，兹录《旧唐书·傅弈传》内的一段表文：
降自羲、农，至于汉、魏，皆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久。汉明帝假托梦想，始立胡神，……洎于苻、石，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也。
不仅两《唐书》，《广弘明集·辩惑篇》所收释法琳《对傅弈废佛僧事》一文，专为反驳傅弈除去佛法之疏而作，其中多处引到傅弈之文，也有佛法有无与年祚长短之说。释法琳之文说：“弈云，帝王无佛，则大治年长，有佛则虐政祚短。自庖牺以下，爰至汉高，二十九代，而无佛法，君明臣忠，国祚长久。”《唐会要·议释教下》载辛替否的上疏，亦言及是否信佛与年祚长短问题，略录数语于下：
自像王西下，佛教东传，……千帝百王，饰弥盛而国弥空，信弥重而祸弥大。覆车继轨，曾不改途，晋臣以奉佛取讥，梁主以舍身构隙。……臣闻夏为天子二十余代，而殷受之；殷为天子二十余代，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代，而汉(《旧唐书》作“秦”)受之；自汉以后，历代可知也。何者?有道之长，无道之短，岂因其穷金玉、修塔庙，方见享祚乎!
是则傅弈早已明白指出，三代至汉无佛法时，祚长年久；汉明帝以后，虽事佛而政虐祚短。辛替否之意大致相同，不过于无佛祚长说得充分些，而自汉以后事佛祚短，只简括地一笔说过；不过，指出信佛愈重祸害愈大，还是重点突出的。不仅傅弈、辛替否，玄宗开元时的姚崇，亦有相同的论点，《旧唐书·姚崇传》记载姚崇告诫子孙的遗令中，有一段专谈此事，节引如下：
姚兴造浮屠于永贵里，倾竭府库，广事庄严，而兴命不得延，国亦随灭。……梁武帝以万乘为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岂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国破家。……且五帝之时，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寿，无夭横也。三王之代，国祚延长，人用休息，其人臣则彭祖老聃之类，皆享遐龄。当此之时，未有佛教，岂抄经铸像之力，设斋施物之功耶?
可见无佛法时年祚久长，事佛而年代转促，不是韩愈的创见，而是继承傅弈、辛替否、姚崇等人之说，但所用笔墨更多，说得更透彻而已。
可是，说得越透彻，却越成为宪宗要处死韩愈的要害之处。“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成为宪宗所最忌讳者，故宪宗对宰相裴度、崔群等明白点出韩愈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故愈罪“固不可赦”。为什么傅弈对唐高祖、辛替否对唐中宗、姚崇在唐玄宗时，说了同类的话，皇帝毫无处分他们之意，偏偏宪宗因此而要处韩愈以极法(殊死之刑)呢？原来宪宗即位以后，连续平定了李錡、刘辟等方镇之乱，特别是平定了淮西吴元济后，日益骄纵起来，好神仙之道，希图长生不老。就在迎佛骨入长安的前两个月，即元和十三年(818年)十一月，宪宗任命宰相皇甫鎛所推荐的山人柳泌为台州刺史。柳泌为宪宗炼长生药，告知宪宗天台山为神仙所聚，多灵草，如任命他为当地长官，即可求得仙药，因有此命。谏官上言劝谏，不可用方士为地方长官，宪宗却这样回答：“烦一州之力而能为人主致长生，臣子亦何爱焉!”正当宪宗志满气骄，力求长生不老之时，韩愈却说奉佛太过则年命愈促，岂不大大触犯了皇帝的忌讳!故宪宗要处以极刑。幸宰臣、谏官和国戚诸贵的力争，才使韩愈从宽发落，贬为潮州刺史。
至于表文中说到迎佛骨所出现的情况，焚顶烧指，废其生业，甚或出现断臂脔身，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之事，这当然是由于宪宗奉佛太过所引起的，但宪宗却这样说，“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奉佛太过造成社会上许多不良现象，宪宗可以容之，但如果说到帝王会短命，那就不能容忍。足见封建帝王如宪宗者，将其个人寿命的长短，置于社会利害关系之上。至于表文中说到奉佛太过，会贻笑四方，则辛替否在劝谏唐睿宗不要像中宗那样营造寺观时，也指出这点，《旧唐书·辛替否传》说：
中宗……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五六年间，再三祸变，享国不永，受终凶妇人。寺舍不能保其身，僧尼不能护妻子，取讥万代，见笑四夷。此陛下之所眼见也，何不除而改之？
