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第一个提出“秘色越器”的是唐代诗人陆龟蒙，第一次有文字登录为“瓷秘色”的是法门寺地宫的出土物。南北相须，古今互补，岂仅是当前陶瓷研究领域的谈助而已。
陆龟蒙，苏州人。“称屈”下第，避世松江甫里，人称甫里先生。咸通八年(867)“间气布衣”皮日休(834～902？)登进士第后，游往苏州，和陆在一起过了好几年的“吟余凭几饮，钓罢偎蓑眠”的闲散生活。他们二人的诗歌除开那些令人生厌的唱和之作外，还有一些“句句考事实，篇篇穷玄虚”的作品，颇受白居易的影响，具有较浓的“为人生的艺术”的味道，陆龟蒙写出的茶器、酒具、樵人、渔事、苦雨、愁旱、香稻、秋叶、陌上桑、鱼戏莲等等诗篇。更是他熟悉和关心生活的赤子之心的纯厚感情的流露。陆的生卒年月尚未清楚，有人说在中和元年(881)以前，他还健在。因此，出现在他笔下的“秘色越器”一诗，必是他长期生活在江南一隅的务实之作，而且离开法门寺地宫最后封闭的时间——咸通十五年(874)也相距不远。因此，它对我们辩析法门寺文化遗存中的十六件瓷器是具有较为直接的意义的。
现在，请先读一下陆龟蒙题为“秘色越器”的七言绝句：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
很明显，陆龟蒙在这首短短的咏物小诗中，首先点题为秘色越器。其次明确其为越窑烧成，再其次写秘色越窑瓷器的釉色——千峰翠色，再其次借屈原和嵇康的故事，写秘色越器的为用，可“食六气而饮沆瀣”；可“浊酒一杯，弹琴一曲”，“临清流”而“赋新诗”。诗内惟独不提“贡吾君”一节。
在我国陶瓷文献中，陆龟蒙这首“秘色越器”具有“分际”的地位。在它以前，见于载记的只是“越碗”、“越瓯”、“越瓶”、“越人造兹器”，并无“秘色越器”这个词。之后，从徐寅(唐昭宗乾宁<894～898>进士)到陆游(1125～1210)三百多年间，陆续记录的有关秘色瓷的消息是不少的。首先在朱琰(清乾隆三十年进士)《陶说》(1774年刊)一书基础上，进一步把分散在古代史书及诗文中的章句集中起来进行比较研究的是我国陶瓷考古学家陈万里、日本考古学家尾崎洵盛和小山富士夫三先生。他们在1935～1936年间先后在《越风》(创刊号，1935年)、《陶磁》(日文，8卷5期，1936年)和《陶磁讲座》(日文，第二、三卷，1935年)中发表自己的研究所见，且互为承接和补充，为我国陶瓷研究者树立了治瓷必须治史、知古更需知今的新的治学态度和方法。1947年，历史学家童书业在上海市博物馆主持历史部工作时，曾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古文献上的越瓷》，从文献上考察越窑历史，这篇文章，后经童先生修改增订，收入1957年出版的《中国瓷器史论丛》。我把童先生写出的文献和陈万里先生的文章仔细校对过，发现二者基本相同，且陈引用的原文更为完整。童先生书内唯一不同的是增加了唐代诗人许浑(太和六年进士)在《晨起二首》里提到的“蕲蕈曙香冷，越瓯秋水澄”一句(其实早在黄矞《瓷史》已有引用，在陈万里1956年出版的《中国青瓷史略》中也有列表)。降至最近二、三十年间论述越窑的著述何止百十，其引用的文献，又皆无过雷池一步，且很少人提到前人对搜集越窑文献的凿空之功。这是在治瓷、治学态度上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不可小视。
前面讲过的二十几条文献材料明确地告诉人们在唐朝咸通、中和年间(860～884)“越州烧过秘色越器已是事实，并不是始于五代吴越钱氏”。只是到了中原五易其姓、南方立国分治的五十年间，吴越王将秘色瓷为方物，与金银、锦绮、织成、水晶、玉器等珍贵礼品纳贡供奉的事情更加多起来，那么，为什么叫它“秘色越器”?“众说不一”，尚待辩析。
回顾国内外研究成果中使用的自南宋以来的历史文献，对“秘色”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三：
第一，也是较早的解释是以南宋人曾慥(?——1155)、周恽(1126——?)、叶寘为代表。他们认为秘色瓷是“越州烧造”的专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并未涉及到它的色釉。
