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次    

    法门寺佛教艺术概论

    引  言

    一、反映在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上的唐代工艺美术：金银器—丝织品

    二、佛教造型艺术：佛教人物造型艺术—佛教器物造型艺术—装饰艺术

    三、佛教书法艺术：碑刻—佛教经卷—法门寺当代书法

    四、佛教建筑艺术    

    结  论

    法门寺文学概观    

    一、历史文学

    二、民间传说和风物故事

    三、法门寺当代文学

    四、结论


    方兴未艾的法门寺历史文化研究，其内容不仅包括众所瞩目的佛教思想及历史、考古等方面，文学艺术方面的内容也是其中一笔宝贵的财富。在全面开拓法门寺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今天，对与法门寺及其出土文物有关的文学艺术领域有必要进行尽可能全面的清理和检点。

    法门寺佛教艺术概论

    引  言

    尽管在灵山聚众说法，拈花示众的佛陀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①，但佛教自身的发展仍然借助文字特别是造型艺术的直观性、艺术性以及装饰艺术的神秘性使其“不二法门”发扬光大，与此同时，佛教还对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二者的关系为相辅相成。主张“文以载道”、“画为心言”的中国传统文化使佛教思想观念深入人心，潜移默化，并成为东方文化源流的重要一脉，艺术在其中起到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佛教及其文化艺术为其中不可缺的部分。众多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愈来愈证明，法门寺的兴衰演变是长安佛教乃至中国佛教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法门寺佛教艺术在艺术史上的价值地位和作用也将日益明朗化，显示出其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中国的艺术在与求得生活必需品的劳动逐渐分离时便与礼教联系密切，其图案画在汉代发展为具有道德意义的壁画，如顾恺之的《女史藏图》。到唐宋时代，偏爱自然的山水花鸟画家使中国美术树立自己的特色，从而获得了世界地位。自然主义主导宋代艺坛，但并不是说青铜时代与玉器时代的图案画和装饰工艺已经停滞，我们姑且称其为唐的金银时代和宋的瓷器时代。与已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装饰艺术中，佛教题材、内容、风格诸方面的影响既深且广，以工艺美术为主要特征的法门寺佛教艺术就是最为有力的佐证。

    唐宋时期，众多文人主张“万物皆禅”，试图以禅入诗，以禅参画，追求含蓄凝炼、不露声色的艺术效果，创作出大量意境萧瑟，淡远空灵的文人诗画，当他们寄情山水，邀啸林野，在封闭狭小无法超越自我的小天地里倘佯的时候，在辽阔宏大的峰峦戈壁上，无数名不见经传的下层民间艺人创造着空前绝后、规模巨大、技艺精湛的佛教艺术，在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无数雕塑、壁画等艺术品规模之广、造诣之深足与希腊艺术争辉千古。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无名之辈在手工作坊、瓷器窑场等工艺美术的天地里耕耘，这是商周青铜艺术与汉代画像石和雕塑艺术的延伸，是古代先民勤劳智慧的结晶，其艺术魅力通过丝绸之路征服整个欧亚大陆，对人类文化交流的意义和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地处丝绸之路古道的法门寺地宫所珍藏的大量金银器，秘色瓷、丝织品等工艺美术品就是这一特定时代佛教艺术的见证。但在当时和以后的长时期，足与世界闻名的希腊艺术抗衡的六朝隋唐佛教艺术不被文人画家所注目，工艺美术一直处于不尴不尬的境地。那么，从这一角度来说，确立法门寺佛教艺术在美术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就不仅是简单的区域文化内涵的问题了。

    文化是物质与精神在某个时空范围内的一种内在的联系，文化研究就是探寻隐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思维演变的轨迹所在。宗教艺术是宗教表达思想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客观上起到反映特定时代人们的思想追求、审美标准，社会政治经济、伦理道德、风土民俗等的作用，是宗教文化最重要的方面。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与作用众所周知，毋庸赘述，它自传入中国之后，经过数百年的消化、吸收、融合，形成具有鲜明长安特色的华夏文化，随着中西物质文化的交流而传播世界。汉唐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法门寺佛教艺术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其内涵是极其丰富的。

    我们认为，法门寺历史文化研究中的艺术研究包括佛教艺术、唐代工艺美术、建筑艺术、书法艺术等几个方面，主要表现为金银器制作与装饰工艺、瓷器、丝织、印染、雕塑、石刻、彩绘、漆器、木器、钱币、建筑等形式。代表唐代工艺美术最高水平的金银器、丝织品、秘色瓷器的制作装饰工艺特别值得深入研究。

    一、反映在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上的唐代工艺美术

    工艺美术具有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双重属性。作为唐代皇家供奉佛祖的器物，法门寺地宫文物又具有为佛教张目这一特殊的属性，具有更加深广的内涵。它反映着时代的思想，又体现当时社会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追求。公元八世纪左右的唐代，我国经济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唐代文明不仅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灿烂的一页，也代表了当时世界文明的最高峰。唐代工艺美术非常发达，在各种领域或艺术门类中都达到全面繁荣的时期，丝织、印染、金银器、陶瓷等的生产技术和制作规模都远远超出了前代，装饰艺术达到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唐都长安在当时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对外交流十分频繁，一方面，它吸收外来文化丰富自己，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通过“丝绸之路”等途径传播外域。可以说，一批法门寺稀世珍宝。也就是一部唐代工艺美术史。唐代工艺美术品种类的绝大部分都可以在地宫文物中找到全面典型的例证。秘色瓷器是绝无仅有的重大发现。有人断宫唐代工艺美术是中国美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那么法门寺地宫文物就是奠定这座丰碑的基石。

    1.金银器

    在唐代金属工艺中，金银器是最富有特色和创造性、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一种金属工艺品。法门寺地宫共出土金银器121件(组)，大多数是皇室专为供奉特制，或是专为御用特制，代表了唐代金银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

    造型丰富多彩是法门寺地宫出土金银器的一大特点，除了比较常见的函、盒等器物的常规造型外，还有许多鲜见的如捧真身菩萨、臂钏、波罗子等各具特色的金银器，这些新器型的出现，大大丰富了唐代金银器造型设计制作工艺的内容。许多器物为懿、僖时期制作，在制作工艺断代上属唐代晚期；各种造型设计显得更加成熟和老练，对称与平衡、轻与重、疏与密的呼应关系更趋均衡。

