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原来是成实宗的寺庙。但成实宗在中国不是影响很大的佛教宗派势力，法门寺却在中国名扬遐迩。其实法门寺到了唐代，已成为宫廷佛教道场，它的名气也是在此时扬大。

    一、法门寺在唐朝的地位

    法门寺之所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就是因有佛舍利藏于阿育王塔。在唐宫内，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迎法门寺佛舍利，必须三十年一迎，至禁内供养。《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中这样写道，“古所谓三十年一开，则岁谷稔而兵戈息。自□至显庆五年(660)盖三十霜矣，八部瞻仰，再□开发、即以其年二月八□□□□□□□□□奉迎护舍利。”唐王朝从太宗李世民第一次迎佛骨起，到懿宗李漼为止，共迎七次。似乎贯穿了唐王朝自始至终。但是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在唐朝正史里却不见记载。《旧唐书》、《新唐书》、《全唐书》的编撰都是后代王朝(后晋后唐)根据《唐书》一百三十卷，和唐各朝实录而成。然而这些史书都不载皇室中这一巨大的佛事活动。不知是后代编书者有意回避，还是是当朝就回避此事。恰恰相反，《武宗本纪》却详细记载了“会昌法难”的事件。为什么出现这种历史现象我想这与开国初期的皇帝思想认识有密切联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太宗于贞观二年、(628)六月辛卯下诏书说，“天地室位，群臣之义以彰，卑高既陈，人伦之道斯著。是用笃厚风俗，化成天下。虽复时经治乱，主或昏明，疾风劲草，芬芳无绝，剖心焚体，赴踏如归。夫岂不爱七尺之躯，重百年之命?谅由君臣义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节于当时，立清风于身后。”这段话充分显示了李唐王朝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即儒家封建伦理道德观为正统，来“化成天下”。在唐太宗的眼里，佛教观念似乎是不贴边的。真好像实现他“朕于佛教，非意所遵”，“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的诺言。①其实他并非如此。在唐初的中国，佛教正处于信仰高潮，一些高僧或寺院集团，对当朝政治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如法琳和尚，因为曾护立李建成(皇太子)得罪了李世民，世民当了皇帝之后，差点把法琳给杀了，这个和尚却“厚着脸皮说谎，说什么太宗是现世菩萨，才勉强蒙混过关”(季羡林：《玄奘与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校注》93页)。唐太宗之所以与玄奘交朋友，支持他译经，为玄奘的译经写序，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当时唐朝面临的主要威胁是西北。如西突厥、高昌、匈奴、土蕃、党项、羌、龟兹等，这些民族大部奉信佛教，它们不断地袭扰唐边塞。如贞观八年(634)“五月乙未，又破之于乌海(内蒙西部黄河沿岩，现乌海市)，追奔至柏海(青海省颚陵湖和扎陵湖”。②要想稳定住西北边疆各少数民族，就必须对佛教作出点姿态，因为佛教僧侣传教，是没有地界和民族之分的，同时这些高僧对政治又特别感兴趣，有涉交政治的长处。所以，唐朝前期的皇帝们，为了利用佛教，都表示支持佛教。玄奘吹嘘太宗“四海黎庶，依陛而生”③。如果武则天没有《大云经》所造舆论，她这女皇就难当。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日衰，经济雕敝，仅“洛阳四面数百里，人相食，州县为圩”，④同时边疆少数民族和外族又不断侵扰。至德二年(757)“二月己未党项寇宝鸡，入散关、入风州”，同年“甲午，党项羌寇边”，“癸巳大食、波斯寇广州”。⑤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历史背景下，唐肃宗困惑不解，当他刚从凤翔回到长安，看到宫廷破烂不堪，“九庙为贼所焚，上素服哭于庙三日……”⑥首先要恢复宫廷佛教道场。并急急忙忙地请密宗大师不空到宫里为他传授“转轮七宝灌顶”⑦。唐肃宗是在危难中即位，而又死于危机四起的年代里。在平息安史之乱中，他动员了唐朝所有力量，不足应付，又借来回纥兵，还是不能取胜。祈灵于道教，只能是“仙丹不老之死”之术，乞于佛教各派各宗。只不过念经祈佛，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最后，还是找到了密宗。密宗的大威德金刚咒，可使敌人恐怖，不战而胜。密宗法师如果要杀谁，可把谁的形象捏成荞麦面人，先念咒语，后刺其目，砍头，据说此人即可死亡。肃宗请不空法师，是否也施此秘密法，不然为什么急于请他呢?