第二，是将“秘色”视为一种青釉，且和晋的缥瓷、唐的“千峰翠色”、柴周的“雨过天青”、汝瓷的淡青、官窑的粉青相等同，都是一种釉色。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说，人们其所以把耀州青瓷器也叫越器，就是因为它“类似”秘色，也是指釉色而言，并没有说到它和贡御的关系，这方面的论述可以朱琰《陶说》为代表。
第三，是陈万里先生的颜色、式样兼御用说，以他的论文《越窑与秘色瓷》为代表。其主要论点是：“陆羽《茶经》里面，已经很明显地给当时所用的茶碗来一个比较优劣的品评，结果是越州为上。”“当时的越器不只是生产多量，足以供奉相应，而且还要出品精美，可以优劣立见。因之置官窑所烧造的御用越器，自然会精益求精，颜色与式样，一定会与民间所用的大不相同。唯其如此，这一种进御的青色，不能与一般民间所用的相比拟，就给它一个秘色的名称，这个秘字，跟所谓秘府的用法有点相似。总之，御用的物品民间禁用的，所以更分别这是一种秘色的越器。”
前两年，偶然在杨宪益先生的近著《译余偶拾》中读到一条题为“中国青磁的西洋名称”的短文，对如何正确解释“秘色瓷”提出旁证。杨先生说，“中国青磁在西洋名称Celadon”，“可能为拉丁文Celatum的转讹”，“此字原出拉丁文动词藏匿(Celarc)，有秘密物件或稀宝物件诸义”。因此，“Celatum一字正得为秘色器的意译”。“唐宋的青磁，近代在埃及及波斯湾等处发出甚多(胤按：据三上次男先生调查，在埃及京城附近的Fostat遗址内发现的唐代越窑瓷器数量最多。在波斯湾于唐僖宗中和三年，即公元883年沦为废墟的Samarria遗址内也发掘出不少越窑瓷器碎片)，很可能当时已有青磁传入欧洲，欧洲中古时习惯用拉丁文，故秘色的名称传入欧洲实极自然。杨先生还说，欧洲人认为Celadon是一种海水青色，即蓝青色，而非绿色。1877年出版的Harper杂志，更进一步指出所谓秘色就般“雨过天青”一般的颜色。
综上所述，我认为陈万里先生为“秘色”写出的界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据此“秘色”一词，确实含有造型美、釉色美和专供贡奉等三层意义。所谓造型美，即是出现在唐代诗人笔下的“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而“夺得千峰翠色来”以及“似玉”，“类银”和“秋水澄”的比喻，则是对釉色的最好描绘，使人模糊地看到真实的“物理”色彩的再现。如果客观地认真分析一下晚唐五代文人学士对秘色越器的吟咏，我看徐寅在《贡馀秘色茶盏》一首七律中所绘形绘色的秘色就和陈万里先生的界说相似。徐诗的首句：“捩翠融青瑞色新”是写釉色的，而“陶成先得贡吾君”七个字，则一语道破当这些秘色越器烧成之后必须先选出最精美的贡献给国君的事实；而“先得”二字所透露的消息不正是白居易诗中说的“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的另一笺证吗?徐寅接着写出的“巧剜明月染青水，轻旋薄冰盛绿云”二句，也是既写造型，又写釉色，活龙活现地塑造出“秘色越器”的庐山真面目。由此可见，徐寅诗中阐述这样的三层意义和陈万里先生的界说，虽然有点像谢灵运写出的“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的味道；但陈万里先生“关于秘色瓷的介释，一洗从前《陶说》、《陶录》和《杭州府志》、《余姚县志》的旧说，‘更有’发前人所未发的地方”(参见《浙江与瓷器》，罗常培序)。这是我们陶瓷界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应该认真学习。
但是，除开文献记载可供我们分析和推说外，在近千年的历史途程中，几乎没有人发现或收藏过一件唐代设官监造并专为供奉内廷使用而烧成的秘色瓷。所谓秘色瓷器，所谓“金棱银釦”，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也没有人能说清楚，犹如后周柴窑的“精制色异”，都有待予考古发现的辩证。
1987年的春夏之交，有幸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的发掘品中，看到了有文字记录的“瓷秘色”，真是千载一遇，令我“兴奋神往而不能自已”。