    在花纹图案的装饰工艺方面，其题材的丰富为同类文物所罕见。唐代金银器装饰通常使用的各种动植物或写生或夸张变形的各种纹样，几乎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例证。在整体构图和花纹的排列布局上，注重了点与面的结合、疏与密的搭配，更多地则是以构图丰满的“满地装”纹样构图为主，显示出器物的雍容华贵、富丽堂皇。六臂观音蚕顶金函人物装饰(图1)鎏金双蜂团花纹镂空银香囊(图3)镀金成形，通体镂空，盖身均散点分布六枚团花，除囊盖顶部团花内錾四只飞蜂和囊身底部为折枝团花外，其它团花内均錾饰双蜂、镂空处为阔叶纹样。连缀纹、单独纹、格律纹、平视式、装饰画等各式纹样都有表现，如六臂观音盝顶金函顶盖侧的卷草纹与鸿雁纹构成的二方连续连缀纹样、银*(左石右呙)轴*(左石右呙)轮火的莲瓣、鎏金团花小银碟上的小团花单独纹样等。以中心为轴旋转一定角度构成重复连接的格律式纹样表现最多，且多在盒、函的顶盖部位，给人以流动的感觉；如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顶盖，盖为盝顶，顶面錾两条行龙戏珠，四周衬以流云(图5)，六臂观音盏顶金函顶盖上的双凤纹等(图1)。平视式纹样以鎏金人物画银坛子上的人物画最为典型，富有生活情趣。点装构图中的单点式装饰如人物画银坛子盖顶四周的狮纹装饰等，散点式装饰如经金飞鸿毬路纹银笼子上的散点鸿雁纹等。另外，补充整体构图的边角隅纹样以及山型花边多以流云纹、莲瓣纹、卷草和折枝花为主，如鎏金鸿雁纹银茶碾子、*(左石右呙)轴、茶罗子等。唐代金银器装饰上经常使用一整两破式构图，利用器物的造型特点，在盒口开合的关键部位施以相应的图案，如香囊盒扣上的双蜂纹就是这一特点的充分体现(图3)，局部与整体完美统一。在花纹图案的表现手法方面，法门寺地宫文物有错金银、银鎏、线刻、浮雕等多种工艺，如鎏金鸳鸯团花双耳圈足银盆集各种金银器制作装饰工艺于一身，盆壁自盆口凹处至盒底竖列凸棱，将盆壁分作四瓣，每瓣内錾两朵横列的阔叶石榴团花，团花中一只鼓翼鸳鸯立于仰莲之上，两两相对；鸳鸯团花之间衬以流云和三角阔叶纹；盆壁内外的装饰花纹完全相同，犹如透印而成；盆底模冲、捶打出一对嬉戏的鸳鸯和阔叶石榴组成的大团花，四周施鱼子纹地，形成浅浮雕效果。

    在金银器制作工艺上，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手法细腻，制作考究，许多器物的细致工整为当代同类器物所少有。

    丰富的錾文大多有明确的纪年可供考证，是法门寺出土金银器的一大特点，它不仅是明确其自身制作年代的难得资料，也给整个唐代金银器制作工艺情况的准确断代，提供了可靠的标尺。

    因为有大量可供查考的年代资料，从法门寺地宫出土金银器上，也可以窥见唐代金银器装饰图案发展演变的一斑。

    文思院是专为唐代皇室制作金银器皿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在当时是最高工艺水平的造作所。有关文思院记载的金银器铭文是极其宝贵的资料。《新唐书》只在少府监中尚署下有“金银作坊院”的记载。这次出土的大量金银器铭文均明确记载为文思院所造，补充了史料的不足，对于研究唐代金银工艺的制作部门文思院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和文字资料。

    2.丝织品

    丝织物在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发挥着其它工艺品所难企及的重大作用，它不仅沟通西方、连接丝绸之路，也是政府征收赋税的重要手段之一。唐代丝织物的工艺水平体现了古代人民高度的智慧和手艺，是古代工艺美术成就的重要方面。据法门寺地宫所出物帐碑记载，武则天、唐懿宗、僖宗以及惠安皇太后等供奉佛祖的各类织绣服饰杂物达七百余件，虽然龟裂粉化严重，但从剩余残片已可以推测出其工艺水平的高超，另外，还有大量器皿的附属品如锦绣包袱等类。这些丝织物的数量之巨大为考古发掘所少有，是一座标准的唐代丝织品仓库，唐代丝织物中各种品类如绫、罗、纱、绢、锦、绣、印花、贴金、描金、捻金、织金等均无所不包，尤以平纹绢、纱、续为最多，其次为罗锦。与金银器相比，法门寺地宫丝织品所代表的唐代染织工艺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特别以菱纹织金锦高超精绝的制作工艺为专家所惊叹。

    法门寺地宫出土丝织品上的丝织纹样、图案丰富多彩，写实与几何变形图案相映成趣，华美壮丽与纤秀精细并存。其中蹙金绣织物工艺精美，主要花纹有流云纹、折枝花、团花等，多以几何图形为主；其余残件写实为多，主要有莲花、折枝花、如意纹、流云纹等。其纹样组成主要有散点式，即多用团花或点花、折枝花作菱形或方形的交替规则排列，如织锦棺衬。蹙金绣织物图案各具特色、典型唐代仕女上装模型半臂以折枝花作菱形散点排列，花朵的排列意向与花的枝干的排列意向呈交叉流动的感觉，活泼大方之中有一定秩序，是花纹图案组织的佳作。蹙金绣的边缘部位多以流云纹组成二方连续纹样排列，有典型的装饰效果。蹙金绣坐垫则是以整朵大莲花团花为中心占据整幅画面的中心对称图案，小朵云纹点缀边角隅地带，是装饰艺术中独具特色的一例。蹙金绣袈裟四边设连续云纹装饰，中部界成水田格，格中绣莲花。

    这批丝织物中的大量刺绣工艺是唐代服饰刺绣的典型，针法精细纤巧，风格华美凝重。其加工技术多种多样，有蹙金绣、平绣、贴金绣、贴金加绣、绣加绘等。印染技术有镂空版印花、凸版印花、描金绘花、木版人物画等等。据王亚蓉《法门寺地宫所出纺织品》②一文记载，捧真身菩萨绣袄残件，残存绣纹有花草三簇及蝴蝶、鹤鹅等，针法为平绣，有戗针、齐针、羼针、接针、顺针、钉线、圈金、铺绒加刻鳞等，劈绒绣线技法娴熟，尤其在用捻金线圈边时，有如画家用笔勾勒，圆韧挺括，线纹流畅，色泽晕润，是一件工艺水平很高的刺绣作品，可以作为地宫出土文物刺绣工艺的代表。