    二、密宗在唐室中传播

    密宗在中国传播，主要是由于玄宗时期开元年间到中国传教的印度三僧人，史称“开元三大士”。这三位印度僧人是：

    善无畏(637～735)，开元四年(716)到长安受到唐玄宗的接见，并“敕于兴福寺南院安置”后又到“西明寺河劳重叠赐异常”，“五年(717)丁巳奉诏于菩提院翻译”。⑧十二年随驾入洛阳复奉诏于福先寺，译《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

    金刚智(669～741)，开元八年到长安，为第二十五公主治病痊愈，为帝祈雨显应得玄宗信仰。赐在慈恩寺、荐福寺建曼荼罗。随驾洛阳。

    不空(705～774)，随其叔父来唐，十五从金刚智出家，后随师往东都。开元二十年(732)年奉玄宗之旨“往五天竺并狮子国”，天宝五年返回唐都长安。进狮子国王尸罗迷伽表及金宝璎珞般若梵夹、杂珠、白*(左疊右毛)等”并奉敕在内廷“立坛为帝灌顶。”

    另外还有两位成就最大的中国密宗大师，一行和惠果。   
 
    一行(673～727)，《宋高僧传》说“卯岁不群聪点，明利有老成之风，读书不再览，已暗诵矣”。这样的天才当然传到皇帝耳里。但是，“朝廷累降蒲轮，终辞不起”，出家之后终于应召入宫，玄宗问他“师有何能耐?”一行答：“略能记览，他无所长。”玄宗命人取来“宫籍以示之，行罔览方毕，覆其本，记念精如素所习，唱数幅后，帝不觉降榻稽首，曰师实圣人也”。⑨并请入内集贤院。

    惠果(752～805)，十九岁在不空门下受密灌顶，正式成为密宗和尚，他深受代宗、德宗父子崇敬，先后赐钱物共值一千多万贯，他是继不空之后大弘密宗的人。上自朝廷权贵，下至一般士庶。都纷纷从他受灌顶，自称其“弟子”。⑩

    在唐代中国佛教宗派林立，相互论战，似战国百家争鸣之势，繁荣了中华民族思想、哲学、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开拓了中国人的视野。佛教其它宗派高僧，一般是在译经或在教派斗争中，提出新的宗教思想体系者，才能受到皇帝重视，受到召见，如禅宗六祖慧能，虽然他没有应召到朝廷。唯独密宗僧侣，不曾走此过程，他们一到中国就受到朝廷重视。在大内设坛讲法，为皇帝灌顶。这一反常的历史现象我们有如下认识：   

    (一)密宗“四恩说”与唐玄守敬崇父母诏。

    密宗的“四恩说”，即父母恩，国王之恩，众生之恩，三宝之恩。(11)这与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相吻合，儒家讲孝敬父母，对国君忠。而中国佛教其它宗派就不一样，一个人只要出家做了和尚，就与父母断绝一切来往，而且更名改姓，以示脱离“尘世”；对国家、对国君也是高高在上，没有“忠”字可言。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道教亦沿此俗。为此，于开元二年(714)闰二月癸亥“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母”(12)。李隆基刚刚登上皇位之后，就宣布；“朕承累圣之洪庥，荷重光之积庆，昔因多难，内属抅屯，宝位深坠地之忧，神器有缀旒之惧，事段家国，义感神祗，吟啸风云龚行雷电，致君亲于尧舜，济黔首于休和”(13)，这几句胸怀、气度不凡的语句，确实表现了李隆基的开拓性，而历史也证明了他使唐王朝达到了空前繁荣。但这几句话也潜伏着在他的后期崇密的思想根源。而后半段把自己说成“神祗”，这无疑把自己陷入神学王国里。这当然正符合密宗的观念。任何宗教，都是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为民请命的，而李隆基却说“昔因多难，内属抅屯，济黔首于休和”，完全是一个救苦救难的活菩萨的慈悲心肠。  

