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内发现的元刊《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昧耶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经》卷尾的管主八题记，是一份很有价值的史料。国内同一版本的佛藏印本中刊有这则长篇题记，除释范成《历代刻印大藏经略史》(见《弘化小丛书》本，1954)中曾约略提及30年代山西晋城青莲寺存有一册外，未见其他报道，范成也未过录题记原文。然日本学者小野玄妙在其巨著《佛教经典总论》(见《佛书解说大辞典·别卷》，1978年改订版)里，录出一份日本善福寺所藏之《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题记全文，与法门寺经本的管主八题记基本相同，为：
上师三宝佛法加持之德皇帝太子诸王覆护之恩管主八誓报四恩流通正教累年发心印施汉本大藏经五十余藏四大部经三十余部华严大经一千余部经律论疏钞五百余部华严道场忏仪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三千余部梁皇宝忏藏经目录诸杂经典不计其数金银字书写大华严法华经等共计百卷装严佛像金彩供仪刊施佛像图本斋供十万余僧开建传法讲席日逐自诵大华严经一百部心愿未周钦睹 圣旨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华严诸经忏板至大德六年完备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余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余部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永远流通装印西蕃字乾陀般若白伞盖三十余件经咒各千余部散施土蕃等处流通读诵近见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经板未完遂于大德十年闰正月为始施财募缘节续雕刊已及一千余卷又见江南闽浙教藏经板比直北教藏缺少秘密经律论数百卷管主八发心敬于大都弘法寺取到经本就于杭州路立局命工刊雕圆备装印补足直北腹里关西四川(注：法门寺经本题记此处列举地名较多，为“直北腹里五台关西四川江南云南高丽等处”)大藏教典悉令圆满集斯片善广大无为回向 真如实际装严 无上佛果菩提 西方教主无量寿佛观音菩萨势至菩萨清净海众菩萨祝延 皇帝万岁 圣后齐年 太子诸王福寿千春 帝师法王福基巩固时清道泰三光明而品物享子孝臣忠五谷熟而，人民育上穷有顶下及无边法界怀生齐成佛道者
大德十年丙午腊月成道日宣授
松江府僧录
管主八 谨愿
同施经善友杜李成
干办印经僧可海
昌吉祥
检校秘密经律论秦州讲经持律
沙门 海云
检校秘密经律论巩昌府讲经持
律沙门 义琚
检校秘密经律论前吉州路报恩
寺开演沙门 克己
小野玄妙根据这则题记中“印施汉本大藏经五十余藏”一语，揣测元版汉文大藏经尚有管主八所刻的一种，还举出亲见的一册“禄”字号《有宋高僧传》作为一个不确定的证据；他又据“装印补足直北腹里、关西、四川大藏教典”之说，认为当时在陕西和四川至少有两付以上之大藏经板，这一推断，似有未当。因题记中只说是以“秘密经律论”补“江南闽浙教藏经板”之所缺，其所列“直北腹里”等处，应是拥有福州东禅寺版《崇宁藏》、开元寺版《毗卢藏》(即“闽”板)和湖州思溪版《圆觉藏》(或《资福藏》)、杭州版《普宁藏》(即“浙”板)印本的地方。这一点，细审法门寺经本题记中多列出的五台、江南、云南、高丽等地名，更易明了。1981年法门寺塔中也发现了《毗卢藏》和《普宁藏》零册，证明确有“闽浙”印本传到“关西”，管主八题记所言，绝非无的放矢。
管主八其人，从其续刻《碛砂藏》的部分题记中，知为“前松江府(治所在今上海市松江县)僧录”，加号“广福大师”；有子名管辇真吃剌。王静如先生在1932年发表于《西夏研究》第一辑的《河西字藏经雕版考》中说，“管主八”为藏语译音，意为“通经藏大师”。元代藏传佛教萨迦派势力甚盛，管主八大约是一位来自藏区的萨迦派僧侣。作为管理一地僧政的松江府僧录司首脑，管主八只是全国许多中级地方僧官之一，史书阙载，不足为奇。但是由上述题记所反映出的他对佛经刊印事业的贡献，却是值得大书一笔的。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的某些西夏文佛经，就是管主八参与刊刻印造的“三千六百二十余卷”“河西字大藏经”中的吉光片羽；学术界至今仍在使用而尚未透彻研究的《碛砂藏》，其中“一千余卷”即为管主八主持续刻；给后世保存了一批唐译和宋元新译新撰佛教著作的“数百卷”“秘密经律论”及其他典籍，包括给我们提供了那则宝贵题记的法门寺所出经本，也是管主八组织力量“刊雕圆备，装印补足”的。