    地宫丝织物残存中还有几种令人叹为观止的丝织品类。如土红色砑光绫为平纹地斜纹花、织成后经碾砑加工，经纬扁平而薄，几乎将织物孔隙全部填死，表面平滑如纸，应是当时的高级织物“缭绫”。又如丝织物加金织、绣，最早见于汉代的史籍，《三国志》亦有记载，但一直未见过实物。法门寺地宫纺织品中的蹙金绣和织金锦的发现使人们对于唐代丝织、刺绣工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菱纹织金锦，捻金线细密厚重，是考古发掘的新发现；金锦团捻金线作菱格花纹，直径仅0.1毫米左右，是目前考古发现最重要的晚唐时代织金锦实物。

    石兴邦先生说：这一批唐代丝织物的发现，不但为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史、纺织史和织造技术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从中也可看出我国丝织品在当时世界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原因。

    著名文学家、古代服饰研究专家沈从文赞扬这批丝织品说：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唐代考古最重大的发现，法门寺地宫出土众多的唐代丝织物，特别是加金织物意义重大，这是唐代工艺的集中体现，比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丝织品等级还要高。这些丝织品提供了研究唐代文化史、服饰史的重要依据。

    二、佛教造型艺术

    1.佛教人物造型艺术。佛像雕绘从古印度犍陀罗时代开始至笈多王朝达到艺术巅峰。中国的佛像雕绘从天竺僧人唐僧会授曹不兴以佛绘之法始，以后各代顾恺之、张僧繇、曹仲达至唐吴道子等，名家辈出。艺术风格早期吸收古希腊艺术风味十足的犍陀罗艺术，逐步呈现出融合的趋势，如云岗人物造型早期“承接犍陀罗作风，为西部各洞所无”、其美人造型“婉丽肥硕”，藻井飞天肥短如小儿，在印度鹿野苑笈多时代的雕像……“正与此相似”，“晚期作品，飞天削肩瘦长，衣带飘逸，与前者绝不相类。这正是中国艺术史上所说的‘瘦骨清像’在北魏的晚期，佛教雕刻艺术已逐步中国化了”③至唐其艺术风格彻底中国化。法门寺佛教人物造型艺术大多处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最为隆盛的唐代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为“艺术的热情时代”，④西域传来的宗教信仰，新技术的启发，使艺人摆脱礼教的束缚，幻想驰骋，飞动奔放。“飞腾动荡是那个时代的特征”⑤。法门寺佛教人物造型具有当时时代艺术的共同特征，但又具有自己的特点，即古代宫廷艺术所具有的精细以及唐代艺术特色浓厚的宏大敦厚。特别是唐代人物造型艺术在构图、色彩、线条方面所共同具有的特征表现最为突出，即鲁迅先生所谓“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⑥

    法门寺人物造型艺术形式多样，主要有石刻、线刻、雕塑、彩绘、木雕等，作品大多以佛教题材为主，通过人物形象表达人们对生活中欢乐和希望、痛苦和追求的理解，表达了种种极大的忍耐、镇静、牺牲精神，其人物形象和表现手法融中西文化于一炉。如人物画银坛子上的线刻人物组画是中国传统线描人物的典型(图8)，画面表现普通生活中极常见的吹笙、品萧、下棋、弹琴、弄蛇等情节，生活情趣极浓；造型采用中国绘画常用的方法，人大于山、散点透视构图。一组檀香木微雕十大弟子雕像则明显是外来文化影响作用的结果。作品残存七件，每件不足2厘米长，在放大镜下面可以明显感到人体结构的内在关系，古代匠师大胆吸收外来营养，注意了人体解剖关系和人体美的表现，是人神结合形象的优美境界。其中的一枚力士雕像注意了人体肌肉的健美、强壮、韧性、力度的表现，与腰上所系衣带的轻快飘举形成鲜明对比，松与紧、强与弱的关系构成完美的和谐。古代印度人体雕造技巧具有优美的写实性，肉体的感觉与动态有很好表现。这枚雕像艺术风格的渊源关系值得探讨。在枣核大小的木块上雕刻出如此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确实令人叹为观止。在如来说法宝函、四天王宝函、六臂观音宝函、阿育王塔等器物上采用錾刻、雕塑、彩绘等形式所表现的西方极乐世界是人物造型艺术中西结合的典型。地宫彩绘石刻护法天王，石门线刻、浮雕天王、菩萨形象具有很高研究价值，是对敦煌唐代彩绘雕塑艺术、唐昭陵线刻艺术的补充。

    另外，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拆除法门寺明塔时出土的大量铜佛造像是研究佛教艺术与明代雕塑的重要资料。这批佛像计有铜像一百零一尊、石质像一尊、泥塑像一尊。

    2.佛教器物造型艺术。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反映的器物造型艺术十分丰富，这类器物首先是以一种象征标志而出现的，已经超出了实用与审美的范畴，充满神秘色彩和超自然的氛围，以抽象的虚幻的形式去反映现实中不存在的境界。它能使佛教徒在艺术享受中接受感化，在潜移默化中表现佛教义理。佛教法器履行一种其它佛教艺术品不可替代的被膜拜和被崇敬的职能，是“堪行佛道之器物”。地宫出土文物中锡杖、钵盂、如意等均属法器。级别最高、型制最大的“锡杖之王”双轮十二环迦真身银金花锡杖专奉于释迦牟尼佛；单轮十二环纯金锡杖奉于迦也佛；单轮六环铜锡杖，奉于地藏菩萨；素面纯金钵盂，也屈法品中稀有珍品。探究这批佛教法器的造型艺术与当代佛教思想、审美追求、风土民俗等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研究佛教史、艺术史、文化史无疑会有很大帮助。银芙蕖(图6)、鎏金仰莲瓣银碗、石雕汉白玉灵帐等也是造型艺术的精品。

    3.装饰艺术。这批稀世珍品上面的佛教专用装饰花纹、图案等十分丰富，也是一笔宝贵的艺术财富。曼荼罗意为“坛”、“坛场。”、“轮圆具足”、“聚集”等，是佛教密宗修法时的一种重要仪轨。法门寺地宫文物各种形式的曼荼罗表现丰富，如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上的如来说法图浮雕是比较典型的大曼荼罗造型，还有如六臂观音纯金宝函等；捧真身菩萨则是装饰精美的羯摩曼荼罗造型。伽陵频迦，人首鸟身的佛国神鸟，以音色纯美著称，法门寺地宫文物也有表现，如伽陵频迦鸟纹银棺上的线刻伽陵频迦。金刚杵是密教法器中的一种，地宫文物出现多次，如流金三钴柞纹银於迦瓶。这种图案还有三足盐台上的摩羯纹等。