    李隆基的思想与密宗的“六大”、“四曼”的神学思想相吻合。“六大”即地、水、火、风、空、识。这“六大”是“一切法之能造，缘起之根本也”(14)，唐玄宗认为只要当了皇帝，就是和“神祗”一样，就可以呼风唤雨，供行雷电而不成问题。皇帝是“神”，是国家的“根本”。玄宗所说“宝位深坠地之忧，神器有缀旒之惧”，看起来是谦逊、谨慎的意思。但是，这里却包含了把皇位“神坛”化了。密宗的“四曼”，就是四种曼荼罗。曼荼罗就是“坛”的意思。密宗把声闻、缘觉、菩萨、佛谓之“四圣”。这“四圣合之为十法界，总此十法界之有情曰大曼荼罗，以其能显了六大之所成也”。为什么称它为“大”呢?因为它是“总十法界中”，包括“山河、草木、国土、器具等非情之物”。这正符合中国“国土之大，莫非王土”的封建皇权思想。

    三昧耶曼荼罗，就是平等的意思。是指“非情之物”，它的“性”是“融合无碍”，这里包括声音、语言、文字、河流、森林等，这很符合皇帝的“大一统”思想。

    法曼荼罗，是以“六尘”为教体，所谓“六尘”就是声、色、香、味、触、法(佛)，要认识这“六尘”是通过“六识”(眼、耳、鼻、舌、身、意)。这“六尘”“六识”称“十二名内”，是根据识体作用不同，对认识对象所做的分类，如眼能视“色”，耳能听“声”，鼻能嗅“香”，舌能尝“味”，身能“触”觉，后者成为前者的境界。“法”作为意识的境界，范围最广，包括人的一切认识对象。所以说“六尘上所铨表者”，就是“铨衡”人的“分量”，也可以说是对人的分类。这与唐玄宗所说的“承乾之道，既光被于无垠；作解之恩，思式覃于品物。当与亿兆，同此推新”(15)，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了皇帝，眼光要看得更远，甚至于没有界限，对任何事务都要经过深思远虑，给予分类(品物)，尽管事务是复杂纷乱，也要这样做。    

    羯摩曼荼罗，是“动作义者”，密宗把它解释为“力量”。当然这是一个政权最为重要的问题。所谓“动作”、“力量”就是密宗的“怖畏金刚”。换句话说，就是在皇权控制下的军队。

    (二)唐玄宗的侈奢与密宗的修炼

    唐玄宗之所以在大内设立曼荼罗，修炼密宗，请善无畏灌顶，这与玄宗在他执政后期不问政事，全权交给杨国忠，迷陷于杨玉环色爱之中有关。本来杨玉环已出宫出家为尼，但是玄宗见“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见”。不见杨玉环“上思之不食”，动者“暴怒笞挞左右”。像这样的皇帝还能治理朝政?为了更好地麻痹自己的神经，开元初玄宗梦与直僧(善无畏)相见，“姿伏非常，躬御丹青写之殿壁，乃畏至此与梦合符，帝悦，有缘饰内道场，遵为教主，自薛王已降，皆跪席捧器焉，宾大士于天宫，接梵筵于帝座，礼国师以广成道，致人立于如来之乘巍巍法门于斯。”(16)虽然此记载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是还是说明了玄宗信仰密宗之笃诚。在未与善无畏见面之前，一定是听人介绍了此僧道行之大，“法力”无边之类的宗教宣传，梦寐以求地想与密宗和尚见面。在内廷所建密宗道场，当然要比普通寺院和民间小庙要复杂而豪华了。唐宫内密宗道场具体资料尚未发现，我们从清宫内道场——雨花阁，便知唐宫内的密宗道场之一般了。