奉佛太过的内容不同，而见笑四方或四夷则一样，盖貌虽异而实质相同者。至于表文末段所言，即使佛身至今犹在，礼接而后遣之，不令惑众，这与《广弘明集·辩惑篇》所载傅弈《上废省佛僧表》所言，将佛教退还原地一样，傅的表中说：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
或者这样说：
请胡佛邪教，退还西域，凡是僧尼，悉令归俗。
可见令佛教退回天竺之设想，韩愈亦系沿用傅弈的观点。但对于佛指骨，韩愈主张取而投诸水火，则为偏激不当的想法，是不可取的。宪宗奉迎佛骨做得过火，韩愈谏迎佛骨也说得过火，二者又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成为轰动一时、议论千载的历史事件。
当然，韩愈的《论佛骨表》，是在其儒家正统思想的支配下写成的，表文中有明显的表现，他指出佛教是“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但用封建的君臣父子这种伦理道德来反对佛教，也并非始于韩愈，不须广为引证，还是引傅弈之言为证，《旧唐书·傅弈传》说：
弈曰：礼本于事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萧瑀非出于空亲，乃遵无父之教。臣闻非孝者无亲，其瑀之谓矣!
萧瑀谓佛为圣人，傅弈反对佛教，瑀说弈是“非圣人无法”，故傅弈即以君臣父子之道反驳，萧瑀被说得无言以对。又《贞观政要·论礼乐》载唐太宗之言说：
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
僧道不拜父母，不合中国传统的礼俗，故唐太宗责令僧道致拜于父母。则以儒家正统思想反对佛教，由来已久，韩愈也是承袭前人之说，只是更加突出和系统，并专门写了《原道》一文，以反对佛道为己任，并以儒家道统自居，这是事实，毋庸讳言。
或者以为韩愈既以儒家正统思想来反对佛教，以卫道者自居，那他就是保守派，既是保守派，那就是拒绝外来文化和当时的开放政策，成为排他性的取消主义的代表。也许，这是将问题说得太远和太绝对化了吧!儒家和以儒家正统自居的韩愈，有其保守之处，但未必全是保守的，荀子就不是保守派，主张天人合一的董仲舒，提出了限民名田，至少在这一点上不是保守而是有所改革的吧!不必多说其他的儒家，即以韩愈本人来说，他是当时古文运动的主将，反对骈偶文，改革文风和文体，以复古为名而进行改革是实，故《旧唐书》本传说他“造端置辞，要为不蹈袭前人者”；《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这是在文章上的改革。韩愈在诗歌方面，以文为诗，“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上百下夰)”，开创了写诗的新笔法。这些都不是保守而是创新，并且影响很大。即从排佛来说，韩愈也不是完全排佛而拒绝佛教中的一切。如韩愈所创立的儒家道统之说，固然可说上承汉代经师传授经学的系统而来，但也可说受到佛教禅宗传授的启发而来，而且，后者的影响更为直接些。韩愈也用古文来写传奇小说，如《毛颖传》即是。而唐代古文及用古文写的传奇小说，实际是受佛教文学如变文、俗讲的深刻影响形成的，韩愈所倡导的古文及其亲笔所写《毛颖传》，都深受佛教文学的影响。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陈寅恪先生及研究中国文学史者皆有此说，可阅《金明馆丛稿》等书。因此，只凭《论佛骨表》一文，即断言韩愈是保守派，是反对外来文化及开放政策的代表者，这就难免不是以点代面、以偏概全了。
当然，《论佛骨表》沿用前人之说，以是否奉佛与帝王年祚长短联在一起，这是可笑的和没有科学根据的，因为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这只是用一种迷信反对另一种迷信，与是否奉佛跟福祸相联同样是无稽的和荒唐的。表文中说要将佛骨投诸水火，这是偏激不当的；宪宗亲自登楼迎佛骨入宫，致使百姓焚顶灼背、废弃生业的情况，同样是偏激过火的行为。而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论佛骨表》传世千馀年，佛指骨埋藏地下千余年又再出土，面对这些历史文物，缅怀这次历史事件，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这一历史事件，这不仅在于探求过去史事的轨迹，尤在于借鉴历史，更好地贯彻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宗教政策和促进中外的文化交流。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