    法门寺文物上的许多动物、禽鸟、花草树木或写实或夸张变形的精美图案是唐代工艺美术成就中的上乘之作。鎏金双鸳团花银盆，盆底用浮雕和錾刻手法表现一对引颈回首的鸳鸯，姿态万千，栩栩如生；其整体构图之丰满圆融，刻画线条之流畅，即使在工笔花鸟绘画中，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图2)；盆壁内錾刻的十六只鸳鸯图案也是妙趣横生，引人入胜。这些图案构图之准确令人叹为观止，艺术水平足与昭陵六骏相毗美。这种用写实手法表现的动物形象还有鎏金银龟、鸿雁、仙鹤等。植物写实造型以银芙蕖为其典型代表(图6)，还有折枝花草等唐代常用技法，丰满、富丽而精细。

    三、书法艺术

    我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流派纷呈，名家辈出。北碑南帖，各种体裁的书法作品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汉魏时期佛典东传，加上纸的发明普及，写经之风大兴；北魏汉化，佛教再度兴盛，开窟造像愈演愈烈，替生人纪功、代亡人祈福的各种碑刻、墓志铭与造像题记遍布于大江南北的山陵、寺庙、石窟、摩崖，至唐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随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各类碑刻、经卷等书法作品是书法史上艺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1.碑刻。法门寺出土与遗存我国历代碑刻数十种，以魏晋和唐代碑刻数量较多，水平最高。这些碑石的书法艺术水平和风格流派的演变反映我国书法艺术史各个重要阶段的各种艺术风格，如晋的平和含蓄；魏的方折劲健，质朴雄浑；唐的沉稳扎实，刚劲雄健，以及宋元时期的自由奔放、流利洒脱等。读者从法门寺碑石遗存的文字形式上已可以大体触摸到书法史的基本脉络。试举几例具有代表性的碑铭以证之。

    《北周七女碑》(图12)碑残。背景不祥。时在北周。

    我国南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分南北二派，即所谓北碑与南帖之分。帖宜行草，以流利为美，碑宜于楷、隶，以方严为尚。此碑虽属北碑之列，但结体、布局受南帖影响更甚，其风格近刘宋《疑龙颜碑》，但更逼晋《聚宝子碑》，点画不及其方折顿挫之分明，用笔有明显二王或钟繇八分之书味。从此碑的书写章法上看，汉简、二王影响魏碑发展的深广可窥一斑。

    书法艺术与碑刻关系密切，佛教写经树碑的风气造就了大批书法名流，大量地碑刻、手写经卷成为唐代书法艺术的主要方面。法门寺大量唐代书法作品就是这批艺术成就的一部分。唐代书法继承综合汉碑与魏帖的成就，以刚健雄强为美，异于晋的平和含蓄，更不同于南朝的柔媚萎靡，我们可以从法门寺唐代书法作品上体味到这一传承关系的流变。

    《惠恭碑》(图11)为武则天永昌元年法门寺僧惠恭树。书者不详。碑文记载法门寺塔院安禅院惠恭燃指供佛事。

    《下发入塔铭》(图10)为唐中宗景龙二年法门寺主妙威树，记载中宗及皇后、公主下发入塔供佛事，书者不详。

    唐初书法虽源于魏碑，由于太宗侈好、推崇，士大夫竞相师法右军成为时尚。从法门寺出土唐初盛时期的碑文亦可感觉到祟王的意味。如果说《惠恭碑》在方整圆融、笔法劲健、结体紧密的魏碑基础上透漏出稍许内刚外柔、含蓄秀雅的晋人风味，那么《下发入塔铭》则直追二王，与欧、虞、褚的行笔结休如出一辙。北魏《张黑女墓志》、《张猛龙碑》棱角分明的方笔点画，宽绰紧敛、矫健奔放的结体章法在《惠恭碑》上尚可以找到一些余韵，这种格调在《下发入塔铭》中已荡然无存，我们把它与欧阳询《虞恭公碑》、虞世南《夫子庙堂碑》以及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相比较将会一目了然，那是一种楷书而有明显隶书点画的褚遂良一路，字形宽绰，用笔瘦劲。

    《物帐碑》为大兴善寺僧觉支书，《志文碑》为沙门令真书，艺术特点与写经卷风格接近，流露出平和自然的晋代佛经的意味。

    宋元书法重“意”即内在感情的抒发，异于唐对于用笔结体之法度的苛求，但其总体风习仍沿习唐之帖学。

    《灵异记碑》结体用笔明显师法《九成宫》，但不及其笔致紧敛，失之平板。

    《普通塔记》碑(图15)为北宋庆历年间法门寺僧沙门可度书。碑文记述法门寺历史沿革。较之前代书法，此碑书体明显宽松，自然洒脱，接近赵孟*(左兆右页)的结体妍丽、用笔遒劲，于规矩之中有超然仙气。请参看赵之《御服碑》等。

    《金烛和尚焚身感应碑》，金代泰和六年法门寺净土院僧爽公于三月十八日在法门寺塔前焚身供养舍利，故名金烛。长安二年，俗官为其立碑以纪其事。书者为一主簿权县事。中楷。

    《谨赋律诗九韵奉赞法门寺真身宝塔》。金进士朱景佑书丹。行书。较前代书法更趋自然流利。

    明、清之际，帖学盛行，文人多擅写行草之书，其简犊之美，几逾唐宋，但风格趋于流俗而古朴不足。法门寺出土明代书法是宋元苏、黄、米、蔡一路的滥觞。

    《张信甫碑》(图14)碑残，内容不详，金熙宗天眷元年立。与苏轼结体侧倚扁平、肉骨丰劲的《归去来辞》有神似之处。

    《西蜀大洲居士诗碑》，明隆庆春日陈子需上石，大洲居士不详。行书。

    明代法门寺塔横额大幅楷书“真身宝塔”、“舍利飞霞”、“美阳重镇”、“浮屠耀日”。

    2.佛教经卷。大量佛教经卷的出土是法门寺古代书法艺术内容的补充。从书法角度研究佛经，在我国目前尚属空白。在中华民族艺术史上还没有任何一种势力像佛教这样对于书法艺术影响之深远。大量无名氏手抄佛经风行的结果，客观上使书法长足发展。佛教义理影响历代文人雅士的主观世界，涉及书画艺术内在格调的潜移默化，这是书法研究的空缺，我们呼吁更多的专家关注这一题目，使佛教与书法这一研究领域在法门寺找到一个突破口，扎实稳步开展下去，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3.法门寺当代书法。与法门寺当代文学相同，法门寺当代书法研究创作以赵朴初先生《赞歌》(图12)首启其端。这是一篇沉稳劲健、风神俊逸的行书力作。