在现存一系列管主八刻经题记中，被提到最多的两件功德，就是他续刻《碛砂藏》和补刻“秘密经律论”。依据他的和同期别人的一些刻经题记等材料，可以对这两次刻经的大致情况再作一番描述。
《碛砂藏》创刻于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平江府(治所在今苏州)碛砂延圣院，咸淳八年(1272)中断；入元后，延圣院升格为寺，大德元年(1297)恢复刻藏，但进展不快。大德五年(1301)，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朱文清及子显祖等宣称“施财命工刊造大藏经板一千卷，合入平江路碛砂延圣寺”(见《影印宋碛砂藏》《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三十、《佛说华严经》卷七等多处题记)，是为一次较大规模续刻，但实际可能不足千卷之数。大德六年(1302)，又有浙江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张文虎“发心施财恭入平江路碛砂延圣寺雕刊大藏经板”(见《影印宋碛砂藏》《大方等大集贤护经》卷三、《信力入印法门经》卷二等处题记)。接下来，刻经活动又归沉寂。自“大德十年(1306)闰正月为始”，管主八接手刻经。为了保证续刻的成功，管主八特意使这一活动带上了官方的色彩。他在部分题记中以“行宣政院所委提调雕大藏经板前松江府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的头衔具名(见《影印宋碛砂藏》《般若灯论》卷十五、《摄大乘论释》卷七等)，并有行宣政院荣禄大夫张闾做刻藏的“劝缘都功德主”(见《影印宋碛砂藏》《瑜伽师地论》卷六十四、七十一等处题记)。行宣政院是元朝中央僧政管理部门宣政院的派出机构，至元二十八年(1291)立于杭州，总揽江浙僧政。在如此有力的带动下，刻藏得以迅速展开。碛砂延圣寺僧众责无旁贷，亦纷纷解囊助刊，其中突出的是大德十年五、六月间比丘慧皋等11人共舍白米507石，供“刊经局人匠食用”(见《影印宋碛砂藏》《摄大乘论释》卷二、三等处题记)。由此也可见当时参加续刻的人手之众多、规模之热烈。是年七月，续刻已近告成，管主八在《阿毗达磨集异门足论》卷十五末尾纪念性地刊出一份名单，详细排列了刻藏主要工作人员21人，意在垂之后世。这份名单反映出这次续刻有很严密的组织，很得力的骨干，其分工计有经局局司、宣力、对经、提调、点对、校证、劝缘，分别由僧俗担任。这些人并不都属延圣寺，而是来自各地，如“前海盐州僧正”惠明、“嘉定州保安报恩禅寺住持”志璿、“真定府石佛寺住持”普德，还有在前引长篇题记中署名的海云、义琚、克己等。名单也再次表明续刻活动是有官方背景的，除管主八仍以“行宣政院所委官”具名外，还有“阿敬德”和“普德”二人也是这种身份，而“都功德主”张闾此时已从正月的“行宣政院”职转任了“中书省左丞”。大德十年十月，续刻一事在“未及一年已满千有余卷”的情况下，顺利告一段落。
与此同时，补刻“秘密经律论”的计划被提上了日程。这件事，早在大德三年(1299)以前就有设想，至于是不是管主八设想的则不一定。普宁寺僧如莹大德三年编成的《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藏经目录》卷四空出了“武”至“遵”共28个函号未列经名，称“秘密经另有目录”。《普宁藏》至元二十七年(1290)刻竣，但看来并没有刻这28函，或许是当时还未拿到合适的底本。所谓“另有”之“目录”原本，迄今未曾发现，究竟编成与否，尚可存疑。即使已经编成，也不排除管主八后来补刻时对其作了变动，诸如《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更”二、三)、《大元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盟”一至十)、《彰所知论》(“何”六至九)、《大藏圣教法宝标目》(“遵”一至十)等，都能从序跋中看出，是他补刻时才决定收入的。不过他并没有打破“武”至“遵”的既定函数。