    唐玄宗对密宗和尚极亲密，似乎一时也离不开。去东都洛阳，善无畏也必须随驾前往。因为密法的修炼是不能间断的，尤其是初修更不能间断，没有导师指导，何能近佛，就是这个道理。密法讲“五佛”“五智”的义理。这种义理出自金刚乘教义。所谓的“五佛”、“五智”，主要讲密宗行者仅靠念咒，建曼荼罗也不能达到“即身成佛”的境界，还必须具有五禅那佛(大日如来、阿者、宝生、不空成就、阿弥陀佛)五种智慧(法界体性智、大圆镜智、严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如果有了这五种智慧，虽食肉、饮酒、作男女事也能达到“菩提”(觉或智)。但这五种“智慧”必须由师父直接传授指导才能达到。“五智”这个概念在金刚乘教义之中成了密宗行者成佛的精神要素，并认为具有种种“灵妙”、“神变”的作用。无上瑜珈密中，以所谓女性之“明妃”来表征“智慧”，搞所谓“密灌顶”、“慧灌顶”之类的仪式，都是依此理而衍生的。(17)唐玄宗之所以对杨玉环特别宠爱，是由于听信了密宗的宣传，而把她当做“智慧”的“化身”。“玄宗凡有幸，贵妃无不随侍，乘马则高力士执辔授鞭。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熔造又数百人。杨、益、岭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献贺，因致擢居显位。”(18)实际上玄宗把杨贵妃当作神灵来供奉。  

    (三)唐宫内早期的密宗传播    

    唐宫室内部密宗，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就有所传播。在正史里却不见记载。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将宗室女文成公主下嫁给吐蕃王松赞干布，由礼部尚书江夏郡王李道宗护送，行程一月之后，达柏海(即扎陵湖，今青海玉树地区)，松赞干布亲自至此迎接公主，在此地举行结婚仪式后，送婚、迎婚队伍继续行进，行至玉树措陇滩，由于这里水草肥美，公主在此地举行丁晒佛仪式。将携之觉卧供晒教祭。然后渡过通天河，经勘巴沟来到贝沟(玉树结古镇附近)。因长途跋涉而在贝沟休息了一个月，在此期间，文成公主令随从工匠于悬崖上刻佛像九尊；中间端坐巨像，藏名为囊巴囊泽，梵语为摩诃毗卢遮那，汉名大日如来。左右各侍立四尊菩萨，分为上下两层，这八尊菩萨分别为普贤菩萨、文殊菩萨、金刚菩萨、除盖障菩萨、虚空藏菩萨、观世音菩萨、弥勒菩萨、地藏菩萨、在《囊巴囊泽简录》中记载有四句诗：

    卓玛崖在吉拉地方，卓玛显像松赞称扬。

    卓玛崖贝沟佛雕，卓玛化身公主首剑。

    这一记载明确告诉我们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到柏海，然后同公主一起来到贝沟是历史事实。“吉拉崖在今贝沟的南边，崖上的五尊度母像到今清晰可见。”这一史料的发现，给我们将密宗在唐宫内的传播提前了将近一个世纪。因为这九尊摩崖佛像纯属密宗佛像。当然毗卢遮那中国其它佛教各宗也有供奉，而这八大菩萨确实属密宗像无疑。作为宗室公主，如果真的令随从工匠凿雕密宗像，说明密宗在唐朝宫廷内已有数年。就以“除盖障菩萨”为例，根据《大日经》说：次行者于右方，次作大名称除一切盖障，执持如如意宝，是属于金刚界曼荼罗贤劫十六尊中之尊。另外还有除盖障院八菩萨：1.除疑障菩萨，2.施一切无畏菩萨，3.除一切恶趣菩萨，4.救意慧菩萨，5．悲念菩萨，6.慈起菩萨，7.除一切热脑菩萨，8．不可思议菩萨。除盖障院，是二十四院之一。可见当时宫廷已设置了二十四院。