法门寺发掘的历史地位及意义，如就出土的十六件瓷器以及《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碑上的记载而言，为我们提供了可见可触、并伴之以可靠的文字记录的实物材料依据来进行归纳和分析，以揭开陶瓷工业上的一个千年之谜。
从《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中，可以看出：
一、地宫重建于唐懿宗咸通十五年(874年)；
二、地宫中发掘出的瓷器共十六件；
三、其中一件白釉葫芦瓷瓶在地宫前室北部，其余十五件都是在中室出土的；
四、中室出土十五件中，那件青釉八棱净水瓷瓶和白釉瓷碗，是在中室第三道门东隅侧发现的。另十三件均置放在中室汉白玉石灵帐后正中北壁的大“白成香炉”中，其东侧就是鎏金捧真身菩萨；
五、这十三件瓷器中，在碗二式5件，盘三式6件和漆平脱银釦碗二件。
六、隧道后部出土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碑上提到瓷秘色一段原文是：“……真身到内后，相次赐到…瓷秘色碗七□，内二□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枚”。
这六条，清楚地表明这十六件瓷器的出土位置及其由于置放位置的不同而反映的历史意义上的差异。如果再加上对伴同出土相邻物品的类比推理，就使人感到它所呈现的正是唐代宗教礼仪、观念和信仰。而且是原原板板的再现，比用文字写出来的要明了、确切、动人得多。然而，由于《简报》的“简”，使人仍有不甚明了的地方，而这又恰恰是十分重要的，必须说清楚，例如从“中室器物分布图”看，置放在鎏金捧真身菩萨前面的编号“14”是“秘色瓷器”，但到底有几件?又是怎样置放的，都看不出来。我仔细检阅《简报》中的有关记录和标本编号，似可断定见于《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卧碑上的瓷秘色碗、盘、叠(即碟)十三件都是在这里出土的。五月中，收到韩伟同志寄赠的《法门寺专辑》一册，书中第36页写道：“在银香炉下，有圆形漆盒，内装十三件秘色瓷器”，这个补充很重要，原来不该不写。后来，我参观法门寺博物馆，看到十三件瓷器出土的位置时是饶有兴会的：地宫中室的中央放着一铺巨大的大唐景龙二年(708年)的白石灵帐，帐后靠近北墙的正中置放“银白成香炉一枚”，炉两侧各有一尊石雕彩绘护法天王，香炉下有一红漆竹编圆盒，盒内底部满铺开元通宝铜钱，钱上置一红绸包裹；包内装有十三件瓷器，每件瓷器都是用绘有仕女画像的纸张包裹，两三相套倒放着。如此郑重从事，精心护持，显然不是一般的瓷器。另外，中室第二道石门东后侧出土的那件青釉八棱瓷净水瓶，不知为什么要写成“秘瓷八棱净水瓶”?或是我的粗疏，或是我对《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碑文的理解不够，我总认为碑文中提到的瓷秘色器只有十三件碗、盘、碟，并无这件净水瓶，但不知《简报》为什么要这样写?根据何在?尤应注意的是在《法门寺塔地宫出土文物笔谈》一文中，瓷秘色器竟变成十六件，且包含八棱瓶在内，由是进一步写道：“相似的八棱瓶目前有三件，一件为传世品，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另两件为出土物。五十年代陕西西安于唐咸通十二年(871年)张叔尊墓出土一件，比法门寺出土的八棱瓶早。肩上有凸起绳纹装饰，造型特征与法门寺八棱瓶相同”。但在《法门寺地宫珍宝》(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和《法门寺专辑》中又分别称之为“八棱净水瓶”或“青釉八棱净水瓶”，并不加“秘色瓷”三字。
