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3日，湮没地下一千一百一十三年的法门寺唐代地宫重见天日。数千件金壁辉煌、玲珑剔透的历史遗物，向人们昭示了唐懿、僖两代皇帝在(最后)完成唐代帝王每三十年朝奉法门寺佛指舍利盛举的同时，以当世奇珍异宝在法门寺地宫围绕佛指舍利按佛教的最高仪轨，组成了表述唐王朝乞求佛祖实现其“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①愿望的礼佛文化阵容。这个极为丰富的文化序列辉煌灿烂，其中唐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光芒特别引人瞩目。 
 
    一、来自西方之国的瑰丽珍宝

    在庞大的皇室供奉宝器中，有一玻璃器系列，地宫《物帐碑》记载为“琉璃”供物。这批器物共二十件，只有茶托茶碗为中国特点的器物，应是本国制造，其余均为伊斯兰琉璃器，有些今天在其产地也难以找到，是世界历史珍品。其中石榴纹黄色玻璃盘是世界迄今最早的釉彩玻璃，可能为当时阿拔斯王朝仿效中国陶瓷涂釉工艺的制品，把世界釉彩玻璃的生产时期提前了三个世纪。

    初步考证，这十八件来自西方之国的瑰宝，可定名为：盘口细颈贴塑淡黄色琉璃瓶、石榴纹黄色琉璃盘、素面浅蓝色琉璃盘、八瓣花描金蓝色琉璃盘、五瓣花蓝色琉璃盘、弦纹蓝色琉璃盘、丹巴纹蓝色琉璃盘、素面深蓝色琉璃盘、摩诃拉巴纹蓝色琉璃盘、摩诃拉巴纹描金琉璃盘、菱形双环纹深腹淡黄色琉璃杯等。这些器物代表了伊斯兰为世界玻璃先进之国的历史风彩，包含着伊斯兰承袭罗马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的工艺传统，在技法、形制和纹饰、风格上形成了独特的模式。我们仔细揣摸，就可以找到它们的来龙去脉。1.石榴纹盘绘出相连的11个弓形面，是伊斯兰琉璃装饰的共同特点，由陶器装饰移植而来。菱形围绕盘心的团花装饰手法，细密的平绒纹，都与伊斯兰花纹有密切关系。2.四瓣花蓝琉璃盘中心所绘“摩诃拉巴”纹样是象征人魔交战、真主所在之处。这是伊斯兰最庄严的地方；用摩诃拉巴神龛作装饰，当为最神圣之意。3.纹饰中多用菱形、枫叶和团花、忍冬花等花纹三重手法，使得器物富丽多彩，用描金陪衬更显得光彩夺目。这种器物与纹饰，与伊朗尼沙布尔发现的刻纹琉璃盘相同，是九世纪尼沙布尔产品。4.盘口贴花瓶上的贴花特点，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的一件十分相似，与世界其他地区所藏同类器物比较，大约是八、九世纪地中海东岸所产。5.釉彩玻璃与瓷器工艺接近，技术要求高，是伊斯兰最负盛名的产品，很可能是受中国彩陶影响而制作的。它与尼沙布尔八、九世纪产品相似，很可能是在这里生产的。6.印纹直筒杯，其纹、形为伊斯兰琉璃器中所常见的，是从罗马帝国那里继承下来的工艺传统。以上器物具有独特的制法：采用无模自由吹制，再用铁棒技术剪刀、赶口、折沾和圆肩等加工技术，纹饰用刻花，刀具犀利、尖细，结构自然生动；黑釉料涂于黄色琉璃，使色彩对比强烈，效果突出。其描金工艺是伊斯兰新创工艺，为世所珍视；用缠贴琉璃条等方法装饰内外壁则是萨珊工艺的影响。

    从历史文献看，我国是世界上生产琉璃器最早的国家之一，在西周时已使用料器②，至汉代有很大进步，但远未达到成熟阶段，反而有对“西方之国”出产琉璃的记载和赞誉。古代琉璃又作“流离(璃)”，多指玻璃为琉璃，法门寺地宫琉璃器实指玻璃器。两唐书均记贞观十七年拂林国(即大秦)王波多小遣使至唐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在当时，这些玻璃的宝贵是高于金银宝器的。所以，可以这样认为，这些器物是其生产地的“西方之国”以其国家精品贡于唐王朝，而唐懿宗、僖宗父子又以此为稀世奇珍供养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于法门寺地宫。

    二、中西生产工艺交流的历史信息

    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不仅提供了唐朝中西方物质交流的实例，而且从中也可以看到在生产工艺技术方面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情况。