    (四)唐宫内设密宗道场，是遭到有识之士反对的    

    唐肃宗李亨在天宝十五年(765)七月于灵武即皇位，第二年即至德二年二月戊子(初十)幸凤翔郡。在他刚即位后的七月己卯(廿七)“京兆尹崔光远，长安令苏震等率府县官吏大呼于两京市，杀贼数千，然后赴行在。诏改扶风为凤翔郡。”看来唐朝的首都市长手里已无一兵一卒，不得不把府衙的官吏们组织起来，杀出了一条血路，才到达肃宗皇帝的所在——灵武。改扶风县为凤翔郡，就是有准备的把朝廷从灵武迁至凤翔。    

    肃宗在灵武与凤翔期间，与留在被安禄山占领下的长安城内的不空有密切联系。《宋高僧传》中不空传说：“至德初，銮驾在灵武、凤翔，空常密奉表起居，肃宗亦密遣使者求秘密法，洎收京反正之日，事如所料”。所谓的“秘密法”，就是密宗中“忿怒”、“怖畏”的义理。即“忿怒金刚”“怖畏金刚”。这一概念与“五佛五智”有关。“五佛”各有两种“变化身”，表示“由起大悲现威猛”之意。五佛的忿怒尊名为“不动毗卢遮那忿怒”，降一为“正法轮身”，现“真实身”；一为“教令轮身”现“忿怒身”，表示“由起大悲现威猛”之意。五佛的忿怒尊名为“不动尊毗卢遮那忿怒”“降三尊阿者佛忿怒”、“军荼利宝生佛忿怒”、“六足尊无量寿佛忿怒”、“金刚药叉不空成就佛忿怒”等。“大威德怖畏金刚”即无量寿佛忿怒尊(又名降焰魔尊、阎曼德迦忿怒王)。密宗讲该尊是阿弥陀佛的教令轮身，其正法轮身(自性轮身)为文殊师利菩萨。密宗宣扬它的作用是降伏陷魔，其形象十分恐怖。按其义理讲是为“教令法界以智慧力摧破烦恼业障”。所谓的“忿怒”、“怖畏”又有降伏恶魔之义。佛教认为影响修道的精神和物质的诸种因素，都是“魔”，在小乘和大乘显教中多采取种种办法加以限制、抵制，或以自身的力量加以克制，当然这是被动的，而密宗则采取主动进攻的办法，以神佛的“威猛力”加以“摧破”、“降伏”。“忿怒”、“怖畏”的概念正是起这种作用。因此，密宗解释“大威德怖畏金刚”是有“伏恶之势谓之大威，有护善之功谓之大德”。肃宗就是把安史之乱视为“恶魔”的。要“降伏”这些恶魔，当然，佛教其它宗派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他与密宗大师不空往来密切，以“求密法”来降伏安史之乱“恶魔”势力。不空在已陷入“魔掌”的长安作“内应”，指导皇帝恢复京城的策略，并指导在扶风设坛“降魔”，召僧侣数百，每日念《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如消除一切灾难陀罗尼经》，以消灾降魔。这种愚蠢的行为遭到了有识之士的反对。应该提到的是中书侍郎张镐。“镐有文武才”，随“玄宗幸蜀，镐自山谷徒步扈从，肃宗即位，玄宗遣镐赴行在所。镐至凤翔，奏议多有弘益，拜谏议大夫，寻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供奉僧在内道场晨夜念佛，动数百人，声闻禁外，镐奏曰：臣闻天子修福，要安养含生，靖一风化，未闻区区僧数，以致太平。伏愿陛下以无为为心，不以小乘而挠圣虑，肃宗甚然之”。(21)这一忠谏，当时好像还是采纳了，可是恢复京城之后，回到宫中，仍然首先恢复密宗道场，请不空灌顶(参看本文“一”)，陷入了密宗的神学王国里，而其他百官亦可见一般。 
   