根据以上的记录和分析，我有一个推测，不知能否成立?我的意见是，法门寺地宫自唐咸通十五年(874年)封闭以后，“千余年来虽因地震等原因，某些遗物或遭砸损，或颠倒，或移位，但存入时的基本布局仍未改变”(《简报》)，因此，这十六件瓷器应该放到和汉白玉石灵帐、捧真身菩萨、壸门高圈足白银香炉以及天王雕像等同、谐和与互为作用的地位来认识，应该看到这十六件瓷器也在程度不同地炫耀着“佛法无边”、“威力无比”以及“王公士庶”和僧人的虔诚；应该以《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有物帐》碑文为信史和依据。所以，这十六件瓷器除开两件白釉瓷器外，其它十四件，据其制法、造型、釉色以及专家的鉴定意见，都是唐代越州窑的青瓷。但我认为并不全是“秘色越器”。这是为了什么呢？理由有四：第一，鉴于上述碑文称为瓷秘色的只有十三件，而且是碗、盘之属，并无瓶子；第二，碑文中提到“瓷秘色碗七□，内二□银棱”，在中室发现装在漆圆盒内的，确实有两件“银釦秘瓷碗”，再次证明碑文记载的可信，第三，除八棱净水瓶外，余十三件都是用绘着仕女图样的纸张包裹，装在一个圆形漆盒内，缀放在壸门高座银香炉下；第四，这十三件瓷，都是“真身到内后”唐僖宗赐奉的，和那件镌有“浙西”二字的双圈足银盒一样，同是越地上贡皇廷，再由僖宗皇帝奉献给佛祖的。这样看来，除开已为几位专家确认的秘色瓷在造型、釉色、烧制等方面构成的特点外，如上所述的四条也是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与众不同的特质，不可偏废。诚如陈万里先生所说，要断定一件瓷器是否是秘色瓷，就必须审查它的样式、颜色兼御用，三者缺一不可。所以我说，法门寺发现的秘色越器只是中室出土的装在那个圆漆盒内的十三件碗、盘和碟子，那件青釉八棱净水瓶并不是秘色瓷。
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Baulaclough)在论述“历史学的新领域”时指出：考古学“对于所谓有文字历史的民族来说，它也揭示了这些民族的历史中被文字记载无声无息地忽视了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情况。希腊，罗马的古籍经典和资料偏重于强调政治事件及伟人的作用。与此相反，考古学证据却揭示了人们如何生活，生产什么，商业交换的方式如何，生活水准多高，以及使用了哪些技术，从而使研究重点得以平衡”(《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69页)。许多优秀的历史学著作，可说都是由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考古学提供的实物证据的相互补充、相互作用的结果。
法门寺发现的文物，有赖于科学的考古、发掘与清理、鉴定提供其真正意义，我看它的实质就是巴勒克拉夫所阐述的内容。
现在，我想就十三件秘色越器的出土对法门寺发现的意义进一步说明三点：
第一，为安史之乱后江南经济繁荣提出新证
唐代江南的富庶以及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财赋供给仰仗于江南的事实，见于文献记载的有：
一、顾况(?——806后)《湖州刺史厅壁记》：“其贡桔柚，纤缟茶紵，其英灵所诞，山泽所通，舟车所会，物土所产，雄于楚越”(《全唐文》卷529页)。
二、杜牧(803——852)《授李纳浙东观察使兼御使大夫制》：“机抒耕稼，提封九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全唐文》卷748)。
三、崔元翰(《新唐书》卷203有传)《判曹食堂壁记》：“(越州)钢铁材竹之货殖，舟车苞篚之委输，固已被四方而盈二都矣”(《全唐文》卷523)。
四、吕温(772——811)《韦府君神道碑》：“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文苑英华》卷901)
五、杜牧《上宰相求杭州启》：“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文苑英华》卷660)，又《崔公行状》，“三吴者，国用半在焉”(《文苑英华》卷977)。
六、韩愈(768——824)《送陆歙州诗序》：“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韩昌藜集》卷19)。
七、自居易(772——846)《苏州刺史谢上表》：“况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为最大”(《白居易集》卷68)。