    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唐代的金银器是在吸收、消化萨珊波斯金银制作工艺技法和装饰纹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法门寺地宫出土121件(组)金银器是继西安何家村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其重要性在许多方面远远超过了前者。这批体现帝王崇佛心态、又高度佛教化了的金银艺术精品，在吸收、消化波斯技法的基础上又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其铆钉、鎏金、焊接、铰口工艺技术已相当精湛，特别是鈒金、錾花、镂空、模冲尤其技高一筹。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法门寺地宫金银器与波斯风格金银器可谓交相辉映，各显神奇。出土的鎏金银金花迎真身双轮十二环锡杖，通体錾刻十四尊圆觉僧，以繁细的草蔓纹相间隔，以鱼纹衬底，华贵绝伦，并有极为珍贵的八十四字錾文，其中“文思院奉敕造迎真身锡杖一枚咸通十四年三月二十日”，明确地标明了其产地、时间和用途。这枚锡杖通高1.96米，堪称锡杖之皇。这批集金银器之大观的金银宝器，采用了錾刻、鈒金、浇铸、鎏金、铆接，焊接等诸种工艺。出土的鎏金团花鸳鸯双耳大银盆，直径46厘米，高14.5厘米，重6265克，内外壁錾刻四对戏水鸳鸯，底部一对正在戏闹鸳鸯，为佛教密宗之重器，热烈生动的场面表现出精湛、娴熟的制作工艺，其平整规范和底部内凸外凹的效果，渗透着萨珊波斯的制造风格。

    在琉璃制造技术方面，大食与中国有着渊源关系。早期，伊斯兰手工业者通过试制中国陶瓷掌握了上光工艺，将贵重金属钴和铝的溶液涂在上有彩釉的陶瓷上，取得了富丽多彩的光泽。两河工人又把此技术用于玻璃，得到了光彩夺目的效果。九世纪在萨马拉和巴格达恢复的铝釉艺术，很可能是效法中国陶瓷涂釉工艺的结果。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素面深蓝色琉璃盘，实际是阿拉伯工匠学习借鉴中国瓷器上光技术的创造。萨马拉是838年在阿拔斯王朝动乱后为首都的，更靠近原波斯和中国。这一时期伊斯兰艺术大量吸收东方的艺术和工艺。地宫出土的石榴纹黄色琉璃盘，其风格与工艺明显地受到了九世纪中国工艺的影响。换言之，这批具有鲜明伊斯兰风格的琉璃器，实际上是在吸收和消化了唐代工艺技法的基础上制造出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接受了唐文化影响的伊斯兰文化，以革新的民族风格和异质文化特征又返回唐文化圈中来，而在这个文化圈中，唐代工匠自己制作的玻璃茶托、茶碗，又明显地打上了“西方之国”玻璃生产工艺的历史印记。

    在地宫出土文物中，有武则天、懿宗、僖宗、惠安太后及昭仪、晋国夫人供养佛指舍利的七百多件金丝织物。其中极为珍贵的夹金织物与中西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北史·何稠传》记载：“波斯尝献金线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成，逾所献者。”这就是说，北朝时中国不但已经能够生产金线锦袍，而且已经超过了波斯。有唐一代，这种工艺达到空前水平，并且与中国特产的丝绸织造工艺技术结合起来，举世无匹。地宫织金锦中的捻金线，直径最细为0.016毫米，每米三千转，不仅当时无与伦比，就是现今，也比机器织造仍然要好，而且还用了蹙金绣、蹙银绣等奇绝技艺。这里积淀着中世纪中外人民的历史智慧，是了解和认识中世纪世界丝绸最高水平的孤品文物。

    三、地宫文物与唐代中西交通
    
    人们追溯法门寺地宫文物的来龙去脉，本身就说明了唐代中国与“西方之国”的交通。地宫文物的核心，是佛教僧众数千年来所追求的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这一在唐代至高无上的圣物，牵动着唐王朝政治、宗教、文化、艺术以至宫廷生活。它的“西来”与古丝绸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其“定居”法门寺后，又以其特有的历史作用，影响着“丝绸”文化，其中的历史内容有待专论解释。

    被唐代人称为“西方之国”所产的“琉璃”瑰宝，是伊斯兰人随大食帝国的建立、东传教义时入唐的朝贡品，其来往是经丝绸之路的。大食帝国建于公元622年(唐武德五年)，即开始向中国传布物品。《册府元龟》(卷970)记载，永徽二年(651年)八月，大食国遣使朝贡。自永徽二年至贞元十四年(789年)，遣使39次，每次都带方物来贡，取道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我们推测，这批琉璃器可能为这次的朝贡之物。当时除丝绸之路外，海路已开通。海路(或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于公元一世纪，到晚唐海上交通已成为主要贸易路线，“西方之国”的琉璃器，也可能通过广州等口岸输入中国。史典记载，长安西市有售琉璃、宝石的胡商，广州成了当时海路重要经商口岸，日本商人从这里运贩琉璃等物送回本国。大食人在居留的口岸广州、扬州等地有教长、宗教建筑。宗教传布促进了商业发展，同时也扩大了中西交通。可以认为，晚唐时期中国与大食等“西方之国”的交通是相当发达的，这就否定了晚唐时期中西交通停滞的说法。

    在中世纪，中国和“西方之国”的文化交流是丰富多彩的，它深刻、广泛地影响到唐代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至宫廷生活，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说明了这一点。    

    法门寺博物馆

    注  释：

    ①法门寺地宫捧真身菩萨铭文。

    ②陈全方著《周原与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