    从佛教理论思辩内容与风格的变迁对书法艺术的影响这一角度研讨书体流变的渊源关系，联系海内外书家、理论家从这一角度开拓书法研究的范围，是当代许多书家、理论家的夙愿，法门寺书法协会便是这一夙愿的产物。

    1989年11月9日，近百名当代书法家、理论家会集法门寺博物馆，举行了法门寺书法协会成立大会并举办首届书法作品展览。沈鹏、张越、宫葆诚、刘自犊、吴三大、茹桂、王崇人等书法家题书祝贺。大会选举王崇人为名誉主席，茹桂为主席。该协会开展定期与不定期的交流活动，在书法界得到一定的反响。从佛教角度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交流活动，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努力。

    四、佛教建筑艺术

    法门寺古称阿育王寺，塔名阿育王塔。传说最早的法门寺塔为阿育王所造神塔之一。《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载：“大魏二年，岐州牧小冢宰拓跋育……削旧规，创新意，广以坛殿，高其闬闳，度僧以资之，刻名以纪之。”及北周武帝宇文岂灭法，“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到显庆五年，“有禅师惠恭、惠方等，尊睿旨，购宏材，征窝县之工，写蓬壶之妙，……献全摹以运斤，不日不月，载营载葺……襟带八川……面太白之群峰，阳鸟矫其翅，由是危槛对植，曲房分起。栾栌叠拱，枕坤轴以盘郁，梁栋攒罗，拓乾冈而抱阙”。“景龙四年二月十一日，中宗孝和皇帝旌为圣朝无忧王寺，题舍利塔为大圣真身宝塔。”文中所提被唐中宗旌表为“无忧王寺”和“大圣真身宝塔”的法门寺及法门寺塔在当时究竟是何等形制规模，史料尚缺。金人诗称“三级风檐压鲁地，九盘轮相壮秦川”，描绘了塔的宏伟高大。专家据法门寺地宫唐代塔基遗址等史料推测，文中所提唐塔当为四级木塔，形制是否如地宫出土文物铜浮屠造型(图7)，尚待进一步考证。

    法门寺在唐代经反复扩建重修，佛殿楼宇和宝塔的规模越来越大，唐末五代时期，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重修法门寺塔庙，《大唐秦王重修法门寺庙》碑纪云：“穷极华丽，妙尽馨能，斤斧不缀于斯须，绳墨无亏于分寸。”这是对寺院一次有规划的改造修复，工程在原有基础上形成了以传统的殿堂庙宇等组成的以庭院为单元、以塔院为中心、由二十四院组成的唐代寺院格局和宏大的建筑组群。关于宋代法门寺规模现存的资料丰实，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寺院的规模，《灵异记》碑载：“寺之东南有浴室院，或供会辐凑，缁侣云集，凡圣混同，日浴千数，泊百年已还，迄于今日，未常废坠”。

    唐代法门寺四级木塔，于明隆庆年间倒塌，明万历七年至三十七年，民间集资修建一座八棱十三级砖塔，曾经清乾隆二十四年、光绪十年和民国朱子桥三次大修，直到1981年倒塌。

    现存考古发掘遗址和实物资料使我们对法门寺佛教建筑艺术有了更进一步明确的认识。

    1987年清理明塔地基时发现的唐塔基遗址证实地基为正方形，边长26米，面积1676平方米。塔为木结构，有四根承重柱，二十个回廊柱，楼阁式结构。四道流水屋槽，高拱飞翘的重檐。

    明代砖塔为八角形阁楼式结构，十三层，塔高四十七米，直径16米。塔身按八卦定方向，第一级八面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字，四面有题额。塔身第一层幅下，砖刻垂爪柱，斗拱帐幌、砖雕二龙戏珠、双凤朝阳等图案。第二层至八层檐下均刻出额枋，斗拱以叠涩出槽。十三层为八角形圆盖，塔顶为铜覆体宝珠。塔上每层各面置一佛龛，共八十八个，内供铜佛或菩萨像一百零四尊。

    唐代地宫为帝王陵墓式结构，长方形，全长21.42米，分踏步漫道、平台、隧道前室、中室、后室、秘室几部分，通以大理石砌成。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佛塔地宫。

    现存清代法门寺寺院总体布局仍沿用传统的平面布局，殿堂廊院布置在以塔为中心的南北中线前后，塔殿并重，井然有序。在唐宋代时曾经塔殿同为主体，在寺外另设塔院。

    塔是建筑与雕塑艺术的综合体。法门寺塔、寺建筑与布局是中国古代佛教建筑艺术的典型。塔为我国早期楼阁式佛塔发展演变而来，由地宫、塔基、塔身和塔刹组成。寺院建筑布局采用中国宫殿建筑沿中轴线布置的院落式格局。

    结  论

    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给中国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自汉、魏以来，佛教的建筑、雕塑、绘画、工艺美术、书法及音乐使中国艺术各个领域进入异彩纷呈的崭新阶段。佛教造型艺术极尽想像夸张之能事，神秘化、理想化的艺术追求使佛像与寺院塔庙的建筑和周围山水相协调，形成以寺院建筑艺术为中心的整体艺术氛围，数千年来一直是民间重要审美对象和信仰中心，是一种重大的文化现象。法门寺佛教艺术就是佛教对中国文化影响作用的结果，是这一现象最典型、最有力的见证，综观中外佛教艺术并与之相比较，法门寺佛教艺术又具有自身无可替代的独特之处，也正是这些特点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化史、美术史上的特殊地位。

    1.在法门寺地宫出土金银器、秘瓷等表现出了那个时代的特征，是当时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标志，是唐代金银制作工艺的象征和集中体现。金银器的产生、发展、衰落构成了金银时代。

    马克思说：“从来的历史记述，一直不大注意物质生产的发现，也就是不大注意一切社会生活和一切现实历史的基础。但是对于历史以前的时期，人们至少曾根据自然科学的研究，而又是根据所谓的历史研究，那就是根据工具和武器的材料，把它分作石器时期、铜器时期和铁器时期。”⑥，在历史上，石器、青铜器和铁器的使用不仅自然区分了人类文明的不同的发展阶段，揭示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规律，进而判定当时的社会形态，而且同时体现出人类在征服自然之外的审美追求。如果说在石器和陶器上更多的是原始生命的单纯天真，对于生之欲望的执着渴求，透露出原始境界的意味幽深；在青铜器皿上更多的是宗法观念以及对于主宰人类生命者的崇敬、神秘和畏怖，以记载远古先民生活劳作、攻伐征战、祭天祀祖、宴享宾朋、赏功颂德等等社会活动，那么唐代金银器与之比较，又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构成了唐代社会文明的特征。法门寺地宫出土金银器是皇室供奉佛祖的器物，由当时最高金银器制作机构精心制作，加上佛教对于制作者心理因素的影响，这批器皿与其同类相比，具有规格高、数目多、制作精美等特点，足以代表唐代也是我国历史上金银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及其在各个阶段的特征。在造型和整体感觉上它们具有自己典雅、华贵、细腻、富丽堂皇的特点，不同于石器、铜器的古朴、浑厚、率直自然，也不同于青铜器的气魄雄宏。我们通过更多的资料和进一步研究将足以证明法门寺地宫出土金银器所处时代可以称为“金银时代”，并对其内涵作进一步的剖析和肯定。