由上所述可知，安史之乱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唐朝中央政府的国用、军蓄、仓储、盐铁，人民的衣食以及“常赋之外，进奉不息”的种种贡货，大都是取诸于江淮一带。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讲的贞元二年(786)韩滉运米到陕的情境，便是一个极为生动的例证。司马光写道：“关中仓廪竭……上忧之甚。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泌即奏之。上喜，遂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资治通鉴》卷232，唐纪48)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法门寺发现的秘色瓷为上述文献材料提供了可靠物证。
虽然，由江南东道直接贡奉秘色瓷给唐朝皇宫的文献尚未看到，但吴越王贡唐、贡晋、贡宋的记载却是有案可稽。根据陈万里、童书业的统计，从唐宝大元年(923)算起，到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的六十年间，吴越贡献金棱秘色瓷器有十次之多，而且件数多达“万一千事，内千事银棱”，最少也有“百五十事”。如此量大器精的烧成，当然和历史条件、原料与生产技术直接有关，并且要有一个经验积累和反复实验的过程。它既不会从天下掉下来，也不可能是一蹴而成。就是在清代雍、乾年间，那位被派往江西景德镇御窑厂经管烧造事的唐英，“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时间，才开始懂得一点“物料火候生态变化之理”。因此，按照科学发现逻辑来推测，如果没有唐代人花费在越窑烧制秘色瓷工艺方面的智慧和才能的传统可循，即如吴越王钱鏐及其继承者日夜操作，也无法烧出一件件“捩翠融青”，“含宝碗之光”的秘色瓷来。推理总是会有猜测的成份，如果要使它成为符合客观实际，就必须依靠证据。那末关于唐代秘色越窑的证据何在呢?千百年来一直是以“查无实据”而作答案的。现在，在1987年法门寺发现中，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十三件秘色越器，而且还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弥足珍贵的唐代人对秘色瓷器的价值观念。由此，我仿佛站在一本好大好大的斑斓陆离的书本上，从脚下的字里行间读到七、八世纪以降南中国的经济繁荣，读到“天下根本，在于江淮”的历史转折；读到唐代皇室贵族对于佛教的虔诚膜拜及其企图达到“八荒来服，四海无波”的愿望；更读到越窑秘色瓷的脱颖而出和吴越国青瓷手工业的澜澜源头。
第二，为秘色越窑瓷器的鉴别、收藏、欣赏和研究提出样本
所谓“样本”，即以法门寺发现中的十三件秘色瓷作为“标准器物”来对有关唐代越窑器进行类比推理，从而区别其真假上下。据此，拟从坯胎、造型、表皮处理及装饰、釉色和装烧等五项着手对十三件越窑秘色瓷做点分析，或能帮助我们对它们有一个较为准确的认识。
一、论其胚胎 胎骨作浅灰色，颗粒均匀纯净，没有当时瓷胎上多见的杂色和粗大颗粒，也没有空裂、断裂或起泡的现象。胎体手感不厚，可惜还未看到实测数字。
二、论其造型 见于《物帐》的造型有三，即碗、盘、碟(叠)。但经考古学家分析，似可以分为两类五式，现分述如下；
碗类I式：侈口，口沿五曲，腹壁斜收。曲口以下与器壁相应处有棱起五道。曲口用刀切削，胎较厚。器高9.4厘米，口径21.4厘米。圈足高2.1厘米，径9.9厘米。”足端露胎，仅厚四毫米。发现时，碗外留有用仕女画纸包裹的痕迹(书后图1)，这样型式的碗，并不“唐代的典型器物”。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尔博物馆藏有一什唐代青釉碗，和它的样式近似，惟圈足矮些。①1982年在江苏丹徒丁卯桥一座唐代窖藏中看到的五瓣银碗却和它极为相似②。
I式碗共发现四件，其中有两件即《物帐》上说的“内二口银棱”，是银釦平脱碗，它是瓷工、金工与漆工相结合的工艺品。
碗类Ⅱ式：侈口，平折沿，腹壁敛收，平底内凹，胎亦较厚，器高6.8厘米，口径22.4厘米。同式的碗有三件，均用绘有仕女图的白纸包裹，其中有一件仕女的眉目冠戴还清晰可见(书后图3)。这样的型式，和1970年发掘西安南郊何家村 一座不晚于天宝十九年(公元756年)的窖藏时，发现的双狮云瓣纹银碗、蔓单鸳鸯鹦鹉银杯等极为相似。