这28函“秘密经律论”的开刻，不迟于大德十年十月，有题记可以为证；而且，也得到了官方的一定赞助。《碛砂藏》“气”四、“友”三卷尾大德十年十月题记云：“宣授平江路僧录、安然普应大师周善祥发心喜舍雕大藏经板一千片，并僧录司又舍中统钞一十锭，刊雕大藏秘密经文”。平江路僧录司施贤之外，该司僧训李元焘、知事不伦纳、提控案牍吴广祀均为刊雕“秘密经文”舍财；次年八月，“荣禄大夫、行宣政院使管卓星吉”也以“都劝缘功德主”名义“发心敬施俸资中统钞壹拾锭，雕刊秘密大藏经”(见《影印宋碛砂藏》《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观门大教王经》题记)。出资助刊者，还有松江府、杭州路的僧侣和信士多人，管主八自己也一次拿出了中统钞三百锭。补刻工作约于大德十一年(1307)十二月完成，计刻书97种、315卷，其中从大都弘法寺取到的原《金藏》本共86种、280卷。这86种“秘密经”，当时江南各版藏经中并非每种都缺，如《普宁藏》里至少就有12种，《碛砂藏》里有6种，《崇宁》、《毗卢》、《圆觉》、《资福》诸藏也分别有所收录。管主八不计重复地另行刊刻，大概一方面是被自己事先已拟就的目录所限，另一方面可能是他认为《金藏》在弘法寺经过了元世祖敕命“校补”，具有了某种“钦定”地位，文字应当更加准确，用作底本，比江南固有的版本更可信赖。何况取到的多数底本毕竟是江南各藏所没有的。86种《金藏》本“秘密经律论”，有的在现存《赵城金藏》中反已缺失，却由管主八这次补刻而使其《金藏》原本的文字面貌保留至今。应该说，这是管主八始料未及的又一贡献。
管主八所补刻的28函“秘密经律论”，虽然自成一个单元，但在当时无论是他还是别人，都把此举等同于刻印大藏，把首次收进这28函之内的著述视为正式入藏。如《彰所知论》克己后序云；“行宣政院同知廉公正奉，……以江浙总统沙罗巴大师所译《彰所知论》传之前松江府僧录管主八大师，师续雕大藏圣教，偶其时，忻获至宝，锓梓随函”；《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克己序云：“前松江府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续集秘密经文，刊圆藏典，谓此《标目》，该括详明，谨录藏中”，《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克已序云：“《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旧梓方册，未类梵典(注：此语表明《至元录》初时曾以方册单行本印行，除1987年河北丰润县天宫寺塔内发现的辽代方册蝶装小字《契丹藏》翻刻本外，这是佛书用方册形制装帧的较早例证)，……管主八钦念天朝盛事，因循未彰，睿泽鸿恩，报称何及，谨刊入大藏，节续随函”。所以，今天我们不宜将这些“秘密经律论”作为一般单行刻本看待，而应当把它们看成是当时几种佛藏共有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特殊组织部分。当然，认为它们应统称为《普宁藏》和《碛砂藏》的观点也是失于偏颇的。管主八在本文开头所引题记中说得很明白。他所要补的不是某一种特定版本的藏经。这是一个毋须争论的事实。
补刻工作结束后，这部分经板一直属管主八个人所有。管主八死后，其子“永兴大师”管辇真吃剌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将经板“舍入平江路碛砂寺大藏经坊一处安顿，永远印造流通”(见《影印宋碛砂藏》《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卷七题记)。我们现能在陕西所藏《碛砂藏》中看到较为完整的这批“秘密经”，正是其板片归入碛砂延圣寺后与《碛砂藏》板片一同配套刷印的结果。从《影印宋碛砂藏》首册中的《补页表》可以得见，释范成所指的山西晋城青莲寺那部《普宁藏》中，也配入了管主八补刻的“秘密经”；胡适研究过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恩德东方书库所藏《碛砂藏》，“秘密经”部分同样跻身于其间。1981年法门寺塔内发现的《普宁藏》，是大德元年(1297)印制的，当时“秘密经”尚未补刻，但事实表明，后来还是没有忘记追印一部，以使前者“圆满具足”。所有这些，说明管主八所补刻的这部分“秘密经”确已化身千百，播散四方，实现了发心者起初的愿望。
最后，应该强调指出，前述管主八长篇题记中涉及的一些佛藏，与陕西有着密切的关系。1931年，西安开元、卧龙二寺发现了包括管主八续刻部分在内的《碛砂藏》和补入的“秘密经”，一时佛学界遐迩震动，上海成立了以子桥将军为理事长的“影印宋版藏经会”，影印《碛砂藏》500部，嘉惠了广大学人；50年后，法门寺塔内发现“闽浙教藏”之一的《毗卢藏》印本和《普宁藏》印本，虽已残缺不全，但意义非比寻常；同时，又一次发现管主八补刻的“秘密经”零卷33号，进一步丰富了陕西省内善本佛藏的收藏，令识者称羡。这些收藏如能向有关研究者开放，对于深入探讨中国大藏经刻印传播的历史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附记：西安政治学院王志平同志惠寄《文博》1985年第6期《法门寺调查简报》等文，提供重要参考，谨申谢忱。)