    2.相对于敦煌、云岗、龙门等佛教写实艺术而言，法门寺佛教艺术是以工艺美术为主要内容和表现手法的造型艺术。中国佛教美术虽然渊源于印度，但具有典型的民族风格。佛像绘画、壁画、雕塑所表现的内容以佛本生故事、经变故事、净土变相以及佛菩萨像为主，虽然以七宝楼台、香花伎乐、莲池鸟树为背景表现西方极乐世界的美丽，但明显地能够感悟到其创作素材来源于现实生活，审美追求、思想格调“和唐代的社会生活、人民的爱好是完全一致的。有些佛画还点缀许多人间社会的生活小景、乐观、明朗、富有情趣”⑦。法门寺佛教艺术则多是以工艺美术的独特形式将现实生活提炼、浓缩夸张、变形为某种抽象的造型、线条、色彩等等，曲折反映佛教义理。法门寺佛教艺术是对中国佛教写实艺术的补充，是唐代工艺美术辉煌成就的结晶。

    3.相对于何家村、丁卯桥等地出土的同时代金银器皿，法门寺地宫出土金银器在造型设计和装饰纹样的构成上更多地加入了佛教的内容和成分。如在一般唐代金银器上反复出现的常见动植物纹样如龙、凤、飞狮、天鹿、天马、独角兽等形象在法门寺出土唐代金银器皿上则代之以佛、菩萨、天王、力士、罗汉、金刚形象，或者壸门、摩揭纹、三钴杵纹、卧龟、莲花等。这是由于制作者出发点的不同所决定的。把它与前代同类器物和青铜时代的青铜器相比较，可以明显感觉到其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的不同。在商周青铜器皿上所体现的炊饮器皿的实用性以及礼器的神圣在这里已经不复存在。同样，汉代金银器也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金银器的出现是在汉代以前。但到了汉武帝时使用金银器皿与延年益寿、封禅成仙联系在一起，并为后世的统治阶级所信奉，这给金银器的制造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⑧而法门寺金银器则多是与说法、护法、参禅、礼佛联系在一起。有的还更多了一些观赏的成份，正统性、使命性的价值意义相对减弱。时代的不同引起金银器制作内容上形式上的变化，难道这一明显的演变不正是金银时代人类文明发展变迁的体现?

    4.装饰纹样丰富多彩，富丽堂皇，制作工艺细腻考究、华贵绝伦的宫廷艺术风格是法门寺工艺美术的最大特点。无论是金银器、丝织品还是秘色瓷器，法门寺文物多是由皇室组织当时一流水平的工匠用最好的材料花费大量时间精心制作的，其艺术风格不同于史前时代人类文明初级阶段在石器上钻孔打眼或是在陶器上涂抹简单古拙的纹饰，或是青铜工匠在作坊用大量熔化的铜锡合金或泥范或失蜡浇铸出布满厚重狞厉纹饰的青铜器。

    5.大量古代欧洲、波斯、古代印度宗教艺术等装饰纹样在法门寺地宫文物上的体现是中外文化交流和古代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印证。

    6.对于敦煌壁画的研究已经经过了形式的研究阶段，即画的什么、什么人画的等问题，将进入为什么要这样画，从而使“敦煌佛教艺术研究进入文化史、美学史、艺术学的领域”⑨。法门寺佛教艺术研究也存在一个不断深入、提高和发展的问题。从更深广的角度拓展法门寺佛教艺术研究的领域，亟待更多国内外美学、佛学、艺术界老前辈的注目。

    法门寺文学概观

    我们认为，法门寺历史文化中的文学部分包括历史文学、民间传说和风物故事、当代文学三个方面，其范围包括法门寺及其古代周原的有关上下三千年的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

    一、历史文学

    据史书记载，法门寺始建于东汉桓、灵二帝之间，距今已有二千多年。在这一段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种典籍中关于法门寺历史沿革、盛衰变迁的记载本身就是一批宝贵的文学遗产。如《阿育王传》和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唐释法琳《破邪论》等。出自地宫的《大唐圣朝无忧王寺真身宝塔碑铭并序》、以及名种正史、杂史、别集、总集、笔记小、地方志乘等。新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等史籍中关于法门寺及唐代帝王迎送佛骨的记载都从各个侧面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境界和文学表达方式的多样性。晋代的著名才女苏若兰与窦滔爱情故事的织绵回文诗是流传千古的文学奇构。相传居住在法门寺的东晋大将军窦滔从军征战数年未归，其妻苏若兰思夫心切，为表达自己的满腔思念之情，她将自己平时用心血写就的七千多首诗用织绵机织成一幅方方正正的“诗锦”。这方丝锦用五种色彩的丝线织成，形成一幅色彩斑谰的图案。丝锦方阵纵横各二十九行，共八百四十一个字。无论是纵横、回环、交叉、跳跃，都可以读出许多诗篇。而且诗体繁复多变，三言、五言、七言不等，甚至还有四言、六言、绝句及律诗，苏若兰给它起名叫“璇玑图”。璇玑图以各种形式和版本被人们保存下来，历代学者阅读传抄，学诵刻印。许多学者终生推敲，谈释评价，探求其中丰富的内涵。清代大文豪李汝珍还把“璇玑图”收在他的巨著《镜花缘》中，并由衷赞叹“自观此文，三生幸事”，女皇武则天称赞其“才情之妙超迈古今”，“真乃千古绝唱”。十六世纪，英国人吞南姆就在其《诗艺》中介绍此回文诗，这可以说是最早中西文化交流的印证。⑩目前，对于织锦回文诗即“璇玑图”的研究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吕夷先生的专著《璇玑图》一书已将回文诗的推导达到八千多篇，引起了文学界的瞩目。