盘类I式：撇口，口沿五曲，平底内凹，盘内外留有纸包痕迹。器高4厘米，口径26.2厘米。共发现二件(书后图5)。其造型和地宫后室出土的十二件“鎏金十字折枝花小银碟”相同，或者《物帐》中记录的叠子即是指此而言。
盘类Ⅱ式：侈口，口沿立曲，曲口稍厚，其下外壁用拇指向内压出棱状突出。平底内凹约八毫米。器高6.1厘米，口径23.8厘米，底径17.4厘米。盘底及外壁留有纸痕及纸上置绘的仕女图像。此式瓷盘亦发现二件(书后图2)。
盘类Ⅲ式：侈口，折沿，口沿小见五曲，厚薄不匀。曲口有切削痕，对口内壁微有棱状突起。平底内凹。内外壁均有包裹纸痕，在近口沿处还留有丝绸痕迹。器高4.6厘米，口径20.1厘米，底径九厘米，共发现二件(书后图8)。
三、论其表皮处理及装饰 十三件“瓷秘色”的表皮，在上釉前均经细细磨过。表面无饰，但凡有葵瓣形的五曲口沿，必在曲口下壁压出棱纹装饰，特别是两件I式圈足碗的曲口下方腹壁上，先涂一层黑漆，再将用金箔刻成的团花薄片贴上，并加工磨光，使金银薄片与漆地齐平，然后再罩以透明的罩漆。唐代金银平脱瓷器，在文献上虽有“平脱叠子”的记载，但从未看到过实物。日本奈良正仓院收藏的我国唐代金银平脱虽是琳琅满目，但不外铜镜、木琴、皮箱之类，也未看到平脱瓷器。因此，法门寺出土的这两件平脱漆碗实是海内唯一的瑰宝，而以瓷秘色为漆作胎，更是唐代陶瓷工艺进步的重要标志。
至于这两件银铜平脱漆碗，我仔细观察过，它是沿着碗的口沿包上一条宽约四毫米的银釦。釦子首尾衔接处留有约一毫米的空隙。隙间露出来曾施釉的“芒口”，圈足边缘及足端亦同样用银釦包饰。《物帐》说的“二口银棱”，即是指用银片装饰、造型并不浑圆的葵瓣碗的口缘而言，并不是因为碗壁面起棱面叫它银棱的。陈万里先生说的，“金棱与釦金恐怕还有点区别”。④或许它们的区别就在这里。
四、论其釉色 除了两件I式银棱圈足碗内通施青黄釉，釉下且开小纹片外，其它十一件全是青色釉。所谓“青色”釉，意即“海水青色”。唐代诗人许浑(唐太宗太和六年进士)写道的：“越瓷秋水澄”，亦是较为近似的比类。再具体点说，法门寺看到的青色釉恰如陈万里先生在《中国肯瓷史略》中提到的那种像“一泓清漪的春水般的湖绿色”。可惜我尚未用“色谱”对过，只能作此类推。此外，这十一件瓷秘色在施釉工艺技术方面还有三个特点：即薄、匀净、清亮。以往在余姚上林湖发现的唐代越窑瓷器中，有的釉薄而不匀不净，有的亮度虽好，但施釉较厚，而瓷秘色出自余姚，但又在技术上高于余姚；兼薄、匀、清亮三者于一体，当然是越器中之翘秀了。
五、论其装烧 李国祯先生在论述瓷器的烧成技术和窑炉时说：“瓷器的装烧包括装匣钵的工艺方法和匣钵装窑的方法，对瓷器的质量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⑤目前关于“瓷秘色”的装烧工艺虽无直接材料发现，但从十一件实物本身(I式圈足碗里外着漆，口缘似是芒口，所以除外)看到的某些装烧的痕迹，足以证明唐代人对秘色瓷的装烧技术是十分精进的。它们是按碗或盘的正向，一件放进一个匣钵，用支钉支持而仰烧的。正因如此，所以每件碗或盘的底部都有支钉的痕迹留下，历历可数，例如Ⅱ式撇口平底碗，在直径十一厘米的底部周边，放有大小不一的十六个支钉(书后图4)。支钉断面呈灰白色，外缘泛湖水色，底部一隅有一片不规则的缩釉片。Ⅱ式五曲盘的平底放有支针两圈，外圈十四个，是放在盘壁周边与盘底相接处的；盘底中央内凹处的周边，又放了十二个支钉，支钉内是一块圆形缩釉片，边缘发黄，明显齐正，且有小椶眼，缩釉片有如“开锅米汤”，翻滚起伏，高处青绿，低处泛白，且有手感(书后图7)。Ⅲ式平底盘的底部，沿着内凹约十一厘米直径的周边，放着极细小的镰形砂质支钉二十四个(内有四个个体稍大些)，有刺手感(书后图8)，支钉内亦是一片缩釉，但肉眼不易看到，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十一件秘色瓷器的内底釉面完整光润，绝无支烧之迹。因此说“在中唐以前，越窑还未使用匣钵，坯件多数采取叠烧，用明火烤成”，因而“碗、盘内外底留有窑具支烧痕迹”⑥的论断是可以商榷的。还有，在一部中国陶瓷史上，宋代汝窑有一个特色是以细小芝麻钉支烧的。但据我在法门寺看到的瓷秘色，支钉数量多，支钉断面也只有1～1.2毫米，不仅与汝窑不相上下，而且更是越窑青瓷未曾见过的。