    肃宗之后的代宗皇帝，对密宗更加笃信，几乎在内廷每天要请密宗和尚进宫讲密经或诵密咒，或者皇帝到资圣寺、西明寺去讲经。“永泰元年(765)九月于京城资圣、西明两寺设置百尺高座讲《仁王经》，内出二宝舆中，命有力者衣金甲舁出。又结彩为菩萨、神王及八部鬼神、羊车、鹿车、牛车，内侍鱼朝恩，护送宰臣及百宦列班于光顺门观礼，宰臣等表请依次班序节级，率钱以资僧，供二七日而罢，又诏宰臣及宦官五品以上官，尚书省四品以上，御史大夫中丞诸司长官，并于西明寺行香修斋奏乐，竟日而罢。俄，以吐蕃回纥入寇，罢百尺高座讲经。”(22)如果不是吐蕃回纥入寇，看来这里皇帝修密宗还不肯收场。其实在资圣、西明两寺讲《仁王经》就是为抵御吐蕃入寇京师。九月丁酉，因“怀恩诱吐蕃数十万寇邠州(彬县、旬邑、永寿、敦化)，客将尚品赞磨、尚悉东赞等寇奉天(乾县)、醴泉(礼泉县)、党项羌、浑奴刺冠同州(今陕西大荔、韩城、澄城、白水等)及奉天，逼凤翔府、周至县、京师戒严。”当敌人已经进京师，“方罢讲”(23)可是做为一支皇家军队，连一匹战马都没有，临征老百姓的马作为战马，多亏了京师男女青年自动组织起来，才算堵住了城门。事情刚过到十月皇帝仍去资圣去听讲《仁王经》(24)。可见密宗对代宗皇帝有多大的诱惑力。

    三、唐代宗时迎过一次佛舍利

    唐代宗非常听密宗大师不空的话。大历三年(768)二月，“兴善寺不空三藏，上言寺塔先因地震阶折，今将增修，下见古埏得一小棺，其长尺余，发而视之，凡积十余重，棺皆金宝装饰，中有舍利骨及佛发一条，色青而拳，其长数尺，每棺一锁，规制妙绝。有段仲文题赞处，甲辰内出宝兴，具威仪，迎入内道场”。(25)这一史料，在《不空行状》、《不空表制集》中都缺载，当然《宋高僧传》中也不会记载。作为正史《旧唐书》、《新唐书》的本纪更没有记载此事。那《册府元龟》到底取材于何处?按理说，作为宋代一大类书不会胡编乱造，定有出处。正如陈垣先生在《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中所言：“册府可靠性极大，当修册府时，唐五代各朝实录存者尚众，故今所载，每与旧史不尽同也”。“册府可校史，亦可史校之”。要按陈先生所言，即是“孤证”亦是可靠的。