    文学巨匠韩愈曾经做为正统儒家思想的代表对佛教表现出旗帜鲜明的排难和非议。表现他这一思想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是著名的《论佛骨表》。此文作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当时任刑部侍郎。《旧唐书·韩愈传》载“凤翔法门寺有护国保身宝塔，塔内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三十年一开，开则岁稔人和”。元和十四年正月，宪宗令中使杜英奇赴临皋驿迎佛骨。“自光顺门入大门，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施舍，唯恐在后”。其中还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韩愈素不喜佛，于是上疏。“疏奏，宪宗怒甚”，经裴度、崔群等请求宽容，乃贬其为潮洲刺史。正当唐宪宗狂热迷信佛教而且“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非常时期，韩愈敢于如此放言无惮，甘受殃咎，这是有相当魄力和胆量的。文章气势雄壮，言辞激切，是反佛的著名篇章。韩愈这篇《论佛骨表》在文学史上已早有定论，但从法门寺历史文化的角度探讨其思想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对于研究法门寺在长安佛教和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无疑是有重大作用的。韩愈被贬潮洲，在离乡赴任途中所写《左迁蓝关示侄孙湘》一诗是其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对研究当时历史背景有一定参考价值，也是一篇脸炙人口的著名诗篇。

    散见于经、史、子、集之中的描写法门寺、描写古代周原风光名胜，借诗抒怀、讴歌大自然的诗篇是法门寺历史文学的重要方面。《诗经》中的《甘棠》、《卷阿》等诗应当是最早歌颂周王朝和古代周原的文学作品。以后各代屡有著名诗家对于法门寺及其所在地扶风地域自然地理环境的歌唱。如唐李商隐的《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一诗为其被调任弘农尉，请假赴泾西迎家室时路过扶风县境所作。唐宪宗李纯的七言律诗是一篇描写目睹佛指舍利的力作。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的《过扶风精舍旧居》一诗也是一首借景抒怀，咏迹怀古的力作：“凤泉原是美阳城”。明代诗人王纶的《绛帐树》诗也是一首怀古诗。清代诗人王士祯的《织锦涛》也是咏古抒怀之作。

    清初直接以法门寺为题材而创作的三位诗人王豫嘉、刘瀚芳、陈允锡的诗作是很有份量的作品。王豫嘉的《法门寺》诗风沉郁，见解独到：

    舍元殿亦祀，昭陵鞠茂草。

    如何藏佛地，岿然当孔道。

    修茸重前代，岁月恣探讨。

    古碣长苔藓，剥蚀独谏表。

    禾黍正薿薿，美水流浩浩。

    秋风驱征马，惆怅徒盈袍。

    刘瀚芳的《法门晓钟》情景交融，自然恰切：

    瞳瞳晓色未全分，无限钟声入梦闻。

    京兆虚传佛骨表，脬图依旧矗青云。

    陈允锡的《法门晓钟》则以见解犀利，诗风古拙取胜。作者怀古抚今，感愧自己功名未就，学业未成：

    不妨葬佛地，谏表两并存。

    而我千年后，西去登法门。

    深山负夙志，浅学坠名根。

    默省方内疚，寺钟更晓昏。

    法门寺遗存和出土的历代碑文是研究法门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

    《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987字，“内殿首座左右街净光大师赐紫沙门臣僧澈撰，内讲论赐紫沙门臣令真书”。主要叙述唐代帝王开启地宫迎送舍利的情况以及会昌法难对法门寺的毁坏程度。《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2442字。主要叙述法门寺的历史沿革和风物典故。对唐代帝王与法门寺的来往关系作了详细记载，文笔洒脱，率真自然，“征事郎殿中侍御使内供奉赐绯鱼袋张彧撰，弘农杨播书”。《大唐秦王重修法门寺塔庙记》，1590字。叙述秦王李茂贞在唐末五代时期重修法门寺塔及庙的情况，薛昌序撰，王仁恭书。《普通塔记》420字，沙门可度书，叙述法门寺历史沿革。《灵异记碑》：616字，记载宋太平兴国三年暴雨之后，“洪波浩浩，莫见津涯”、“水注之地，悉无完堵”，唯法门寺浴室院“独不濡湿”的奇异现象，极尽夸张之词。明代西蜀大洲居士诗碑，是反映佛教思想内容的佳作，西蜀大居士书。金代僧人师伟《谨赋律诗九韵奉赞法门寺真身宝塔碑》是一首七言长诗，笔锋纵横，挥洒自如，情景交融，恰切自然。全诗如下：

    寺名曾富布金田，塔字从来楚夹传。

    可知异宗闲斗嘴，比乎吾道不同肩。

    世人朽骨埋黄壤，唯佛浮图倚碧天。

    谷橐山炉煅勿坏，铁锤霜斧击尤坚。

    三千界内真无等，十九名中最有缘。

    百代王孙争供养，六朝天子递修鲜。

    傥能倒膝罪随缺，或小低头果浙圆。

    三级风檐压鲁地，九盘轮相壮秦川。

    经书谈我释迦外，今古烦君说圣贤。

    另外，法门寺出土的众多佛教经卷是研究佛教经变文学的宝贵资料。

    二、民间传说和风物故事

    民间文学一直是人类文学发展史上的精华所在。法门寺作为一所皇家寺院，在佛教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史籍的各种充满传奇色彩的记载使之自古至今一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光坏。民间围绕佛教圣地佛塔寺庙的建立及其演变所编撰出的一系列民间故事便是各个时代人民的追求和渴望最直接的反映。他们把对美的希望和对丑恶现实的憎恶用故事、传说、神话的形式口头流传下来，情节生动，寓意深刻，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法门历史文化的珍贵的财富之一。今天，许多传说都因年代久远而失传或不够完整了，但遗留下来的传说和故事仍以其动人的情节和美妙的意境被人们广为流传，改编为各种戏曲流传在全国各地达二百多年之久的《法门寺》，有的命名为《拾玉镯》、《双姣记》、《双玉镯》、《宋巧姣告状》、《法门寺降香》、《双姣奇缘》等，因剧种的不同命名各异。主要剧种有京剧、昆剧、桂剧、秦腔、同州梆子等。剧名和剧种虽然不同，但故事的大体情节基本相近。故事反映明武宗时期，功臣傅有德遇害身亡，其妻与子朋流寓至陕西眉邬县。傅妻交给其子朋一对玉镯，令其自寻婚配。朋与民女孙玉姣一见钟情，遗玉镯一只以订终身。刘媒婆子刘彪夜赚孙玉姣，误害玉姣舅父，遂又加害于其叔刘公道。刘又加害于雇工宋兴儿，报案诬称宋兴儿畏罪潜逃。于是官府收审宋兴儿父宋国士与其姐宋巧姣、傅朋和孙玉姣四人。宋巧姣在狱中从傅处得知原委，判定彪为元凶。傅托人赎出宋巧姣并交与另一镯。宋巧姣出狱后从刘媒婆处探出真情，时值宦官刘瑾陪其母到法门寺降香。宋巧姣赴法门寺冒死喊冤。跪诉真情。使冤案真相大白。傅、孙遂喜结良缘。时至今日，在法门寺大雄宝殿前正中俑道有嵌一方青石，正中两个凹窝，形似双膝跪痕，传为宋巧姣告状所跪之石。