第三，为秘色越窑瓷器的物理化学测定以及恢复传统名瓷提供标本
认识或研究一件秘色越窑瓷器，只观察它的外观是十分不够的，必须和原料、釉料、生产技术以及装饰技术等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认得它，才能为秘色越窑瓷找到与历史实际相符合的历史位置和技术地位。早在三十年代，周仁先生为我国古陶瓷研究开辟的一条将运用物理化学方法而得到的检测数据、实验室里的试验、同考古发掘材料与历史文献三者结合考查的全新道路，“使古代陶瓷工匠的杰出的发明创造得到了科学证实，使祖辈相传的许多奥秘和疑难得到了信服的答案，使失传已久的名窑名器得到了实验和恢复，使现代陶瓷工艺技术得到了张扬和借鉴”(宋伯胤：《对古陶瓷研究的反思》)。夏鼐先生也说过：“考古学的理论和综合研究，都要立足于大量的考古资料，可靠的考古资料主要是有赖于科学的考古发掘”(《中国文明的起源》23页)。因此，如果要使古陶瓷研究取得良好的成果，就必须有赖于科学的发掘及在发掘中的大量的考古资料。
陶瓷考古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古代陶瓷作坊遗址的发掘，另一个是古代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陶瓷器。前者的发掘要十分注意地层结构，从遗址地表捡到的碎片，虽然珍贵，但因缺少地层位置，可靠性就差一些。至于遗址墓葬，我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那些具有文字材料记录的，并非泛泛遗存。例如，吴县狮子山的元康二年西晋傅氏家族墓、武汉何家大湾的齐永明三年刘凯墓、安阳的隋开皇十五年张盛墓、长沙的唐大和元年墓、定县北宋太平兴国二年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和至道元年净众院舍利塔的两座塔基地宫，以及江西、江苏、辽宁等地六十四座有纪年墓志或文物的宋代墓葬(见《中国陶瓷史》266～268页)等等。正因为它们有准确的纪年，所以它们不仅是可靠的科学资料，而且还可作为“标本”来进行物理化学分析试验和研究。目前，为了充分发挥这样好的科学标本的作用，便于检索和使用，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历代陶瓷化学物理结构谱系和标准图像中心，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编出科学管理程序，进行电脑处理和贮存，用以促使我国古陶瓷研究更为接近科学化和标准化，逐步摆脱从直觉观察为鉴定基础的旧的模式，而1987年法门寺发现所提供的十三件秘色越器，正是符合这样的性质和作用的。
我们知道，一处重大的考古发现，犹如“庖丁解牛”，豁然解开了历史大纲中某些为许多历史学家奋力探索而未曾获得底细的或大或小的网结。科学发掘呈现的实物材料，既是一份无可辩驳的真实答案，又是从新的历史层面向我们提出了更为艰巨的研究课题。因此可以这样说，考古发现在破解历史秘密的同时又把新的秘密摆在我们面前。就某个问题而言，它可能是一个句号，但在由无限时空编织的历史长河中，它更像是一连串的问号。这一点恰恰是考古发现的重要价值所在。我认为1987年法门寺发现的重大意义就是这样的。
南京博物院
注 释:
①见《唐磁——长各部乐尔先生退官纪念图录》图54(日本，中国陶磁史研究会，1989年)。
②见镇江市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编《唐代金银器》图197(文物出版社)。
③镇江市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编。《唐代金银器》图46、66(文物出版社)。
④见《越器之史的研究》(《浙江与瓷器》页4，中华书局)。
⑤李国桢、郭演仪《中国名瓷工艺》页65(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⑥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页195(文物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