    不空是大兴善寺的主持，上文中之塔是不是大兴善寺的塔?在隋代大兴善寺有大启灵塔，而且有人写过《塔记》，到了唐代，大启灵塔已废圯。所以不空这个“上言”就不是大兴善寺的塔了；唐代只迎法门寺的佛骨舍利，“下见古埏得一小棺，其长尺余，发而视之，凡积十余重，棺皆金宝装饰…。”“古埏”又称“道基”，就是闭塞的隧道。这一记载符合现在所发掘的“它不是竖井式的，而是隧道形的自南而北……”(26)“得一小棺，其长尺余”，代宗以前迎佛骨的是肃宗，也就是说肃宗朝把存放佛骨的椁做小棺形，共“凡积十余层”，比我们现在发掘的八重，多几层。装饰一样“皆金宝装饰”。不同的是我们现在没发现“佛发”。这“佛发”在哪一朝代丢失，我们不得而知。现在的问题是肃宗在上元初(761)已经迎过一次佛舍利了，到大历三年(768)刚刚八年怎么又迎一次？此问题不空在“上言”书中写得很清楚，“塔先因地震阶折”，因地震“阶折”，当然需要“增修”，修就需要挖土起石，清理基础，才见到一小棺。看来当时法门寺主持与不空的关系密切，发现这一情况就及时向他反映，他才上书朝廷。或者就是不空主持修塔事宜，因为不空在永泰元年就封为“鸿胪卿”，赐号“大广智三藏”。这一封号，实际上是朝廷的命官，是专管朝廷祭祀和佛事活动的，而法门寺是内廷寺庙，何况它又遇地震破坏，当然首先必须报告主管首长鸿胪卿了。所以，不空的报告，是合情合法的。他在大历三年(768)于大兴善寺举办道场时，代宗敕赐给他“瑞锦褥十二领，绣罗幡三十二口，价值千万”，并赐道场僧俗共五千多人的“二十七日”的“斋粮”(28)表示对他的奖赏。

    唐代宗刚刚即位不久，广德元年十月“辛未(初三)高晖引吐蕃犯京畿，寇奉天、武功、周至等县。蕃军自司竹园渡渭，循南而东”。在这兵临城下的紧急形势下，代宗于“丙子”(初七)撤退长安，“幸驾陕州”，吐蕃军于戊寅(初七)进入长安城，“立广武王承宏为伪帝。”“辛已(十二)代宗车驾至陕州。庚寅(二十二)郭子仪收复京城。(28)吐蕃占领长安十二天退出。在这动乱期间，不空干什么来?《宋高僧传》说：“代宗即位，恩渥弥厚，译密严、仁王二经毕，帝为序焉。”(29)在国难当头之日，不空译出二经，“以三摩地力生智慧火，焚烧色贪及收无明”，“其国使之安稳”，“七难不起，灾害不生，万民丰乐”。敌人虽已入京，代宗却认为念此二经，定会将敌念退。不出所料，吐蕃只占领京城十二天即退出。念此经，以求国家长期安稳，看起来比起郭子仪的军队作用要大。所以，这次迎佛舍利盛举异常，仅参加的僧侣就有五千多人(30)。那么长安城的市民们也一定非常狂热的，他们经过一场兵祸之后，更加明显地以胜过以前的迎佛舍利的热情。祈祷佛多加保佑他们过上安定富裕的生活。

    承德市文物园林局

    注  释：

    ①李世民：《告柏谷坞少林寺上座书》《全唐文》卷八。

    ②《旧唐书》卷三。    

    ③季羡林《玄奘与大唐西域记》。    

    ④《旧唐书》卷二百。    

    ⑤《新唐书》卷六。

    ⑥《旧唐书》卷十。

    ⑦郭朋：《隋唐佛教》579页。

    ⑧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四库全书》子郭十三释家类。

    ⑨赞宁《宋高僧传》。

    ⑩郭朋《隋唐佛教》584页。

    (11)黄心川《印度佛教哲学》《中国佛教史》第一卷568页。

    (12)《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

    (13)同上。

    (14)《密宗纲要》第二编，第八章。

    (15)《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

    (16)赞宁《宋高僧传》卷三，《钦定四库全书》子部、释家类。

    (17)参考李冀诚：《西藏佛教密宗概述》，《西藏研究》1989年第一期。

    (18)《旧唐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一。

    (19)罗桑开珠：《玉树——古代的藏汉通道》，《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

    (20)《旧唐书》卷十·本纪。   
 
    (21)《旧唐书》卷一〇九·张镐传。

    (22)《册府元龟》卷五·帝王部·崇释。

    (23)(24)《旧唐书》卷十一。

    (25)《册府元龟》卷五二·帝王部·崇释氏二。

    (26)陈景富：《法门寺》144页，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

    (27)(29)(30)赞宁：《宋高僧传》不空传，《钦定四库全书》子部·释家类。

    (28)《旧唐书》卷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