    才女苏慧与窦滔的爱情充满传奇色彩，织锦回文“璇玑图”被后来的人作称为天下奇文，前文已详述。

    直接与法门寺有关的佛指舍利的由来、宋徽宗卧虎石、太白借牛拉塔等传说，虽然不乏落后的错误的成份，但总的格调仍然是积极、健康、向上的，基本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和人们的追求。

    目前，已有人着手搜集整理资料，进行有关法门寺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各种各样的法门寺的民间故事散见于各种各样的大小报刊。由王润林、吴克敬二人编著的《法门寺风物故事》一书已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87年编辑出版发行。全书收入了作者近年搜集整理的各种民间故事传说18篇。更完整地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人力和精力。

    三、当代文学

    截止目前为止种种体裁的反映法门寺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特写、影视剧本等接连问世、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赵朴初先生的长篇诗作《扶风法门寺佛指舍利出土赞歌》开法门寺当代文学创作之先河，也是一篇惊世力作。作品自始至终洋溢在一种崇敬热烈的气氛之中，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又不失其深刻的思辩哲理和哲学深度，既给人一种痛快淋漓一气呵成之感、又不失其作品凝重的份量，是法门当代文学创作中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其中许多描写地宫出土文物的诗句看似信手拈来而又恰如其分，成为烩炙人口的佳句。“从地涌出多宝龛，照古腾今无与并，……降大隧兮入地宫，深深宫室闭三重。岂知漆黑沉沉里，八部天龙拥大雄”是对地宫文物精品八重宝函最为形象生动的比喻。对于佛教圣物佛指舍利，赵朴初用更加娴熟老辣的笔触，刻画其形象及其不同凡响的内涵所在：“玉棺启见佛指骨，曾使唐皇泪盈目。想见当年丈六身，一弹三界群魔伏。凝视莹莹润有光，不同凡质千年藏”。对于人们最关心敏感的影骨与灵骨的关系问题，诗人用了最为恰切不过的比喻一语中的，道破问题的实质：“影骨非一亦非异，了如一月映三江。”这首长诗曾被国内外无数报刊转载，为人们传颂。

    袁葆华的《秦川蕴百珍》、甄瑞麟的《世界第九奇迹》、香港圣一法师的七绝等都是当代法门寺诗歌创作的佳作。此外，季羡林的散文《法门寺》发表在1987年9月12日《光明日报上》，汪兆磷、孟西安、白建钢等人反映法门寺地宫发掘和介绍地宫文物的长篇报告文学、特写等分别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香港《大公报》等海内外报刊连载或转载，反响强烈。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编创的反映法门寺历史的大型历史剧《法门轶事》上演获好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闻纪录片《法门钟声》是一部介绍地宫出土文物的专题片，1988年曾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许多反映法门寺历史的影视剧本不断问世，有的已投入拍摄。各种体裁的通俗文学作品也在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涌现。

    可以这么说，法门寺当代文学创作虽然刚刚起步，但已表现出“万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好势头。

    四、结论

    1.法门寺文学具有丰富的容量和内涵。充分认识其历史价值，从宏观的角度全面估价和触摸法门寺文学的框架与脉络，确定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适当的地位，还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法门寺历史文学与民间传说的题材，涉及领域和范围宽广，内容复杂，其思想成份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需要精心地予以清理；就法门寺文学的体裁而言，可以说它容纳了中国文学种类的绝大部分，各种形式的诗词格律，文言歌赋。大量的民间传说、风物故事，碑刻题字、佛教经典，经变故事，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历史文化的沃土；法门寺文学涉及历史悠久，上自传说中的炎帝姜嫄，周人迁居周原、建国立业以及佛典东传、阿育王造塔，隋唐时代围绕诸帝迎奉佛骨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化，祸乱兴衰，文人唱酬，明清之际的集资修塔，民国年间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爱国志士义务募捐保护国宝，牵涉到中华几千年文明历史内涵是极其丰厚的。在这里，认识其历史研究价值与科学研究价值是首要问题。

    2.法门寺文学的研究创作本身亟需一个系统性的规划。目前，在资料具备充分但比较零散的状况下，大规模地收集整理工作应该全面展开，把法门寺文学的原始材料全面纳入整体的框架之中，然后分门别类的研究上作有步骤地进行。

    3.法门寺文学研究中的许多题目是丰富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如对法门寺文学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问题，法门寺文学与佛教哲学思想的关系问题；法门寺民间文学的历史渊源及地域性特色等问题都是亟待研究解决的题目。它的研究无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宗教文化的研究都将起巨大的帮助作用。

    4.法门寺文学研究的全面展开亟待更多的专家学者的注目。无论是对于织锦回文璇玑图还是韩愈、民间文学等领域的研究，都处在启蒙阶段，只要有更多的专家致力于法门寺文学的研究，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的取得将指日可待。

    法门寺博物馆

    注  释

    ①普济：《五灯会元》卷一。

    ②《文物》1988年，第十期。

    ③常任侠：《佛教与中国雕刻》(上海书店《佛教与中国文化》)。

    ④宗白华，《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吉林教育出版社《佛教与东方文化》)。

    ⑤鲁迅《论旧形式的采用》。

    ⑥《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174页

    ⑦《中国大百科全书》黄心川主编《宗教卷》佛教部分《中国佛教美术条》

    ⑧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三秦出版社

    ⑨史苇湘《敦煌佛教艺术的再认识》(《文史知识》1986.8)

　　⑩《文史知识》1990.2胡文彬《东方来的巨著——<红楼梦>在英国的流传和研究》。
　　
　　附  图：
　　
　　1.六臂观音盝顶宝函线描顶盖及侧面局部
　　
　　2.鎏金双鸳团花银盆盆底线图局部
　　
　　3.鎏金双蜂团花纹铵空银香囊侧面线图
　　
　　4.人物画银坛子顶盖线图        
　　
　　6.银芙蕖
　　
　　7.铜浮图    
　　
　　8.人物画银坛子上的人物画
　　
　　9.四天王宝函侧面局部
　　
　　10.下发入塔碑局部
　　
　　11.惠恭碑局部
　　
    12.赵朴初《法门寺舍利出土赞歌》局部
　　
　　13.北周七女碑局部
　　
　　14.张信甫碑局部
　　
　　15.普通塔记碑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